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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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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眼睛上长了一颗东西，但他并不说明，仍是照常看报。直到1939年夏周峻发现后才延医诊治。医生让他动手术，但因他年老体弱便未进行手术。后来另一医生用药水给他洗眼睛，但此后便不能在灯下看书太久。
1940年春，蔡元培接到一封电报，脸色突变，大概缘于此前威廉之死让他大受刺激，此次以为又有祸事发生。之后，周峻请医生前来诊治，认为血压低，并无大碍。3月2日夜，周峻陪蔡至3日凌晨4点，蔡坚持让周去休息，周峻便回房就寝。到早晨6时，蔡元培起床如厕，回房时因体虚摔倒，周峻闻声赶来，赶紧将他扶上床，半小时后，蔡突然吐血多口，血色黑紫。医生前来诊治，认为唯有输血，但蔡年事已高，怕输血吃不消。在医生建议下，蔡被送到养和医院住院治疗。
次日下午2点半左右，蔡元培“面上忽现惊慌之色，口啊啊几不能言，两手紧握抽动，做抵拒状”，几分钟后才平静下来。医生赶来，认为最后的办法就是输血。
下午6时，医生开始给蔡元培做肛滴，蔡难受至极，几次用在他嘴里难得听到的愤怒的口吻说：“还不好，真是要命。”肛滴结束抽出皮管时，从其肛中带出半盘血水。
而医生此时还找不出病症，一位认为是脑溢血，一位认为是胃破裂。两位医生辩论时，蔡元培开始呓语，周新走进仔细聆听，隐约分辨出几句：“……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于人们各为己利。……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我蔡某人生有四个儿子……”
当夜12时许，医生准备为蔡元培输血，因为验血设备在香港大学，医生寇克便带着蔡的血样和周新、蔡元培的侄儿蔡太冲、自愿献血的陈林龢到港大验血。检验后，决定由蔡太冲为蔡元培输血。他们赶回养和医院，此时蔡已不能正常呼吸，只是往外吐气，眼皮已经不瞬动，两手冰冷。输血过程中，蔡元培的眼皮开始瞬动，呼吸也转为正常。输完血后，已是凌晨3点，蔡元培睁开眼睛，饱含泪水，看着周峻，如同久别重逢，默默地点了点头。寇克医生这才离去，其他人也都散去了，只留下周峻和周新守在床前。
输血完毕后几小时，蔡元培又陷入昏迷。早晨7时，蔡仍没有清醒的迹象，呼吸反而开始困难。周峻忙请来一位姓叶的医生，问能不能给蔡再输一次血，叶满口答应，说去拿手术用具。但等了好久，却不见叶返回，大家去找，却被告知他在手术室为别人施术。到上午9时许，寇克医生赶到，认为蔡流出的血太多，输入的血不足以补亏，已回天乏术。1940年3月5日9点45分，蔡元培永远停止了呼吸，享年73岁。
蔡元培去世后，全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3月9日，中共中央发来唁电，并派廖承志前往香港致唁；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16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称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并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参加了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为蔡元培举行的公祭。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为蔡元培举行国葬。
教育部、北大的诔词说：“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挽蔡元培：“从排满到抗日战胜，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唁电云：“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举殡之日，迦露连山上，万头攒动，数千男女学生，肃立南华体育场，静待蔡元培灵榇经过。除了风拂旗帜，不闻半点声息。平日热闹的迦露连山，寂寂如荒村残宵一般。蔡氏的灵榇，由北大校友扶持，徐徐经过，再绕南华体育场一匝，向万千青年致最后纪念。
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准备待战事平息后归故乡绍兴安葬，后因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长眠于香江之畔。
【仰止】
翁同龢称赞少年蔡元培：“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刘晓钢评价蔡元培：“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傅斯年说蔡元培：“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傅斯年又言：“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周作人与蔡元培为绍兴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做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做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他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
吴稚晖感佩道：“蔡先生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他和那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绝不会因为做人和气，就会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谁和他相处，都……如坐春风之中，不过虽坐春风之中，很感到有一种严肃之气。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至对人，则亦‘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取其所长，绝不问其短处如何。……蔡先生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
1943年3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1967年，林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评价蔡元培：“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总之，我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梁漱溟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老师蔡元培：“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黄炎培评价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道：“先生太崇高了！……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先生的躯壳死了；先生的精神，无穷的广则弥漫在文化的宇宙间，深则憩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十、胡適
〔胡適（1891～1962），原名嗣贰轶U，字希疆，后改名胡適，字適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自由主义领袖，现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关键词：自恃、自明、温煦、真挚、交游、支助、提携、旧儒、新风、向学、传道、教诲、詈讽、攻伐、政见、议政、际会、诤臣、伤憾、逸事、风趣、月老、癖怪、惧内、婚恋、溘逝、誉说〕
【自恃】
少年时代，胡適受梁启超的影响尤深。他最爱读梁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报纸上连续刊载几章后，却再不见有后文出现。胡適眼巴巴地盼了几年后，暗下决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多年以后，胡適说：“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赵元任回忆在美国留学时的胡適说：“他给人的印象是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当时大家都留着辫子，胡適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的时候就说要把辫子拿掉。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
