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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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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掩饰住紧张，看看朱砂，该不会是鸿门宴吧？
“Judy也会来，还有我们的一些德国朋友。”伊娃说，“下个星期我就要回德国，你知道，我在政府环保部门工作，不能请长假。德国人热爱环保到了偏执的地步。”她微笑着，“在我的国家，没有那种冒烟的三轮汽车，也没有人把衣服晾在人行道上。”
“哦。”我点点头，心想德国可能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那好吧，我会来。”
我觉得她也许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女人，但也许慷慨而可爱。
童车里的小B。B高声叫起来， “PAPA，PAPA。”我扭头看到马克挥着拳头一个跳跃，他刚刚射进了一粒球。他远远地向我们抛了个飞吻，伊娃看了看我，我们都笑起来。
在去教学楼找洗手间的时候，朱砂问我有没有觉得伊娃很可爱？
“也许，这更使人对婚姻感到悲观。”
“是吗？——看上去马克很爱她的。”
“婚姻专家说，一个人真心爱他的伴侣却并不表示他会对伴侣保持一生的忠贞。”
在洗手间我发现了一张有趣的张贴卡通画，上面是一片绿色丛林，一个巨大的问号：“世上最可怕的动物是什么？”从洗手间出来，我和朱砂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个答案：“人。”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大家喝着汽水开着玩笑。我有机会与马克说几句话：“你的家人很可爱。”
“是啊。”他脸上的表情很客观。
“你爱你太太吗？”我轻声问。我不想和他绕圈子，单刀直入的方式有时给人快感，我不太怀好意地看着他。
“你会嫉妒吗？”他反问。
“笑话，我不是傻瓜。”
“当然了。”他耸耸肩，把视线投向旁边，和一个熟人打了个招呼，然后转过脸对我微笑。“你是在夜晚唱歌的女妖。在我们国家的传说中，这个女妖出没在莱茵河，她会爬上岩石，用歌声诱惑船夫触礁身亡。”
“真不公平，这事打一开始就是你先诱惑我的。”
伊娃走过来，抱住丈夫肩头，伸脸给了个亲吻。“在谈什么？”她面带疑惑地笑着。
“哦，CoCo在讲一个新构思的故事。”马克顺口说。
阿Dick在球赛结束前来找朱砂，他穿得简单而时髦，头发用发胶打理过，额前一片略略扬起。但左腮上有一块奇怪的伤疤，看样子是刚刚受的伤，并且是用利器刮的。他跟我寒暄了几句，还好没问我小说写的进度。最近我已经受不了别人一见我就问小说，那让我精神紧张。
“你的脸怎么了？”我指指他脸上的疤问。
“被人打的。”他只是简单地说。我张张嘴，觉得实在很奇怪，他又能惹上谁呢？我看看朱砂，她做了个手势，仿佛是表示此事既已过去，就不用再提了。
我的脑子里突然电光一闪，会不会是那个疯狂的女人，马当娜？她口口声声说不甘心，难道她会找人用这种方式教训她的前男友？如果是这样，那真正是很暴力的情结。
这些天，马当娜不在上海，她带着信用卡去了香港疯狂购物，并会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间。前几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堆神叨叨的梦话，说是去过全香港最有名的法师王半仙处，被告知近期的确霉运当头，诸事不顺，宜东南行，所以她去香港是去对了。
朱砂和阿Dick要一起去装演店买墙面涂料，朱砂那套买在瑞欣花园的房子由阿Dick帮忙设计。据说打算在墙面上涂一种复古情调的油漆，优雅的赭色，光滑厚实的质感，可以使人仿佛置身于塞纳河畔，因为只有法国才出产，带着30年代沙龙的味道。
卖这种油漆的店不多，他们听说在浦东一家装演总汇有。
球赛还没完，他们就一起离开了，我独自一人呆在场边，直到球赛结束。结果是马克的球队胜了。
