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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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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间，胡適在伦敦听说周作人有附逆之心，曾寄诗一首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適自己，老僧指周作人，诗中暗示周应南下。但周作人最终还是下水。
晚年，胡適在美国遇到一位侨居多年且没有回国打算的教授，胡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50年代，胡適在为一本书所写的导言中，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胡適看了一个朋友的诗集后对他说：“因为你的地位，人家不批评你。你的诗全是不通的。”后来，胡適对胡颂平说：“一个人到了某一种阶段，没有人肯和他说实话，那是最危险的！”
【交游】
《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后，胡適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人以认识胡適为荣，当时竟有个口头禅：“我的朋友胡適之。”王星拱曾写诗赞颂胡適道：“珍重文坛开国史，当年四海说陈胡。”郁达夫也径直给胡適写信，担心胡適不理他，姓名用英文写就，信中特意强调：“你要不理我，和我的尊严很有关系。”
胡適成名后，每日访客络绎不绝，胡適便定下“胡適之礼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但因每周日访客不断，上午时间不够用，又延长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礼拜日”。此种景况一致持续到抗战爆发，胡適离开北平为止。
温源宁记载，胡適在米粮库的住宅，一到星期日，“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向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
胡適自身也极重友情，他曾作白话诗道：“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胡適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徐志摩曾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
1913年，胡適在《神州丛报》发表《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章士钊看到后，大为欣赏。两年后，他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胡適说：“足下论字学一文，比傅中西，得未曾有，倾慕之意，始于是时。”
章士钊反对白话文运动，曾发表《评新文化运动》，批判胡適及其《尝试集》。一次，他们在一宴会相遇，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章诗用白话，胡则用文言，颇为有趣：
章诗云：“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胡適去考试院参加会议，院长戴季陶特地宴请胡適，并赠联云：“天下文章，莫大胡適；一时贤士，皆出其门。”
溥仪听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適之名，也读过其《尝试集》和《胡適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便给胡適打电话，约其见面。见面时，他对胡適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適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適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小诗（注：也有研究者说此诗是胡適为恋人曹珮声所写）：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適与齐白石交好，曾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齐白石年谱》；与梅兰芳亦友善，梅出国演出前，印了一本特刊，胡適亲自为之校阅，梅的英文演讲词、宣传品，也都由胡適进行修改。
齐如山回忆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已微有醉意，说：‘我们不是来看戏，是来看你。’后来他还在医院中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讨论《四进士》一戏的意义，他说：‘所有旧的中国戏剧中，以《四进士》的台词最精彩，因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话文。’”
唐德刚曾问及胡適“我的朋友胡適之”这句话的出处，胡適得意地笑道：“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但胡適交游遍及海内外倒是真的，上至总统，下至小贩、走卒，都是胡適的朋友。胡適在纽约常带唐德刚去吃小馆子，唐看到厨师从厨房跑出来，油腻腻的两手在围裙上随便擦过之后，便来和胡握手，谈笑风生，如遇老友。一次吃完饭，唐从洗手间出来便不见了胡，他到马路旁的店铺乱找一气，发现胡正在厨房内和工友们聊得不亦乐乎。
