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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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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酒如命，本来就是水手的特征，但是酒喝得醉醺醺以后，未必就不再憋闷。中国官府因为当时珠江水域海贼猖獗，所以也没有收走船上的火枪，于是这些水手就放枪取乐，日夜不停。若是往年，黄埔地处偏僻，也就罢了；恰好雍正十年，是三年一试的秋闱，也不知道为什么，省城的闱场，正好选在黄埔附近的江边。那些老少秀才们，进了考场之后，耳边只听得从江中传来阵阵枪声，无论如何也写不出锦绣文章了。
情况反馈到海关监督衙门，海关监督自然是命行商前去告知洋人大班，不得再在船上放枪。别国的外洋船倒还好，大班的管束还起点作用，唯独红毛国的洋人，大班们正在争权夺利，不亦乐乎，所以红毛国的军官水手，任凭为他们作保的行商苦苦相求，继续不停地放枪，而且在船上大呼小叫，喧闹无比。劝告而无效，主持乡试的考官就一状告到了总督衙门。
两广总督鄂弥达本来已经具名严参海关监督祖秉圭贪墨海关税银，只是朝廷还没有反应。这件事情一出，对祖秉圭更是大怒。是否又上了奏折参他，不得而知，但是移文海关总督衙门，斥责其对外夷教化不力，则是肯定的事情。祖秉圭很没有面子，一口恶气，自然出在为之作保的行商和通译身上：陈汀观被叫到衙门，骂得狗血淋头，但是这位行商向来和祖秉圭关系不错，所以也不好太过于为难他。
骂完陈汀观之后，海关监督大人下令所有给红毛国夷馆服务的中国人全部撤出，另外派兵团团围住红毛国夷馆，不让任何中国人靠近；接着，又将红毛国外洋船的通译，捉到黄埔锚地，枷号示众。可怜的通译估计还被打了一顿屁股，无比凄惨地被锁在红毛国洋人看得见的地方，以此告诫这些“远夷”。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滑稽。这便是雍正十年，著名的洋人放枪惊秋闱事件。
雍正十年，与其说中国官府怕洋人，毋宁说是外洋远夷怕中国官府的多，至少洋人大班们就很怕什么事情不妥，得罪了官府和中国的皇帝，不许他们再到广州来贸易。从洋人大班的记载中看，当时督抚和海关监督，在洋人心目之中，也颇有威信。此外，祖秉圭任海关监督的这些年，对远夷洋人礼遇有加，也算是礼貌得体。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堂堂的海关监督衙门，就是不肯直接和远夷洋人打交道，大概是问题的关键。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行商和通译转达，出了事情，也不找洋人的麻烦，而是唯行商和通译是问：抓来打屁股，或者杀鸡儆猴。这样一来，官府的威信固然不足，行商和通译得不到洋人的尊重，洋人也越来越放肆，好像中国官府只会惩治中国人，而不会直接抓住他们打屁股。有清一代，这种规矩，日后遗患无穷，给官府增添了不知多少烦恼。这是后话，三百年前，自然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崇义行的陈汀观却弄得十分懊恼。无端惹了这种麻烦，可见这保商也不是容易做的。好在海关监督大人还算给他面子，没有把他也同通译一样，给抓起来枷号示众，算是保住了脸面，可见和海关监督大人的交情，还是十分重要。蓝旗国的外洋船到港不足一月，广州城内外，已经有了不少事情，而且气氛日益紧张，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陈汀观唯一希望的是，这蓝旗国的外洋船，能够平安无事，多多在崇义行购买茶叶、瓷器和丝绸罢了。
海部大人
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和海关监督衙门
大清粤海关监督关部衙门，在广州城外贸易镇的东边，和镇中间的大街连在一起。衙门前面有个广场，广场上一杆“粤海关监督关部祖”的大旗猎猎招展。广场前面是凭珠江而踞的总巡口，稽查往来船只。清初开关贸易之前，海关监督衙门原是广东省的粮道衙门，本身规模就不小；康熙二十三年开始修缮扩充，最后改成了粤海关监督衙门。
