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往事何堪哀-第1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与对共产党的洗清同时进行的，或者说，“清党”，是南京政府真正的“开国大典”。对蒋介石的“清党”这一举动，鲁、胡二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面对国民党的大肆杀人，鲁迅是惊讶、愤怒和痛恨，而胡适则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其时尚在日本的胡适对国民党的“清党反共”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同时，又表示：“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1）胡适于1926年7月出国，在海外生活了10个月，对国内发生的事情所知不详。但他素来敬重、信任蔡元培、吴稚晖等前辈。当他得知蔡、吴诸元老都坚决主张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并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后，便决定与他们取同一步调。胡适对南京政府的这种最初的表态，也并非权宜之计或随便说说。实际上，他此后对这最初的表态从未后悔过，即便在他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冲突最严重时，也未后悔过最初表示过的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道义支持。可以说，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诞生之时，鲁迅和胡适就对之有着颇为相异的心态。鲁迅一开始就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持一种决绝的态度，更谈不上对之有什么希望和期待，换句话说，鲁迅一开始就以敌对的目光怒视着蒋介石对南京政府的缔造，一开始就把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当作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且这样一种心态和姿态终生未改；胡适则一开始就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尽管这种支持和合作并非是无条件的，换句话说，胡适是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蒋介石对南京政府的缔造的，他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是怀有希望的，此后，这种期待和希望无论怎样受挫，胡适也没有让自己陷入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彻底绝望，因此，也不妨说，胡适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有条件的支持，也是持续终生的。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鲁、胡二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有如此差异，那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的，更应该是鲁迅而不是胡适——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就过于皮相了。实际上，正因为鲁、胡二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心态和姿态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批评、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如果鲁迅真的不曾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那原因就在于他的敌对和决绝的心态与姿态，使得他难以在责骂蒋介石时指名道姓；而胡适之所以一次次地对蒋介石指名道姓地批评，也就正因为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怀有希望和期待，还愿意有条件地对之支持和与之合作。
鲁迅对国民党的批评之尖锐、严厉，是人所共知的。应该说，他即便真如有人所说从未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也多次把矛头对准过蒋介石，只不过没有点出“蒋介石”这三个字而已。这里姑举一例。1933年4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曹聚仁的《杀错了人》一文，其中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杀人”是难免的，但“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因此，曹聚仁认为，这是“杀错了人”。鲁迅读了此文后，写了一篇《〈杀错了人〉异议》（2），发表于4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文章从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而大肆杀人，说到“现在的军阀混战”：“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所谓“看错了人”，既指过去“看错”了袁世凯，更指现在“看错”了蒋介石。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2）
不过，倘若具体地看，胡适对蒋介石的批评，的确往往比鲁迅更直接、更明白，指名道姓的公开批评，也并非绝无仅有。在1929年“人权运动”时期，他就几次点名批评了蒋介石。在《人权与约法》（3）一文中列举国民党当局侵犯人权的事例时，就有事涉蒋介石本人的一例：“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是要将蒋介石也置于可控告之列，也就是强调要做到任何人都不能高踞于法律之上。又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4）中，胡适写道：“我们实在不懂这样一部约法或宪法何以不能和训政同时存在。我们必须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民主政治的实行，需要训练。而需要接受这种训练的，不仅仅是人民大众。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此前不懂民主政治的政府官员，更需要接受训练。这是要蒋介石在民主政治面前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地背起书包、坐进课堂，从ABC学起。
但胡适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鲁迅不敢，就证明了胡适比鲁迅更勇敢、更无所畏惧、更富于批判精神吗？不！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决定着胡适“敢”而鲁迅不“敢”的，不是个人的勇气、胆量、批判精神，而是别的一些更复杂的因素。
“做戏的虚无党”与“要一个政府”
