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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日落九世纪-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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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自然被人看不起。杨收、路岩就很鄙薄这位驸马的为人，在中书门下共事时，都对他没有好脸色。但韦保衡更不能容忍他们。保衡自恃恩顾，对素不相悦者一向是毫不留情，甚至连自己的业师和同门都不放过，对杨、路二人，韦保衡当然也要报复。结果两人先后罢职出朝，杨收后来还在他的穷追不舍中丢掉了性命。
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八月，同昌公主突然得病故亡，皇上悲痛不已，一气之下杀掉了二十多位御医，并还逮捕了三百多位御医们的家属，欲连坐治罪。宰相之一的刘瞻实在看不下去，连忙召集谏官，请他们上奏谏劝。可是，众谏官无一敢去，刘瞻一咬牙，亲自上疏，请求懿宗宽恕家属，天子览表不悦。可刘瞻不省事，又联同京兆尹温璋再次在朝会上力谏，结果天子勃然大怒，当场叫人把他们轰出殿去。
第二天，刘瞻被罢相出朝，温璋被贬为振州司马。诏旨下后，温璋长叹：
“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当夜服毒自尽。
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崩溃时代的最好注脚了。
二
懿宗在位的时间不算短，单以朝间而言，大的冲突倒也没有发生。这也许是因为外患过多的缘故，而使得内部的矛盾无暇充分暴露。皇上在他垂拱的十四年里，糊里糊涂地行事，糊里糊涂地用人，奢侈豪靡，荒淫无道，竟然还就比他名义上的父亲、智深谋广的宣宗皇帝多做了一年的天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皇上病重不省人事，这一次轮到的是左右中尉刘行深、韩文约。在如此方便的情形下，两人当然也就做得更绝，神不知鬼不觉中，懿宗的四个年纪稍长的皇子就丢掉了脑袋。他们所立的天子，也就是后来庙号为“僖宗”的本朝第二十一任皇帝，即位之时，年仅十二岁！在本朝历史上，那可就是破天荒的了。
十二岁的皇上懂得什么？他只知道与自己曾同卧同起的奴仆田令孜是个可信可靠的人。在皇上年幼的心里，已故的父皇似乎并不像自己的父亲，哪有这位和蔼的长者来得亲切！皇上甚至已经早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父亲，即位之后，也直称“阿父”。宦官小马坊使田令孜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跃而成皇帝之“父”、天子的天子。
刘行深、韩文约这两个出头之鸟结果弄得个灰头土脸，在田令孜的挤压下，被先后勒令退休，很不情愿地把中尉之职让了出去。田令孜和另外一位宦官西门匡范顺理成章地成为左右中尉。从这时开始，人们便直呼左右神策为“东军”、“西军”，因为决定性的禁军力量就只有这两支，再称呼本名不仅麻烦，而且实在也是多余。
顽童天子僖宗喜欢斗鸡、跑马，也许只有在这一点还能体现出其祖辈尚武豪迈的秉性，其他实在是不足道、也不可能有所道了。田令孜既为其“父”，又何须把这小小的劣童放在眼里，从公元874年这一年新帝改元后的年号为“乾符”开始，真正的天子便不姓李了。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积患已久的事情终于不免。在咸通时期的无数纷乱后，两位盐贩王仙芝、黄巢在关东道领导了一次武装变乱，官军数剿不绝，数年之间，竟成燎原之势。公元880年这年僖宗又改元“广明”十二月，自称“冲天大将军”、“天补大将军”的黄巢率几十万大军打进了长安，僖宗在田令孜的护卫下仓皇出逃，一直跑到了剑南的成都。这是本朝历史上第三次皇驾播迁了，也是最长的一次，皇帝在外共颠沛流离了数年之久，才回到长安。
在成都的流亡朝廷，依旧是田令孜的天下。田氏时任“都指挥处置使”，大权在握，并未因艰难的动乱而减轻恣意妄为的程度。本来，天子有难，就应该推恩及人，广施恩泽，以唤起各方勤王靖难的忠心而挽回败局，可田令孜没有这样的抱负，他只知道维持自己的生存，其他的一概不论。
当时的物质已极度匮乏，但四方所贡来的有限的金帛，却全部被令孜用来颁赐随驾军队，四川的地方部队除了开始每人赏赐三缗以外，再无所得。一位地方军将郭琪出于愤怒，起兵哗变。仓猝之中，皇上只与宦官们闭门自保，根本就不考虑外臣的死活。不少朝官们幸脱沦陷，含辛茹苦地来到了这里，眼见这一情形，那一腔委屈实在是难以按捺。
郭琪事变平息后，谏官左拾遗孟昭图忍不住上疏宣吐情绪：
