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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项羽遇到刘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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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心这人你说他有主见也好,一根筋也好,都不是问题的本质。说到底,他还是囿权思想在作怪,是里子、面子在作怪。在熊心看来,他的话就应该是圣旨。别说他认为说得对,就是不对,你项羽也应该无条件地执行。但熊心似乎忘了一点,就是项羽早就和他憋着气呢。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後天下约”。项羽不傻,当初你熊心不让人家一同入关,反而让他北上救赵,去打硬仗,这才落在了刘邦的后面。是你自己不考虑实际情况,不正确分析形势,还死犟死犟的,见项羽派人来请示,还端起架子来了,项羽能吃你这一套吗!

这次项羽是真生气了,以他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以他在诸侯中树立的威信,他是不容许任何人驳他面子、在他面前颐指气使的。他能够舍下脸去请示,能够做到低调处理此事已经很难得了。熊心的拒绝,像巨石入水,腾起巨浪,立刻点燃了项羽心中的怒火。这下项羽不管了,干脆自己做主,对诸侯们说:“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他熊心之所以被称为怀王,那是我叔父项梁立的,没有我们就没有他的今天。况且熊心没有任何征战功劳,凭什么他说了算?平定天下的,是诸位将士和我项羽。

项羽的话是有道理的,也是说得通的。一则,怀王熊心制定的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个不公平的伪命题,这个我们前面说过,项羽在这段话中也有所表露;二则,怀王熊心是项家推上前台的,理应扮演好适合自己的角色。即便你熊心想挑大梁主事,也该尊重一下项家的意见,现在却要把人家一脚踢开,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三则,天下是我项羽和各位将军打下来的,你熊心在彭城享福,我们却在前线拼命,你是总指挥,有待在后方的权力,但你也要考虑实际情况,考虑一下诸将的感受。项羽此番话说得精妙,他没有将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而是适时把诸将的地位也抬高了,以争取最广泛的支持。

之后,项羽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乃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自己做了一回组织部长,尊奉怀王熊心为义帝,给他来了个明升暗降,实际上就是把他供起来当摆设了。然后自号为西楚霸王,开始大封天下,按诸将反秦出力的大小分配封地和爵位,将做着关中王美梦的刘邦封在了巴蜀地带,不再请示义帝。项羽这样做也算是先礼后兵了。

有了这段渊源,项羽和熊心的矛盾就公开化了。有这个义帝在,终究是个累赘,项羽就想着让熊心离开彭城,省得在这碍眼。打发义帝总得有个理由,项羽便对义帝说:“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自古帝王都是住在河的上游,风水好,你也去吧。于是派人“徙义帝长沙郴县”,给发配到湖南去了,地方够远的。本来熊心搬走也就没事了,结果“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于是项羽干脆密令衡山、临江二王将熊心半路截杀了事,以免后患。

有人说熊心有骨气,这话不知是夸他呢还是骂他呢。做人,有骨气是好事,也值得提倡。从政则不然,讲的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像刘邦,知道自己不是项羽的对手,于是乖乖去巴蜀上任,然后心里憋着坏,这叫卧薪尝胆。熊心先是忙于夺权,后又死犟到底,都是从政者的大忌。政治上还是不成熟。

后遗症之三:形成连锁反应,引出第二个伪命题。

熊心之死,归根结底是这个伪命题带来的。如果熊心能够顺从项羽,收回自己的成命,哪怕让项羽看着办,项羽也不至于这么对待他,最起码不会这么快对他下手,会仍让他好好当他的傀儡,有吃有喝,胜过放羊。而且项羽多半不会对他下手,一个人是不会向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而且被自己完全操控在手上的人下手的。结果熊心不甘心,一句“如约”,把面子放在了第一位,真理放在了第二位。这个伪命题也被再次推上前台,等于来了个二次发布。

