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5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1924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发现，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虽来自全国各地，但差不多都说国音的阴、阳、上、去四声，只有傅斯年仍然是“闪董料秤”（山东聊城）的口音。赵元任和他聊天，才知道他并不是不会说北京话，而是不屑说。原来，傅斯年到北京读大学后，全家都搬到北京去居住。当时他们雇的用人都是北京当地人。傅入学不久就学了一口北京话，家里人听他改得满口京腔，就嘲笑他说：“你怎么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他们的一笑把傅斯年的北京话笑了回去，把他的“闪董料秤”话又笑了回来。
傅斯年厌狗而喜猫，傅家养过两只猫，他常将猫抱在怀中，甚至允许猫与他同榻而眠。但他极其讨厌狗，傅在德国留学的同学告诉其妻俞大綵：“孟真在德国时，不好意思当着房东太太打她的狗，只敢在餐桌下猛踢以泄恨。”俞问傅是否属实，傅笑而不答。
1926年，傅斯年回国，赴中山大学任教，据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钟功勋回忆：“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地讲，讲得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中山大学学生温梓川回忆傅斯年：“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里，满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何兹全说：“老一代的学者，学问根基都很扎实，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背了半天，不在这篇又背另篇。我们都佩服他记忆力惊人。”
傅斯年自幼生活清苦，全家靠父亲的学生们接济生活，故对世事人情比较了解。何兹全找人安装“史语所”的书架，安装老板估计一番工作量，拉何到无人之处，问道：“开虚价，开实价？”何不解：“什么叫虚价，实价？”老板瞪大眼睛惊讶地问道：“你不是干这行的？”又说：“开实价就是该20万元就开20万元。开虚价就是该20万元开24万元，4万元归你。”何实在回答：“你开实价吧。”过后，何对傅斯年说及此事，傅说：“你不懂。”何反问说：“先生你懂？”傅用孔子之语回答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张政烺曾告诉何兹全，抗战时期，他陪同傅斯年入川，途径宜昌时，他打扫卫生，在傅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本书，竟是《资本论》。
抗战期间，“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人类学组的工作人员将收藏的不同时期的人头骨和各种骨骼与图书一起陈列在木架上，当地农民见后极为惊恐。一到夜间，便有农民到附近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啦！研究院杀人啦！”一时人心惶惶。傅斯年对此十分无奈。
在李庄时，为了防止有人偷书，傅斯年将“善本书库”的牌子换成“别存书库”。当地治安不好，傅斯年便在会上建议每个人床头放一面小铜锣，一旦发现情况，便敲锣示警。这时有位傅斯年的得意弟子用地道山东口音大声说道：“俺不干！”傅问为什么？他答道：“俺们看平剧，平剧里面常常表演一个更夫正在敲锣巡夜，后面来了一个‘英雄’不声不响地请他吃板刀面的故事，所以俺不干。”傅接着问道：“那么，事情如果发生，你怎样办？”答：“那我只好‘献地图’！”众人哄笑。
傅斯年曾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有客来访，传达人员总是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客人听得一头雾水，弄清后便哈哈大笑。任继愈也忆及，当时罗常培的研究生周法高曾为此戏编一副对联：“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对仗虽不大工整，但在同学中流传甚广。罗常培听说后，将周法高叫来，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
董作宾调侃中研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道：“朱家骅先生是代理院长，傅斯年先生是代理总干事，李方桂先生是代理所长，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三代以下的人民啊！”
李庄的李婆婆在接受岱峻采访时说起傅斯年的一件趣事：“他懂得雀鸟说话。有一回，他说学乐殿有两块田的早谷子黄了，是他听麻雀说的。第二天，我们去学乐殿，果然看见有两块谷田，麻雀多得很。”
“史语所”有一部珍贵的北宋刊行、南宋增补的《史记》，由那廉君保管。傅斯年喜欢这部书，常常借阅，傅阅读时，那廉君便守在旁边，生怕傅的烟斗碰到书上。一次，傅又阅读此书，正值酷暑，傅便开着吊扇降温。风吹的书页哗哗作响，书页间夹着的用于防潮的烟叶也被吹了起来，那廉君见状，慌忙关上电扇。傅斯年体胖，热得汗流浃背，但也无可奈何，有时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傅斯年常自己到书库看书，书库禁止吸烟，傅有时忘了，进去时还吸着雪茄，但只要那廉君向他的雪茄一指，他便做出一个天真的姿势，连说：“糟糕，糟糕！”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代表当局处理学潮，要求学生尽快复课，否则，国民政府将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指傅曾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傅斯年抵达台湾时，台湾有轻微地震，傅笑道：“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一到台湾，便有地下礼炮向我致敬。”
俞大綵回忆，傅斯年不讲究穿着，裤子被烟头烧出了破洞，补上再穿；上衣胸前染上墨水污渍，染成深色再穿。彭孟缉常开玩笑说要检举台大校长服装不整，因为他一次接傅斯年赴一个正式宴会，发现傅穿的鞋子一只黄色，另一只为黑色。
傅斯年最大的爱好便是看书，买书。那廉君回忆，傅每到一地，不多日便与当地的书店老板成了朋友，每次买到好书，总要对众人炫耀一番。到台湾后，一家书店开张，请他题字，他便写道：“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1950年，在台湾举行的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会上，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蒋梦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后笑言：“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身形】
