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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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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耀武扬威的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骑马率部进入南京。他对纵兵滥杀无辜、奸淫劫掠无恶不作的谷寿夫不仅默许、纵容而且大加奖励，因而日军在南京的诸种暴行愈演愈烈，创“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谷寿夫在自己攻占南京的“军状报告”中也写道：“河岸边全被尸体覆盖满了”。
这样闻所未闻、灭绝人性的暴行，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在各国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日本大本营不得不将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以及其部下谷寿夫等调回日本，但是他们这些罪魁祸首没有一个人受到任何惩罚。
12月28日，回到日本的谷寿夫被任命为日本中部防卫司令官。1939年9月，转入预备役。1945年8月12日，谷寿夫应召重服现役，并被任命为第五十九军司令官兼中国军管区司令官，但还没有来得及赴任，8月15日，就传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作恶多端的谷寿夫在铁证如山面前，不得不低头伏罪。在面对自己死亡的时候，他才开始了一点反省：“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
1946年2月2日，驻日盟军总部应中国国民政府的请求，以战犯嫌疑罪逮捕了谷寿夫，将他关押进东京巢鸭监狱。同年8月1日，侵华乙级战犯谷寿夫作为中国引渡的第一批战犯，由巢鸭监狱押赴羽田机场，后转押至上海，由中国政府进行审判。
谷寿夫想到自己在中国的种种罪行，这次肯定是有去无回的。他在登机之前，泪流满面地跪在地上，朝着东方叩拜了三下，伸出舌头缓缓地在地面上舔了三下，把泥土咽下肚去，然后才登上押解的飞机。随同前往的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往中国的监审官美军少校赫伯特、美国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阿尔达克和霍西三人。
谷寿夫先被关在上海战犯拘留所。
8月3日，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侦察室，对谷寿夫进行了第一次审讯。审讯中，老奸巨猾的谷寿夫拒不承认自己是南京大屠杀主犯的罪行。
国民政府鉴于谷寿夫是“侵华最力之重要战犯，尤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为方便侦讯，因而决定“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1946年10月16日，谷寿夫被押解到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交由国防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讯。
谷寿夫在日本东京的两次预审中，就凭着辩护律师的开脱而拒不认罪。10月19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提审谷寿夫。谷寿夫故伎重演，矢口否认在南京有过大屠杀，信口胡说在南京街上连死人“也没有看见过”。还说什么“我师团入城后未几，即行调转，故无任何关系”。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为了能够拿出大量事实证据、让谷寿夫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专门成立了4个小组搜集证据。这4个小组，分别调查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者和目睹者，搜集当地中外记者和其他中外人士的有关报道、著述和影片资料，查阅原首都地方法院的有关调查报告，挖掘中华门外日军屠杀后埋尸的万人坑。
“亚述魔王”谷寿夫（3）
取证工作得到南京人民的支持，非常顺利。1946年10月28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号召市民揭发谷寿夫罪行的布告一张贴，就马上得到南京市人民的积极响应。中华门一带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纷纷起来揭发、控诉谷寿夫的罪行。
1946年12月31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以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对谷寿夫提起公诉。在《起诉书》的附件中，检察官附录了第六师团日军暴行有据可考的犯罪事实。由于谷寿夫及其所部制造暴行后就毁尸灭迹，所以《起诉书》中列举的罪行，仅是其制造的无数暴行中的极小一部分。
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中山路励志社大礼堂，开庭公审谷寿夫。法庭上座无虚席，通道上都挤满了人，除了法官、辩护人和监审官外，还有1500多群众和众多的中外记者。只见法庭上方高悬着“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横幅格外醒目。早晨8时20分，公审开始。谷寿夫被两名法警押上被告席。身材矮胖的谷寿夫头戴深灰色礼帽，身穿黄色呢军服，戴着一双白色手套，蓄着仁丹小胡子，脸色灰白而麻木，毫无表情。检察官陈光虞宣读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起诉书》，历陈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在《起诉书》宣读完毕后，谷寿夫拒绝了法庭为其指派的梅祖芳、张仁德两位辩护律师，而是准备自己为自己辩护，并且声称说：“我比律师先生更了解事实真相，也更了解我自己。”
