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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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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他的这些报告和文章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阅看。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质问，国民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反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为由进行敷衍搪塞。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曾几次照会国民政府，要求冈村宁次出庭，国民党当局照样制造理由，搪塞过去。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10）
转眼到了1948年6月，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国民党政府迫不得已，只得把冈村宁次交出来，在国内对其进行象征性审判。7月12日，冈村宁次接受法庭调查。8月9日，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终获批准，冈村宁次被送进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
在审判之前，怕冈村担心，国防部二厅曹士徵少将向日本小笠原参谋透露：“对冈村的审判……由于蒋主席、白崇禧国防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等对冈村在停战后的工作甚为感谢，审判只是走走形式，毋庸挂虑。”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君特意看望冈村，并密谈道：“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请安心受审。”并教给他受审时应采取的适宜态度——“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或入狱只是形式而已。”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开始对冈村宁次公审。礼堂内座无虚席，外面广场上也挤满了人。开庭后，检察官王家媚首先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读完，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庭审。当审判正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忽然接到南京来电，说冈村宁次案子暂停审理。下午6时30分，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至此休庭。”全场愕然。对冈村宁次一案的审判，就这样又拖延了下去，冈村宁次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不久离开战犯监狱。
这一休庭就一直拖延到1949年1月26日，在这期间，国民党亲日派的要人们，为使冈村宁次逃脱法网而奔走斡旋。在1948年11月份讨论对冈村宁次的判决问题时，何应钦、曹士徵等极力主张无罪。11月30日，汤恩伯派人透露给冈村宁次一个好消息：蒋大致同意对冈村宁次应判无罪。1月26日10时，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审。事前并未公布，法庭甚狭小，规模亦甚小，只有新闻记者20多人。特邀辩护律师迟到了，只有钱龙生律师一人。开始如同演戏一般，依次出演了一套程序：开始要求被告对检察官论罪理由进行申辩，冈村仅回答同意各辩护律师的申辩；之后钱律师作简短补充申辩，石庭长再次问冈村还有何最后陈述，冈村立即表示对法律审判无任何意见。但又假惺惺地表示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对因病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表示感谢。随后，进入讨论量刑阶段，法官们纷纷发言，一致表示，冈村宁次是残杀中国人民的大战犯，为伸张正义，维护民族尊严，平抑民愤，理应判处极刑。听完大家的发言，庭长石美瑜面色苦涩地从公文包内取出两份文件展示给众法官，一份是代总统李宗仁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签署的命令：“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该宣告其无罪。”另一份文件则是抄写工整的判决书：“冈村宁次无罪。”
法官们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这时，石美瑜才说明真相：“此案上峰已经决定，我已身不由己。”石美瑜告诉不愿签名的法官们：“你们要不签字，我也没办法。在隔壁房间里，已有国防部派来的五位军法官，在此等候。他们马上可以接办本案，宣布重新审理。我们五人就到地下室去（指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法官们被迫在判决书上签了字。这样，下午4时，冈村宁次竟当场被宣布无罪释放。
国民政府公开袒护日本战犯的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就此事严正声明，强烈谴责对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以此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中共中央的声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由于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蒋介石的心腹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
