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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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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初，红透了东南半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区域，只剩下
上坪山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
围困上坪山的国民党军近五万之众，而此区域的红二十四师七十团、独
立团不过三四千人。陈诚打电报给蒋介石称中央苏区的“赤匪”已悉数被围，
生擒项英、陈毅、贺昌等“匪首”已指日可待。中央军区决定，赣南省委、
军区、省苏及直属队突破封锁，到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去。
赣粤边于1934 年11 月经中共赣南省委、军区批准，成立了中共赣粤边
特委和军分区。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特委副书记杨尚奎。
李乐天，广东南雄人。1927 年考入江西大余省立第十四中学。1927 年春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2 月参与领导南雄县农民武装暴动，同年8 月任油
山游击队负责人。1930 年4 月任赣南红二十六纵队政治干事。1932 年4 月任
中共南雄县委书记，1934 年6 月任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 月任信
康赣雄特委（后改赣粤边）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1935 年3 月起，会
同项英、陈毅等，共同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1936 年1 月在信丰小河乡英勇
牺牲。
杨尚奎，江西兴国县人。1928 年参加革命，曾任兴国县委宣传
部长、石城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粤赣边
特委副书记，与项英、陈毅坚持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建国后，曾任中共
江西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等职。1986 年在南昌病逝。
3 月4 日，中共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和《红色中华》、工农剧社等
机关部队，在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刘伯坚率领下，开始突围。
蔡会文在突围前，曾作诗吟道：
连天烽火炮声隆，惜别赤都情意浓。
重围突破万千重，挥戈直指油山中。
3 月4 日，赣南省的人马刚出动，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根据蔡会文的命令，以一部兵力配备重机枪连抢占牛岭制高点，拿下三
号堡垒。军区司令部、机关和警卫连，编在队伍中间；另一部兵力，在后面
担任后卫和做收容工作。
天渐黑，山路崎岖难行。有的同志爬上去又滑下来，但没有叫苦的。队
伍到达马岭附近，已是凌晨3 点多钟。稍事休整，吃了点干粮，即投入战斗
准备。
东方刚露曙色，战斗就打响了。红军以猛烈的火力压住敌堡垒，机关枪
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先头部队如龙似虎，猛打猛冲，迅速越过了
牛岭、马岭这两道关口。
但是，省党政军机关在过时牛岭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敌凭借优势兵
力和堡垒群，以猛烈的火力交叉射击，弹如雨下。接着，堡垒后面的敌军像
疯狗似地猛扑过来，将机关的队伍拦腰切断。
牛岭、马岭封锁线的激战异常惨烈，红军遭受了惨重伤亡，赣南军区政
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等负伤被俘，省委书记阮啸
仙中弹牺牲。
刘伯坚本来目标就不小，加上骑一匹白马，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先是，
他骑的马负伤，他迅速跳下来，带着大家向敌人猛烈扫
射，一鼓作气冲过了第一号堡垒和第二号堡垒。当他冲出山坳到达信丰
唐村时，不幸他的左腿又被流弹击中，刘伯坚的子弹也打光了，他落入了敌
人的魔掌。
马岭、牛岭之战，前锋与机关被断成两截，蔡会文万分焦急，命令重机
枪连组成集中火力，用炽烈的火力从侧背打击敌人，接应机关和后续部队，
无奈敌人如潮似涛，疯狂而至，蔡会文高声大呼：“同志们，快往这边冲，
快往这边冲！”
战斗一直打到天黑。蔡会文率领的前卫部队突破了牛岭、马岭封锁区。
陈丕显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天黑了，雨还在下着。像头天晚上一样，没有一点星光，找不到任何可
以辨别方向的天然目标。
蔡司令员凭借着风雨刮来的方向，看着指北针上微弱的荧光，来确定前
进的路线。我紧跟着蔡会文，幸亏他个子高，依稀看得见他的身影。我就跟
着他的身影前进。羊肠小道上满是泥浆、断树、草丛和石块，战士们一路跌
跌爬爬地向前走去。
天亮时分，省委书记阮啸仙的警卫员余虎带来了阮不幸牺牲
的噩耗。
蔡会文望着远方，脸色阴沉地轻声说道：“圣地埋忠骨、浩气贯长虹。
阮啸仙同志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同我们永别了。让他们留在革命根据地的
