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就是这么生猛02:辛亥革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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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铺老板知道这事后，就把小伙计叫过来，说道：孩子啊，你心眼善，人又聪明绝顶，当个跑腿的小伙计太可惜了啊。这样吧，我替你出盘缠，你进京赶考去吧，我琢磨着，凭你的善良和聪明，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会拿个状元。

小伙计失笑道：老板啊，我字也认不得几个，诗文也写不来，让我做八股文章，还真不如杀了我。老板你要是真的愿意帮助我，干脆替我捐个官好了，说到底，考科举中状元，还不是为了当个官吗？

捐官？捐官要花好多钱的哦。老板皱起眉头：你等我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好门路。

不久老板又跑来了，说：咱们杂货铺是小本经营，拿不出捐官的银子来，你看我替你捐个小吏如何？岂不闻，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再有本事的官，也得靠了吏员来做事，行不行？

小伙计想了想，道：当个小吏也成吧？不信遇到有眼光的官，他会认不出我来。

于是老板替小伙计在广州官衙捐了个县丞，小伙计打起行李卷，就兴冲冲的赴任了。到后没多久，恰巧张之洞调任两广，对衙署的吏员一考核，就发现了这个小伙计，再有意给他几桩事情去办，小伙计办理得妥妥当当。当时张之洞心想：此人虽然只是一个小吏，但办事的才干，只怕大清国也难找出几个来，这么能干的人，我得把他留在身边，以后有活就让他替我干。

再后张之洞来到湖北，就把小吏带到了身边，小吏但有进言，张之洞言听计从。起初只是个言听计从，再往后，张之洞干脆当上了甩手掌柜，什么政事也不管了，全听这个小吏吆喝，小吏吩咐他什么，张之洞就做什么。官场之人，多闻此事，于是有句话在官场上不胫而走：

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

赵凤昌，就是这个小吏县丞的名字了。虽然他是个大男人，因为他隐于张之洞幕后，对张之洞耳提面命，所以被人戏称为张之洞的一品夫人。

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张之洞所谋所思，尽皆出自于赵凤昌的脑壳。所作所为，尽皆出自于赵凤昌之手。

话说大清帝国，原是有言官制度的，类似于今天的纪检委，但没有执法权，只是一些专门盯紧了各级领导的官员，发现有什么不正之风，就立即上奏。一品夫人赵凤昌事件爆发之后，众言官义愤填膺，纷纷上奏：启奏太后，不得了，我靠不得了了，张之洞那厮，放着正事不干，和一个叫赵凤昌的服务生好上了。

言官纷纷弹劾，慈禧太后就吩咐老干部两江总督刘坤一，带队来解决张之洞的问题。刘坤一来到之后，细一看赵凤昌替张之洞出的主意干的事，由不得怒发冲冠，恶上心头。

看看赵凤昌干出来的好事，他替张之洞建立了陆军测绘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小学堂，普通中学堂，工业，农业，商业，矿业，铁路，方言，理化，省师范，道师范等学堂，还有武昌路五路小学堂，以及教会所办的博文、文学和文华大学等。感情赵凤昌这一个小伙计，竟然比大清帝国的整个朝廷都能干，数万名官员两百年干不成的活，让他一个人稀哩哩哗啦啦全给干完了。

这人怎么这么能干？

真是太不象话了，赵凤昌这么能干，让那些混日子的庸官们，还怎么混啊？他这么个搞法，岂不是断了庸官的生路，剥夺了大家混日子吃饭的神圣权力？

情知赵凤昌能力过强，居然敢以一人之力，砸整个朝廷的饭碗，已经犯了众怒，刘坤一左思右想，决定舍帅保卒，干掉赵凤昌，保护张之洞。遂上奏建议：将赵凤昌废黜，逐出官场，永不许进入朝政——他一个人比整个朝廷都能干，所以决计不能让他再在官场上折腾了。

由是赵凤昌在张之洞的资助下离开武昌，转道上海，居住于上海南阳路10号，其居所号惜阴堂，从此摩拳擦掌，打定主意要做一番惊天的事业。

【09。风云啸聚上海滩】

离开张之洞的赵凤昌，如同离开水缸跳入大海的鲨鱼，从此无人可制。他到达上海之后，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雄厚政治势力。