“多难之时，中外之臣尤须一体对待。去岁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尽遭杀戮，独独北司无损。此次变乱，陛下只与令孜等内臣闭城登楼，不召宰相朝臣入城；翌日，又不见宰相、不慰朝臣……”孟昭图最后难以控制，又在疏中写道：
“天下是高祖、太宗打下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难道天子与宰相已无关系？而朝臣竟成路人？！”
孟昭图尽管完全是出于委屈，不过他的话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的祖辈们要是听到他的这番言语，怕真是再也不敢相信的。
如今的情形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笔说不清道不白的糊涂帐。不过，尽管世事如麻，总还是能找到一丝入手的线头的。
第七章 崩溃崩溃（3）
经济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衰落，经济一旦被摧毁，天下百姓也就失去了甘愿成为“百姓”的理由，于是草泽之雄揭竿而起，就不仅是符合道义的，也是无人所能抗拒的。
非止本朝而已，堂堂华夏自古而来就是一个大家，最高的家长便是皇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政治上说，百官是天子家臣，百姓则是天子子孙，皇帝也就等于国家：因而从经济上说，“国计”便永远位于“民生”之前，亦即所谓“富国”才能“安民”，“富国”总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好坏，全看朝廷的财政收入如何。当然，敛之必须有道，最高的理想就是“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本来这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事，但本朝起初的一百五十年，竟然真就达到过这个理想。不过这是过去的事了，与纷乱的政治现实相始终，帝国的经济衰败也将近有百年之久。在这期间，历代朝廷所能做的努力，也仅仅就是完善搜括的方法，为天子的存在竭泽而渔而已。天下无甚贵甚贱的局面早就已经成为甜蜜的追忆。
实际上，九世纪中以刘晏为代表的理财能手之所以能获得一些成功，完全是因为有南方可以依靠。安史之乱后，帝国的北方一再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南方经过逐渐的开发，迅速显示出比北方高出不少的经济水平，加之战乱较少，便得以长期维持。从德宗时开始，南方的财赋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供给北方的中央政府，才使帝国的大家庭不至于毁灭。可假如南方经济也不能幸免于难的话，即使家庭的合心力再大，也阻挡不了彻底的分崩瓦解。
事情出在懿宗时期。
从天子到宰相，无不惟货是崇，假刑杀以立威，而索财货于诸道，诸道又索之州县，于是州县只有大索天下之穷民。天子的淫靡和朝政的腐败，最终导致横征暴敛，这就是“敛之无道”了。没有人能够被无休无止地索取，就是富庶的南方，也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一句话，天下虽然是皇帝的天下，但国家的基础仍是四海的百姓，天子既然不把他的子孙当作子孙，那么子孙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奉养这个一家之主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到咸通元年（公元860年）的那次浙东“贼匪”造反，明显就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懿宗时还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对南诏进行了数年的战争，这场耗资无算的战事把宣宗刚刚建立的一些良性循环丧失殆尽，特别是给了南方以沉重的压力，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八百名戊守岭南的徐州守卒不满超期服役，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擅自北还。这些人回到徐州后，为免朝廷追究，干脆又推戴庞勋为节度使，想逼迫朝廷承认既成事实。
南方戍军的暴动已经不止一次了，宣宗晚期的几次事件就使得朝廷很狼狈，因为帝国在这一带一直不设重兵，一旦发生骚乱就必须从北方征调部队。这事是很微妙的，想当初，北方的割据似乎也就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所以几朝以来，从天子到朝廷，对南方总是持着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就这次庞勋事件而言，朝廷也不想一下把事态闹大，准备先行安抚，再徐行镇压。可偏偏就有一些欺软怕硬的人不省事，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原是这批叛卒的主帅，这个人为人严刻，不能容忍在自己手中出这种事，首先主动发兵出击，于这年的十月与庞勋接战，于是又酿成了一场持续近一年的战事。