汤恩伯还于30日上午10时，安排冈村宁次乘“维克斯”号轮船驶离上海黄浦港，逃回日本。
国民政府为何如此放纵包庇罪大恶极的侵华首号战犯冈村宁次呢？汤恩伯在日记中道出了真情：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议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而且冈村宁次即使法律上构成犯罪，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从政策上考虑也宜宣判其无罪。
这就是对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中国派遣军第三任总司令官的判决！不仅如此，而且国民党在内地失败后，企图“重振旗鼓”，在台湾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1950年，该院还聘请冈村宁次为其高级教官。同时，日本国内一些战前官兵组织了“战友联”，冈村宁次被选为副会长，后来还担任过会长、名誉会长。
1966年9月，冈村宁次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年82岁。曾对中国人民犯下无数不可饶恕罪行的冈村宁次，最后却是享尽了天年，试问那些反共卖国、庇护战犯者，当你们面对无数阵亡烈士，无数惨遭杀戮的平民百姓，面对中华民族的尊严时，情何以堪呢！
第五部分
末任东军司令山田乙三（1）
山田乙三因为作战勇敢和极力支持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而颇受军部赏识，仕途顺畅，平步青云。他渴望的就是横刀跃马，沙场征战，机会终于来临，1937年，他再度踏上中国东北这块土地
山田乙三，1881年出生在日本长野县的一个武士家庭。从小就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的山田，把当一名军人驰骋疆场作为自己的理想，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勋”，为天皇、为日本帝国“效忠”。1902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山田乙三被授予少尉军衔，并任第三骑兵联队小队长。
1904年，山田乙三开始了他第一次的远征——到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不满23岁的山田乙三在这场战争中作战勇敢，只身率领一个骑兵小队，转战大连、辽阳等地。日俄战争最终以沙俄战败、被迫签订停战和约、日本大获全胜而告终。从训练非常严苛的军校踏上军人之路的山田乙三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感受到实战的“魅力”，感受到为天皇“尽忠”的光荣。同时，这场在中国东北展开的帝国厮杀，使山田这样的少壮军官亲眼见到了中国东北的资源之丰富，土地之肥沃，从而坚定了内心中侵略中国东北、报效日本帝国的信念。
山田乙三从日俄战场回国以后，凭着作战勇敢而受到日本军部的赏识，不久被送入陆军大学深造。1912年，山田乙三陆大毕业。毕业后，山田历任第二十六骑兵团团长、陆军大学教官、陆军骑兵学校教务部长、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陆军交通学校校长、陆军士官学校校长、关东军第十二师团师团长、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等职。
1930年，山田被晋升为少将，1934年，被晋升为中将，1938年，晋升陆军大将。他为什么能够如此平步青云？原因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而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严重冲击了资源贫乏的日本，为了缓解危机，日本国内军国主义迅速膨胀，更加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山田乙三有着极端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极力鼓吹对外侵略扩张，自然而然地得到高层的赏识，因而也就“青云直上”了！山田乙三从日俄战争结束离开中国一直到1937年，未曾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他始终密切地关注着日本对华，特别是对东北的侵略战争的局势，极力支持这场战争的扩大，而且在军校任职时，积极鼓动学员为了日本帝国的“荣誉”，抱着殊死的决心，为天皇“尽忠”，树立“丰功伟业”。
山田乙三所渴望的横刀跃马、沙场征战的机会终于降临了。在“满洲国”始终活跃着抗日游击队伍，反抗日寇的殖民统治。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自1935年起，联合东北其他抗日武装组成了抗日联军，其组织性、战斗性大为提高，使日寇在东北寝食难安，恨不能“灭之而后大快”。为了能够尽快消灭活跃在自己“战略后方”的抗日联军，关东军绞尽脑汁地制订了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当时的抗联主要活跃在东北地区东北角的“三江”省，因而这里也就成了日寇“剿匪”的重点区域。日本军部为了加强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力量，于1937年3月，任命山田乙三为第十二师师团长，派往“三江”省的牡丹江。
山田乙三踌躇满志地走马上任后，第一个目标即是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在牡丹江地区，山田亲自指挥日伪军、警、宪、特，大肆搜捕和屠杀地下党员。当时东北地区较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相对薄弱，边远农村人烟稀少，加之冬季漫长，非常不利于游击战的展开。而且，山田在“三江”推行“大检举”的政策，使大批地下党员和抗联战士被捕牺牲，这一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不仅如此，伴随1938年10月关东军在东北全境实行的“大讨伐”的展开，山田乙三率领第三军团对抗日联军围追堵截，企图将其围歼在“三江”省境内。山田采取“梳篦战术”搜剿深山密林，摧毁抗联密营和地下粮食储藏地，制造无人区，遂使三江地区的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