然而,项羽杀熊心容易,消除伪命题的影响却很难。正是想让这个伪命题尽快消失,项羽最后才下决心杀了熊心。但是项羽万万没想到,命题的制造者可以杀掉,但命题却不会因为发布者的离去而消除。而且这一杀,便再次给了刘邦以口实,刘邦利用熊心的死大做文章,于是便出现了伪命题之后的另外一个伪命题。

刘邦还定三秦后,趁项羽和田荣激战,于是发兵去抄项羽的老巢彭城。这次进军并非出师有名,纯粹为了扩张地盘,争夺天下。即便有出兵的理由,也是原先那个伪命题,项羽没让他当成关中王。但现在再提这个理由多少有些牵强了:一则,这事都过去好长时间了,老拿关中王说事也不成,倒显得自己小家子气;二则,这事他本人也认了,毕竟刘邦在事实上顺从了项羽的分封;三则,这事其实已经解决了。刘邦已经拿下了三秦,地盘现在比关中王大多了。而且在还定三秦时,刘邦还让张良给项羽写了封信,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我刘邦打关中是为了履行以前怀王的约定,拿下三秦,拿回我失去的东西,仅此而已,绝不会再搞扩张。那么这次扩张自然不能再拿关中王说事了。

所以刘邦这次进军项羽,也等于是一种失信。然而别人失信不依不饶,自己失信就无所谓了。这种不讲理的态度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谋略,也被现代人称之为魄力,被广泛应用到了工作和学习中去。饶是如此,刘邦进军仍不是那么理直气壮,毕竟刘邦也是人,是人就有做人的原则和标准。一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事,即使表面表现得再坦然,其内心也会虚得很。

结果活该刘邦走狗屎运,在进军途中,走到新城(今河南伊川)这地方,刘邦意外听说了义帝的死讯,这下可算逮着理了。在极度兴奋中,刘邦“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大哭了三天。哭完吊完还不算完,应该说是刚刚开始更合适,刘邦又派使者到各个诸侯处,将项羽弑君这一消息广泛发布,并告诉诸侯:“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原(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古文也不都是精炼简短,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很简单:项羽真不是个东西,杀了义帝,我们发完丧一同发兵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这话针对的就不是义帝熊心了,而是针对项羽。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还把各诸侯都牵扯进来,这就是刘邦的本事。本来原先那个伪命题已经过期失效了,这下又有了新的口实,于是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命题:为义帝讨公道,为各诸侯讨公道。刘邦心里并不是为了给义帝讨公道,更不是为了各诸侯,所以这个命题自然也就是一个伪命题。熊心活着的时候给了刘邦一次机会,死了之后又给了他另一次机会。这是熊心没有想到的。

【6。决策要慎重】

作为一名领导,做决策一定要慎重。领导是领路人,决定着方向,也关乎着许多人的命运,做事绝不能凭一时之气,要充分调查研究,才能得出贴切实际的判断和结论,工作上才能不走弯路,才会减少这样那样的矛盾。从这点看,熊心并不能算是一个好领导,更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领导。放羊的那几年,其承继先祖的领导才干,估计也像野草一样,早被羊给吃光了。除了本身才能的局限和天生素质的限制,熊心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也有着当时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具体说,他有着三方面的变化:

一是身份的变化。熊心一开始的身份是傀儡,这个他自己也清楚。就是当一辈子傀儡,也好过放一辈子的羊,这个他心里更清楚。项梁在时,熊心乐得在后方安逸享受、坐享其成。项梁死后,他看到了翻身的机会,急忙迁都彭城夺取军事实际指挥权,还把项羽降格使用,这个事干得漂亮。但是项羽在跟随宋义北上救赵的过程中,因为和宋义政见不合,一气之下杀了宋义,也没请示熊心,而是先斩后奏,控制了局面,才“报命于怀王”。熊心见木已成舟,也没说什么,又重新下文,任命项羽为上将军,代替宋义执行北上救赵的任务。到这时,其实形势已然再次发生了变化。熊心派出去的两路人马,宋义这路已完全归属了项羽。这样,熊心当初费尽心机夺回来的军事大权就大打折扣了,最起码,两路人马之中,项羽这一路他已不能完全掌控。也就是说,熊心对于项羽来讲,又恢复了其最初的傀儡身份。