据革命元老黄炎培在《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一文中称：

……我在上海有一群政治意识不完全相同而一致倾向于推翻清廷，创立民国的战友。其中教育界为主力，包括新闻界、进步的工商界和地方老辈如马良（马相伯）、张謇（季直）、赵凤昌（竹君）……我们在上海很自然的成立起几个据点来，经常集会……又一处是赵竹君的家惜阴堂，张謇来上海，时时会集在那里。而奔走联络这几个据点的是我……

黄炎培先生的社会地位估且不论，我们来看看他提到的，与赵凤昌相提并论的几个人物：

马良马相伯：统领北洋的袁世凯的老上司，早年袁世凯赴朝鲜打天下的时候，职称是“帮办”，帮办帮办，就是帮着老领导马相伯办点杂事。再后来，马相伯老人腻歪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进入教育界，创办了上海的复旦大学。所以在这里，黄炎培将他列为教育口人士。

张謇张季直：他是大清帝国的末代状元郎，早年也曾去过朝鲜闯荡，当时他的身份，是庆军统领吴长庆的幕僚，兼差教导吴长庆的儿子，还有一个袁世凯读书，只因为袁世凯读书疲惫，不上心思，张状元一怒之下，进入工商界，回到家乡开办纱厂，成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大资本家。

不论是马相伯还是张謇，或者是离退休老干部，或者是赫赫有名的状元郎，都是大清国的名流，唯独这个赵凤昌的身份有点尴尬而别扭，往小里说，他不过是杂货铺的小伙计，往大里说，他不过是张之洞的“一品夫人”，而在行文中黄炎培竟然将赵凤昌与马相伯，张謇并列，甚至选择了赵凤昌的家做为集会场所。而这时候黄炎培的身份，不过是“奔走联络这几个据点的是我”——一介跑腿的小伙计而已。

全乱套了，原来的小伙计居然成为了上海滩笑傲风云的人物，黄炎培先生居然给他跑腿。这个赵凤昌，本事大到了怕人的程度。

再来看看黄炎培先生此时的身份：

……那时我任江苏省咨议局常驻议员、上海工巡捐局义董、江苏省教育总会常任干事、苏州江苏地方自治筹办处参议……

黄炎培先生这伙人，在当时有个名堂，叫君宪派。

说起这君宪派来，也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话说大清帝国早年为了爱新觉罗氏的统治，锁国愚民，拖累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临到咸丰年英法联军杀到北京，甲午年北洋水师为日本歼灭，庚子年又来了八国联军，追得慈禧老太太撒丫子狂逃。爱新觉罗氏一点也不傻，眼瞅着天天挨人家列强的暴打，就商议说：不对头啊，以前那么个搞法不对头啊，对头还能天天让人家暴打吗？大家商量商量，看有什么好法子，强大咱们的大清国，也免得天天叫人家揍。

这么一商议，就商议出来个君宪派。

君宪派主要由比较激进的体制内左翼人士所组成，比如说张謇就是江苏的君宪派头子，而湖北的君宪派头子是汤化龙，湖南的君宪派头子是谭延辏А�…君宪派甫一登陆历史，就抢了革命党人的风头，概因君宪派的政治主张，与孙文的革命党一般无二，都是个要求爱新觉罗皇氏无条件出让股权，强大国家。最让革命党人闹心的是：君宪派人士是体制内的，革命党人是体制外的，虽然大家的政治主张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可君宪派人士干了革命党人的活，属于国家立宪范畴，是朝廷允许的。而革命党人干了君宪派人士的活，却属于乱党，是要杀头的。

总之，朝廷许可君宪派人士的话语权，目的就是为了从道义上否定革命党。所以革命党大怒，当朝廷派了五大臣出国考察，为立宪做准备的时候，党人吴樾杀奔而来，一枚炸弹，炸得君宪派人士惊心不定。

虽然如此，但君宪派人士和革命党人，终究能够在政治上达成谅解。而赵凤昌竟然能够跻身于君宪派人士之中，这表明民主共和由军事行动转型为政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

