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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西风凋碧树-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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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七月，度宗皇帝由于纵欲过度英年早逝，年三十三岁。此际度宗三子俱幼，国事艰难，须赖长君，而建国公赵昰年长，照理可以从权入继。然而贾似道单单拥立了年仅四岁的皇太子赵，用意不言自明。初九，新帝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恭帝”，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但实际上帝国的最高权威已经不复存在。
占据襄阳后，元廷上下纷纷建议早日下诏正式伐宋。前线大将阿朮等人向忽必烈奏报道：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国可平。他们都认为，通过几年的战斗已发现宋军弱于往昔，灭宋良机正在此时。忽必烈召来平章军国事史天泽商议，史天泽也同意大家的看法，表示混同海内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大元天子忽必烈在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正月定下了决策。
当月，忽必烈就签发了增兵十万的命令，二月，又下诏在汴梁增造八百艘战船；三月，在荆湖、淮西分别设立行省，荆湖行省由老臣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朮为平章政事，阿尔哈雅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淮西行省由哈达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达春、董文炳为参知政事。六月，正式下诏伐宋，借口是贾似道悔约祸民。这是度宗死前一个月的事情，但不清楚我们的天子是否知道了这件事情。
七月二十一日，伯颜辞陛赴任，大元天子专门谕敕道：
“古者善取江南者只有曹彬。你能做到不嗜杀戮，就是我的曹彬。”
曹彬乃本朝开国大将，取西蜀灭南唐，都能禁军屠掠、抚民安邦，曾被太祖给予甚高的评价。忽必烈能诫谕部将效仿曹彬，不管后来的实际效果如何，这位新朝天子甚有本朝太祖之风是没有异议的。
九月，元军在襄阳完成了集结。伯颜兵分两路，一路由自己与阿朮率军沿襄阳入汉水渡长江，以吕文焕为水师先锋。另一路由博罗欢率领取道枣阳陆路径取淮河，以刘整骑兵为先锋：这一战略部署具有相当的水平。
坐襄阳而望临安，无非两条路：左沿淮水南岸趋扬州，自镇江渡江取建康，由建康下逼两浙；右沿汉水下郢州、鄂州入长江，沿江水陆并进而趋江州、池州，与左路会合于建康，即可进取临安。伯颜把大军主力放在了右路，左路方面以牵制为主，战略目标是力保两路大军在江南的会师。到了这年的十二月，伯颜大军就已经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开始泛江东下，新年的正月逼近了池州。毫无疑问，较诸当年的完颜宗弼自建康奔袭临安之举来说，元军这次的攻势，在各个方面都要超过前者不啻百千倍。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5节 大局已定
一路之上，除了郢州及青山矶一带抵抗较烈外，其他宋军基本上是望风披靡。复州知州翟贵、鄂州守将张晏然、黄州守将陈奕、蕲州知州管景模以及改知安庆军的范文虎等率皆投降，尤其是范文虎，尚未接战就主动投敌；两位有战功的方面统帅张世杰、夏贵也兵败而退，其余城镇堡寨，差不多也都被一扫而尽。元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元军沿江而下的始作俑者是刘整，因此他力请参与右路的进攻，以实现他建功的宿愿，但伯颜却把他派往了左路。刘整看到元军进展神速，而吕文焕立下头功，万分遗憾，竟至于发愤成疾不治而亡。从中可以看出的是，元军甚至包括宋廷降将的迫切心情和取胜欲望是如何的强烈。