留学归国途经横滨时，胡適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认为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于是他表示“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但数年之间，他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劝阻其，提醒他不要做“梁任公之续”，但胡適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新文化运动提倡之初，守旧学者虽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但并没有人出来主动攻讦。为了扩大影响力，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唱起了双簧，先由钱化名“王敬轩”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再由刘写文章加以驳斥。胡適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对此种做法很是反感，提出不再让刘编《新青年》，而由他来编。同为《新青年》编委的沈尹默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鲁迅、周作人兄弟也表示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適这才作罢（按：许多学者对沈尹默此回忆存疑）。
1919年6月，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52岁的章太炎在北京作题为“今日青年之弱点”的演讲。他以长者的身份针对青年人的短处做了几点语重心长的告诫。章演讲完毕后，28岁的胡適登上了演讲台，开口就说，太炎先生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胡適以一句荷马史中的诗句为演讲做结：“You shall see te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曾偷看胡適的日记，并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罗笑言：“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刚偷看几页，胡適便发觉了，他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又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胡適写日记用的是美国产的最名贵的日记簿，唐德刚见后大惊，胡適解释道：“别的钱可以省，这个钱不能省。”此后，唐亦效仿胡，用最好的日记本写日记。
胡適最初对新文化运动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但多年之后，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他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適、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对《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適颇为自负：“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32年，胡適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经常说：“我在27岁时就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事后对人说：“我真为班中30岁以上的听讲者捏上一把冷汗。”
朱穆之回忆：“胡適是很自负的，他讲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关于华北大局，有蒋校长（梦麟）、梅贻琦……和胡適在顶着。’他说自己当时是不说‘我’，而是以第三人称谓‘胡適’。以前，我曾听说过，他在上课时说：‘近几年来，称得上学术著作的是胡適的《说儒》。’我原来只是听听而已，这一次，我亲耳听到他这样讲自己，真是‘如雷贯耳’。”
一次，唐德刚告诉胡適，美国一位反战史学家查理·毕尔在他的著作《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中，将日军偷袭珍珠港归咎于胡適，说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因罗氏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上了中国大使胡適的圈套，故惹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胡適听后很是高兴，让唐借来这本书，并在毕尔对他的评论下画了一道道的红线。但是当唐问及他究竟用了什么圈套使罗斯福上当时，胡却怎么也答不上来。
胡適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1921年，他与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研究了曹雪芹的身世，出版了《〈红楼梦〉考证》一书，认为《红楼梦》为曹雪芹自传，后四十回为高鹗续写，而非曹所作，创立了以“自传说”为中心的“新红学”，有别于以往的索隐派、附会派等。对此，他颇为自信地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胡適的小说考证引来许多学者竞相追随，他曾颇为自得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即胡適去世的当天，他在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的时候，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你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自明】
胡適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却说，由于他的历史癖太深，不配做革命的事业。他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并不是自己，而应归功于陈独秀。
1916年，胡適在与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其下半阙云：“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它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適觉得此词口气狂妄，心中不安，将其改为：“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胡適的堂叔胡近仁在上海经商，出售茶叶，为扩大销量，他便借胡適的名号，推出一种新茶品种，取名“博士茶”，并做广告称：“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胡適知后不胜惶恐，告之：“请勿用我的名字做广告。”并指出，广告中“沉病遂得痊愈”之说有骗人之嫌。最终“博士茶”不了了之。
胡適在《尝试集》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到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清华国学研究院设立时，校长曹云祥请胡適出任院长。胡適当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并建议曹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请胡担任导师，胡適谦虚地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適曾在日记中谈及自身：“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
有人推举胡適领导某政治运动，他忙谦逊地回答：“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
有一年，胡適、马君武、丁文江、罗隆基到桂林旅游，所到之处，动辄被人包围。胡適说：“他们是来看猴子！”
胡適的治学以“整理国故”为主，他曾说，离开古籍，“胡適之就‘缴械’了”。
抗战胜利后，胡適曾特别澄清自己与五四运动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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