【10。共和革命三级跳】

据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周雍能回忆：

……辛亥革命一起，一般人都认为是中山先生的功劳，实际上中山先生奔走革命远在海外，在海外的力量远比国内为大，而在国内的革命思想影响，可能比不上梁启超，由于各方面力量的汇合，终于获致辛亥革命的成果，这是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的我不能不承认的……

辛亥革命时，周雍能老先生才刚刚17岁，是个年轻稚嫩的学生兵，当时他人在江西的南昌，响应了辛亥革命，但是他读到的书，却是梁启超先生编的《新民丛报》及《少年中国魂》等报刊，才产生了民族思想，并终身追随孙中山。他叙述说辛亥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国内的影响有限，这应该假不了。

但我们知道，梁启超先生是建设型人才，其思想观念是主张建设，读他的书，民族思想会复苏，但定无可能产生暴力革命的念头，而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之所以率先在武昌打响，就是因为武昌学生们，读到的书比较特殊。

话说武昌首义时，有个叫喻育之的12岁小朋友，正在张之洞建立的湖北陆军测绘学堂当学生兵，革命党发现这孩子比较机灵，就跑来劝说他参加革命，于是喻育之在他的《忆在武昌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这样说道：

……我开始看到一些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刊，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猛回头》、《警世钟》、《湖北学生界》等，从而萌发了排满革命思想……

注意喻育之老先生的叙述，他和周雍能老先生不大一样，周雍能读梁启超，萌发的是民族思想，而喻育之这里，萌发的却是“排满”思想。

啥个叫“排满思想”呢？

说到这排满思想，也是清王朝自寻死路。我们在前面叙述过，为了强大清国，清王朝在一系列高人的运筹之下，建立学校培养高素养的军官，准备设立三十六镇新军。比如说湖北新军第八镇，南京新军第九镇，福建新军第十镇，都是这一政策的系列产品。

新军将士，清一色高级知识分子，也就不会对认同皇权观念，革命思想必然兴起，所以清王朝一看这情形，心说咋整呢？能不能找个好办法，让这些新军既有高素养，又对皇家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的做奴才呢？有了，要不给新军中派一标旗兵过去，看着新军点。

于是朝廷从北方调来了旗兵，驻扎在武昌的楚望台与紫阳路一带，专门负责监视高素养的汉人新军。汉人新军走在路上，迎面来了旗兵，就会拦下，先啪啪啪几个大耳光，然后喝问道：日你娘个鬼，你吃的是谁的粮？汉人新军必须要立正，以响亮的声音回答道：吃皇上的粮！然后旗兵再啪啪啪几个大耳光，喝问道：你穿的是谁的衣？汉人新军再立正，响亮的回答：穿皇上的衣！然后旗兵再啪啪啪几个耳光：你睡的是谁的女人？汉人新军立正：睡的是皇上的女人……若是回答的慢了，轻者蹲禁闭，重则以革命党之罪杀头。

所以武昌的第八镇新军，恨旗兵恨到了牙根痒痒的程度，这种仇恨，就称之为“排满思想”。

叙述到这里，我们就能够对马上爆发的辛亥革命整体过程，进行一次清晰的梳理了：

武昌新军，其激进者所接受的主要思想是“排满”，排满也是革命，但其主要表现为对旗兵的仇恨，与共和思想还有一定的距离，而完成这一距离的跨越之人，就是张之洞伏下的三步棋。

哪三步棋？

第一步：是先有富战斗力的武昌新军，才有可能将对旗兵的仇恨转化为杀戮行为，这就是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初始意义。

第二步：先是由黎元洪的弟子吴兆麟出来，将一场无以名目的流血爆乱，转型为以排满为目的的兵乱。再有黎元洪出来，将一场排满兵乱，转型为具有着正确革命诉求的军事行动。

第三步：由一品夫人赵凤昌负责，将一场军事革命转型为社会革命，最终促成共和革命的成功。

看看这共和革命的三级跳，我们就会发现，革命党人的具体工作，是负责拉开引线，引爆事件，而最终的革命，却是由张之洞设置的军事体制来完成。

现在，张之洞已经为大清帝国掘好了坟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革命党人跑来，用力将满清推进坟墓里了。