这次兵变最后发展成为不单单是由戍卒参与的大规模的动乱，因为有不少被逼得毫无活路的农民、四方的流匪甚至一些地方士绅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帝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由割据一方的骄兵悍将发动战乱，从来也没有像这样的事情发生过。这再次说明百姓的生计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为历来传统儒士所深恶痛绝的“盗贼”蜂起的现象。这是典型的乱世象征。
战事延及十佘州，覆盖了江、淮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一年以后战乱结束，但各地继起的小规模纷乱依然不免，这一切又反过来再一次摧毁了帝国本就已经相当脆弱的社会经济。从关东一直到江淮，甚至江淮之南的地区，民众的生计也开始接近了崩溃的边缘。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在一封奏疏中特别指出了关东地区的严重情形。根据这份报告，去年自虢州到海州的广大范围内遭受了一次旱灾，给本就连年不稔的情况雪上加霜；可是州县催逼徭税，却未曾少息，百姓虽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亦难能供奉府库。卢携最后在疏中委婉地对天子说：
“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就实无生计了。”
这话实在是用不着他来说，说了也没用。这年的十二月，大战之后的徐州又传来消息：“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这自然也是百姓无以为生，入山为盗的结果。在黄河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因为没有强大的割据势力，所以没有可能以“地方中央”的对抗来表示不满，众多的百姓便往往采用这种方式发动革命。他们之中开始还多是一些亡命之徒，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但他们不久后就发现，这也许就是一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最好方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团伙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当这种事情在整个帝国普遍开花时，这些人就不单单是“流寇”而已了。
祸不单行。关东在大旱之后，又逢水患，随之又带来了严重的蝗灾，黄河下游的农民首先被推到了绝境。就在此时，两位不平凡的人物王仙芝、黄巢先后在长垣、冤句两地聚众揭竿而起，奏响了帝国崩溃的序曲。
最后是黄巢成为这一场空前暴动的领袖。这个人出身于盐商之家，居然也曾经到长安去考过进士，但却是屡举不第。作为商人的后代，他如果不能博取功名，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黄巢的失意决定了他今后的道路。黄巢是曹州冤句人，那一带是私盐贩卖的重要集散地，他年轻的时候，就曾与王仙芝以贩私盐为事。由两位盐贩出身的人发动了这次不平则鸣的反抗，说起来倒也并非偶然。
本朝同以往一样，一向也采取一种“重农轻商”的策略，这是因为产业不发达，自然就不会产生政治以外的势力，只要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统一和稳定也就不会受到破坏。可这种人为的压制代替不了物质发展的必然，无论历代政府坚持怎样的信条，都不可能抗拒对有利可图产业的日益依赖。只要存在着国家对产业的干预，对贸易和城市税的征收，也就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与商业开始发生紧密的联系。所以，农民以外，城市市民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层而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仙芝和黄巢或许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黄巢在朝廷和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采取了一条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略，如行云流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帝国的半壁江山。