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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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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帝逃到南宁后，无兵无将，辖地全失，已经走投无路，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于是顺治八年初，永历帝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让他带兵到南宁护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永历帝到危难关头决定破格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却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诸藩之首，传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复，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孙可望却因为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已久，不愿拆穿早已誊黄公布的“伪敕”，拒不接受。杨畏知劝他接受冀王封号，说“假王何如真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见事态紧急，急忙派遣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孙可望的军队一到南宁，就杀了永历朝廷的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了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在这样的状况下，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孙可望为秦王。
南宁又陷落后，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个时候，永历政权才完全在孙可望的控制下。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看后来孙可望投降清廷后的待遇。1657年（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南明内讧又起，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攻打李定国。但由于孙可望师出无名，他手下的重将白文选不支持他，结果兵败。孙可望一路奔逃，走投无路下，终于决定投降清廷。
而清廷得知可望处境危急后，为了捞到这张王牌，立即派出大军接应，击退南明的拦截之兵，孙可望和家眷等四百多人才得以脱险。
在这以前，洪承畴受命经略五省总督军务，始终局促于湖南、广西境内，毫无进展。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孙可望应诏赴京陛见，到达京师后，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上红极一时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孙可望统率数十万貔貅之众，以云南全省之地，自愿归附风雨飘摇中的永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备极刁难；而清廷对仅率数百人狼狈来归的孙可望却毫不犹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历朝廷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孙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孙可望本人的地位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逐渐走向没落。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顺治皇帝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
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前往福建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八 李定国】
李定国，字宁宇，明天启元年（1621年）出生于陕西延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见他相貌英俊，性格宽厚温和，非常喜欢，于是收为养子。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为长，定国次之，刘文秀、艾云枝（能奇）次之”。从此，李定国追随张献忠，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崇祯十年（1637），十七岁的李定国即率部下二万人，追随张献忠进入四川、湖北。崇祯十四年二月，李定国奉命奇袭襄阳，他乔装成明军差官，“以二十骑夜叩襄阳城门而入”，“遂克襄阳”，擒获明朝亲藩襄王；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得。襄阳大捷是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这一胜利和李定国的机智勇敢是分不开的。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以战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位仅次于孙可望，是大西政权的第三号人物。这时他才二十四岁，“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独以宽慈著”，作战则“临阵陷坚逐，死不置”，少年英武，被人称为“小尉迟”，又因为骁勇善战，更被称为“万人敌”。
顺治三年，张献忠战死后，大西军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著名的“四将军”政权，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野心逐渐膨胀。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铸兴朝通宝纹，以干支纪年，可望大悦”，然而李定国“心非任僎议，每事相抵牾”。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