康熙朝为了平定台湾，一是禁海，二是迁海，将广东福建沿海居民，迁离海边。沿海居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禁海禁了二十多年，等到平定台湾，疆域统一，沿海的民生已经十分艰难。康熙皇帝为了恢复民生计，下旨开海贸易。地方大员有反对意见，也受到康熙皇帝严词训斥。康熙二十四年，我们的故事发生之前四十六年，设立了粤海关。
上文说到，粤海关初设之时，外洋船前来广州贸易者甚少，至康熙三十八年以后才渐次增多。外洋船大量来港，已经是雍正年间的事情了。但是康熙朝的海关监督大人，更换频繁，大多数是八旗的满洲战将，丝毫不懂夷务，所以海关监督任上，几乎都没有建树。具体操作者，大概都是以前市舶司的一些胥役和书办。
雍正二年，广东巡抚年希尧兼海关监督一职。年希尧是雍正皇帝私家的包衣奴才，也是皇上的大舅子。他的弟弟，就是有名的年羹尧。但是年希尧的官声一直不好，也不算能干。海关事务，都在他的家人手中，以至外洋船的大班们，无不知道海关监督大人之家人的重要性。家人有放肆的，加上书办胥役，一应官府之人，竟将这外洋贸易，当作了大饱私囊之天赐良机，敲诈勒索的本事，可谓机智奇巧，层出不穷。
海关监督大人不谋其政，推动外洋船贸易的动力，便成了大大小小的红包。任何事情，只要红包一到，就顺风顺水；红包不到，任何事情也敢叫你办不成。雍正元年，海关监督那山任上，外洋船大班居然通过行商陈寿观，用一个七百二十五两银子的红包，打通关节，向两广总督上书，走了一个大大的后门。红包之威力，不言而喻。这是雍正四年以前的情况。
雍正三年，名臣田文镜手下的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升为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杨文乾是重臣杨宗仁之子，向来有能干的名声；本人既当过一省的按察使，又当过布政使，熟知刑名和钱粮，和前任的那些满洲将军比，自然作风和方法大大不同。雍正三年至七年，杨文乾在任上三载多时间，也是第一任居官超过一年以上的海关监督，任上所出的政令又多，所以他这个“抚院海部”的名头，在外洋大班当中，十分响亮。
雍正年间，广州贸易的通用语言，乃是一种特殊的英语，即最早的所谓洋泾浜英语。这种英语，虽然词汇还是以英语为主，但是吸收了大量葡萄牙语的词汇，却以广东话作为语法基础。奇妙的是，广东话的语法和英语的语法并无很大差别，所以这种英语也大为流行，行商、通译、买办，也有个别衙门里的胥役，都用洋泾浜英语和洋人交流。
之所以是洋泾浜英语，乃是因为语法简单，词汇量少，简单而通用。比如海关监督衙门发的部票，无论是引水持的红票，允许卸货的货票，还是最后放关的部票，一律称为Chop。对于洋人来说，Chop最是重要，代表官府的许可。以此引申，重要和快，也都称为Chop，比如Chop Chop，就是“快，快”进行催促的意思。以讹传讹，筷子也变成了Chopsticks，在英语中使用至今。这是题外之话。
再说海关监督。“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的全名经过简化，到了洋泾浜英语那里，就变成了Hoppo，中文再翻译回来，勉强是“海部”这两个字。研究广东十三行历史的，多受梁嘉彬等人之误导，把Hoppo说成是“河伯”，甚谬矣。这个名词一发明，在洋泾浜英语里面，使用的范围和频率非常之高。海部既指海关监督大人，也指海关监督衙门，甚至一切和海关有关的人和物，都称为海部。比如“海部的人”Hoppoman指的是海关的胥役，“海部船”就是海关衙门的官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海部大人的名字，和洋货行的字号和行商名字一样，洋人大班自然是不耐烦记的，海关监督，一律都称海部；万一要加以区别，就加上个前缀，基本上和称呼行商的办法是一样的。杨文乾的称呼，就是“抚院海部”，（FouyenHoppo 或GovernorHoppo）。其实兼署粤海关监督的巡抚甚多，只是杨文乾独得了此名，可见他对广州的外洋贸易，影响巨大。
抚院海部杨文乾的改革，“规礼”和“缴送”