二是情感的变化。对于和项羽之间关系的变化,熊心不可能没有察觉。本来他和项羽之间就有疙瘩,这次项羽先斩后奏,熊心就更有意见了。但是,一则,项羽业已掌控了军权,生米煮成了熟饭;二则,也怕节外生枝,引起兵乱,他控制不了项羽;三则,北上救赵前途未卜,项羽未必能活着回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四则,项羽毕竟还向他做了汇报,也算给了他个台阶下。基于这几点考虑,熊心尽管内心波澜起伏,最后还是遂了项羽的心愿,做了个顺水人情。但如此一来,熊心对项羽就有想法了,更加剧了之前的坏印象。这也是后来项羽为关中王一事请示熊心,熊心会毫不犹豫地说“如约”,将那个错误命题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因。最起码在感情这个天平上,熊心更倾向于刘邦这边。因感情而维护命题,本身就是不理性、不客观的。更何况这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伪命题。

三是思想的变化。一个人不怕什么都没有,怕的(“文)是失去(“人)之后(“书)再拥(“屋)有,拥有之后又失去。这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会让人的思想发生很大改变。熊心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熊心一开始是个“为人牧羊”的穷小子,蓝天白云,山坡绿草,倒也优哉快活,没想到会被人寻去做了大王,一下从地狱到天堂,颇找回了失去多年的先王威风。尽管熊心知道这些威风是项梁施舍给他的,是项梁在利用他,但他仍然满足,起码比每天闻那羊膳味儿好多了。项梁死后,熊心掌控军权,实实在在地当了说了算的大王。那时楚国在军事上处于低谷,但对于熊心个人来说,感觉却是最爽的时候。

可惜这种情况没能维系多久,本来已经被他压制住的项羽,却先斩后奏,夺了宋义的兵权,他不得不任命项羽为新的统帅,他的领导权威开始受到严重的挑战。而后项羽大败章邯,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心甘情愿归于项羽麾下,熊心明白,他的权威已不复存在了。但此时熊心已然利欲熏心,他看不清形势的变化,或者看清了却不愿意相信和认可。他依旧怀念着颐指气使、一言九鼎的往昔岁月,依旧把自己说过的话当成圣旨,继续强调着最初的那个伪命题,这无异于在项羽和刘邦的矛盾中又添了一把火。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变化,才有了“王关中”的伪命题和对伪命题的坚持,才导致了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熊心的错误就在于:他把政治想得过于天真。熊心唯一当机立断而又作出正确判断的,是项梁死后夺取兵权,但他不知道这种仓促夺来的权力并不牢靠。楚国本就是各方反秦势力汇聚起来的一个松散整体,要想实际掌控,绝不非朝夕之功。他所重用的宋义,并没显示出过人之处。而他对项羽的排斥态度,更是埋下了日后矛盾的隐患。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失误。

熊心的错误还在于: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兵分两路,他一路也没跟着,仍旧坐镇彭城。如果他跟着其中一路,宋义(后来是项羽)或刘邦,那么所有的胜利都可以解释为王者的威风,他的威信也会大大提高。如果跟着宋义一路,项羽未必杀得了宋义,即便杀了,项羽也未必不会听他的。如果跟着刘邦一路,最后灭秦的功劳就是他熊心的。结果他偏偏选择做甩手掌柜,坐享其成,等着前线将士拼死拼活打了胜仗回来,向他跪拜复命,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7。刘邦懂政治,项羽真男人】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要善于捕捉信息,特别是捕捉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敏锐性和洞察力。除此之外,还要懂得借助外力。外力有时是人,有时是事,有时也许就是一个并不成立、但可以随时拿来利用的伪命题。他们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以便让政治的风向标偏向自己。