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1648）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为：“目中明无我”，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我与汝弟兄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为防止分裂，前军府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李定国说：“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致各散，皆为人所乘矣。”李定国忍辱负重，勉强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打罢，孙可望曾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国痛哭：“吾以大义辱弟，幸同心无虑疑！”李定国为了维护大西军的团结，忍受了这场人为侮辱，为巩固云南基地立下汗马功劳，他率兵历时三个月擒获作乱滇省的沙定州，使得滇省大安。也因此有了资本可以和满清、南明进行周旋。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年号永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孙可望一直以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继承人自居，打算割据云南，独霸一方。李定国义正辞严地对他说：“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碍于李定国、刘文秀实力雄厚，孙可望只得打消了“独裁”野心，但内心却耿耿于怀。
明云南副使、孙可望的同乡杨畏知窥透孙可望的心思，怂恿说：“王与三将军比肩并起，不借虚名，无以詟众……今桂藩在肇庆，王其无意乎？”孙可望暗想：“名号既正，挟天子以令之，同类必不敢我抗。”这才派杨畏知为正使，与永历帝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
请封秦王之事后，孙可望虽然对永历朝廷极不满意，仍不改初衷，决定出滇抗清。孙可望率军入贵州，并分兵规取川南，扩充根据地。李定国被派进攻安顺，明威清道黄应运乘机游说：“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神威，统率罴虎，扫荡不庭……天下谁敌将军者”，于是李定国与之“歃血，誓扶明室无二心”。孙可望得知此事，将黄应运处死，李定国“心怨之”，二人矛盾愈益加深。
很快贵州被平定，孙可望自往贵州，留李定国固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刘文秀平定了川南，大西军又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
留在云南的李定国，为了“联明抗清”，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大好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给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做官了”。随着联明抗清阵线的形成，李定国已做好了进攻的充分准备。
顺治九年（明永历六年，1652）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昌）进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两路夹击之策，实现对大西军抗清基地的包围。面对紧迫局势，李定国给孙可望写信，要求出兵湖广，粉碎清兵围剿。孙可望表示同意，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大西军从此开始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
李定国率军出全州，约法五条：不杀人、不奸淫、不抢财货、不宰耕牛、不放火。五月，大败清军，仅用两夜下武冈、克宝庆，势如破竹。六月，夺取全州，七月初一，和清定南王孔有德决战，定国列象阵，孔有德力战不支，败退，七月初四，李定国兵围桂林，大西军登云梯攻城，孔有德额头已中一箭，他自知走投无路，便“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仅有一女孔四贞逃脱。孔有德自从航海归顺满清，从山海关一路杀到广西，其间多次大败明军，南明著名督师何腾蛟即死于他手，没想到，如今竟被年仅三十的后生李定国逼得无路可走。
桂林大捷后，广西全境很快被收复，有些地区的百姓，不等大西军到，便自动将清军驱逐。
九月，李定国兵发湖南，取衡州、进攻长沙，出兵七个月、拓地三千里。
清军在湖广接连失利，使清政府大为震惊，急忙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趋长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面对强敌，李定国进行了周密的布署：大西军暂退出长沙，引诱清兵渡湘江，将冯双礼、马进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过衡山，李定国从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击，冯、马二将背后出击，两军相夹，合歼尼堪。但这一计划却被冯双礼透露给孙可望，孙可望“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密令冯双礼退出伏击，马进忠见状也撤离了战场。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进抵衡州，李定国在蒸水率军出击，接着转战到城北香草庵、草街，不分胜负，为此李定国准备采用伏击战术。二十四日，双方再战，李定国佯装败退，尼堪紧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声炮响，大西军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尼堪，李定国手举大刀，将尼堪一劈两半。清军失去主帅，大败而逃。李定国缴获了尼堪的铠甲、绣旗，正准备乘胜追击，才发现冯双礼、马进忠未到，派人侦察说已走湘乡。李定国才知自己是孤军作战，无法扩大战果，只得收兵向武岗转移。衡州战役后，李定国叫人绘制孔有德、尼堪画像，刊布粤楚，“露布告捷”。
尼堪是努尔哈赤的孙子，广略贝勒褚英的儿子，是满清的理政三王之一，正牌皇室贵族，其人勇猛善战，他被围困的时候，部下曾经劝他突围，而且，也有可能突围出去，然而，尼堪大喊：我身为宗室，不杀身报国？有何面目见太祖太宗？力战而亡。满清能够以一隅之地进而一统天下，宗室贵族早期的奋不顾身的进取精神也是明朝所不能相比的！
桂林、衡州两次大捷，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李定国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收复湘、桂，击败清军数十万，掀起了继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至此，李定国已经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这是自从明朝万历年间以来，明清作战清军的最大损失！黄宗羲称：此为全盛天下所不能有！顾炎武不仅为原大西军联明抗清取得辉煌胜利感动得泣下满襟，还批判了永历朝廷部分官员先前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的失策。
但是，北路军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在保宁（四川阆中）被吴三桂击败。吴三桂险胜之余，也叹息说：“生平未尝见如此劲敌，特欠一着耳。”刘文秀兵败后，孙可望乘机削去刘文秀的爵号，拆散其部队，引起大西军将领的不满，“众皆怨望，自是人心涣散，猜忌日多”。
孙可望本是个权欲熏心的人，李定国立下赫赫战功之后，更引起他的嫉恨。对李定国他不仅扣发犒银和制止永历帝封其为西宁王，而且千方百计想加以谋害。