黄巢本人其实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东南地区对中央的重要而向南方进攻的，像大多数农民革命一样，他们一开始的目标仍是打进长安，杀向龙庭，这是其辈斗争热情的根本源泉。是朝廷阻止他们北进的顽强抵抗结果造成了黄巢向南方发展，他在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渡过长江进入浙西，又翻越崇山峻岭跨入福建，最后横扫岭南，打下了广州。黄巢成功地占据了富庶的南方使得他与帝国中央形成了南北对抗的态势，转战四方又使这支农民革命的武装空前壮大，尽管朝廷在长江一带设立了最后防线，但已经无法抗拒这一业已燎原的全国性动乱。终于，僖宗广明二年（公元880年）十二月初五，黄巢打进了长安。
黄巢农民军无意识地在经济和政治上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三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黄巢占领了东都附近的汝州，号称“天补大将军”，同时传檄诸路官军：不日进攻洛阳，并将杀向京都。二十四日，消息传到京城，僖宗在延英殿对着宰相们泪如雨下。
田令孜奏：“请发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潼关是护卫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
皇上感叹：“侍卫将士不习征战，哪里有用！”
难怪天子悲哀。当年安禄山五万之兵进犯长安，大将哥舒翰领兵十五万都未能守得住潼关，此番黄巢号称有六十万之众，区区一个潼关之险，又如何能当得起事！无论僖宗再怎么顽劣不化，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在军事上，朝廷和各路地方武装并没有犯什么重大错误，他们的封堵战略十分成功。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镇海节度使高骈首先把黄巢的锋芒逼住，迫使其转向浙江并南下福建、岭南。当黄巢从桂州沿湘江北上时，在荆门又为襄阳节度使刘巨容和江西招讨使曹全重创，不得不取消直取中原的计划，改道东进。朝廷也不是不想保住淮南和南方的几个重要的财赋重镇，一直采取各种方法不让黄巢进占扬州和广州。可是，中央政权的安危和天子的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两难的情况下，只有先保住哪怕是观念上的政权再说，所以要坚守江淮防线，就只能让黄巢横扫南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其实，任何一种政权都不得不如此作为，尽管这是再愚蠢不过的短期行为了。朝廷在军事策略上既没有严重的失误，那么，局面弄到这一步，完全是原则上的问题。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黄巢终于在采石渡过长江，进围扬州。沿江防线的最主要干将淮南节度使高骈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了抵抗，坚城不出。九月，黄巢乘胜渡淮，直指东都，帝国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高骈出身禁军世家，早年在西南一带任职，曾大破南诏的入侵。乾符四年（公元877年）调到江南后，最初在征讨的王仙芝部众时成绩显著，他也是后来执行朝廷围堵方针，迫使黄巢南窜岭南的最主要功臣。这样一个朝廷寄予了莫大厚望的人，关键时刻竟然不敢应战，说起来是大有原因的。
表面看来好像是高骈心有怨气。原来，在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由宰相卢携的保举，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负责堵截黄巢。上任之后，高骈传檄四方，募得淮南与诸道兵马近七万人，声威大振，一时屡挫农民军。就在此时，黄巢使了一个缓兵之计，上表请降。高骈以为黄巢坚持不了多久，此时此刻岂能让外人分功，于是便遣散了各地军马。这一来，让黄巢得计，五月，大破高骈之众，阵前斩杀高骈大将张璘，乘胜渡江攻占天长、六合等县。高骈上表告急，朝廷下诏，严责其遣散诸道兵之不当，惹得高骈一气之下，称病不战。但这只是其然而不是其所以然。