上文说过，杨文乾是个大大的能员，颇得雍正之器重。上任伊始，从洋货行当中选出六家，任为行头，专责为外洋船担保。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洋货行的行商要为外洋船承担责任，既要担保行为准则，又要担保外洋船按例纳税。衙门的责任减轻不少，行商们分成了两等。这项改革，尚算温和，得罪的人并不多。行商们甚至大有实惠。
据说任命为“行头”的行商当中，可以从海关监督衙门借官银一万两，用作资本，在外洋船未到黄埔之前，从内地采购大量的茶叶瓷器。这样一来，行商的资本和实力大增，外洋船到，也有足够的货物可以购买，对于促进广州的外洋贸易，自然是功劳不小。但是杨文乾把官银借给行商经营，实属胆大无比，此后对他的诸多攻讦，也有许多由此而起。
杨文乾的第二项改革，乃是把各种名目繁多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规礼”，合银一千九百五十两，统一上缴海关监督衙门。上缴海关之后，再予以分派，其中一千零八十九两许作为关税收入，五百十六两许分派给守关的绿营军队，一百二十五两许转给粮道衙门，余下的作为通译的报酬和其他费用；粤海关官吏上下人等，私人口袋里却一钱银子也不见了。
本来，沿前朝之例，丈量船只仪式结束之后，中外双方互送礼物，基本原则是价值对等。但是关务管理松弛，天长日久，那些家人胥役的敲诈勒索变成了规矩：好比引水的红包多少，查验枪炮的红包多少，准许卸货的红包多少，花样繁多，统统落入私人口袋。想来那些把守关口的绿营官兵和相关的粮道、盐运使、布政使衙门，官吏上下也各有妙法，杨文乾任之前，皆大欢喜。
雍正四年，杨文乾这一改革，可以说是把广州城翻了个天。把这许多官吏的私人好处统统夺走，而且严令此后不许敲诈勒索，引发的矛盾和怨恨，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官吏们彼时杀了杨文乾的心都有。官场上下，登时串通一气，设法要把杨文乾扳倒。雍正四年五月，广东按察使官达首当其冲，上疏参奏杨文乾营私舞弊，贪墨税银。《文献丛编》，广东按察使官达疏。其他的官吏，也纷纷上疏参他。这是官面上的一个方面。
在外洋船的大班方面，一点也不领杨文乾的这个情。敲诈勒索变成了统一的“规例”，临到办事情的时候，该要被勒索的还是要被勒索，事情有了困难，没有红包这样美妙的东西去润滑一下，何以解决？所以杨文乾这样一来，等于凭空又多了一千九百五十两的费用，而且是上交衙门，一点人情也买不到。这还不算是最大的问题，最刻薄的，是这位抚院海部，居然规定将所有的番银加一征收。
康熙四十七年，粤海关出台新的政策，对外洋船带来的货物加收百分之六的附加税。洋人大班们虽然非常不满，但是也无可奈何，何况带来的货物毕竟是在少数。一个主权国家的海关，对进口货物加收百分之六的进口附加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杨文乾的第三项改革的内容，却是把这项附加税增加到百分之十，并且适用于外洋船带来的所有银元。这就是著名的所谓将“番银加一征收”案。
附加税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带来的银元加一征收。前文说过，一条像蓝旗国首次到港的二等外洋船，带来的银元之数，就合纹银八万两之多；而更大些的船，所带的银元要合到十四五万两。平均说来，每条外洋船带来用于购买货物的银元当在十一二万两左右。这样一笔巨大的数目，一下子要上交百分之十，影响十分巨大。
番银加一征收，名曰“缴送”，对洋人大班来说，实在是官府对外洋船的巧取豪夺，忍无可忍。所以外洋船的大班们也和广州的上下官吏一样，对杨文乾恨之入骨。雍正四年开始，洋人抵制这个“加一征收”税的行动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凡是能够告状伸冤的机会，从不放过。雍正四年开始，在企图扳倒杨文乾的浪潮中，洋人大班们也出了一份大力。