傅斯年体胖。那廉君回忆：“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经逼死坡（南明时代的一个遗迹），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傅斯年、李济还和裘善元三人同去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后，主人为他们三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等在门前。第一个走出门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个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前一个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出来时，剩下的两个工人看见傅比刚才两人胖得多，吓得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主人甚是尴尬。
罗家伦常笑问傅斯年：“你这个大胖子怎样和人打架？”傅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由于体胖，傅斯年睡觉爱打鼾。一次，他与李济从宜宾乘船到重庆，与船员同住一室。第二天，两人相互抱怨，都说对方鼾声太响，吵了自己睡觉。同住的船员告诉他们：“两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吵得我们一夜未能睡好。”
抗战时期，陶孟和曾嘲讽傅斯年：“傅孟真若是唱平剧，扮曹阿瞒，不必穿厚底靴子，也不需要穿棉坎肩，更不必在脸上搽白粉。”
1947年，傅斯年患高血压，到美国进行治疗。俞大綵回忆：“他病愈出院时，体重减轻三十余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四寸。我记得他出院回家的那一天，跨进屋门，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我现在简直可称为楚腰纤细，再也不是傅大胖了。’他一向不讲究衣着，出院后，不曾制新衣，一直到回国，长台大，到他去世，仍穿那几套旧衣服。”
学生温梓川说，傅斯年食量极豪，一次竟能尽馒头二十枚，这与他的患高血压病不无关系。
俞大綵回忆：“孟真因病忌食，只能吃米饭、无盐的蔬菜、水果及少许甜食。我曾试以色彩悦目的盘碗，在餐桌上瓶中插几枝鲜花，引起他的食欲。但面对如此淡而无味的饮食，谁能有食欲呢？他每日处理校务，劳累不堪，回家饿极进餐，看他以菠萝汁拌饭，聊以充饥而难于下咽的神情，我好难过。”
傅斯年患高血压，夫人总不让他吃肉。但傅好吃，经常忍不住背着夫人开荤，在上下班途中，他常到小吃店吃碗北方面食，并不忘嘱咐秘书那廉君道：“我是解馋，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
夫人怕傅斯年贪吃，只给些小钱，仅够买几颗糖几片面包。所以他在台大时，学生常发现他饭后会再进餐厅，或上福利社买面包，边走边吃。
某次，那廉君和另一位秘书李绪吃饭时，傅斯年走过来，抓起那廉君的面包和李秘书饭盒的卤肉，边吃边笑说：“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那廉君禁不住感叹：“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一次，傅斯年观看运动会回来，对那廉君说：“糟了，刚才我在体育场鱿鱼摊子吃了一碗鱿鱼羹，把烟斗丢在那里了。”那廉君要替他去取，他不肯，说还是自己去。后来有人告诉那廉君，傅去取烟斗时，又喝了一碗鱿鱼羹。
苏乡雨回忆，傅斯年是北方人，爱吃面食，特别是包子、锅贴、馅饼之类。一次，胡適到台湾，台大的北大人在苏家聚餐欢迎胡，苏的夫人为他们准备了北方风味的饭食，结果傅斯年吃了太多的馅饼，躺在藤椅上动不了，回家后又吐又泻，折腾了一个晚上。
那廉君回忆，傅斯年去世之前两三天，很想到萤桥去吃一顿烤肉，曾向夫人提及，由于口袋羞涩，未能如愿。俞大綵对此，始终引为憾事。
【孝道】
傅斯年事母至孝。他九岁丧父，此时其弟傅斯严才七八个月。因家境贫寒，只能靠亲友的捐赠度日。傅母抚养两个儿子甚为艰辛，一到雨天，屋里漏雨，傅母便怀抱幼子，执伞避雨。傅母平日节衣缩食，供两个儿子读书，对二人亦督导甚严。故日后傅虽霸气十足，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对其母却极为恭顺，遇母亲发脾气，便长跪不起。
俞大綵回忆：“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血压高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抗战爆发后，傅斯年委托一位下属送两个侄儿和母亲到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后，傅到长沙不久，这位同事护送其两个侄儿也来到长沙，傅见到侄儿们很是高兴，当听闻母亲没能逃出来时，傅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们几个耳光。随后，他千方百计将已过古稀之年的母亲从安徽接到重庆。每言及母亲逃难之事，傅斯年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
“史语所”由长沙迁至昆明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其弟傅斯严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1941年10月，傅母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傅斯年极为悲痛，非要让医院告知母亲的病情，医院得不出确切的结论，只好提出解剖。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才知道母亲死于胆结石。
傅母去世时，傅斯年还在病中，且国难当头，所以丧事从简，未发讣告，未公开吊唁，由内兄俞大维帮助料理安葬事宜。傅斯年将母亲安葬在歌乐山附近的一个小山顶上，墓穴建得十分坚固，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再盖上用水泥制成的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傅斯年致信胡適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
【姻缘】
