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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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

10　月10　日下午5　时，“红星”纵队第一、第四梯队率先由梅坑、九堡
等地向于都进发。

前所未有的长征开始了！

“三人团”中，李德走得最迟。他还应项英之约留了下来，作了一次深
深的长谈。


谈话只有三个人：项英、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
此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
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
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
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项英显得非常乐观，虽然蒋介石这时已经开始了新的“围剿”，并且于
我们的独立部队在各处只能与敌人进行周旋，粤军此时在南昌也同样加紧向
前推进，兵临会昌城下，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
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一些是被
敌人或多或少截断还存在的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
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当然也应该估计到，这个数字会相当快地
减少下

来，因为可以肯定地说，进攻的敌人不仅会占领和“清洗”少数还掌握
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和所有比较大的村镇，而且也会把沿途的村庄和这个地区
中心的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项英并不气馁。一、两个星期以来，所有
危险地区的撤退工作已经在进行。民政机构、干部和储备物资都转移进了难
以通行的山区。自愿跟随他们撤退的还有老百姓中最有觉悟，特别是参加了
地方自己组织的那部分人。当然，项英对迟早会来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
脑筋。

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
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
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
惜。

无疑，项英的“乐观”是不切合实际的。后来，项英在反省这段历史时
这样说：

当时我们接受党中央给予的训今，执行保卫苏区的任务，可是没有明确
的、深刻的对当时的环境情况和整个斗争的前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以为野
战军出动在湘西建立了新的苏区，必然使中央苏区的周围环境有个大的变
化，进攻的敌人便大部被吸引到湖南去，这样便于我们战胜敌人的进攻。我
们估计敌人只能占领大的圩场和城市。最低限度我们可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
偏于乡村的苏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配合野战军举行反攻，恢复被敌占领的
城市和己失的苏区。因为这样的估计和认识，自然不能正确地决定我们整个
方针。

因为对斗争形势估计有了错误，就不能迅速转变我们在军事上群众斗争
上应有的转变，以迎接新的斗争，必然照旧继续过去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反
对敌人的新的进攻。游击战争的口号虽然叫得很响，但真的游击战斗没有在
各地广泛发动起来，这样在敌人新的进攻之下就遭受了不断的打击和损失。

在军事上，正因为对斗争形势的估计有了错误，必然使游击战

争不能正确地实际地开展起来，对于群众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发动更是
差得很。虽然我们己放弃了阵地防御战转变为运动战，放弃了李德的“短促
突击”战术转为游击战术，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的方针，
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


1937　年11　月7　日，项英到达延安。12　月7　日，他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
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的过程，并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已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
月13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指出：

项英同志及南方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
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
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
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
个极可贵的胜利。

决议还强调指出：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
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
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0　月10　日，陈毅才知道“大转移”的秘密

送走了李德，项英顾不上彻夜未眠的困倦，便立即到中央医院探望陈毅。

陈毅是8　月28　日在兴国高兴圩战役中坐骨中弹负伤的，他当时任红军西
方军总指挥和江西军区司令员。起初陈毅认为自己的伤情无关紧要，便在前
方野战医院治疗。不几天伤势骤然恶化，几乎不能下地，由担架抬到了瑞金
梅坑中央总医院。那儿住的，全是

从前线下来的省军级高级干部。

转到中央医院，虽说比野战医院强多了，但当时战争环境，条件很差，
医院虽有X　光机，但没有发电机，照样开不了刀。陈毅住在中央医院个把月，
但一直未能动手术，弹片在体内，伤势总不见好转。

中央医院离中共中央机关仅两百米，陈毅住院这么久，始终都未见中央
主要负责人来看望过。在博古眼里，陈毅是毛泽东路线的

人。

陈毅跟随毛泽东可谓久矣。1928　年3　月，他与朱德领导湘南暴动上了井
冈山。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
主任兼第十二师师长。在红四军中，陈毅的地位仅次于朱毛。1929　年1　月，
他与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创建中央根据地，含辛茹苦，功勋卓著。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陈毅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陈毅成了毛泽
东忠实的战友和毛泽东路线的坚定执行者。