宋室已将新年改元“德祐”，天既不庇，德又何祐？从年号上都可以看出宋廷的无奈。一直阳奉阴违的贾似道听说刘整已死，竟然也胆大起来，亲率精兵十三万出征，月底抵达芜湖。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立即遣使议和。可伯颜未予接受。
二月初二，起复为江淮招讨使的汪立信受命奔赴建康，在芜湖与似道相遇。似道这时已为亲眼所见的局势所震慑，见到立信竟放声大哭，表示悔不当初之意。立信十分鄙夷，冷冷而言：
“平章公，还能再骂一次瞎贼汪吗？”
似道哪里还能答话，只得讪讪而问立信此去何往。
立信没有正面看他：“江南已无寸土干净，吾只不过是找一块赵家土地赴死而已。总之要死得分明罢了！”言罢即去。立信最后实现了他的诺言，在来到建康后见事无可为，率部数千人北上高邮抗击渡淮元军。宋军芜湖兵溃后，立信遣散僚佐，嘱以家事，慷慨而绝。
似道不久就在伯颜大军攻击下一败涂地，其本人退居到李庭芝驻守的扬州，上书太皇太后请迁都以避，未得响应。月底，似道被同样万般无奈的临安朝廷解除了职务。三月，伯颜军进占建康，除遣军攻击扬州外，同时分兵合围临安。
大局已定。
临安城里的朝廷百官已开始作鸟兽散，纷纷出城逃逸。太皇太后在三月十九日下诏痛责接踵宵遁的大小官员，这道诏书说得倒也十分贴切：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平心而论，本朝的士大夫并非都是无耻之辈。即从眼前来看，弃城投敌、畔官离次者有之，但急难赴义、慷慨勤王者也不在少数，关键的责任还在天子身上。正直忠勇之士既不能间于国是，那么帝国朝堂之上尽是无耻之徒也就不足为怪。太皇太后下诏切责臣子固然不失道理，但其实更应该罪责的是先帝先君，至少他们养士千日并未能用之一时。
七月，忽必烈下令在鄂州、江州的元军分兵进击，一取荆湖腹地，一取江西，配合建康伯颜军从三个方向进攻临安。同时又命阿朮继续攻击扬州，阻挠淮南宋军南下。九月，淮南元军攻克泰州，大将孙虎臣自杀殉国；南进元军也已进围常州，临安危在旦夕。
八月二十六日，擢为为兵部侍郎的文天祥从江西赣州来到临安。
文天祥本来是个普通官员，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进士第一，及第后恰逢父丧，直至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方补授为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事。这一年，天祥曾上书请斩宦官董宋臣，但疏入不报。此后十几年里，他在朝内外先后任职，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因得罪贾似道而罢职，此后起复为江西提点刑狱事。天祥在朝中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他的声名仍很卓著，当年殿上试策时，天祥不为草稿，洋洋万余言一挥而就，理宗皇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评价道：“此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天祥的道德节操。忠臣节士绝不是一日可成的，文天祥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此前尚未表现出来而已。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十三日，天祥接到了去年七月太皇太后所下的征兵勤王哀痛诏和召他入赴临安的别旨，立即招募义士，并自出家资助军，三天后就在江西起兵。并且克日就道直奔临安。然而到了吉州时，沿途的不少守将却十分不满他一力出击的激进态度，向朝廷诬报天祥此军乃乌合之众，不堪大任，宰相陈宜中于是下令不许前来行在。出于舆论的压力，朝廷虽然终于批准天祥入卫皇驾，但这已经使他在外耽搁了近三个月的时间。