除了对抗联进行军事“围剿”之外，山田乙三还大肆对所辖地区进行经济掠夺，以保证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
山田乙三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指使日伪政府巧立名目、增加捐税。仅牡丹江地区珠河县，1937年的捐税就比1935年增加了两倍半。而这仅仅是按伪政府的净收入计算的，实际上层层加派，花样繁多的敲诈勒索，落到每户头上，增加的倍数就远大于此了。
山田乙三的第二个办法就是执行日伪政府所谓“交储蓄金”的政策，该政策强迫农民每人将每年收入的30％交储蓄金。这种储蓄金交了以后，便石沉大海，无日偿还，名为储蓄，而实与白日抢劫无异。
日军将东北三省视作“帝国的第一道防线”，作为侵华攻苏的战略跳板。在处心积虑地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把武装本国在东北的移民作为加强殖民统治的一项重要政策，从1937年起又开始推行所谓的“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准备用20年时间从日本国内向东北移民一百万户，巩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山田乙三是这项侵略政策的积极推行者。1938年春，升任第三军团司令官的山田乙三，命令其所属部队以保护日本移民为借口，闯进牡丹江地区的珠河、苇河一带。他们把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农民赶出家园，霸占土地，强占民房，掠抢民财，使这些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他们还强迫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做长工，从事各种各样繁重的劳役，辛勤劳作一年不仅分文不给，而且稍有不满，便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施以毒打。
末任东军司令山田乙三（2）
1938年12月，随着侵华步伐的加紧，日军进行了军队序列调整和人事变动。山田乙三在东北镇压抗联和抢夺战略物资的“表现出色”，被升任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接任原司令官俊六的职位，并被晋升为陆军大将。1939年10月，山田乙三被调回日本，任日本军事教育总监，此职乃日本陆军的最高职位之一。后又转任日本防卫司令官。
1944年，山田乙三接替梅津美治郎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全权大使。重新踏上自己战场生涯之始的这片土地，等待他的还将是屡立“战功”、平步青云吗？一切都改变了。
％％％山田乙三接任梅津美治郎的关东军总司令，但有“皇军之花”之称的关东军已不比往昔，精锐被抽调其他战场，兵力只有原来的1/2。他陷入“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况
1944年的日本，正深陷战争的穷途末路之际。在中国战场上，正面被困于持久消耗战，后方又有游击战的干扰；在东南亚战场上，日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受到英、美、法三国的联合制裁，但日军侵略之心反而更猖狂，集结力量准备“南方作战”，并开始酝酿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
山田乙三在这样的背景下走马上任，担任关东军司令，日子自然不会好过。
话说，关东军成立于1919年，溃灭于1945年日本投降。其前身是“满铁”守备队，经过几任司令官的“苦心经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百万大军。关东军的战斗力和军纪在日军中是数一数二的，因而是日本陆军中的一支精锐，号称“皇军之花”。关东军是日本侵华的一支主力部队，担负南进侵入中国关内、北上进攻苏联的“重任”，其侵略的铁蹄肆虐了大半个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前后共有七任关东军司令官，均由日本陆军的“名将”担任，山田乙三大将就是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司令官。
山田乙三算是“临危受命”了。当时，世界反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日军在各个战场走向衰败。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日本对“满洲国”的统治，保住“帝国的第一道防线”，并加强对苏作战的准备，日军大本营制订了“全面持久为方针的关东军作战计划”，要求山田乙三，无论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即使关东军被迫进行游击战争，深入到“南满”、朝鲜北部山岳地带，也要坚守“满洲”。
山田乙三为了实现大本营交待的任务，从各方面领导关东军，展开“工作”。第一项就是加强对“满洲国”的统治力度。关东军司令官本来就是“满洲国”的“太上皇”，山田乙三为了加强控制力度，进一步强化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他命令日伪宪兵、特务、警察依据《思想矫正法》和《保安矫正法》，抓捕他们认为可疑的东北老百姓，将他们关押进“矫正辅导院”。关进“矫正辅导院”的人被罚做苦役，很少能够生还。以伪“满”鹤岗矫正所为例，被关进此处的人，每天都被强迫劳动12小时以上，且劳动条件十分恶劣，而每人每天仅给6两粮，结果造成大批人员死亡。
在经济上，山田乙三以“支援圣战”为名，搜刮东北人民的财物，以支持日军扩大战争之需。粮食是最主要的掠夺对象。据“满洲国”官方资料统计，1939年至1945年，关东军从中国东北掠夺到日本的粮食共计1100多万吨，仅1944年一年，山田乙三就向日本本土输送了粮食300万吨。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粮食，山田乙三还规定，大米是军需品，严禁东北老百姓食用。谁若是被发现吃了大米，马上就会被以“经济犯”治罪。仅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的1年间，全东北地区以“经济犯”为名治罪的就达317100多人。