红军主力“大转移”，博古、李德把陈毅留下来，借口很简单，负了伤，
行动不便。但同时还有一种考虑，项英政治上领导，军事上毕竟有些欠缺。
陈毅虽身负重伤，但打仗有一套，在苏区很有影响。他留下来，有一定的号
召力，也可稳定人心。博古、李德对陈毅也有顾忌：他毕竟与中央路线不合
拍，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他不放心。所以，中革军委离开了，成立了中央军区，
统帅留守的所有红军及地方武装，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未能挂职。

“大转移”前夕，陈毅就有所察觉，因为总医院也动起来了，医疗设备
开始装包打捆，不远处的中央机关的东西搬进搬出，忙个不亦乐乎。

陈毅对病友们说：“可能有大动作。”

陈毅正式得知“大转移”的消息，是10　月10　日，即中央机关撤出梅坑


往于都进发的当天。代表中央来看望陈毅并通知他的是中

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

周恩来对陈毅说：“中央决定自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
是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
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周恩来还告诉了陈毅中央的决定：中央和军委撤出后，在苏区成立中央
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委员瞿秋白、陈毅、陈潭秋、
贺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

项英在送走李德后，便急匆匆地赶往医院去看陈毅，他知道陈毅是员战
将，想看看陈毅对今后有些什么想法。

项英对陈毅很热情，问长问短，亲自端水送药，十分关切陈毅病情，并
嘱咐院长用最好的药。项英对陈毅说：“你的病好了以后，我们一同大干一
场。”

陈毅第二天就被项英派人用担架接到了中央分局机关。

然而，项英没有料到，陈毅对时局的估计与他相去甚远。

当天晚上，项英在中央分局会上传达中央的部署和讨论今后斗争问题
时，就与陈毅发生了意见分歧。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有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七、十一团；江西军区一、
二、三、四团；赣南军区六团；闽西军区三个团；杨、赣军分区十三团以及
登贤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共一万六千余人。

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主张“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还提出“准
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在项英的计划中，除了扩充队伍，大摆摊子外，
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一切如同过去，企望再搞起一个大的根据地。
他不愿意把得力的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比较像样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地方
部队和游击队。相反，他主张把地方游击队改编成独立团，将勉强出院的伤
病员，都充实到红二十四师主力部队。项英说：“我们有主力二十四师，再
加上独立团，这十多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项英希望打硬仗，打大仗。他说了很多，谈得很乐观，似乎看见

了不远的胜利。

与其相反，陈毅倒把困难想得很多，把局势看得较严峻。

陈毅提出要改变旧的斗争方式。“过去是大规模的根据地，扩大红军，
突击征粮，从上面布置，贴标语口号，出版报纸，发布新闻，大兵团正规作
战，地图上作业；设医院兵站，积草囤粮；政府摊开办公，门房收发，签字
收据，文件抄得清清楚楚、印刷出来，一印好多本发下去；开会要一个星期、
十天，一个负责人报告要三天三夜，从国际形势谈起。。这一切都不行了，
全要收起来。大家全部脱下军装，穿上便衣，背起快枪，打游击去，让敌人
找不到目标。地委、县委就是指挥官、游击队长。三三两两，七个八个，搞
他几百支、几千支游击队，看你怎么抓得完？我们打麻雀战。麻雀几十群、
几百群，你能消灭一群，不能消灭几十群、几百群。”

陈毅对野战军胜利班师不抱希望，他认为野战军到湘南站不住脚，到湘
西也站不住脚，到贵州也站不住脚，到云南到四川甚至更远的地方都不行。
根本不要打算依靠主力，联系不上的，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敌人几十万大军
紧紧盯住野战军，能够不被消灭就算好了。他们管他们，我们管我们。

陈毅还提出，把第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分散到各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


干力量。不能打游击的党的高级干部转移出苏区。

陈毅的一番话，令项英很不高兴，认为完全是“失败情绪”。作为第五
次反“围剿”前期作战的主要指导者之一，项英当然惧怕别人说“失败”两
字，他责备陈毅说：“你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陈毅不服气，说：“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
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见陈毅这么说，项英问道：“你想走吗，离开中央苏区？”