第二章　听领导的就错了

【01。希望越来越渺茫】

革命党犯下了两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

没说错吧？不是说革命党犯了错吗？犯错怎么还会促成成功呢？

没错，情况正是这样，社会发展的规律，是随机的，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而革命党同盟会做事，却是有板有眼，按照既定的方针策略行事，而社会发展本身，却是即不方针也不策略，所以一旦革命党不犯错，反倒跟社会发展卯合不上。反之，当革命党犯了错误的时候，恰好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随机性，成功的概然率，因此而获得了大大的提高。

追溯这两个错误的源头，却始自于孙中山与黄兴在日本东京际会风云，唇枪舌剑，争逐革命领袖之席位，最终在日本黑龙会力挺孙中山的情形下，黄兴不得不让步，从此奠定了孙中山无可争议的领袖威望。

孙黄二人同为革命领袖，在发动革命，干掉爱新觉罗一家这件事上，并无分歧。不同的是，黄兴建议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动会党，号令江湖兄弟起事。而孙文则希望从两广入手。两人有这样的分歧也是正常的，盖因黄兴乃湖南长沙人氏，他首创的第一家革命机构：华兴公司就是在湖南长沙营业，而他所运动的力量就是湖南哥老会。而孙中山是广东人氏，广东一带他人头熟，当地的帮会都是他手下的兄弟，当然要将起事的地点选择在广东了。

听起来，孙中山的意见更中肯一些，两广地邻边疆，一旦起事失败，就可以撒腿逃往国外。而如果选择在长江流域的话，一旦失手连逃都逃不掉，只能由清兵横切竖砍肆意宰割。

此后孙黄二人分工，孙中山负责做领袖，负责筹款，买枪买炮，黄兴负责执行，亲自带队杀入广东广西，打算拿下一个省之后，再统兵北伐。奈何数次起事，均遭败绩。但也正如孙中山所料，一旦事败，黄兴总能够飞也似的逃出国境，保留了革命火种——唯一让黄兴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广西起事失败后逃入越南，却被正殖民越南的法国佬逮住，一口咬定他是日本人，不由分说把他给贩卖到新加坡去了。

到了辛亥年三月，党人的耐性终于耗尽，孙中山卖掉檀香山青帮的总堂口，凑足了十几万元钱，集结了同盟会、光复会所有的精英，再加上广西花县的绿林道，于是年三月二十九发动了广州起义。

这是革命党最大规模的起事，意图十路义师并举，无论如何也要拿下广州，却不料阴差阳错，临至起事，十路人马中只有一路杀将出来，其余九路全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战斗。是时也，黄兴率百余党人，手执炸弹，猛攻广州督署，击杀卫兵管带金振邦，巡抚张鸣歧逃之夭夭，而后清兵水师提督李准派兵赶到，起事失败，同盟会，光复会大半精英遇害，黄兴断指逃入香港。

事败而后，孙中山自三番市发来电报，全文如下：

闻事败，各同志如何？何以善后？

这封电报是直接打到香港的秘密机关，但上面却没有收件人姓名。原因是当时的报纸上说黄兴等人全都战死了，孙中山不知道起事之人还有谁活着，如果电报写下人名，偏偏此人又牺牲了，徒然是勾起众人心中的伤恸，所以孙中山不敢在电报上写下人名。

革命党既然号称革命，其目的单纯而简单，就是一个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广州起事失败，却彻底击碎了革命党人的梦想——海外华人的捐款是有限的，捐你一次你不成功，捐你两次你不成功……连捐你十次，你还不成功，还会有多少海外华人继续捐款？而矢志为国不怕牺牲的志士数量，就更有限，每一次起事，都有贪生怕死的逃走，矢志为国的牺牲，如此这般劣胜优汰，最终敢于赴死的志士越来越少，革命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绝望之下，领袖孙中山转道美国典华城打工，而悲愤不已的黄兴，却把他的目光转向了长江流域。

【02。严重的政治错误】

据冯自由撰《革命逸史》中提到，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主张：

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冯自由，他十几岁就追随了孙中山，是孙中山设置在香港秘密机关的负责人。他这番话的意思有两个：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黄兴高瞻远瞩的政治布局，所以理应归功于革命党。

