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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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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龟。”
马寅初曾对谭伯鲁等人谈及被幽禁的经历，他先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八个月，后又到江西上饶住了一年。他一个人住一套平房，看守警卫及勤杂人员倒有一排人之多；吃饭时四菜一汤，可以看书，与家人通信只能谈家事，生活尚可，但完全与世隔绝。警卫人员多为农村青年，人很朴实，经常拿着课本向他请教，没有人为难他。他还谈及，在息烽时，每天下午4点他都到外边散步，每次都有一二十人随行。此地是荒野，平日没有人烟，但每天此时，他总是看到远处也有一群人跟随着一个人在散步。日子久了，他想这一定是“同路人”，便隔着五道铁丝网向对方挥手致意。但因相隔太远，他一直看不清楚到底是谁。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人便是张学良。
警卫陈凤超奉命看管马寅初。1941年2月的某天早晨，陈见马神色有异，便问其故。马好一会儿没有开口，半天才说：“我今年六十岁了！命中来说是个关口，我家三世未有活过六十岁的人，今天我身在虎口，凶多吉少，恐不能过这个年龄。”说了流泪不止。陈忙劝慰，马才心绪稍安。这一日，息烽集中营奉上级之命为马寅初办了寿宴，马寅初也高兴得喝了少许酒，自此之后他便宽了心。马寅初与陈很是投缘，离开息烽时，特地告诉陈自己在杭州的地址，让陈去找他。新中国成立后肃反，马寅初还为陈凤超做证。
马寅初被幽禁后，各界人士一直没有停止营救行动。1942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马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释放马寅初的要求，蒋为取得美国支持，于8月20日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家中，不许其教书、发表文章，在经济上断其生路。潘序伦回忆，当时他请马到其创办的北碚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以缓解马家的经济困难，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知道后，威胁潘必须立即将马寅初免职。正好此时已是1945年5月，日本已有投降之意，故潘并未理会陈的命令。
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后，在上海的马寅初应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只身前往南京演讲，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开口便说道：“我今年六十六岁，六十岁是本钱，我已经有六年的利息，还怕什么？我这次来，已经写好遗嘱，后事已做好安排。……兄弟是老牌的国民党员，不过，兄弟不是蒋委员长的国民党员，而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把一顶‘红帽子’给我戴，兄弟不怕戴，也戴不上。”马寅初往返的路上一直有两个特务跟着马寅初，故中央大学学生一路组织护送。
1948年，马寅初在上海交大演讲时，更是公开嘲讽蒋介石是“头号大真空管”，他说：“蒋真空管就是肚里完全是空空的，顶上光光的、秃秃的，头号就是最大。”
在上海的一次经济团体联谊会上，有人说孔祥熙、宋子文收买黄金，提议没收他们的财产，马寅初说：“错在要打内战的那个人。”
马寅初曾对学生们笑谈：“以前我给蒋介石个别讲过经济学，他根本不懂什么叫通货膨胀，物价为什么会上涨这一类普通经济常识。因为蒋介石是行伍出身，只懂得立正、稍息那一套。他喊一声立正，他的部下官兵就不敢稍息。打内战他是内行，但是搞经济就是外行。这个物价就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他喊立正，而物价还是要向前跑。”
【识见】
马寅初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了美国财政界和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便开始抨击军阀和官僚，他在《中国何以如此之穷》中说：“中国的穷，穷在军阀的滥费和官僚的贪贿。”“要消除中国的贫穷就要打倒淫威的军阀。”
1927年，马寅初任浙江省政府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等职期间，力主禁烟。他说：“今日之禁烟问题，实吾浙江之生死问题。”并说：“我在职一天，必须反对到底，决不妥协。”马寅初还收集和编写了歌谣《戒烟歌》、《戒赌歌》，命人张贴、传唱。如《戒烟歌》一：“劝我民，莫吸烟；五脏六腑都熬煎。甘之如饴真鸩毒，想一想，速死由己不在天。”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考察，马寅初认为应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1957年7月15日，75岁高龄的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一个很严重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为20％，如不加以控制，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他倡议，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马寅初认为，发展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人口问题，其次是农业问题。他多次说：“除了人口问题外，农业问题应及时研究，要早为之图，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因人口论争赋闲后，马寅初曾着手编写《农书》，但遗憾此书未能问世。
【拥戴】
看穿国民党的腐败后，马寅初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抗战结束后，他开始学习《资本论》，并常说：“有人骂共产党，我就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来了，怕什么？我在杭州有四百亩土地，我全部献出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1日，马寅初与毛泽东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上会面。这是毛与马的初次见面。会后，毛泽东邀请马去他住处恳谈了2小时。
1949年3月，毛泽东抵达北平，马寅初去西苑机场欢迎，并参加了毛泽东当晚特设的宴会。10月1日，马寅初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目睹毛泽东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马寅初对毛泽东极为景仰和崇敬。他决定，如果生下孙女，便起名思润、思之（毛泽东字润之），孙子则起名思泽、思东。于是，马寅初唯一的孙女叫马思润，而次子马本初先出生的两个儿子名为马思泽、马思东。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马寅初对毛泽东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大学，就要支持我的工作。”毛笑着问：“要怎样支持？”马答道：“不要别的，兄弟点名要谁来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毛欣然同意。此后，马寅初果然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大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陈毅在北大演讲时，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是马寅老掐着我的脖子让我来的。”