温梓川回忆，“我的朋友胡適之”语出章衣萍，他与邵洵美曾创办《论语》半月刊，邵在创刊号中列有戒条十则，其中第六条为：“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適之”等口调）。”此戒条实为针对章衣萍，因为章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炫耀“我的朋友胡適之”。此后，“我的朋友胡適之”的口调，成了最流行的名句。
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拜访胡適，他说：“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適。”
胡適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胡適此前与此君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密斯并不知道主人的名字，于是晚宴中也只是用“大使”、“阁下”称呼。宴会后，胡適送客时，客套地说：“欢迎到敝国旅游。”史密斯说：“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適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適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啊？”胡適哈哈大笑道：“胡適就站在你的对面啊。”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
20世纪上半叶，胡適是一个交通枢纽般的人物。1948年离开北平时，胡適留在东厂胡同寓所的物品中共有500多封信件。往来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的主要领袖、军政要人、社会名流、文化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是国内胡適研究的权威，也是胡適档案的主要整理者。他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细心阅读这些书信，广泛查阅有关资料，在《胡適与×××》的题目下，可以写成数十本有价值的传记著作。”
【支助】
顾颉刚从北大毕业时，生活较为困难，胡適时常接济顾。1922年，顾的祖母病重，他赶回苏州老家侍奉祖母，生活愈加困难，无奈之下，只能向老师求助。胡適接到信后，马上给顾寄去钱，并将顾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工作。
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时，生活极为窘迫。他想起出国时胡適邀他留学归国后到北大任教，便写信给胡適，问能否预支工资。胡適立即给他寄去1000美元。后来，林又一次陷入困境，胡再一次寄给他1000美元。林语堂留学归国，到北大英文系担任教授，他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適当面致谢。胡此时正在杭州养病，林便找到了教务长蒋梦麟致谢。蒋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留学生的计划，当时胡適为招揽人才，私下和他做了口头协定。林向他求救时，胡为了遵守约定，就自掏腰包给林寄去巨款。
胡適曾答应资助一位学生100元，并交待夫人江冬秀办理此事，江却未办理，胡適知道后，勃然大怒，要与江离婚。江慌忙请族中长辈前来说和。经人劝说，胡適不再提离婚二字，但他对江说：“今后我要给哪个学生30元，你就付30元，要给50元，你不准付49元。我要将全部家当给谁，你也不准说‘不’字！”江冬秀答道：“钱的事我统统依你。但我们是结发夫妻，有我在世，你不许讨小老婆。”胡適爽快地答应了。
胡適离开中国公学后，老师王云五介绍他到华童公学任教。后胡適考官费留学，王云五特意为他补习了三个月的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胡適深为感激，日后投桃报李，将王云五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王遂成为出版界大鳄。
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每一次都有胡適积极奔走营救的身影。第一次为“五四”期间，陈因散发传单被捕，胡適发动安徽同乡积极营救，陈出狱后，一度住在胡家。1921年，陈因出版被查禁的《新青年》被上海法租界逮捕，胡適与蔡元培尽力营救，甚至一反往常的温煦，在日记中大骂“法国人不要脸”。次年，陈再度被法租界逮捕，胡適写长信给外交总长顾维钧，顾派人到法国使馆交涉，陈很快出狱。1932年，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胡適四处奔走，甚至致函蒋介石，要求对陈进行特赦。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胡適路过南京，去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道：“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其实，陈入狱期间，胡適多次前去探望，带去吃食、用品和书籍。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也照办，并去信报告进展情况，让他放心。陈独秀出狱后，在美国的胡適得知陈贫病交加，便安排陈去美国，但被陈婉拒。
王映霞回忆，因郁达夫非常喜欢买书，因此经济并不宽裕，时常向二人举债，一是内山完造，另一为胡適。胡適时任中国公学的校长，与郁关系并不亲密，但他依然经常一百二百地借给郁达夫。