二，黄兴的这个政治布局，违背了孙中山以两广为革命中心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撇开孙中山闹革命，属于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事实上，犯下错误的不止是黄兴一个。广州起义的失败，让同盟会终于意识到两广不是那么好摆弄，既然黄兴说长江流域有戏，那不如大家同去，去长江流域闹闹革命试一试。

这一试，就试出来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谭人凤等老同盟会成员都跑到了上海，把个冯自由独个撇在香港，好不寂寞。

黄兴的这个错误，总算是犯对了路子，武昌这边早由张之洞替大家准备好了最犀利的革命大杀器，孙中山却非要让大家伙围着铁桶一样的两广折腾，折腾不出个眉目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然而，同盟会中部总会算是成立了，可这个总会却是在上海，距离武昌明显是远水不解近渴，幸好在此之前同盟会中还有人犯下了同样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两个错误，把革命的中心一下子挤到了武昌。

【03。犯错也有传染性】

另一个犯下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叫焦达峰。

焦达峰，原名大鹏，字掬森，浏阳人氏。湖南哥老会的第三任老龙头，头一任是四脚猪王秀方，因为参加湖南自立军唐常才的勤王起义，事败被杀。第二任是马福益，与黄兴的华兴公司密谋大举，事败被杀，黄兴则率华兴公司全体同仁逃到了日本，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而焦达峰统领哥老会众之后，就跑到日本去找组织，到了地方加入了同盟会，从此成为了孙中山的忠实拥护者。他发现孙中山有个化名中山樵，觉得这名字风格不错，也给自己起了个冈头樵的怪名，然后兴致勃勃的等革命成功。

却不料左等右等，等到焦达峰两眼发黑，眼见得一次起事失败又一次起事失败，革命硬是不肯成功。焦达峰等不急了，于是就拉上四川孝友会的老瓢把子张百祥，以及广东的三合会，广西的三点会，诸家兄弟歃血为盟，另成立了一个共进会。

焦达峰成立共进会是在1907年的下半年，比黄兴提前三年犯下了政治错误，所以当时还没犯错误的黄兴，就急忙赶来阻止。

黄兴质问焦达峰：小焦，你是同盟会成员，却拉山头搞宗派，另立共进会，明摆着是分裂组织，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焦达峰笑曰：老黄少来吓唬我，你又不是不清楚，同盟会办事太慢，会把人等死的。我们共进会做事，绝对不会象同盟会那样磨洋工，你等着瞧好了。

黄兴怒极：小焦，你分裂组织分裂会……如是革命有二统，将谁为正？

焦达峰笑曰：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们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

黄兴：你……小焦……你想气死我啊？

面对焦达峰的公开挑衅，黄兴确实是没办法。要知道，孙文组建的同盟会，虽然成员众多，但有一个重要特点——“人人谈革命，人人不革命。空谈无补者到处皆是，实际去干者百无一二”（见《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黄兴内心非常的希望焦达峰能够接受他的领导，可是焦达峰不乐意，黄兴也没辙。

黄兴不唯是没辙，而且从焦达峰分裂同盟会未及三年，黄兴也紧跟着焦达峰犯下了同样的政治错误，显然是搞分裂也有强烈的传染性的。

从系统学的法则上来说，革命成功并无特定的规律可以依循，革命领袖更不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活神仙，领袖死盯着认为革命会成功的地方，未必真的会成功，领袖根本不注意的边边角角，也未必就一定不会成功。所以凭空多出来个共进会，又多出来个同盟会中部总部，等于是将革命成功的机会翻了两番。

然而，虽说是革命成功的机会连翻了两番，可是焦达峰和黄兴一样也是湖南人，离武昌还有段距离，按说革命成功的机会甭管翻多少番，只要未能将武昌覆盖上，统统等于白翻。可是千不该万不该，焦达峰甫回长沙，就迫不及待的干了桩大事，结果把他一下子挤兑到了武昌来了。

这桩事就是长沙抢米大案。

焦达峰在长沙纠集哥老会，并花重金从北方请来了义和团的武学高手，再沿途收罗饥民乞儿，蜂拥到衙署嚣闹，并火焚衙署，害得湖南巡抚岺春煊丢官弃职。但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这边岺春煊官是丢了，可焦达峰也面临着一个巨额财务亏空——湖南抢米的行动经费，没人给他报帐。

估计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