石美瑜法官问：“你对检察官指控你在南京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话说？”谷寿夫同预审时一样，不慌不忙地抵赖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奉天皇之命向中国作战，交战双方都要死人，对此，我只能深表遗憾。”
谷寿夫想借此推脱自己的罪责。于是，法庭下令让受害人出庭作证。第一个出庭的是大屠杀中幸存的一名南京建筑工人冯清江，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手臂被戮伤的伤疤血泪控诉谷寿夫及其部属的罪行。
随后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南京特派记者特伯勒，以自己所写报道当时日军罪行的通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作为第二位证人。第三位证人是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杜廷，他的通讯稿《南京大屠杀目睹记》客观记录了日军在草场门、上新河、紫金山一带屠杀8万多名中国平民，以及强奸、抢劫的种种罪行。但谷寿夫百般抵赖，矢口否认所犯屠杀的罪行，说什么：“我部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军人。两军对垒造成的伤亡不可避免。至于百姓伤亡，可能是由于别的部队士兵干的。”对他的一再狡辩，法官请出《陷都血泪录》的作者郭歧出庭作证。
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郭歧为中国部队文化干事，他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写了这篇5000多字的《陷都血泪录》。该文首先发表在《中央日报》，后被日本《读卖新闻》全文转载，用以炫耀“皇军”的军威。这篇文章有专门记载第六师团屠杀罪行的章节，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在郭歧的文章被作为证据宣读后，谷寿夫还想狡辩，他继续说道：“不过，我部进驻中华门时，该地居民已迁徙一空，无屠杀对象了”云云，他的这番无耻狡辩，引得旁听席上群情激愤。庭长石美瑜连击几下惊堂木，庭内群众才平静下来，石美瑜待场面安静下来后宣布：“把中华门外万人坑内被害者的颅骨搬上来！”
两名法警将万人坑中挖出的颅骨用麻袋搬进法庭，这些头颅底部的切痕清楚表明，全是被大刀残忍砍下的。
为了让他伏罪，石美瑜庭长拿出在东京预审时，谷寿夫招认并签字画押的审讯记录，还请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密斯和贝德斯出庭作证，并放映了日军自己拍摄新街口屠杀现场的记录片，以及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实地拍摄的有谷寿夫部队暴行的记录影片。谷寿夫在一桩桩铁证面前，张口结舌，再也无话可说，不得不俯首认罪。3月10日下午，审判庭准时开庭。谷寿夫被押至被告席，审判长询问其姓名、年龄后，郑重宣告宣判开始。审判根据《国际海牙陆战条例》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决战犯的有关条款，由庭长石美瑜宣读了叶在增执笔写的《对战犯谷寿夫之判决书》，判处谷寿夫死刑。3月18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将对谷寿夫的判决以及谷寿夫的《申辩书》一并呈交南京国民政府审批。4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批示：“讯证明确，原判依法从重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
在这期间，视别人生命为草芥的谷寿夫，想到自己已命不久矣，凄凄哀哀地准备着自己早就应该料到的那一天的到来。
他在囚室里，给妻子留了一首绝命诗《赠清子》：
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
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
然后，他请求看守所所长，借来剪刀，剪下自己十个指头的指甲和三束头发，按日本的传统，将这些连同写完的绝命诗一同封在一个白色用手帕做成的小袋里。4月26日上午，谷寿夫被押解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早晨9时30分，脸色灰白、神情木然的谷寿夫，被两个宪兵押上法庭。10时整，检察官告知谷寿夫：“核准执行命令已到，今日执行。你也应该明白，这是对你最公平、合理、合法的判决，你还有何遗言，现在就说。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被处决”他再次给妻子写了几句遗言，最末二句为：“身葬异域，魂返清乡。”接着，谷寿夫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事先缝好的那只白色小口袋，递给检察官，有气无力地低声说：“这里面有我的头发、指甲和一首诗，请先生转寄东京都中野区富士町53号我的家属。让我的身体发肤回归故土。”
“亚述魔王”谷寿夫（4）
接着，法庭令谷寿夫清理战犯拘留所送来的谷的衣物。清理完后，谷寿夫用颤斗的手握着笔，在死刑执行书上艰难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11时整，宪兵将谷寿夫押赴至雨花台刑场。谷寿夫被押下车后，两腿瘫软。在宪兵的左右挟持下，他才缓缓移步至刑场中。刑场四周，围满了南京市民，他们看着这个暴虐的刽子手，群情激昂地呼喊着：“处死刽子手谷寿夫！”喊声响彻整个刑场。12时45分，监斩官一声令下，“砰”的一声枪响，谷寿夫应声倒地。这一刻，南京大屠杀中作恶无数、罄竹难书的魔王谷寿夫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谷寿夫在最后自知难逃一死时，给妻子的绝命诗中留言曰“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在正义审判面前，他用自己的死去弥补灭绝人性的屠杀的罪恶，是永远偿还不了中国人民的血债的。正义的审判是让罪犯伏法，而同时也是让后人牢记这段历史，让负有侵略战争罪责的国家后来执政者真诚地反省和忏悔这段历史！