在军事上，山田乙三根据大本营的命令，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准备。首先是制订关东军全面持久作战的具体方案，与之相配合地，进行新的兵力部署，强征劳役修筑工事，尽力通过动员征兵和准备细菌战以弥补兵力不足。
1945年4月，山田乙三领导关东军制订了关东军全面持久作战的具体计划，包括：作战地区转向纵深发展，将兵力纵深配置全满洲（包括朝鲜），构筑复廓阵地设施以适应持久作战计划；加强满洲（包括朝鲜）内部治案对策，并考虑对日侨的安排；重视背后的朝鲜方面，更加密切与驻朝鲜第十七军的联系；应特别重视西及西南正面以及东南正面。以此方案为指导，关东军调整了兵力部署，制定了将关东防卫司令部由奉天（沈阳）推进到郑家屯，使之担当西正面防御任务，将第三方面军由齐齐哈尔后退至奉天（沈阳）等具体对策。与此同时，山田乙三还在东北地区加紧修筑军事工事。命令驻满各地日军严格执行《劳动强制法》，强征中国百姓进行无偿劳动。日本侵略者实行野蛮的奴隶劳动制，加之劳动条件极为恶劣，造成大批被征劳工死亡。1944年，从东北地区各县强征1。5万多名劳工修建兴安岭王爷庙军事工程。关东军用刺刀和皮鞭驱使劳工们干非常繁重的工作，劳工们缺吃少穿，被迫害致死的达6000多名。
1944年春以来，随着太平洋方面战局日益紧迫，关东军的精锐师团大多被调走，甚至新建的用来补充兵力的师团也被调出。至1944年底，关东军被调出的主要兵团达12个师团和1个坦克师团。此时的关东军虽号称百万，但实际上的兵力与1943年相比，已减少约1/2。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制订了《驻满洲兵备大纲》，要求关东军：“通过增加战略单位及兵员，在外观上保持强大军备威容。”
末任东军司令山田乙三（3）
因而，山田乙三下令在“满洲国”实行“全体动员”，从日本移民中征召后备兵员，他计划将关东军兵力由45万扩充到90万。为实现这一目标，山田乙三下令在“满洲国”的日本适龄男子中，除从事行政、治安、交通、通信、军需产业等所必需的约15万人外，其余25万人全部动员起来，编成后备兵团。通过“全体动员”，至1945年上半年，关东军编成师团8个、独立混成旅团7个，以及坦克师团（旅团）和特警队等。
一○○细菌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战实验另一方面，山田乙三开始积极准备细菌战，以弥补兵力不足的问题。
山田乙三同意“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他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种”的论调，因而他十分重视细菌武器的生产。他上任不久，就听取了关东军医务处处长冢隆二、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的汇报。
冢隆二和高桥隆笃分别指导、管理着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和第一○○细菌部队。他们两人向山田乙三详细报告了准备细菌作战的情况。山田乙三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并要求他们积极做好战争准备。
随后，山田乙三还亲自到第七三一部队视察，山田乙三视察了第七三一部队各个部门。视察后，山田乙三对该部队细菌研究工作及制造细菌武器的能力，极为赞赏，并且夸道：“我相信第七三一部队的生产能力足以供应在大规模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
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研制细菌武器的主要基地，其前身是1933年在哈尔滨市郊建立的“东乡实验所”，该实验所直接受关东军司令部统辖，对外称为“东乡部队”。1936年，以此实验所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关东军特别军事区，实际上是日军专门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基地。为了掩盖日军准备细菌战的罪行，这个部队对外公开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是首任部长。到1941年8月，为了统一部队的番号，“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改称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仍由石井四郎担任部队长。
该部队拥有制造细菌武器和准备细菌战所必需的庞大的、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以及大批医学专家和研究人员，他们对所有种类的传染病都进行研究。这些传染病包括鼠疫、赤痢、脾脱疽、霍乱、伤寒、结核、麻风、梅毒等，然后从中选择传染效果最好的细菌，用于制造细菌武器。
为了拟订细菌战的详细计划，1944年末，山田乙三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军官会议，讨论战争发生时如何有效使用细菌武器的问题。关东军参谋长笠原行雄、副参谋长池田、作战部参谋竹田宫及作战部部长村野和第七三一部队长北野政次出席了会议。北野政次在会上详细介绍了使用细菌武器的各种办法，得到了山田乙三等人的支持和赞同。拟订详细的细菌战计划后，1945年3月，山田乙三命令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加紧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为挽回战争的颓势作垂死挣扎。为此，山田乙三重新启用曾因贪污军费被解除第七三一部队长职务的细菌战专家石井四郎，派他重新担任第七三一部队长，专事负责细菌武器的生产。
石井四郎秉承山田乙三的旨意，领导第七三一部队加紧繁殖细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到1945年7月，第七三一部队已储备了一百公斤以上的鼠疫菌，以及大量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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