顺治十年正月，孙可望怕李定国“兵力益强，功驾己上”，便率“驾前军”东进沅州。此时李定国屯宝庆，侦知清兵放牧湘江东岸，“将间道夺其马”，孙可望三天中来信七封，催李定国前来议事。李定国只好放弃奇袭前往。行至紫阳渡口，刘文秀之子秘密派人来告：“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李定国听罢流着泪说：“盗贼终不可与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并致书孙可望：“今虽大局稍有转机，而敌势力张，成败尚未遂睹。正吾侪同心协力，共策兴复之秋。不宜妄听谗言，自相残杀，以败坏国家，愿明公深长思之。”孙可望接信后恼羞成怒，领兵前去攻打。
李定国为避免自相残杀，决定离开湖南赴广西全州。他对部下说：“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与刘抚南同起云南，战功俱在，一旦轿螅掀谖壹珊Φ北赜壬酰移拮泳阍谠颇希移竦靡讯荚眨俊北泶锪宋巳缶郑炔坏靡训男那椋钣懈嫫淠舷碌牟慷釉加形逋颍锤嬲摺耙嘧舌堤ⅰ薄�
李定国从此避免同孙可望见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谊被孙可望一笔勾销了，原大西军领导集团之间的裂痕使联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复兴良机变成昙花一现。
顺治十年六月，李定国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平定广东，便主动致书郑成功，邀他会攻广州。然而，郑成功因为天气的原因爽约，郑、李第一次联合行动未能实现。
李定国不仅在广东失利，在广西的进展也不顺利。七月十三日，他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然而孙可望仍要置他于死地。八月，派冯双礼偷袭柳州。李定国早有准备，暗地伏兵于江口芦荻中。当冯双礼来攻，便以精锐抵挡。冯连忙退兵，伏兵四起，冯只得自投水中。李定国传令勿杀，晓以大义，从此冯双礼投顺李定国。
顺治十一年初，明鲁王政权定西侯张名振率海舰攻入长江，直抵镇江。郑成功也遣兵攻崇明，清沿海一带告急。形势的好转，使李定国再度东征。三月，他率领数万农民军和十三匹战象，连破廉州（广东合浦）、雷州（广东海康），并占领罗定、新兴、石成、电白、阳红、阳春等县。五月，进攻高州，清守将张月举兵来归。六月，再攻梧州，虽因清兵有备，不克，但广东、广西各地义师群起响应。李定国控制了廉、雷、高一带，“黎岐蠢动，水陆响应，儋崖路断”，抗清形势再度出现高潮。他十分兴奋，准备约郑成功合攻广州，平定全广，再扩大到全国。于是他题字“一匡天下”，自比管仲“复出”，产生了骄傲情绪。
李定国明白，要想攻克广州，首先要打开广州的门户新会。这一计划必须要有郑成功的配合才能完成。七月，李定国再次致书郑成功，邀他合攻新会。信中指出：“会城两酋（尚可喜、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粮悠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信中注明援兵不得迟于十月以后。同时，李定国又联络了粤东水陆义师王兴、陈奇策等部，号称二十万大军，将新会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场规模空前的恶战即将开始。
十月十四日，攻城开始，农民军采用炮击，掘地道、伐木填壕等战术均被击退，连攻两月，未能奏效。这时李定国轻信了间谍“城中粮尽”的谎言，命令罢攻，采用围困战术，并“建造行宫，署置官曹，诛求乡落诸所，征发凌杂米盐”，使清军有了喘息之机，大西军中也“瘟疫盛行，士气颓萎，病死枕藉”，处于不利的境地。
十二月，尚可喜、耿继茂及清靖南将军朱玛喇率十万满汉兵赶来，清军以铁骑兵冲垮定国左军，李定国依恃的战象也被惊散，致使大西军全线崩溃，“滇兵大崩，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清军乘胜追杀二十里，尸横遍野。李定国只得渡横江焚浮桥解新会之围。
李定国撤出新会后，沿途六、七十万百姓跟随撤退，“定国抚难民，哭号失声”，连夜退走南宁。从此，广东高、雷、廉三府，肇庆、罗定所属三州十八县及广西横州、郁林一带全部沦入清军之手，广东义师也随之失败。新会惨败，从主观上讲，与李定国的骄傲轻敌不无关系；从客观上讲，郑成功此时正与清廷议和，拖延了援粤之师，等十二月议和失败，郑成功才派林察率舟师赴粤，李定国早已败退，贻误了战机。同时，孙可望又切断了滇黔的物资援助，这一切终于导致了新会之战的失败。当李定国退抵南宁时，身边仅剩下六千人，从此他企图恢复两粤的事业终于化成了泡影。
自从永历帝被孙可望接到安龙后，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孙可望“自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初以天子为名，实挟之以自私也”。朱由榔为了保住帝位，与大学士吴贞毓密谋，派使臣往广西召李定国护驾。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李定国接密敕后，表示：“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并告知“俟恢复粤东，即来迎驾”。不料文安侯马吉翔为讨好孙可望，将此事具告。可望便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的罪名，处死吴贞毓等十八名大臣。从此，他更加跋扈，为防备李定国返滇，派刘镇国、关有才屯兵田州（广西田阳），加以阻止。
新会之战的失败，也使李定国无法在两广发展。中书金公趾（即金维新）便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劝他回师滇黔。顺治十二年，永历帝又一次派使臣赴南宁告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国接血字诏书，“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臣誓死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此时洪承畴正用“两粤合剿”之策，全力压缩南宁，定国备受威胁，于是他决计回黔。翌年正月，定国火速赴田州，守军“但闻西府驾至，皆胆落跪迎”，关有才、刘镇国逃跑。孙可望为长期控制永历帝，又立即派出白文选迁永历于贵阳。白文选不满此举，便以“舆徒不集”为理由，拖延移跸时间。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至安龙，“君臣相抱持痛哭”，定国“密誓效命，背出所刺‘尽忠报国’四字示廷臣，咸啧啧忠臣”。经商议，决定迁朝廷入滇。
当时，刘文秀和孙可望亲信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均驻云南，兵力合共五万。二月十一日，定国抵曲靖，云南守将议论要以兵拒。刘文秀私下会李定国，说：“吾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瞒。”定国指天为誓，决不学孙可望。于是两人合计，“迎驾本秦王意，宜一力为之”，瞒住孙可望亲信，平安入滇。永历帝改昆明为“滇都”，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事权专归定国”。
李定国虽掌兵马大权，但“小心臣节，进奉极丰”，又用人不当，金维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群小争趋之”，佞臣马吉翔“叩首颂定国千古无两，青史流芳……不一日而内外大权在掌握焉”。永历朝的腐败之气已在腐蚀着李定国。
但对待孙可望，李定国仍从抗清大局出发，希望和解。他曾请刘文秀“敕书告可望”，遭拒绝，又送孙可望妻子归黔，仍未达和解。他还不甘心，顺治十四年五月，派白文选入黔议和，孙可望竟“拘文选，夺其兵”。又派孙可望旧部张虎去说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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