官吏和洋人对杨文乾切齿痛恨，洋货行的行商们夹在中间，日子也并不好过。本来和外洋船之贸易，用红包进行润滑，效果很好。虽然粤海关税银收入很少，但是贸易上却有行云流水之感，十分顺畅，外洋到港之船，也逐年增多。大清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并不过于关心外洋船贸易事务。家人敲诈勒索来的银子，兴许也少不得先给海部大人奉上，这海部大人也乐得在一年的任期当中，眼开眼闭，顺便捞上一票。偏偏这个对皇上忠心不二的杨文乾，弄出了这些要命的名堂。
眼下官吏上下和外洋大班两相怨气冲天，中间没有任何润滑剂的作用，摩擦起来，倒霉的肯定是行商。因为收缴这新设之税银，责任就落在行商的头上。外洋大班如果不肯缴纳，行商就要给拉到衙门吃苦头，轻则痛骂，重则拿老大的竹板子打屁股。至于六家“行头”之外的其他洋货行，痛恨杨文乾的心思，必定也不小于官吏等人。所以大多数行商们，也和官吏、洋人大班站在一起，反对杨文乾的改革。
杨文乾得到雍正皇帝的支持，却暴病身亡
广州官民和外洋大班一致要扳倒杨文乾，
却说雍正四年始，广州城内外，一片要扳倒杨文乾的呼声。如此到第二年，杨文乾就有点顶不住了。年初的时候，杨文乾找了一个借口，上疏向皇上请假，回籍葬父。乞假葬父，当然是个借口，因为其父杨宗仁在杨文乾当上广东巡抚不久就得病身亡，上谕杨文乾在任守制。《清史稿•；列传七十九•；杨宗仁子文乾》。在任守制，自然也不用再有葬父之举。事隔将近两年之后，却乞假葬父，当是吃不消这官民上下的切齿痛恨，暂避锋芒。
杨文乾虽然暂时避开了是非之地，但是广州官民要扳倒杨文乾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杨文乾请假期间，广州的众人罗织好杨文乾的罪名，居然说动了福建巡抚常赉出面，向雍正皇帝狠狠地参了他一本。奏折上说，杨文乾设了六家专门的洋货行为“行头”，私下得银二十余万；贪污粤海关羡余银五万余两；放纵绸缎出洋，得银万余；番银加一征收，得银四万余两；选外洋船上的奇巧之物入署，让“行头”代卖，又得银二万余两，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不能不让雍正皇帝重视起来。
这一本，参得的确厉害：贪墨的总数加起来，达三十多万两银子，超过粤海关当时一年的关税收入数倍之多。如果所参属实，杨文乾的脑袋必定不保。但是雍正皇帝对杨文乾十分信任，收到这样的奏折，一不派钦差调查落实，二不下旨查办，居然只是上谕把杨文乾臭骂了一顿，“令愧悔痛改”。如此而已。
皇上这样处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可见雍正皇帝对广州的情况，十分了解，甚至有可能是他出的主意，却让忠心不二的杨文乾来担这么一个恶名。把杨文乾臭骂一顿，也是安慰一下广州城的官民而已，该收的规礼和缴送，一文不少，还是照收不误。终雍正一朝，对外洋船带来的番银加一征收，都没有废止，却在乾隆元年，由乾隆皇帝下旨罢收。可见这件事情，多少和雍正皇帝有直接关系，也有可能是君臣联手，演出的一场双簧戏。
却说皇上把杨文乾骂了一顿以后，又立即委派他到福建当钦差大臣，查办仓库亏空之事。参奏杨文乾的福建巡抚常赉，调任广东巡抚，去接手广州城内外的这个烫手山芋。杨文乾对于查办仓库亏空之类的事情，想来是拿手好戏，未几就有了结果。皇上又把杨文乾大大地表扬了一番，说他是“秉公无瞻顾”云云。前后对照起来，这等于是把上回骂他的时候，丢的面子给找回来了。
皇上和杨文乾演双簧，或者是对他特别信任，让广州城内外的官民，好生失望。但是皇上也知道，杨文乾和其他官员的关系，已经恶劣到了极点。前任广东总督孔毓珣，后任两广总督阿克敦，都和杨文乾格格不入，双方递上了大量奏折，互相攻讦。广州城里凡是有资格给皇上写奏折的，都将参奏杨文乾的奏折，雪花似的寄往朝廷。事隔两年之后，余波未尽。
雍正六年，杨文乾应召到北京，据说是向皇上和满朝文武解释他在广州的政策。为了有效地为自己辩护，杨文乾带了六家“行头”之一，如升行的行商，大概是有过功名的大官Quiqua，同上北京。想来杨文乾在朝堂之上是滔滔不绝，把自己的改革措施等等，说得滴水不漏，何况带来了有力的人证。这样一来，皇上自然是龙心大悦也。
皇上的龙心大悦，很是表现在实处：上谕常赉仍回福建当他的福建巡抚，重新让杨文乾回广州当巡抚兼粤海关监督。这下可是给足了杨文乾的面子。杨文乾凯旋而归，更加是腰板挺拔，无所不管：他一边巩固他的改革成果，一边继续和同僚争斗不休。同年，杨文乾参奏两广总督阿克敦勒索暹罗商船规礼，广东布政使官达纵幕客纳贿等等，结果这两个人到反而被他扳倒。两个人都丢了官不说，雍正皇帝还指示前广东总督孔毓珣，会同杨文乾进行彻底调查。