“我现在不作这个打算。”陈毅说，“我只希望伤口好起来，反正中央
苏区搞垮也不是一两天的事，起码也要两三个月。我的伤好了，能走路，能
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陈毅又说：“我不走，中央有任务我要留下来，总能起到一些号召作用。
中央苏区留下了一万多名伤兵员，我也是其中一个，我留下来，伤员们也就
没话说了，我毕竟是高级司令员呀。”

显然，陈毅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训令”使命，
项英不敢贸然表态。

党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陈
毅只是中央分局成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央苏区的决策权由项英说了
算。

1934　年10　月20　日，项英在《红色中华》第243　期上发表题为《开展广
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全体武装起来，
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胜利地保卫我们
中央苏区”。

就在中央红军主力突破粤军信丰、安远及王母渡封锁线的第二天，项英
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
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龚楚，广东河源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湘南起义和井冈
山的斗争。1931　年底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代理军长，红独
立二师师长，粤赣军区司令员，赣南军区参谋长、司令员。后于1935　年9
月叛变投敌，率国民党军偷袭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制造“北山事件”。全
国解放前夕逃离大陆赴香港等地从事反共活动，晚年从香港返回广东老家定
居。

天如人愿，陈毅在动过手术后好得很快。几天后他就能拄着拐棍到处走。

陈毅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办事处会议，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参加了。各
苏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因战事紧迫来不及赶到瑞金的云石山。因
此，与会者仅有原中央政府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和瑞金、西江县主要负责人。

时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邱进桂回忆说：

“陈毅同志对我们大家说：五次‘围剿’，敌人改变了战术，用乌龟壳
战术对付我们。我们现在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要转移，要到
外线去打击敌人。大部队走了，但苏区还在，省、县、区的党组织还在，苏
维埃政府也还在。敌人要进攻我们的，瑞金将会由福建的敌人来占领。将来
苏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野战军出动后，敌人将主要兵力对付野
战军，我们苏区的压力就小一点，这就可能存在苏区。敌人来了，我们就要
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陈毅同志告诉我们：我们苏区还有四个军区，还有一
万四千枝枪，有一个独立二十四师，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赣南省都有


独立团，各县有独立营。我们完全能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陈毅同志鼓励我
们这些留在中央苏区斗争的同志，要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敌人是一定会
被我们打败的。这次会开得很简短，大约只有个把钟头。开会的时间是10
月下旬。这时野战军己出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中央政府办事处就迁到了
于都县宽田的龙泉迳。”

陈毅对局势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对中央政府军事工业局政委兼政治部主
任赖绍尧说：“老赖，你还是在军事工业局负责，但是不要像过去那样搞厂
子喽，必要时兵工厂还要毁掉。机器可是要保留喽！”

遵照陈毅的指示，赖绍尧将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料厂、印刷厂的许
多机器陆续埋在于都宽田一带，工人也得到疏散安置。陈毅回忆说：“晓得
中央苏区要被敌人占领，就抬着机器跑几十里，到山里挖个窟窿埋起来，还
要动员，不要泄露。我还亲自指挥把钨砂埋在水田里。那时已是11　月，已经
割了稻子，把稻根拔掉，把钨砂包起来埋进去。还对老百姓说，无论如何不
要讲，这是革命的财产。”

军事工业局不久自行解体。赖绍尧从中央局级干部被调到瑞金、会昌边
独立营担任营长兼政委。这个独立营1935　年春奉中央分局指令坚守瑞金铜钵
山区。赖绍尧回忆说：

“实际上，这时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瑞金县城已经失守，铜钵山

被四面围困。按照实际情况，这时独立营应该突围到敌后去活动，开展
游击战争。但是，我作为独立营长，机械地执行中央分局的命令，结果独立
营很快被敌人打垮，铜钵山也失守了。我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同兄弟部队也
失去了联系。后来我转移到崇义、上犹县一带去寻找组织，但没有找到。”

赖绍尧，湖南汝城人，1926　年参加革命。曾任湖南汝城县农民自卫军大
队长、中共湘粤赣边特委书记、崇义县委书记、南康和信丰赤卫队总队长、
红四军十三师团长、团政委、红军残废医院院长兼政委、中华苏维埃邮电总
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热河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建国后曾任江西省财政
厅、交通厅厅长、省经委党组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1992　年于南昌病逝。