马克头发湿淋淋地从更衣室出来，他换下了球衣，走向这边。伊娃和我一直在交流彼此对中西方女性意识及文化异同点的看法。她认为在西方一个女人有一点点的女权意识会受到男性的仰慕。我说，“是吗？”然后我们的交谈结束了，伊娃转脸过去与丈夫亲吻。“一起去逛会儿街，怎么样？”她问我。
在浦东的八佰伴百货店，伊娃独自坐电梯到三楼礼品专柜去看陶瓷和丝织品，我和马克坐在楼下的咖啡座的一角，喝着咖啡，不时地逗着B。B。
“你爱她吗？……对不起，我问得不太礼貌，这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玩着一块方糖，眼睛看着对面的柱子，柱子漆成奶黄色，上面画了些装饰图案，刚好能挡住进出于商店的人群的视线。
“是个善良的女人。”马克答非所问，一只手握着儿子的小手。
“是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包括你，也包括我。”我微讽地说。尽管这种略微嫉妒的情绪不合我们之间这种情欲游戏的规则。这规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随时随地保持平常心，不能有伤感或嫉妒的倾向。
有句话说得好，“决定了就做，做了就要承受一切。”
“你在想什么？”他问。
“在想我的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在想……你会不会让我痛苦？”我盯住他，“会有那么一天吗？”
他不说话，我突然被一种类似忧郁的感觉控制了。“亲亲我。”我低声说，把身体朝桌子那边靠了靠。他不太明显地犹豫了一下，然后也靠近桌子，把脸伸过来，在我唇上留下湿而温热的一吻。
几乎就在我们同时闪开身的一刹那，我看到伊娃的身影从柱子后面闪现，她微笑着，手里提着满满的购物袋。马克的神情也几乎在一秒钟之内调整适当了，他接过太太手中的东西，用我听不懂的德语轻松地跟她开了句玩笑，（我猜是玩笑，因为她很快地笑起来），我像个局外人那样看着他们夫妇的恩爱举止，然后我向他们告别。“下周末在晚餐桌上见。”伊娃说。
我在码头乘上过江摆渡游轮的时候，天色变得很糟糕，铅灰色的云堆积在头顶，像一大团败絮。江水一片浊黄，飘浮着零星的塑料瓶、烂水果、烟蒂之类的垃圾。水面微微起皱，像一片弄脏的巧克力奶昔。波光使眼睛略略不适。身后是高楼鳞次的陆家嘴金融区，前方是雄伟不可一世的外滩建筑群。一艘黑旧的货船从右边驶来，货船尾部飘着红布，看上去怪里怪气的。
我呼吸着清凉的发酵味的空气，看到浦西码头越来越近，我有种恍然的感觉，好像在很久以前梦里经历过这种场景，泛黄的水，伤感的空气，锈迹斑斑的船头略略倾斜着，向着尺尺之遥的码头慢慢倾斜过去。这就像靠近一个男人，就像触摸另一个世界的一颗心灵。
近一点，再近一点，可也许一辈子都无法企及。或者，靠近只是为了最终的分离。
我戴着墨镜走下铁踏板，走进中山东一路中的人群。我突然有点想哭一哭，是呀，每个人都有突然想哭一哭的冲动，上帝也不会例外。
天突然下起了雨，可太阳还在照耀着楼群，渐渐地，太阳隐去了光芒，风大起来。
我躲进一家路边的邮局，里面挤满了和我一样躲雨的人们，一股濡湿的蓊郁之气从头发、衣服和靴子上散发出来。我安慰自己，这气味尽管不好闻，可总比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边境上的难民帐篷强多了，战争是可怕的，我只要一想地球上的数不胜数的灾难就想得开了。像我这样年轻、好看，写过一本书的女孩该是多么的幸运、幸福。
我叹了口气，在报刊柜前翻阅了一会儿报纸，看到一则来自海南的消息，警方摧毁了一宗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外名车走私案，涉及雷州半岛主要的领导层。
我很快地从包里取出通讯录，得给天天打个电话。我记起我已有一星期没有跟他通话了，时间过得真快，他该回来了吧。
在柜台付押金然后领牌去4号的DDD电话亭。我拨通电话，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接。就在我要挂话筒的时候，天天的声音非常模糊地传过来，“嗨，我是CoCo……你怎么样？”我对他说。
他好像没有醒过来，半天才回答，“嗨，CoCo。”
“你病了？”我警觉起来，他的声音实在不对劲，仿佛从遥远的侏罗纪时代传来，没有热力，甚至没有意识的连接。他模糊而低沉地哼了一声。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想知道你到底怎么啦？”我着急起来，提高嗓门。他不说话，缓慢而细微地呼吸声。