1951年，国庆游行的学生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正赶上秋雨滂沱，等北大学生回到学校时，热腾腾的姜汤已经摆在桌上了。马寅初喜形于色地对学生们说：“是毛主席特意叫人打电话告知学校，备好姜汤的。你们抬的红楼模型，毛主席看到了，兄弟正好站在主席身后。毛主席回头问我：‘马老，红楼还是原来的样子吗？没损坏吗？’我说：‘一切还是原样，毛、李（大钊）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
1957年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老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马寅初听后备受鼓舞，将其调查结果写成《新人口论》一文，发表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毛泽东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马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尽管如此，马寅初仍对毛崇敬有加，当他看到毛搞个人崇拜时，十分担忧。一次会议上，有人说《毛泽东选集》四卷一千年两千年后仍可适用，马听后，不禁“毛骨悚然”。他说：“对毛主席的这种恭维，是在搞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毁坏毛主席的‘糖衣炮弹’。”他多次表示，毛泽东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吸取斯大林生前被神化身后被指责的教训，不要搞个人崇拜，那样“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
【论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寅初就开始关注人口问题。根据他的建议，我国于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截至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马寅初对此极为震惊，因为新中国成立仅仅4年，我国人口就增加了1亿多。
不久，年逾古稀的马寅初到全国各地进行人口调查，回到北京后，他惊呼“小孩子太多了！”他在一次会议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
马寅初根据调查结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提交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提案一出，便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但马寅初却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毛泽东一度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赞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但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观点发生了变化。
“反右”开始后，康生等人想将马寅初打成“右派”。中央统战部许涤新特向周恩来请示，周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马寅初才得以幸免。但据许涤新透露，即便有了周的指示，马仍被划入了“内定右派”的花名册。
1958年7月，康生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此后，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据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
马寅初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但他的要求未获批准。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对此，马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他在文中说：“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毛泽东看了马寅初的《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此后，对马寅初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中，都贴满了大字报。北大校园里响起了“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
开始，马寅初认为大字报是对他善意的批评，便让秘书王克宥到校园各处抄录大字报，送给他看。但大字报越来越多，抄不胜抄，王也就不再抄录。接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一场接一场，马寅初不出席的批判会，他们便专门从会场接了一条电话线到马家，让他洗耳恭听。马寅初出席时，他们则让人轮番上台发言，指着他的鼻子批判。在经济系的一场批判大会上，有人竟指着他大声吼道：“对你这种人就是要带着‘食其肉而寝其皮’的阶级仇恨批判！”
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很快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并且他的申辩权被剥夺，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至此，近8年的人口论争画上了句号。
【执着】
马寅初常说：“总要有人肯站出来讲话才行。”“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很久，马还未到。于是主持人派人把他“请”了过来，他到场之后，搬了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此时，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马寅初却坦然道：“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是很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论，对我泼冷水，我最欢迎。”