经济的崩溃和吏治的败坏，使得帝国中央的实力再也不像从前了。由于官军的寡弱，所以平乱剿贼不仅必须征募兵士，尚需大力依赖地方自卫武装。而天子和帝国的威望大跌，先前的那种勤王扶政的正统观念在人们心中越来越淡薄，天子登高一呼，四方之师云集的局面尽管存在，可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崛起的藩镇大多出身于盗寇和地方军将，其地方割据的本性是与身俱来的，因而在国家危难时期对王室的忠实程度上便有很大的折扣，即使如高骈这些官宦出身之辈，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关头，也免不了心怀异志，更遑论那些地方军将和割据藩镇了。要靠此辈完成匡复国家的重任，那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第七章 崩溃崩溃（4）
高骈手下的一位谋士说得好：
“相公勋业已高，妖贼未殄，朝廷已有闲言。贼若荡平，相公威望盖主，则又如何处之？为相公良计，莫如临岸观火，自求多福。”
这根本就是为不忠不孝开脱的一句漂亮话。高骈何尝不知道作为拥据一方的藩镇首领，即使“功高盖主”，天子又何以处置？！更何况现在的情形，又绝非是“兔死狗烹”的时代，他又哪里来的这个担心！所以高骈放弃抵抗，实实在在是出于私心。一年后两京沦陷，高骈尚欲兼并两浙，以成当年孙策三分天下之计，就是最好的证明。
高骈放弃抵抗，使引颈南望的天子和满朝文武一片哀叹。中央政权本身已经多少年没有起过扭转乾坤的作用了，眼下更是无所措手。别看田令孜信誓旦旦地要守潼关，其实他早就准备西逃蜀中。作为实握大权的宦官，他从来也不会选择玉石俱焚的道路，只要保住了天子，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权益，这一点，连皇上本人都不无感觉。所以，皇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下令在潼关作最后一战，不然，天子的颜面又置于何地？但是，靠京中的那些由富家子弟组成的神策禁军，潼关哪里守得住？
十二月初二，黄巢攻克潼关，初五，进占长安。十万大军入城之时，长安居民夹道观看。人心的离失，是为政者最大的失败，当僖宗仅在田令孜五百神策兵护卫下从金光门狼狈出逃时，恐怕是很难想到这一点的。
官吏的无能就是政治的无能。
僖宗自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七月即位到现在，前后有刘瞻、崔彦昭、郑畋、卢携、王铎、豆卢瑑、崔沆、郑从谠等人入相。其中，刘瞻早死，崔彦昭不日离任，在朝中主掌政务、并还能做点事情的主要就是郑畋、卢携、王铎和豆卢瑑四人。然而这四位宰相，在对待黄巢的态度上，分歧相当严重。
郑畋主抚，卢携主剿。王铎虽也是主战派，并已于前一年兼任荆南节度使及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负责长江中游防御，但卢携与他有矛盾，力主以高骈取而代之。豆卢瑑在后来则主张避让，是附合田令孜西逃蜀中的大臣之一。郑、卢二人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时间是在乾符六年（公元779年）五月黄巢占据安南都护府后。
郑畋对僖宗说：“巢贼之乱，本因岁饥。而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所在节将，又都闭门自守，不能抵御。”郑畋既是大族出身，又进士及第，也是经过磨难才入居高位的。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出他还不失传统的理念，尚能够保持正确分析的能力。他的建议是“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其辈本因饥年利合，一遇岁丰，自然分崩离析。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郑畋真是个明白人。
卢携不同意。他这时自恃手上有在浙西屡败黄巢，并成功地将其赶往岭南的高骈，他当然要立一个奇功。卢携道：“高骈将略无双，淮土兵甲甚锐，”要知道，吹捧自己提拔的人，也就是在宣扬自己本身。“蕞尔纤寇，不足为虑。岂可对敌示怯而使四方诸军解体！”卢携话说得如此大，皇上当然听了舒服。
郑畋对地方大镇向不抱幻想，尤其对高骈这个处处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很有看法，他当然不能同意卢携的方针。郑畋在政事堂宰相会商草拟诏制时，忍不住讽刺卢携道：“高千里这个人迁延玩寇，其实无意灭贼。堂老靠他而用兵，吾辈当死无归宿了！”高骈字千里。
卢携听得大怒，忍不住拂衣而起。“咣当”，衣袖碰到砚台，墨汁沾了一身。他本碍着面子无法发作，见如此，便恨恨地抓起砚台摔在地上。
事情给僖宗知道了，皇上十分生气，“国家重臣相互诟骂，何以表仪天下！”下令罢二人宰相。两人以丧失仪范而罢相，这也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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