罗尔纲到胡適家工作，胡家常贵客盈门，名流满座，胡適怕罗会有自卑感，每次客人到访，都要夸奖罗一番。有时家中有特别的宴会，他便让堂弟胡成之将罗请去做客，让罗也高兴一天。一年后，罗回乡探亲，临行前，因面对胡適时感激之言实在难以启齿，便写了封信表示感谢。第二天，胡適回函，用“命令”的口气说：“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一）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辞。（三）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邓广铭回忆，北大图书馆为文学院长、法学院长和各系的系主任设有专用的阅览室，然而院长和系主任们甚少使用。文学院长胡適家中藏书甚多，自然更不去使用分配给他的那一间专用阅览室。一天，邓广铭鼓足勇气去问胡適，他在图书馆的那间阅览室可否借用，胡適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当即打电话给图书馆的负责人，嘱咐他把阅览室钥匙交给邓。此后，邓除了上午要到文科研究所去整理拓片，下午和晚上全都呆在那间阅览室里。邓广铭自此真正体会到从事学术研究的乐趣。
新中国成立前，北平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常进行示威游行，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大肆抓捕学生。无论学生是何政治倾向，胡適都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释放学生。当代清史专家戴逸，在北大时因为成绩优秀颇受胡適赏识。后戴逸参加中共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法庭逮捕，胡適马上写信救援。戴逸只在法院待了三小时就安全获释。很多年后，戴逸回忆时说：“那是因为胡適还把我看做小孩子！”
1948年夏，乐黛云进入北大求学。乐黛云日后回忆：“其实，我真正的‘大学生活’，精确说来，也只有这五个月（按：“五个月”指乐黛云进入北大求学到胡適离开北大的这段时间）！这的确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正是这五个月注定了我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这五个月中，可以说没有什么政治运动，1949年1月以前，我们都还能安安静静地念书，只搞过一次‘争温饱，要活命’的小规模请愿。那次请愿非常温和，我跟着大家，拿着小旗，从四院步行到沙滩校本部去向胡適校长请愿。那时，校本部设在一个被称为‘孑民堂’的四合院中。我们秩序很好地在院里排好队，胡適校长穿着一件黑色的大长棉袍，站在台阶上接见我们。他很和气，面带忧伤。我已忘记他讲了什么，只记得他无可奈何的神情。这次请愿的结果是：凡没有公费的学生都有了公费，凡申请冬衣的人都得到了一件黑色棉大衣。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
胡適晚年客居美国时，因心脏病住院。一天，他不顾医生反对，坚持要起床写信。原来他在日记中发现自己在生病前，答应帮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借一本中文善本书。
胡適在美国有两个账户，一个是进账，存放他讲演得款，一个是出账，交给他的秘书管理，用于救济经济困难的中国留美学生，通常一笔两三百元，但胡適并不公开提及。50年代，彭明敏在加拿大念书，胡適陆续给他的学校寄去了一两千元，彭明敏于许多年以后，方得知此事。在提携后进方面，胡適总是不遗余力。
李敖在其困难时也接受过胡適的资助，2005年，李访问北大时，感怀胡先生恩惠，表示要向北大捐款，以树立胡適铜像。
60年代，台湾学生去美国留学办理签证时，需要交纳2000美元存款的保证金。胡適曾准备了一笔款项，专门借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
【提携】
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曾组织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適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適的帮助下，北大每月从经费中拨出400块大洋资助新潮社。
某年的北大招生考试结束后，胡適在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委员都表示同意。这名考生就是罗家伦，其数学成绩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一般。
北大校刊上登载了一篇署名毛准的文章，从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解释《诗经》当中的某一篇。胡適对此文深为赞赏，到处打听作者何人，后来才知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毛子水。胡適十分惊诧：“北京大学的一个数学系学生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北京大学真当得起是藏龙卧虎之地！”