制造“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1）
河本大作狂妄叫嚣“日本问题之解决、国运之兴衰”的关键就是牢牢抓住“满洲”这块地盘。当他看到张作霖越来越不听话的时候，又开始叫嚣必行“武力解决”的方针。他已经准备好铤而走险，刺杀他所说的那只狡猾的“螃蟹”——张作霖了
河本大作，1882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1903年，河本大作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毕业后，即参加了日俄战争。河本大作是一名狂热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他积极主张侵略中国。1914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中队长、日本华中派遣队参谋、参谋本部第一部部员、第二部部员、第四部部员、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等职。1926年，河本大作从中佐晋升为陆军大佐，并从一个小小的联队队副，调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自从踏上中国东北这片土地后，就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将这块土地归入大日本帝国版图之内。在这一目标之下，河本一手策划导演了炸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1926年，河本大作刚到关东军司令部上任，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对中国采取积极进攻态势的侵略主张。他发现“用将士鲜血换来的满洲，如今一切都将被奉天军阀所蹂躏”，张作霖“忘恩负义的行动不胜枚举，日本的大陆经营全被搞垮了”。所以，为了维护日本帝国的“利益”，河本大作确立并开始四处兜售他“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的基本方案。河本大作通过对形势的分析，认为“得了势的张作霖，慢慢犯了老毛病”，他“多年的野心，即将如愿以偿”，是日本给予张援助，才使他有这一天，然而张却越来越不听日本帝国的话，所以应该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而北伐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北伐军的精锐军队的进攻下，“奉军一定马上又要使用逃回关外这一招了”，而关东军则可以乘张作霖的30万军队败退时，迫使张的部队在山海关解除武装，重新控制这个没有武力支持的张作霖，进而控制“满洲”。因为张作霖“像螃蟹钻入洞穴一样，一旦钻进洞穴，就很难抓到……在这里坐看时机，等阳气上升，就慢慢爬出来”，关东军不能再给张作霖这样重新爬出来的机会了。另一方面，如果“把华北和山东地区置于战祸之中”，则不利于日本的利益，所以“必须把北伐阻止在华北”。
这是河本大作就形势作的“绝妙”打算，他的主张获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认可和支持。在随后召开的内阁“东方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并按这种思路，制定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基本方针。
1927年6月底至7月初，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侵略中国问题的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以及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的一些要员参加了会议。河本大作以武藤信义的随员的身份列席了“东方会议”。在会上，武藤信义根据河本大作拟订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计划》发言说：“满蒙问题除了武力解决外，普通的外交手段是无效的。关东军所属幕僚是与此意见完全一致的。”
在武藤信义和河本大作等人一再坚持之下，“东方会议”最后形成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决议。该决议的内容主要包括：奉军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必定败退关外，要坚决阻止北伐军进入东北，因为这对日本占领“满洲”十分不利；统治东三省的实力者张作霖，近几年自恃兵力雄厚，对日本提出的要求不予答复，因此必须乘其败回关外之机，使用关东军武力解除奉军的武装，使张作霖成为“善良的统治者”；与张作霖订立关于“外交细目的协定，取得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居住权”和“土地商租权”，以达到独占东三省的目的。“东方会议”认可和制定了武装侵占的方针。河本大作返回旅顺后，根据这一方针，马上拟订了详细的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的作战计划，确定以山海关至锦州西北的险要地带，作为关东军的行动地点。
早在此前，河本大作就已经开始做好军队动员、情报搜集等方面的准备工作了。他要求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气和作战能力，为战争做好准备。同时，他还要求关东军设在东北各地的谍报机关，加紧搜集有关奉军的兵力部署、军事地形、物产资源等的情报。河本大作还抓住一切机会，对关东军各部队的军官、士兵、日本商民代表和“满铁”代表进行战争动员，向他们灌输、宣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保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尽快解决满蒙土地商租、自由居住权”等侵略言论，宣称“东北人一见到日本人就非常蔑视”，“有意识、有计划、明目张胆地”压迫日本人，从而竭力煽动他们支持关东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不仅如此，河本大作还组织了一个“日本在满洲青年议会”，纠集一批法西斯分子到日本各地宣传他的侵略主张，以获得日本国内和大本营的支持。