然而，孔毓珣还没有到广州，杨文乾却突然暴病身亡，死在了任上，也算是为大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隔三百年，到底是怎么死的，也不得其详，想来也不至于是被海关的胥役毒杀的。这且不说，皇上失去了一位能员干将，多少也有点悲切之情，上谕赐祭葬，也就是皇上派官员前来致祭，读一篇翰林院学士做的呜呼哀哉，伏维尚飨的文章，表示哀悼。有清一代，这也算是当官的死后殊荣之一。
祖秉圭出任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
巡抚出身的，有专折密奏之权
杨文乾的事迹，本来是雍正三年至六年的事情，但是讲到雍正十年的故事，却一定要交代杨文乾的事迹。杨文乾的三项改革，对雍正十年的故事影响甚大不说，他在广州闹得翻天，一省甚至数省官员对他怒不可遏，加上他带着行商到北京解释前因后果，使得皇上和朝中的大臣们对广州的外洋贸易，益发地重视起来。杨文乾的暴病身亡，却引出了一个人物，乃是雍正十年这个故事中的主角，继杨文乾之后任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的祖秉圭。
祖秉圭出身是汉军镶黄旗的包衣奴才。雍正初年，算是满洲青年当中，相当有培养前途的下一代才俊。雍正皇帝大概是非常喜欢青年祖秉圭的，两年之内，就把他从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迁道台，一直提拔到正三品的安徽按察使，连升四级，可谓神速。祖秉圭上折谢恩，雍正皇帝在他的奏本上批了许多诚恳殷切的话，完全把他当作自己的子弟，加意培养。在祖秉圭的谢恩奏折后面，雍正批道：“受破格知遇之恩，当思出色之报，天经地义。 君臣之分且莫论，即常人受惠负恩尤招恶报，何况国恩乎？今已用你按察司员，竭力勉为之。少有悖恩放纵，祸不旋踵。”又借年羹尧的例子，戒之曰：“年羹尧、傅鼐朕尚执法不惜，何况尔等乎？勉之！慎之！真诚做好官之外，余无良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皇帝御批真迹》，西苑出版社1995年版。想来彼时年羹尧案新出不久，雍正皇帝很希望培养一些自己的心腹爱臣，祖秉圭当是上好人选。
祖秉圭的官运实在亨通，按察使没当多久，又迁布政使，当上了从二品的大员；雍正五年十月，任贵州巡抚，同年十二月改任广西巡抚，终于成了权重位高，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雍正皇帝加意提拔祖秉圭的意图非常明显，祖秉圭从知县当到巡抚，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如此升官之法，多少也有些出人意外。
祖秉圭自己，大抵也有点吃不透圣上的意思，多少有点骄傲起来了。从十月到十二月，贵州巡抚只当了两个月，就出了纰漏：当时贵州苗民造反，皇上知道祖秉圭不会打仗，所以委了祖秉圭贵州巡抚不久，急忙调了会打仗的张广泗任贵州巡抚，由贵州提督、名将杨天纵提兵平叛。张广泗还没有到任，祖秉圭在教场阅兵，放出话来，说要尽剿诸苗。苗民一听官军要尽剿，纷纷殊死抵抗。
朝廷对于苗民的政策，向来是抚剿并用，连哄带骗，只求苗民不造反，就万事大吉。祖秉圭刚刚当上封疆大吏，要抖一下威风。但是他几年之前还是一个七品芝麻官，重大国策，想来是不懂的。他这一抖威风，在熟知苗务的将军杨天纵眼里，纯属是“不谙事机”，或者说是添乱，苗民殊死抵抗，就要发大兵征剿，兴师动众，朝廷不知要花费多少银子。
杨天纵忙于兵务，和张广泗一起终于平定了苗疆。这时候，祖秉圭在广西巡抚任上已经一年有余。但是苗疆平定，杨天纵却翻起了老账，把祖秉圭如何不懂苗务，如何在教场阅兵的时候胡说八道，如何成为这次不得不对苗民兴兵的罪魁祸首，着实参了一本。杨天纵是康熙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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