刘邦是个成功的政治家,他会捕捉信息,会借助外力,也会变不利为有利。刘邦借助外力,不会在乎合不合规范,守不守道义,只要对他有利就行,这是他做事的出发点。而且他也总能将它们伪装得很规范、很道义,并让你顺着他的思路走,左右你的思维,让你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事。“王关中”其实后来已经成了刘邦野心膨胀的借口,而不是单纯的人事任命,因为彼时的刘邦,早已不把小小的关中王放在眼里了。

项羽则不会这些。“王关中”这个命题也成了项羽的一个致命伤。如果他后来坐镇关中,亲自当这个关中王,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没有。如果项羽不杀义帝,继续选择让他当傀儡,项羽也不会授人以柄,成为刘邦进一步攻击他的口实。但是项羽的脾气就是这样,他没有那么多心机,既然看不上熊心,又觉得他碍事,那就不如让他去见阎王。

刘邦其实未必就与熊心有多么深的感情,而是他觉得如果熊心在,他和项羽还是平级,所以他会把熊心抬到一个高处。项羽杀义帝,和刘邦利用义帝的死说事相比,并不显得有多卑鄙。项羽杀熊心,是激于一时之愤,最起码是快意恩仇,敢作敢当。而刘邦哭熊心,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心里则为多了一个反对项羽的理由而暗自兴奋。从这点上讲,刘邦的人性比着项羽差远了。

尽管项羽对这个伪命题一千个不满意,对熊心一万个看不起,但他最后作决定时,能够先向熊心请示,说明项羽还是有良知的。最起码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把承诺当回事的。从这点看,项羽也算得上一个重信重义的真男人了。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值得钦佩和尊重,可玩政治就不行了。政治上的命题不一定是真命题,政治上的承诺也不一定是真承诺,所以项羽注定要为之纠结,为之困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他自己。刘邦就不一样了,他在这件事上坚持,并不说明他就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因为这件事对他有利。只要是对刘邦有利的事,他是不管承诺不承诺、道德不道德的。这一点在刘邦今后的生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说项羽不懂政治,从他尊熊心为义帝后,分封天下的事中也能看出来。项羽分封,是以战功多少为依据的,对六国尊奉的那些王族后裔并未照顾。这个按说是不错的,没有人情,全看战功。然而,这恰恰是项羽不懂政治的表现。因为政治是讲人情的。不讲人情,是需要用不讲人情来掩饰不可告人的目的。犹如你打点好了上司,在提拔你的时候,他会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来对你进行评价,而不会说你礼金让他有多兴奋。

项羽这样分封,只会让一些二线领导,也就是带兵打仗的那些人信服,而不会让那些六国的后裔满意。其实,既然这帮人立了六国的后裔,项羽真要分封这些后裔,这帮人也不会有意见的。而且,按战功分封,也很难统一标准,因为谁都不会觉得自己出力比别人小,而封地却有好有坏,有大有小,如此一来,便埋下了矛盾的隐患。后来陈馀的反叛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项羽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去做,他活得真实,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却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在心机与狡诈充斥的政治舞台上,他注定会失败的。他唯一能得到的,也许就是因为他的真实,而受到后人的崇敬,仅此而已。然而,这种真实,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才是我们所需要和提倡的。

人们总是喜欢研究政治上的手腕,对那些心机和狡诈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是人的虚荣心和欲望在作怪。其实,政治是很残酷的,还是躲远点为妙。

第七章 人才·被重视的快感

【1。人人都喜欢被重视】

人人都喜欢被重视,人才更是如此。所谓人才,就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们需要一个展现的舞台,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有句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话闪烁着哲学的智慧,却不符合一般的科学道理。金子发光,该是反光或者折射出来的光,如果没有光源,比如在漆黑的夜晚,你能看见金子发光吗?那是活见鬼了。人才也是如此,人才只有在做事时才能体现,正如金子需要光源的照射,方能体现其与众不同的价值。