“天天，请你说话吧，别让我着急。”长长的沉默，仿佛有半个世纪那么长，按捺住不安的躁动。
“我爱你。”天天的声音像梦魔。
“我也爱你。”我说，“你真的生病了吗？”
“我……挺好的。”
我咬着嘴唇，百思不得其解地盯着有机玻璃，玻璃上有不少灰色污垢，玻璃外的人群渐渐疏散了，看来雨已经停了。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的声音很大，惟恐不这样就不能吸引他注意力，他随
时会睡去，会消失在话筒的那一端。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寄些钱过来。”他低声地说。
“什么， 信用卡上的钱，你都用完了？”我吃惊极了。信用卡上有3万多块钱呢，就算海南的物价再怎么高，他又不爱逛商店，也不会拿钱去勾女人，他就像个褪褓里的小孩一样无欲无求，不可能花钱如流水的，肯定是什么事发生了。我的直觉被一片阴影所笼罩住了。
“衣橱右边的抽屉里有存折，很容易找到的。”他提醒我，我突然变得非常生气，“你怎么啦？你得告诉我那些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不用隐瞒，相信我就告诉我实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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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不说就不寄钱。”我用蛮横的语气恐吓他。
“CoCo，我很想你。”他嘟囔着。一般黑色的温柔捏住了我。“我也是。”我低声说。
“你不会离开我吧？”
“不会。”
“即使你有了别的男人，也不要离开。”他请求，此刻他显得意志薄弱，不祥的气息一分一秒都从手边的电话线源源不断地流出。
“怎么了，天天？”我低声喘息着。
他的声音很微弱，但他还是说出了一桩可怕的事，我确信我一点也没有听错，他在吸海洛因。
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他在某一个下午，坐在街上的快餐店里突然碰上了一个熟人，他在上海生殖健康医疗中心认识的叫李乐的人。他也来到了海南，住在这儿一个亲戚家，平时在亲戚家开的私人牙科诊所做小工。
他们聊得颇为投缘，天天可能也憋了一段时间，对突然有了一个谈话对象而感到高兴。李乐带他去了很多地方，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敢一个人去的地方。地下赌场，黑暗发廊，时常有群殴发生的废弃仓库，天天并不对这样一些场所着迷，但却被这样一个见多识广，诙谐而机智的朋友吸引住了。
他看上去很友好，热情的表层下浮动着无形的冷漠，而这正是天天所能接受的性格类型。他们都有一双忽冷忽热的黑眼睛，干什么都悄无声息的，说也好，听也好，笑也好，眼神总是忧郁的。
南方使人心情舒畅的风中，他们肩并肩散步，谈论着亨利·米勒和垮掉一代，坐在小小的露台上看夕阳，捧着新鲜的椰子吮吸洁白的汁液。不远处的马路上，一些肤色苍白的化着浓妆的姑娘开始出现了，她们怀着一颗毫无浪漫的婊子心寻寻觅觅，她们的脸上有虚情假意的笑容，她们的鼻于可怜兮兮地抽动着，她们的乳房看上去硬邦邦的，像沉重而绝望的史前化石，南方的空气里有无法言传的骚动、富丽、幻影。
在李乐亲戚的诊疗所，天天第一次尝试了注射吗啡，是李乐先示范然后问天天想不想也试一下。屋子里没有别的人，已是深夜，不时有街上人用当地话说听不懂的话，有大型货车沉重地碾过地面的轰鸣声，和远处轮船拉响的汽笛声。
这一切就像在世界的另一个地域，不知名的沟壑山丘起伏连绵，形成巨大的立体的阴影，甜丝丝的风吹过利箭般的大型枝叶，无名的粉红色花朵开在沟壑最底谷，一朵接着一朵，连续不断地蔓延成一片粉色海洋，轻飘飘地，温暖如母亲的子宫，有毒的陶醉感影响了土地上每一寸空间，直接渗入心脏的红色簿膜。
月亮有盈有缺，意识时断时续。
事情变得不可控制。天天每晚都带着粉红色的梦入睡。粉红色的汁液自然而然地粘在他的皮肤上，毒汁像某种蛮荒时代的洪水赶着他往前跑。他的躯体软弱无力，他的神经也似乎一触即断。