1958年，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会上，马寅初高喊：“我没有在课堂里上课，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来教育北大学生坚持真理。”此后，马寅初又在一次声明中说：“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马校长的这番话，鼓舞了许多北大学生，在往后的艰难岁月中，他们一想起老校长，便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同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庆典发言时，对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做出检讨！”马闻听此言，微微仰着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7月，康生亲自披挂上阵批判马寅初，他在北大的批判大会上指责马寅初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毫不示弱，当众反驳道：“我是马克思的马！谁说我是马尔萨斯主义，我就认他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一时间会场哗然。
1959夏天，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马寅初谈话，要求他进行检讨，但马寅初却坚持自己是对的，拒绝检讨。最后，周恩来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马寅初的堂侄女婿陈立受众人之托前去劝说马寅初进行检讨，马问：“这个检讨怎么写啊？”陈说：“你随便写几句，敷衍敷衍就可以了。”但马坚决不写。
面对批判的声浪，马寅初发表声明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对马寅初的批判愈加剧烈，对此，马寅初一再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他在一次批判会上对北大学生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战胜我，但是要用科学，而不是大棒。”
马寅初坦然面对批判，拒不检讨，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北大学生回忆：“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后，马寅初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的空气太沉闷了，学生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
马寅初并不因自己受到批判而颓唐，在孙子马思泽的记忆中，祖父每天都在精神饱满地读书看报、运动锻炼，晚上仍写作到很晚，每到周末便带着孩子们上公园或去郊区爬山，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昭明】
人口论争结束后，马寅初在沉默中度过了20年半隐居的生活。然而时间却告诉人们真理何在，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与十七年前马寅初《新人口论》中小标题完全一致。1979年，《光明日报》登载文章称：“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1979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来到清净了20年的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马寅初家中，对已经98岁的马寅初说：“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马寅初高兴地回答说：“我很高兴。”“20多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率先为马寅初翻案。正文前面加了大段的《编者按》，对《光明日报》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一事做了深刻检查。马寅初感慨道：“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不光明磊落，今天《光明日报》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的理论再扳正过来，我还是很感激你们的。希望你们向广大读者转达我的谢意。”
1980年，98岁高龄的马寅初在病榻前接到了北大党委书记周林送来的“北大名誉校长”的聘书，周同时告诉马，北大将重新出版其《新人口论》。
马寅初的女婿徐汤莘写信告诉潘序伦，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最初由北大印1万册，顷刻售罄。之后人民出版社续印10万册，亦几天就销售一空。潘委托徐代购5册，但徐只寄来4册，并复信说，四处搜索，只得这四册，想来书店加印的10万册，也已售罄。
【农书】
早在民国年间，马寅初就致力于农村建设。马曾与好友朱孔阳商讨筹建“农村公社”类型的“新村”，以实现二人共同的“大同社会”理想。按他们设想，在“新村”里，农民自耕自给，无地主，无老板，自己推举管理人员，专司组织生产及内外交换商品之职，但又不脱离生产。二人经过一番努力，筹集到一批款项，在玉皇山下购得山地百余亩。筹备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却因战争日迫及资金难以为继，不得不放弃此计划。
当时农村民众任意建坟，“死人占了活人田”，有碍农业，又乏人管理，常有饿狗扒食尸首，既碍卫生，传染疾病，又不人道。马寅初、朱孔阳商议后，经多方努力，以集股的方式，募得资金，在杭州郊区留下镇附近购得不能耕种的“僵土地”（又称“漏水地”）二百余亩，于1932年，正式开办了“杭州泉唐公墓”，由马寅初先生任董事长，马一浮、项兰生等为赞助人，朱孔阳任总经理。公墓专门辟了一地块做“义地”，埋葬乱坟堆被抛撒的尸骨以及死后无力安葬的穷人。“泉唐公墓”的建立，对杭州地区改革丧葬旧俗、保护耕地及保护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杭州市民所认同，得到舆论的支持和赞扬。
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后，年已八十的马寅初决心要写出一部分量不亚于历史上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农业大书。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1962年，他借着到浙江农村视察的机会，对农业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
马寅初用墨笔将文章写在宣纸上，每写完一章，马寅初便把宣纸铺在地板上，等晾干后，将宣纸按顺序黏接起来，卷成一个纸卷，注明内容，放入一个藤箱里。藤箱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以便防潮防蛀。写累了，他便会沿着院中的水泥小径散步。
1965年，耗费三年光阴的《农书》初稿完成，全文共100多万字（一说150多万字）。完成后，马寅初又认真地从头到尾做了一次修改，修改一般用蓝笔，特别重要的用红笔。到1965年年底，他完成了第一次修改。
有一次，马寅初以前的秘书陈玉龙前去看望马，进屋时，马正在写《农书》，地上铺满了稿纸。马寅初见他进来，有些愤怒地说：“他们不给我发表，我自己看！”
1966年春节后的一天，马寅初召集全家人说：“请你们抽时间帮我把《农书》原稿照抄一遍。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它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啊！”
“文革”爆发后，虽受到周恩来的特殊保护，马寅初免于抄家之祸。但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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