此时临安朝堂中差不多已经空无一人。原先的两位宰相陈宜中与王爚因意见不合都先后离去，直到十月份，陈宜中才响应诏命回朝，与留梦炎同时入相。天祥来朝后，随即建议重新布置政治军事，主张将境域划为四大区域，各个集中兵力以抗敌锋。这本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应急方略，但朝廷议论下来，却认为过于迂阔。从这件事反映出来的情况看，朝廷决策层显然已经非常矛盾，既想守住最后防线，也有就此投降的意思在里面，否则如何对主动应战之策给予“迂阔”的评价？要想在这种危急时刻力挽狂澜，只有死战到底一条路可走。方法虽不是主要问题，但斗志可鼓而不可泄，如果此际上书言战犹还遭受指责，那实在也就无事可为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十一月元军攻破临安正面的屏障独松关后，朝廷已经手足无措，只有选择乞和之道。文天祥所提出的以目前残存三四万勤王兵与敌一搏的主张，更不可能得到陈宜中等人的首肯。十二月，临安正式派遣工部侍郎柳岳出使求和，但伯颜未予理睬。元军打到平江府后，陈宜中再遣柳岳径赴大都求乞，走到高邮时为民众所杀。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初，临安大内慈元殿上，文官只剩下了六七人。此刻，太皇太后方才接受了天祥的主张，派遣诸王分赴福州、泉州。这虽然出自保存宗脉的考虑，但客观上却也达到了分镇境内的目的。否则，临安一陷，帝国也就寿终正寝了。
太皇太后此人虽是一介女流，但在关键时刻倒还有些倔犟。大臣日请东走，她就是不答应，似乎也有点与临安共存亡的想法。不过，太皇太后尽管不失勇气，但仍然不敢死战，数度拒绝了文天祥与另一位领将张世杰召义兵背城死守的建议。可见她或许还是对敌人抱有一线希望，至少幻想着能够以不惜屈辱奉表称臣来逃避灾难。但是，她本人也许可以全首退处，我们的帝国怎么办呢？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太皇太后派监察御史杨应奎奉国玺降表向伯颜无条件投降。伯颜接受降表，要宋廷宰相来营商议具体事宜。当夜，陈宜中就逃往温州，张世杰也退走海上，其他宰执无人愿意出面，天祥只有出来主持残局。但他辞去了宰相衔，而以资政殿学士的旧职出使，想在最后时刻保留一些帝国的颜面，用心可谓良苦。
天祥一去就被拘执，并被伯颜送往北方。所幸在三月初一走到真州时，借机逃离了虎口。同时，伯颜进驻临安，将宋室幼帝及皇太后全氏等皇族遣送燕京，惟有太皇太后以疾暂留。
至此，大宋帝国差不多就可以说走到了尽头。
三百年的岁月两分天下，一分归于东京，一分归于临安。由此看来，王朝兴衰并不完全系于地域之多寡，就是与外敌是否强大似乎也没有决定性的联系。历史虽不乏机遇巧合，但所有震天动地的变故背后也都能找到一些必然。因此，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我们自身。所以回首往事之时，实在也用不着悲哀。惆怅因缘、喟叹世事从来都是懦弱者的表现，真的勇士，就必须抛弃无谓的空想，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用一点一滴的努力去重塑自我、再造乾坤。说实在的，我们的帝国就是因为缺乏实干的精神土壤，才落下今天这步田地，尽管灾难唤起了沉睡，但毕竟是太晚了。
太皇太后嘱使南行的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分别只有七岁和四岁，在禁兵保护下经过千辛万苦，于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闰三月到达温州。第一批闻讯赶来的大臣有礼部侍郎陆秀夫和殿前指挥使苏刘义，接着宰相陈宜中和少傅张世杰分别从清澳和定海被招至两王行营。这一条逃奔路径几乎就是当年高宗皇帝走过的路，温州江心寺里尚还保存着南奔时的御座，众人在此会面，免不了大哭一场。收泪之后，一致推举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副之，发兵除吏，传檄天下，并准备开赴入闽。其过程似乎也与当年高宗在应天受命危难时同出一辙，但此际时势已有根本不同，他们显然也不会再有高宗那样的运气。
文天祥从真州脱逃后本无意南下。当时扬州及所属高邮、宝应、真、通、泰州等仍在拒守，因此淮南尚有可为。天祥先是分别联络李庭芝和夏贵，试图举兵以兴恢复。但此时夏贵已经降敌，而李庭芝得书后却不相信天祥真能从敌营脱逃，反而谕使部下杀掉天祥。于是天祥只有转奔扬州，由于庭芝下令防区戒严闭城，天祥至城下而不敢进，又去高邮。途中迷路，几被元军擒获。历经艰险，方于三月二十四日到达通州，巧遇商船，遂偕入海，四月八日到达温州，立即上书劝进。国不可一日无主，在天祥看来，只要天子仍在，帝国就仍有希望。
五月一日，赴难众臣拥益王登极于福州，改元“景炎”，史称“端宗”。两位儿童当然无法主持政务，因此国事皆决于陈宜中。文天祥则辞去相位，外赴江西经略帝国腹地的抗元战事。在元军紧逼之下，福建行营一再南迁，自十一月起，陈宜中等不得不奉驾入海，在泉、潮、惠州一带辗转漂泊，完全就是苟延残喘，不仅谈不上振作恢复，即使谋求容身之地似乎也不可得。