傅斯年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傅斯年父亲早逝，16岁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与同乡山东聊城县乡绅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成亲。
丁蘸萃略通文墨，长相秀美，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傅斯年婚后一直在外求学，二人长期分居，没有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随着年龄增长和西学的影响，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不满意，他极为苦恼：“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不可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
傅斯年曾抱怨对旧式婚姻的不满：“胡適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咳！这样的奴隶生活，还有什么埋没不了的。”
留学归国后，傅斯年决心与丁蘸萃离婚。1934年，二人在济南协议离婚。
同年8月5日，在同学俞大维的撮合下，傅斯年与俞大维幼妹、陈寅恪的表妹、比自己年轻10岁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傅斯年与俞大綵谈恋爱时，胡適曾在日记中记载：“孟真在恋爱中已近两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作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俞大綵出身名门，幼年即受新式教育，思想开通，兴趣广泛，会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是典型的新女性。她曾在上海沪江大学学习，长于文学，尤擅英文，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
傅斯年曾多次对好友罗家伦谈及俞大綵，说起妻子的才情，神采飞扬。罗无限欣慰：“这几年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綵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但他嘴上却开玩笑地对傅斯年说：“大綵赏识你，如九方皋伯相马。”
俞大綵这样描述自己的婚姻：“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傅斯年）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满很快乐。”
由于傅母年轻时即守寡，因为总以为儿子被媳妇抢走了，经常发脾气。俞大綵有时受了婆婆的气，便到表弟曾昭抡在南京建的一栋小洋楼躲避。
傅斯年讨厌狗，到昆明后，友人送给其子仁轨一条狗，一日傅斯年午睡方酣，狗走过去轻轻舔了他的手，傅被惊醒，怒捡起拖鞋而打狗，谁知狗没打着，却将自己的眼镜碰掉在地上，摔碎了。俞大綵戏言他虐待动物，傅恼羞成怒，三天不与其交一言。第四日傅起床后，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地笑着对俞大綵说：“我无条件地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巴，闷煞我也。”俞取笑他道：“用配眼镜片的钱，买几个肉包子（傅斯年爱吃肉包子）吃，岂不更好？”
俞大綵与傅斯年共同生活的十六年中，聚少离多，除了新婚时生活还算平静，日后便满是愁苦辛酸。抗战初期，傅斯年只能让俞大綵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投奔庐山牯岭的岳父，后俞大綵跟随傅至昆明。1939年，傅斯年在昆明为儿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下记载：“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足见当时俞大綵与儿子的颠沛流离之状况。
俞大綵曾回忆其与傅斯年在重庆郊区山中养病的情形：“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尔细雨纷飞，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傅斯年的友人上山探望傅，俞大綵只能四处借得一百元，准备酒菜招待。傅斯年于一个月后得知此事，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印障蛉私枨恕Ｎ液貌牙ⅲ �
“史语所”迁往李庄，俞大綵便随傅斯年至李庄。在李庄时，由于没有小学，俞大綵就在家中教导傅仁轨和李方桂的女儿。据李庄的老人回忆，当年俞大綵很少出门，只是在家中相夫教子。
1947年，傅斯年赴美国治病，回国时，夫妻二人决定把13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中学，托付友人和门生照顾。傅仁轨极为聪明，每年都拿奖学金，其作文曾获得学校作文的第一名，并发表在刊物上。他常写信给傅斯年，谈论天下大事。傅斯年常对俞大綵说：“我们有这样圆满的家庭，这样聪明可爱的儿子，我太满足了，唯一使我不安的，就是我没有给仁轨留过一个钱。”
多年后，《发现李庄》的作者岱峻曾向人打听傅仁轨的下落。知情者说，傅仁轨在美国再也没有回来过，与台湾和大陆都没有任何联系。傅斯年去世后，他在美国缺少管教，并未好好念书，学嬉皮士，穷愁潦倒，荒芜一生。其母俞大綵为此后悔终生。
后来傅仁轨读了岱峻的《发现李庄》后，给岱峻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不足百字：“尊敬的岱峻先生：我幸运地读到了《发现李庄》，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它仿佛把我带回了过去的时光。愿好运赐给你。”信是英语写的，只有签名用的是中文。签名“傅仁轨”三个大字，歪歪扭扭，实在不敢恭维。岱峻始信了人们的传言，傅斯年先生之子已不会使用中文。
【去留】
在国民党全线溃败之际，台大原校长庄长恭离职，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跳这一个火坑”。
傅斯年曾在“去留之间两徘徊”。据“史语所”研究人员陈槃回忆：“自三十八年冬（实应为三十七年），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1949年元旦之夜，胡適与傅斯年在南京共迎新年。面对时局，这年元旦之夜无一丝欢乐的气氛。是夜，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潸然泪下。二人一边喝酒，一边不断吟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陈布雷自杀后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