小学都未曾毕业的沈从文应胡適之请，到中国公学任教授，第一次走上讲台，看着教室里黑压压的人头，紧张得十分钟没有说出话来，接着仅用了十分钟把原本准备讲一个小时的内容全部讲完了。沈窘迫无比，在黑板上写下：“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哄堂大笑。有学生向胡適反映，胡適问：“有没有学生赶沈先生走？”学生答无，胡適哈哈一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赵捷民回忆，北大中文系讲师缪金源，面孔削瘦，人很怪。据说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同班只二人。到四年级时，另一学生认为中国前途无望，一天抱电杆触电而死。缪到毕业时，不参加毕业考试，自言不要毕业文凭。但胡適认为他学识甚佳，留他在北大担任讲师，教大一国文。缪金源第一节课给学生介绍参考书说：“第一，《胡適文存一集》；第二，《胡適文存二集》；第三，《胡適文存三集》；第四，《胡適文存四集》”虽然缪讲课不错，但学生们对他开列的参考书极为不满，找到胡適说：“缪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还留在‘五四’时代。”胡適闻言大怒，拍着桌子说：“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懂什么？太狂妄了！缪先生是好老师，不能换！”
柳存仁回忆，胡適上课时，常常提起丁声树、陶元珍、吴晓铃等昔日学生，特别是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面前。胡適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是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
罗尔纲在胡家工作长达五年。1935年，蒋廷黻看过罗的文章后，推荐其代替自己到清华教中国近代史，胡適却替其回绝。罗尔纲的朋友们知道后，极为气愤。每到星期日，罗须上胡家，他们便不让罗去，而是拉着他逛公园，如是两月之久，直到有其他地方聘请罗。罗上胡家辞行，胡適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罗听罢，热泪夺眶而出，最后他听从胡適建议，留在了北大。
吴晗在中国公学就读时，将胡適讲课的内容一一记录下来，编辑成一篇论文，卖得稿费几十元，来到北京。他请胡適让他免试入北大二年级就读，胡適说：“入学考试，是国家抡取人才的大典，不得徇私。你考入北大后，费用我可以帮助。”于是吴晗去考北大，因数学得了0分，未被录取，他便改考清华，清华不考数学，所以考取了。胡適知道后，特让罗尔纲送给他80元交了学膳费，并写信向翁文灏、张子高推荐吴，吴得以入清华史学系半工半读。此后，胡適还去信对吴的学业加以指导。
徐悲鸿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后，大胆提出国画革新，并聘用齐白石为教授，引起顽固守旧者的反对。胡適倾力支持徐，才使得徐的改革得以继续，他对胡適甚为感激。胡適四十大寿时，徐悲鸿画了一匹骏马，亲往贺寿。胡適将此画挂在进门的大照壁上。
30年代，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报考北大，国文试卷得了100分，英文、史地的分数也都及格，但数学试卷却是0分。注册科的工作人员在统计了分数之后，把这一情况向胡汇报，胡对于张充和的才华素有所知，便想出了一种变通办法，即把她录取为试读生。到读完一年之后，张的各科考试成绩都较好，就转为正式生了。
胡適看到即将毕业的千家驹的文章后，对其颇为赏识，知其尚未找到工作，便推荐千到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工作。陶打听得知千是学生会领袖，属于“捣乱分子”，可能还是共产党，颇觉为难。胡適便对陶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构，你怕他捣什么乱呢？”千家驹这才得以进入社会调查所。之后，为了缓解千的经济困难，胡適又主动提出让他到北大任教，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也因千思想“左”倾拒绝，胡適一再坚持，千最终得以到北大任教。
1947年，胡適看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大三学生周汝昌发表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后，写信给周，对其大加称赞。此后，二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红学问题。周汝昌提出要借阅胡適收藏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慷慨出借。多年后，周在《我与胡適先生》中感慨道：“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陈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適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胡適晚年说：“他（周汝昌）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绝不是‘清算胡適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
1958年，原中国公学的学生马逢瑞让胡適替他介绍工作，胡適对胡颂平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随便写信介绍工作。我写一封信给人家，等于压人家，将使人家感到不方便。”他让胡颂平出面写介绍信，并说：“你可以这样写：他从前在中国公学时曾经打破全国运动会长距离赛跑的记录。你可以提起我关心他的工作的话。”
台湾中研院数学研究助理员刘登胜的父亲被台湾当局治罪，刘亦受到牵连，台湾当局不许其出国留学。胡適知道后，写信给“副总统”陈诚说：“不可因为一个父亲犯了罪而剥夺他的儿子出国进修的难得机会。”并表示如必要，愿意为刘担保。
【旧儒】
胡適自幼丧父，母亲教子甚严。少时，一个初秋的晚饭后，胡適在门口玩耍，姨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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