要明白为何鲁迅不“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胡适却“敢”，还得从二人迥然有异的政治观念谈起。
说到鲁迅的政治观念，实在很难归入既有的品类。鲁迅明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也很难说他就是够格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实际上也并未宣称过信奉无政府主义，也没有积极地正面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念。大概可以说，鲁迅对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是不能真正服膺的，对任何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都是不太感兴趣的。这源于鲁迅对“政治”本身的深刻怀疑。鲁迅毕生关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荣辱兴衰，但却几乎不从国家政体、社会制度等政治层面去探索这一问题。他有着一个十分固执的观念，即只有最广大的中国人都觉醒了，只有大小小的阿Q、闰土们都被切切实实地启蒙了，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终免于被欺侮、被凌辱的命运。如没有民智的真正开发，如没有民众的真正觉悟，则无论怎样现代的国家政体，无论怎样先进的政治制度，都不过是沙上的建筑、纸糊的衣冠。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鲁迅是一个“政治怀疑主义者”。曹聚仁在《鲁迅评传》里这样说到鲁迅的“政治观”：“笔者自幼受了一句话的影响，这句话，出自《尚书》，叫做‘毋求备于一夫’。其意是说各人有各人的见识，各人有各人的特长，不能万物皆知，万物皆懂的；这么一想，我们对于鲁迅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也不必失望了。由于鲁迅的文字，富于感人的力量；我们读他的杂感，觉得十分痛快，所以对于他的政治观，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实他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的。笔者的看法，和他有点相近；我认为政治的进步或落伍，和民智开发的进度有密切关系，至于政治学说，主义的内容如何，并不十分相干的。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5）
鲁迅之所以“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与其说是力有所不逮，毋宁说是意有所不屑。既然对政治有着深深的怀疑，既然认定无论多么美妙的政治主张都不过是空谈，那当然也就不会自己再去提出什么政治主张了。在鲁迅看来，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都不过是“做戏”，各种各样的政客们，都不过是“做戏的虚无党”。在《马上支日记》中，鲁迅说：“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对政界的“做戏”，鲁迅多次施以辛辣的嘲讽。这种政治如同“做戏”的观念之形成，原因当不只一种，而辛亥以后中国政局的动荡和混乱，应是促使鲁迅视政治如“做戏”的直接原因。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6）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3）
鲁迅的政治观，或者说鲁迅视政治如“做戏”的观念，在写于1933年4月的《现代史》（7）一文中，表现得最直接最典型。文章虽名曰“现代史”，却通篇写的是街头的“变戏法”。在描写了街头空地上的几种骗人的把戏后，鲁迅说：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HuazaaHuazaa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按照表面的文章，题目自然应该定为“变戏法”，因为并没有一字一句提到“现代史”。而之所以把“变戏法”三字“错”写成“现代史”，就因为在鲁迅看来，一部现代史，无非是变戏法而已。对政治的这种深刻怀疑，使得鲁迅不对“政治家”寄予任何希望，也不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建设有什么实质作用。而胡适则不同。胡适虽然也重视启蒙，也终生花大气力做改造国人深层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工作，但他并不把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视作是唯一值得做的事情，也不把它与政治制度的革新对立起来，不在二者之间有所偏废。在胡适看来，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是重要的，国人深层的心理、意识、观念的改造是重要的，但现实的政治操作层面的变革同样是刻不容缓的。所以胡适也对政治层面的建设投以巨大的热情。如果说鲁迅建设性的努力只用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对现行政治则只是冷嘲热讽，自己并没有什么正面的意见要表达，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那胡适则在两方面都正面地、建设性地用力。
而胡适之所以在现行政治层面也能够满怀热情地做出正面的建设性的努力，就因为他有正面的建设性的政治信念在驱使，就因为他有深信不疑的“主义”要宣传。必须走英美式的宪政民主的政治之路，必须在中国全面废除人治而实行法治，必须终止由当政者随心所欲的“变戏法”一般的政治操作而走向“有计划的政治”，必须切实保障人权，必须允许反对党的存在，等等，这就是驱使胡适采取正面的建设性的政治行动的信念，这也是胡适所要宣传的“主义”。胡适的信念，胡适的“主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英美式自由主义政治理念。
而胡适之所以能有如此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执着信奉的“主义”，就因为他相信现行政治层面的改革和建设，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无关宏旨的。他深信“有政府”与“无政府”、“好政府”与“鸟政府”（8）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胡适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方面的启蒙，但却不能认同那种只有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都提高到了必要的程度才有可能从事制度建设的观念。胡适是“政治工具主义者”，即把政治看作是治理国家的一种必要的工具。“有政府”与“无政府”、“好政府”与“鸟政府”的区别，也就是“有工具”与“无工具”、“好工具”与“鸟工具”的区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国家富强、要民众安乐，首先要把“政治”这件工具打磨好，用胡适惯常的说法，就是政治要“上轨道”。从当时到现在，都有许多人认为，有了再好的工具，而从政府官员到广大民众，都不懂得这工具的性能、都不能够合理地使用这工具，那也是白搭。而胡适则认为，要让从政府官员到广大民众都真正理解和善于运用好的工具，就必须先有这工具。也许一开始大家都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这工具，但在对这工具的使用过程中，渐渐地就能理解得准确和使用得合理。在前面曾引用了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对民主政治需要训练的强调。胡适认为，要走向法治，要实行民主，必须首先要打造出一部宪法，然后从蒋介石、冯玉祥到广大民众，才可能知道什么叫权利、什么叫义务，才有可能慢慢学会守法用法。类似的观点，胡适一生多次“宣传”过。例如，早在1922年8月为《努力周报》写的《这一周》（9）中，胡适就说：