惨败面前，项英终于实行战略转移

主力红军转移后，国民党除薛岳、周浑元十万大军追击外，其他各纵队
二十万人依然留在中央苏区，由陈诚指挥组成“清剿”军。陈诚对蒋介石说：
“中央苏区必须彻底荡平，不然后患无穷。”

1934　年10　月26　日至11　月23　日，陈诚军相继占领宁都、瑞金、于都、
会昌等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县城。

攻占瑞金县城的是敌东路军李默庵第十一师。1935　年1　月，国民党第十
一师特别党部编辑的《收复瑞金纪事》中这样描写此战的经过：

长汀克复后，本师回驻蔡坊，构筑河田黄管公路。十一月六日下午奉总
司令电。。第十、第三十六两师归李师长指挥，收复瑞金等因；于是定八日
第十师集结长汀城，九日第十师为第一线，先向古城前进，并以有力之一部
占领古城西之大岭隘，以为翌十日直下瑞金之准备。八日晚，细雨沉蒙，九
日晨，大降滂沱，官兵振奋前进。至九时，与伪古城独立团溪口独立营等股
匪在古城东之牛岭接触，

当击攘之，毙匪百余，获枪数十枝，旗帜戈矛无算。惟沿途要隘，均经


砍倒大树又遍布地雷以为障碍，行进颇为迟滞。

十日本师遂向瑞金前进，伪中央苏区模范营、壬田游击队、九堡独立团、
梅坑赤卫营，及昨日残窜部队共约人枪两千余，扼守大怜隘，顽强抵抗。经
数度冲锋，始于晨刻攻占之，残匪向会昌于都方向逃窜。已刻我先头第三十
旅克复瑞金，此沦陷五年匪之军事政治中枢，进入于我军之手矣。

攻陷瑞金，国民党不可一世，《中央日报》作了大肆渲染，连篇累牍。

敌人的战略企图是从北、东、南三方面向内收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县
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办法，将广大苏区分割成许多小块，将红军围
困在越来越小的地区里，然后分割“清剿”，进而彻底消灭。

敌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绝灭人性的屠杀。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流氓
恶棍，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无数革命干部和群众
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空前。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杀害的人数
多达七十余万！

就在瑞金失陷两天后，留下来的唯一的红军正规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师，
从福建汀州撤回至瑞金九堡一带。这里曾是中革军委所在地。

红二十四师原是罗荣桓等负责组建的。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黎林（主
力长征后由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杨英接任），政治部主任袁血卒。

红二十四师有三个团的建制，即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每团有三
个营，武器装备较好，兵员充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多次配合红
一、三军团作战，有较强的战斗力。其中，温坊大捷，与红一军团第二师一
道，歼敌近一个师，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作战唯一的一个大胜仗。长
征时，红二十四师作为唯一主力留守中央

苏区坚持斗争，可谓留守部队中的“王牌军”。后来，项英又决定将大
部分留守伤员痊愈者，补充给二十四师，全师有近六千人。

师长周建屏行伍出身，江西省金溪县人。早年投身滇军，参加过辛亥革
命、护国讨袁及北伐战争。1927　年春，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
昌起义。1929　年后历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红十军军长，参与指挥赣
东北反“围剿”作战。1933　年1　月后，历任红十一军军长、红七军团第十九
师师长、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师长等职，1934　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身经百战，屡
立战功，可谓红军名将。

占领瑞金，李默庵第十一师气焰嚣张，趾高气昂，继续向会昌推进。

红军第二十四师指战员，眼看“红都”遭受敌人蹂躏，气得直跺脚，纷
纷要求狠狠打击敌人。

师长周建屏召开了团级干部会议，他征求大家意见，打，还是不打。与
会者都擦拳磨掌，说打。

项英也主张打一场大仗，他说：“要用胜仗来振奋一下苏区群众，提高
大家的信心。”

一场大仗就这么定了下来，战场选择在了瑞金与会昌之间的谢坊，打击
对象选择了攻占瑞金的李默庵师。

时任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回忆：

十一月二十二日，敌东路第三师由瑞金向会昌推进。军区命令二十四师
赶到谢坊附近埋伏。会昌、瑞金和福建的地方武装也参加了伏击。这次战斗
的战场指挥是师长周建屏。但是，敌人尚未完全进入伏击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