只有文天祥以他的报国热诚和急难精神，给疲敝的帝国重新鼓舞起一些斗志。他于这年的七月到达南剑州，开设督府，传檄起兵，一时福建、江西两地云起响应。元军数路进击闽、广使形势恶化以后，天祥在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初转战到漳州及梅州一带。五月，又引兵越岭复还江西，终于在江西掀起一场抗战高潮。先是进入会昌，进击雩都，取得大捷；此后在六月进入兴国，七月进至赣州城下。与此同时，其部下各军连克江西四县，声威所及，达于江北、淮南，各地起兵者纷纷不绝。
整个帝国腹区，包括江北、淮南甚至巴蜀，仍然还存在着相当规模的抵抗力量。然而星星之火欲成燎原之势，非有强大的号召力而不能成。流亡朝廷已远在海上，根本不能担负鼓舞天下的重责，所以文天祥奋而跃起，四方顿时响应。但是暴风骤雨来之既快，去之亦急，关键是天祥的力量实在是微弱而不足道。各地相互支援的通道早被元军切断，初看起来似乎四方旌旗犹在，但其实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因此天祥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就仅仅局限在表面的影响而已。
元军在这年上半年进攻缓慢是由于北方出现了一些变故，但从七月开始，又加紧了对江西、两广的围剿。元将李恒亲率大军入援江西，直趋文天祥而来。天祥没有料到李恒进兵神速，仓促应战，结果全军覆没，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尽遭毒手。时间是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的八月十七日。此后天祥退走汀州，收拾残部，屯兵于南岭。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二月，天祥又转至潮、惠，探访朝廷下落。
与此同时，元军翻越大庾岭向南追击流亡宋廷，迫使端宗行营一再迁徙。
在逃亡路上，众皆惶惶失态，独有陆秀夫仍然朝服持笏，不以风尘仆仆为意。但秀夫有时悲从中来，潸然泪下，竟能将一袭衣袍尽数染湿。左右观之，无不恸哭失声。就这样，帝国的末代朝廷在一路清泪中走秀山、赴井澳，奔山入海，仓皇逃窜。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四月，年幼的端宗殂于硇州，时年十一岁。天子一死，众臣多欲散去，陆秀夫厉声而言：
“度宗一子尚在，如何能弃而不顾！古人有一旅成中兴者，今百官具备，士卒数万，若天不绝宋，岂非一国？！”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愚讷，但也是一种挚诚，在危急存亡之秋，这更是一种超绝的精神，绝不可以不名事理而一笑置之。在秀夫的鼓励下，留守众臣再拥赵昺为帝，改元“祥兴”，这就是大宋的最后一代天子。说实话，从恭帝开始，就已经无法再在宗庙中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了，因为宗庙社稷早成瓦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后人实在也无法称呼这位末代皇帝，只能直呼其名，称之为“帝昺”，这也就是亡国之痛中的一端。六月，行营再迁至新会县厓山时，天祥终于得以和陆秀夫接通消息，但两人互读书信，也只有长叹而已。此时陈宜中已遁走，天子身边也只有陆秀夫和张世杰两位辅臣。厓山在县城以北八十里的大海之上，张世杰认为有天险可守，入山伐木，大造行宫，存储衣粮，整理战备，准备建立一个海外小国。如此一来，这个流亡朝廷除了延续宗脉的作用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第六部 谁宾谁主第6节 大局已定
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突遇敌军，吞毒未死，被元军所执。第二年正月，主持两广军务的元军大将张弘范由潮阳港入海，探听到帝昺在厓山的消息，立即扬帆而至，但在海上却无奈张世杰。最后李恒军从广州赶到，与弘范合力围打孤岛厓山，终于在二月初二击溃世杰之军。
正是日暮时分，世杰大势已去。他来到帝昺居所，欲携天子乘舟逃遁。陆秀夫认为此去未卜，不愿帝国天子再遭凌辱，坚不同意。最后背负帝昺跳海而亡。
陆秀夫的舍身求义和威武不屈，谱就了我们帝国最后的辉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亡国之恸，第一次真正体察到为异族战胜的耻辱。泽畔之吟，出于憔悴；穷途散发，岂效嵇阮。严格地说，这一次的痛楚和悲哀是前所未有的。在慷慨就义的悲壮中，在凄怨不甘的无奈中，在眺望故国家园和精神故乡中，最后一代的帝国臣民用心血写下了一部动人心魄的心史。