我们要明白：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信仰的是什么呢？第一，信仰国民至多可以受欺于一时，而不能受欺于永久。第二，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第三，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有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
若因为“组织未备，锻练未成”，就不敢实行民治，那就等于因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学走了。学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锻练”民治的唯一法子！
胡适强调，必须在民治中学会民治，必须在对工具的使用中学会对工具的使用。胡适相信，制度本身具有着教育功能，它能引导、训练官员和民众逐步理解它和运用它。若说必须等到官员民众都真正理解了一种制度后才去建设这种制度，那就如说必须先学会了游泳才能下水一样荒谬。
通常都说胡适是“好政府主义者”。其实，胡适首先是一个“有政府主义者”。“好政府”是针对“鸟政府”而言的。但倘若连一个“鸟政府”都没有，倘若社会陷入不同形态的“无政府”状态，那所谓“好政府”就更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形下，只得先争取有一个“政府”。所以，“有政府”是针对“无政府”而言的。在1921年6月18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该谈有政府主义，应该谈好政府主义！”在胡适眼里，国民党当年的“一党专政”、“以党代政”，也是一种“无政府”。“政党”是“政党”，“政府”是“政府”，这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若是只有“政党”的无尚权威，“政府”绝对听命于“政党”，那就是“政治不上轨道”，就是“无政府”。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1930年9月3日的日记中，胡适又写道：“民国十一年，我们发表一个政治主张，要一个‘好政府’。现在——民国十九年——如果我再发表一个政治主张，我愿意再让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个‘政府’。”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4）
如果说鲁迅多多少少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那胡适则绝对是一个“有政府主义”者；如果说在鲁迅看来政府换来换去都如同“变戏法”，一种形式的政府取代另一种形式的政府，也不过是“招牌虽换，货色照旧”，那在胡适看来，不同形式的政府差别甚大，打造一个“好政府”则至关重要。
鲁、胡二人不同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决定了他们在国民党一统天下后，对之必然怀有不同的心态和采取不同的姿态。
“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与“救得一弊是一利”
作为“政治怀疑主义者”的鲁迅，对任何政党都不会很信任，对任何政府都不会很拥护。鲁迅所谓的“现代史”，无非就是民国以来的历史。而鲁迅身历的民国史，由北洋军阀当政和国民党当政两个时期构成。对北洋政府，鲁迅是痛恨的，从《记念刘和珍君》等北京时期写下的众多文章中，我们能感受到鲁迅对北洋政府的强烈痛恨。但鲁迅对国民党政权的痛恨却更其甚于北洋政府。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使鲁迅“目瞪口呆”，从此他就对国民党怒目而视。他曾对日本友人增田涉明确表达过对国民党“清党”的不能接受，并且说：“在这一点上，旧式军阀为人还老实点，他们一开始就不容共产党，始终坚守他们的主义。他们的主义是不招人喜欢的，所以只要你不靠近它、反抗它就行了。而国民党采取的办法简直是欺骗；杀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打那以来，对于骗人做屠杀材料的国民党，我怎么也感到厌恶，总是觉得可恨。他们杀了我的许多学生。”（10）这样一种对国民党的分外痛恨和敌视，使得鲁迅不可能与之有任何政治性的合作。鲁迅甚至是以渴盼的心情等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的，在1933年7月11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鲁迅说：“日本风景美丽，时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登陆。更重要的是，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加嚣张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
对国民党，胡适其实也是相当不满的。早在1922年8月为《努力周报》写的《这一周》中，胡适就对国民党做出了尖锐的批评。陈炯明与孙中山发生冲突后，一些孙派的国民党人便指责陈炯明“悖主”、“叛逆”、“犯上”。胡适特别不能容忍这种指责，斥之为“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其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孙派的人的伦理见解，不但陈炯明不应该推翻孙文，吴佩孚也不应该推翻段其瑞与徐世昌了；不但如此，依同样的论理，陈炯明应该永远做孙文的忠臣，吴佩孚也应该永远做曹锟的忠臣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胡适强调的是：陈炯明的反孙行为本身是否合理是一回事，他的行为是否可称为“悖主”、“犯上”、“叛逆”则是另一回事；即便陈的行为是可指责的，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也不能认为这种行为是什么“悖主”、“犯上”、“叛逆”。胡适进一步指出，在国民党内之所以会有这种“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乃是因为孙中山是“用秘密结社的方式办政党”，因而国民党根基太坏：
同盟会是一种秘密结社，国民党是一种公开的政党，中华革命党和新国民党都是政党而带着秘密结社的办法的。在一个公开的政党里，党员为政见上的结合，合则留，不合则散，本是常事；在变态的社会里，政治不曾上轨道，政见上的冲突也许酿成武装的革命，这也是意中的事。但此次孙陈的冲突却不如此简单。孙文鉴于国民党的失败，仍旧想恢复秘密结社的法子来组政党。因为陈炯明是新国民党的党员，不曾脱党，而攻击党魁，故用秘密结社的道德标准看起来，陈炯明自然是叛党的罪人了。陈氏至今不敢发一个负责任的宣言，大概也是为了这个原故。我们旁观的人只看见一个实力派与一个实力派决裂了，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