我至今都还不愿正视这一幕，这一幕发生在整个故事急转直下的转折点。也许，这又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无法回避的，从年幼的天天在机场迎接他父亲的骨灰那一大起，从他患上失语症退学，从他在绿蒂遇到我，从他在第一夜俯在我身上大汗淋漓软弱无力，从我与另外一个男人上床，从那些时刻起，他就在持续不变的绝望与梦想里脱不开身。是的，他与这些东西难解难分，分不出界限，只是在无可名状的柔软的器官的阴影里生活一辈子、死一辈子。如此而已。
一想到这点，我就想尖叫，那种恐惧，那种迷狂，已超出了我的理解，超出了我的力量。在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天天天使般的面容轻轻一闪，我就要在门背后跌倒，心痛的时候是可以痛到死的。
一切跑腿的事都由李乐来做，天天的钱被换成一撮一撮白色的粉。两个人呆在宾馆的房间里，猫睡在电视机边，电视机成天开着，那上面每日有打劫案和市政工程的报道。几乎不吃饭，身体的新陈代谢几乎降至零，门开着，方便服务生送饭，连走动一步都懒，房间里散发出奇异的某种不真实的气味，像果冻放进尸体肚子里那种清新而腐烂的混合。
渐渐地，为了省钱，或者有时找不到做生意的熟人，他们去药店买很多咳嗽糖浆，储备在房间里以供不时之需。李乐会用一种土方法在一只小咖啡杯里把糖浆熬制成某种麻醉替代品，但味道实在很糟，可还是聊胜于无。
有一天，小猫线团从这个房间里出走了。它一连几天都没有食物可吃，它已经不再得到主人的关照，于是有一天它决定出走，走的时候肚子瘪瘪的，毛色暗淡，骨架嶙峋，似乎活不太长。
它走了以后一直没回来，它不是死了，就是成了一只专门在深夜垃圾堆里觅食，在街角某处叫春的野猫。
情况变成这样，我一时被惊呆了，脑子糊里糊涂的。而失眠更是使人全身发热发干，所有的影子都在四周飘移，记录下千万种的形状和绝境，在干燥而没有希望的夜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把我和天天相识的日子没有秩序地重映了一遍，我的大脑像一片蒙着灰尘的屏幕，我和我的宝贝则是世上最蹩脚的男女主角。
可我们那么深地彼此相爱，谁也离不开谁，尤其是现在，天天随时会像天外浮尘一样以失重的速率飘远的恐惧使我的心痛成一团，我感觉我更爱他了。我盼着天快点亮，不然我就要疯了。
十九、去南方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我有那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
——艾伦·金斯堡
第二天我带着一只小小旅行包，直接坐车去了机场。在机场我买了下班去海口的飞机票。做完这些，我想起有一些电话要打。天天的房间没人接电话，他好像不在宾馆，于是我给宾馆前台留了言，说了我到海口的时间。翻着通讯本，我有些黯然神伤，在此时在我面临一个凶吉未卜的问题时，好像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打打电话，分担我的惊慌和焦虑。
马当娜的手机关着，朱砂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在占线，手机也占线，不知道她同时在跟几个人说话，蜘蛛因出差公干不在上海，他的同事问我有什么话可留下，我说谢谢，不用了。剩下的还有我的编辑邓，我的心理医师——大维，我的情人马克，我的父母，还有此前认识的几个男性的电话。
我把磁卡在话机里插进插出，情绪低落，转过脸隔着大玻璃窗可以看到一架麦道飞机正沿着跑道滑行，然后经过加速，它猛地一抬头，冲出了我的视线。那种瞬间飞升的姿态非常优美，像是银色大鸟。约翰·丹佛的歌《乘飞机远去》曾经打动了多少寂寞旅人的心。
我走进抽烟室，与一个男人对面而坐。他略略侧着身，看得见他留着漂亮的阿加西式的小胡子，穿长长的喇叭形皮裙。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男人留这种式样的胡子也可以留得这么有型，他也是惟一一个让我遇见穿皮裙上飞机的男人。他抽的牌子是“三五”，我能嗅出那种烟雾里特有的粗糙气味，像粗皮面粉粘在舌尖上的感觉。热的烟夹在冷的手指间。
然后他转过脸正面对着我，他的眼圈微微发黑，眼睛却特别亮，看上去威武又柔美，阴阳颠倒正负相和的一种形象。