文天祥最后被押解至大都，元廷上下极尽威胁利诱，亦未能使之丝毫屈服，三年后被杀，时年四十八岁。他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这部心史的最好写照。
大宋王朝灭亡了，对自身文化过分的自信和依赖使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血泪痛苦。但是，第一次被异族统治的中国却像一所被人打开了大门的学校，以无与伦比的灿烂文明和博大胸怀教育和融会了所有走进这个光辉殿堂的人，正是宋代的独特精神奠定了中国世界从此以后的长期统一和稳固。
汉唐以后不再有汉唐，但宋以后中国却永远是中国。
后记
本书是《日落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的姐妹篇。
尽管两书的构思、起草几乎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但直到《日落九世纪》竣稿近一年后，本书才终于得以完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本人的学力和才识实在有限，面对史料繁富、异见纷纭、号称难治的宋史，每每有力不从心之感。实际上，为了寻找对宋朝历史的真切感受，在已经完成本书总体框架后，我又不得不将主要的宋史典籍重新阅读一遍，然而结果却是既未能解决旧有的未知和疑惑；又使我更加迷茫而不知所措。虽然人们常说“前人未必是，后人未必非”，但最后的成稿中这许多矛盾武断、疏陋浅薄之处，却无疑还是本人力不能逮的结果，尽管我深深地知道历史并不可能有一个最后的结论，就像真理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接近一样。
另外，有一个问题也使我时常停笔深思，那就是：探究学术的目的究竟何在？贤者谆谆：小而言之，是为经世致用；大而言之，是为道德人心。可如果固守在象牙塔中寻章摘句，老死于雕虫之业，似乎与此相距甚远。而为了博取职称、地位以证明自己的高雅，则更与原则所提出的要求有着天壤之别。闵予小子，道行疏浅，但却也不敢效仿那些沾沾自喜于雕琢琐碎的衮衮诸公们，我敢说他们不仅是忘记了学术的崇高责任，而且根本就缺乏承担道义的智慧与力量；此辈鄙视奔波红尘的芸芸众生，可他们本身的功利之心却比任何人都要来得强烈。可悲的是，本人虽不惮于堕入错解经义的野狐禅，但却自感无力去抗拒正统力量的狮子吼，所以不免于低首踟躇、辗转反侧，在迷途中彷徨徘徊。这个难题不仅现在让我困惑，也许还将继续使我困惑下去。
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偶然。假如十三年前不是信笔涂抹了一张表格，假如九年前不是凭着少年意气而孜孜追求，假如七年前的那个炎热难捱的夏天能够离乡远去，假如五年前的那个繁星闪烁的秋夜能够果敢选择，我就绝不会有今天的困惑与苦恼。也许命运本就是一个充满着迷茫和痛苦的过程，每一次十字街头的彷徨都决定了一生的无奈，这些无奈交织在一起，便使我们无法回头，只有面向未知的前方，行行复行行。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持体例的同一，我不得不忍痛删去了数百条注释。因此许多参考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地方，未能得到应有的说明。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各位前辈大师和海内外当代学人，如王云五、钱穆、范文澜、邓之诚、陈登原、唐圭璋、侯外庐、谭其骧、程千帆、朱东润、聂崇岐、金性尧、陈乐素、韩儒林、邓广铭、漆侠、朱瑞熙、程应镠、沈起玮、张家驹、郦家驹、周宝珠、王瑞来、蔡美彪、姜书阁、范寿康、曾枣庄、顾吉辰、徐远和、任崇岳、张邦炜、陈植锷、吴松弟，以及刘子健、李则芬、林天蔚、张峻荣、萧启庆，加藤繁、费正清等诸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没有他们近乎完美的研究成果，我将一事无成。另外，同门学长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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