仅有光源的照射也不行,如果一块金子被遗弃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那它的作用和一块瓦砾也无区别。所以金子还需有人发现它、使用它。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说的就是发挥人和物的最大功效和作用。人才也需要被发现、被赏识,需要有伯乐才行。

乱世出英雄,也出人才。四年的楚汉战争,是英雄与英雄的较量,也是人才与人才的较量。换句话说,刘邦和项羽不是一对一的在较量,而是团队与团队在较量。在他们麾下,各自都网罗了一大批人才,替他们征战,替他们出谋划策。项羽手下有范增、黥布、龙且、钟离昩。刘邦手下有张良、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郦食其,等等。

大家似乎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刘邦手下的谋士多,而项羽手下的谋士少(似乎只有一个范增),而且在谋略、手段上,项羽这边明显不及刘邦那边的人。其实不然。刘邦之所以谋士多,是因为他用的谋士多。项羽之所以谋士少,是因为他用的谋士少。人和人其实差不了太多,所谓的天才,自然有着过人之处,比如机敏灵活,比如思路宽广,比如记忆力超群,但我们也没必要就此将他们神话。术业有专攻,天才未必就是全才,他在这方面行,在那方面未必行。刘邦手下的人才突出,项羽手下的人才未必就不行,这里面有一个用和怎样用的问题。

在楚汉战争期间,还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人才不是固定的。项羽手下的韩信、陈平,后来都投奔了刘邦,黥布先是听命于项羽,后来渐渐疏远,最后也完全归顺了刘邦。这些人才的流动,实则体现了双方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也体现了双方在人才理念上的差别,最终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成败。

下面我们具体说说楚汉时期的几种人才现象。

【2。身边的人才】

我们先来看看刘邦身边的人才。

最早跟随刘邦的人才,是萧何和曹参。陈胜起事后,各地烽烟四起,许多地方官被人杀死,沛县的县令害怕,也打算响应陈胜,于是开会和属下商量,这时萧何、曹参就说:“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就是说你县令本是秦朝的官吏,现在各地都是杀地方官起事,你就这么起兵,恐怕没人听你的。不如“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劝沛县令找个有号召力的人来支撑门面,于是就想到了在附近山上落草为寇的刘邦。可等樊哙真把刘邦找来了,沛县令又后悔了,怕引狼入室,于是城门紧闭,不让刘邦进来,还要杀了出馊主意的萧何、曹参。萧、曹二人于是出城投了刘邦。刘邦入城后,萧、曹二人拥戴刘邦做了沛公。刘邦自此完成了从一个山野贼寇到一方反秦领袖的转变。刘邦最初的发迹,可谓得益于萧、曹二人。此二人后来跟随刘邦征战,萧何管后勤,保障军需;曹参冲杀疆场,开疆拓土。一文一武,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邦身边的另一个人才是张良,也是刘邦最重要的一个谋士,对刘邦帝业的成功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刘邦日后事业的发展,可以说都没离开过张良的帮助。前文我们介绍过,张良是韩国人,以恢复韩国为己任。张良最初跟了刘邦一阵子,后来随刘邦一同投奔了项梁,然后请求回韩地重建韩国。刘邦西进关中时,韩王成又派张良跟随刘邦入关。刘邦平定关中后,张良就又回去建设韩国了。等韩王被项羽杀死之后,张良这才又去投奔刘邦,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刘邦一步。

这三位人才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很欣赏刘邦。

刘邦与萧何、曹参应该早就认识,他们都是沛县人。萧何是沛县的主吏,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办公室主任。刘邦还是个老百姓时,不务正业,少不了惹是生非,萧何便曾“数以吏事护高祖”,没少从看守所里捞刘邦。刘邦任泗水亭长时,相当于现在乡镇一级的地方官,萧何便成了刘邦的靠山,刘邦“常左右之”,有事没事就去萧何家里坐坐,顺便带点土特产等。刘邦送徙人去咸阳劳作,同僚送行,都要表示表示,“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其他人都是给三个铜钱意思意思,唯独萧何给五个。可见二人感情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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