我们都瞪着眼睛彼此看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微笑着向我张开手臂，“CoCo，是你吗？”此人正是我曾在北京遇到过的造型师飞苹果。
我们拥抱，然后并排坐下来抽烟。交谈了几句，原来我们坐同一班飞机去同一个地方。我的头一直在隐隐作痛，抽烟室里的光线也令人不适。
“你看上去不太好，有什么问题吗？”他低头仔细地察看我的脸，用一只手臂拥住我。
“是不太好。……不过说来话长，我是去接我的男朋友，他在那儿快要崩溃了。……而我，也没什么力气。”我喃喃地说着，扔掉烟蒂，站起来，“这儿空气真差。”我说着，朝门口走去。
他跟了上来。 “等等， 咦， 这地上是什么？ ”我昏头胀脑地只顾朝外走，“CoCo，你的耳环掉了吗？”
我摸摸耳朵，叹口气，从飞苹果手里接过这粒像米一样大的钻钻耳插，它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有不同的光彩和形状，是我目前一身黑扑扑颜色中惟一的亮点。我谢了他，一边走一边心想，“真是人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就样样都作怪，连好端端地抽一根烟都会有耳环掉下来。”
在人登机口前， 我还是给马克打了个电话，他听上去正在忙碌。“Hello。”他的声音心不在焉的。我的声音也随之变得冷冰冰，冷面孔贴冷面孔才是公平的，以此自我保护。
“我在机场呢，”我说，“周末的晚餐就不能赴席了，请跟你太大说一声，我很抱歉。”
“你要去哪里？”他的注意力终于吸引过来了。
“我男朋友那里。”
“会很长时间吗？”他的声音开始渗入了严重的不安，也许手里的笔放下了，文件夹也合上了。
“如果那样，你会伤心吗？”我还是冷冰冰的声音。我现在的确高兴不起来，我看上去苍自坚硬，像20世纪末的怨女。我对什么都不满意，真是问题多多。
“CoCo！”他呻吟了一声，“你知道我会怎么样的，哦，不要开玩笑了，你很快就会回来的，是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当然，他说得对，我会把天天带回来的，一切都应该好起来。可还能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吗？我还能以拥有两个男人（而其中一个男人因苦闷而吸毒）而心安理得地写小说吗？
我哭起来，马克着急的声音：“出了什么事，宝贝你说话吧。”
“没什么，等我回来后再跟你联系吧。”我说着挂了电话。我想我用恶劣情绪污染了其他的人，马克会心神不宁地在办公室里转，可怜的人，还有可怜的我。
吴大维曾经对我说：可怜自己是一种最应鄙弃的行为，他说这话时脸上有种上帝般威风凛然的表情，脸上一片亮光。而我从来听不进他的这句话，我从来都比较容易可怜自己，自恋正是我身上最美的气质。
飞机在云层里穿越，飞苹果坐在我的邻座。他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话，而我则在看杂志，脱外套，拿外套，再看杂志，闭眼睛，左手支在下已上，右手抱在胸前，咳嗽睁眼，调座椅背的位置。
机上小姐送饮料和点心来，在放小搁板的时候，我手里的可乐不小心泼到了飞苹果的膝盖上，我连忙说“对不起”。于是我开始跟他说话，这个漂亮男人的眼神如暗火摇曳，如无形的网，如发电机，能电倒一批女性，只是除了像我这样悲伤的女性。
他说他现在吸取了日本的流行元素，主张用粉红，粉蓝和银色来打理顾客形象。后面几排就坐着他的同行者，这其中有一位影视女明星，两位摄影师，三位造型助理，三位身体健康的男性随员。他们正去海南为女明星拍一套写真。那女明星我似乎在一出戏里见过，长相一般，既非玉女也非艳后，除了美妙的胸其余乏善可陈。
飞苹果坐在我的身边，不停地说话赶跑了我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我一直在听他说，我想穿皮裙的男人不是很可恶就是很可爱，他从他上个月拔掉的一颗坏牙说到他的父母总在吵架他的女朋友总在嫉妒他的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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