1928年4月初，蒋介石开始二期北伐，主要目的是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此时奉军的势力已经开始向江浙一带扩张，但江浙一带南方军队的势力更根深蒂固一些。因而在北伐中，张作霖不得不向北方退却，加之，奉军李景林部倒戈，万福麟部哗变，张与北伐军的作战连连失利，军心浮动。
制造“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2）
5月9日，张作霖面对北伐军的凌厉攻势，不得不宣布停战，命令奉军撤回东北，奉军就像雪崩一样涌向山海关。形势正按“东方会议”所预料的，也是按河本大作所预料的在发展。关东军跃跃欲试，认为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
5月19日，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发出致北伐军首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通告，声称：“对于满洲一带帝国侨民当取充分之保护，（本军）特设警备区域数处，凡支那军欲通过者，悉予解除武装。”
同时，关东军增编了一个混成旅团，集中于奉天待命。然而，日军在境外作战按规定必须获得天皇的批准，但天皇敕命迟迟未到。当时日本国内考虑到英美列国的舆论压力，因而对实行原来的既定方针尚存犹豫。
河本大作心急如焚，极力主张不等天皇敕命就马上开始行动。他对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说：“田中（义一）已经动摇，敕命不会发了。我们不等命令了，干脆干好了。”但河本大作的意见未被村冈长太郎采纳。
时至5月20日前后，已有五六万奉军撤退到奉天附近，集结在山海关的将近25万奉军也正在陆续后撤。此时，如果继续执行原定的武力解除奉军武装的计划，兵力不足的关东军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只得被迫放弃原计划。
河本大作当然不会就此甘心。他认为：“满蒙问题的解决已到了不采取非常手段不能打开僵局的地步了”，关东军要用尽量小的代价迫使庞大的东北军屈服，“只有铲除其首领，或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一个张作霖垮台，其他奉系诸将也必将树倒猢狲散”。于是，河本大作开始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行动，企图制造东北混乱局势，进而趁机侵占东北。为了保证计划的严密，并以个人的责任而不让军方承担责任，河本大作准备自己亲自动手。他先派人作为密使前往华北，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和逃往关外的具体时间，然后根据情报制定“周到”的爆破计划。
河本大作先派人沿路监视张作霖返逃奉天的路线，因为张作霖经常使用冒名顶替或乔装打扮的方式隐藏，河本大作如果想成功就只有一次机会。
经过侦探，河本大作选定了满铁线与京奉线铁路交叉点——皇姑屯，作为暗杀张作霖的爆破点。
选好爆破地点后，河本大作召集守备满铁皇姑屯段的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中尉和副队长神田泰三中尉，密谋具体炸车办法。为了尽量消灭是日军所为的证据，他们放弃了袭击列车的方法，而选择了用炸药炸列车的方法，为了保险还制定了两个补救办法：一是使列车脱轨，二是用机枪扫射，乘乱由神田中尉组织“拔刀队”（敢死队）闯入列车，直接刺杀张作霖。河本大作认为这样的准备已经万全而周到了，于是将暗杀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东宫铁男，并亲手给了他一千元作为行动费。
6月2日正午，张作霖乘坐由7节车厢组成的专列驶离北京，准备返回奉天。6月4日拂晓，张作霖的专列通过了新民府车站。接到报告后，河本大作当即命令东宫铁男开始行动。随后，河本大作与关东军几个知道内幕的参谋人员，一起登上奉天铁路广场旁的东拓大楼望台，观察爆炸情况。
6月4日凌晨5时30分，随着一声“轰隆”巨响，空中升起高达200米高的黑烟，张作霖专列在皇姑屯车站附近被炸起火，颠覆在铁路旁，张作霖这个一代枭雄就这样被送上了西天。
％％％迫于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河本大作做了“替罪羊”，被停职反省。但他对军部做出的“贡献”却是为大本营高层所认可，于是，陆相亲自出马，安排给他另一个不在军队却为军队服务的特殊职务
皇姑屯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即使在日本国内，出于政争之需要，要求调查该事件真相的呼声也很高。但由于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军部好战分子的庇护，这一事件被悄悄压了下来。直到1927年7月，由于民政党议员在日本国会上对皇姑屯事件穷追不舍，河本大作才被贬到第九师团司令部，并于同年8月受到停职处分。
在被停职期间，河本大作深表“反省之意”，而其反省的结果却是“明确了日本将来面临的问题，无疑不外是解决满蒙问题这个不可动摇的事实”，而更“加深了必须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坚定决心”。可见，河本根本没有反省侵略的罪行，反而更加坚定地主张侵略中国东三省了。
1930年8月，河本大作的停职处分期满，在第十六师团司令部恢复现役，但第二天就被编入了预备役，返回东京。陆相阿部信行召见河本大作，告诉河本，天皇暂不同意其复职。他可以帮河本介绍职业并询问河本愿意从事何种职业。河作大作表示：“解除军籍也好，但是自己存在着这样一个信念，认为日本的生存，必须与大陆联结在一起。日本要离开大陆，就是要回到明治维新以前的状态。所以今后愿意从事与大陆有关的事业。”于是，在陆相阿部信行的介绍和推荐下，1930年11月，河本大作充任“东京中日实业公司”顾问。“东京中日实业公司”主要业务是从事与陆军有关的贸易。可见，河本大作虽然退出了现役，但仍与军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更加坚定地继续参与侵略中国的种种阴谋活动。关东军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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