土地上吧！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四运动。参与
发起成立广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广州学生运动领袖。出席党的
三大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农运书记，同彭湃一起领导广东农运。1925 年主持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 年在“五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大革
命失败后，参加广州起义。六大时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1929 年从苏联归国，
担任过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要职。1931 年入中央苏区，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
中央
执行委员，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长征后，调任赣南省委书记兼省
军区政委。
梁柏台、刘伯坚被俘，阮啸仙阵亡，国民党军甚器尘上。《国民日报》
报道：
本月六日，在罗坑、金沙、石寮一带，与伪赣南团及伪二十四师等匪相
遇，双方激战三日。直到九日，始将全部解决。查是役缴获械五百余枝，俘
匪七百余人，中有伪中央委员兼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击毙伪中央委
员阮啸仙等。
广东军阀余汉谋，以此为资本，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他在1935 年4 月的
《绥靖公报》中写道：
前经奉钧署转交下伪中央委员会布告悬赏购辑案，当以途远，押解恐有
疏虞，经本（三月）二十一日权予判处刘伯坚等五名死刑，即午提验正身，
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并经养法电请
蒋委员长
钧座将阮刘两犯奖金照案领发在案。理合将判处该刘伯坚等五名死刑并
执行日期，暨生前及伏法后与阮啸仙尸身相片，供词备文呈请察核！俯赐准
予备案；并乞转请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核准依此给奖，以励士气，实为公
便！
谨呈
驻赣绥靖主任顾
附呈判处伪中央委员刘伯坚等五名生前及伏法后与击毙中委阮啸仙尸身
相片共一十四张供词一扣。
驻赣第六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
与刘伯坚一同遇难的还有赣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廖昔昆、独立第十六团参
谋长陆如龙、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得胜、贸易局
会昌分局乱石采办处营业主任王志楷等。
刘伯坚就义前，留下了气吞山河的不朽之作《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突围时，《红色中华》报社、工农剧社与赣南省机关的队伍一起，被敌
隔断突围出路，绝大多数被俘或牺牲。
韩进回忆：
中央分局召开第二次会议后，陈潭秋同志就通知我突围到上海去找党，
同时安排突围的还有赵品三同志。我和品三同志安排在赣南军区。
我们到了赣南军区，突围时被编在林华支队。是蔡会文司令员将我们编
入这个支队去的。林华是支队司令员，支队下面有好几个连队。我和赵品三
同志都化装成红军战士，因为没有枪，手拿一支梭标。除林华知道我们的职
务姓名外，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从于都南部的山区出发，在安远信丰交界地
区被广东军队打散，我和品三及石联星等都被敌俘虏。敌人要我们交枪，我
们就把梭标丢给了他们。敌人还从我身上搜走了那一百元票子，把我的一双
较好的鞋也拿走了。
我和品三被俘后，押到信丰县城，由于没有暴露身份，所以后来也被当
作普通俘虏给放了。我们离开信丰经吉安、九江，辗转到
上海找组织，但未接上关系。
支队司令员林华，后来也在战斗中牺牲。抗战时，韩进在山西遇见陈毅，
并汇报了林华的情况。陈毅说：“林华是个好同志。”
随这一路突围被俘的还有王贤远，他这样回忆道：
我当时任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原先准备参加长征。后来，组织认
为我是赣州人，便于在当地工作，才决定我留在苏区。
当时，我带了一个中队，任中队长，陈友生任中队指导员。我们的任务
是掩护赣南省机关部队突围，并在于都禾丰、黎村坚持游击。在战斗中我们
中队也只剩下十五人了。我们又在于都南部坚持了一个星期，最后，我也被
俘了。
我被押解到了大余。在大余法庭上，敌人要我和刘伯坚、梁柏台同志对
质。
尽管我和梁柏台（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在中央机关工作时经常来往，但
在敌人的法庭上，我们都装做不相识。他们保护了我，我没有文化，不出名，
敌人搞不清我的身份。对质后，刘伯坚、连得胜等同志在大余牺牲了。但是，
我没听到梁柏台在大余被公开杀害的消息。
我估计，梁柏台是被敌人秘密杀害的。那时，贺怡同志每月都到我家来
一次看报。她对我说：敌人的报纸上没有看到梁柏台的名字，也没有听到他
在大余活动，一定是被敌人杀害了，而且是秘密
杀害了。
赣南省机关直属队一路，突围时一千八百余人，但后来随蔡会文突围出
来仅八十余人。
数月后，蔡会文及陈丕显等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目的地
——赣粤边特委所在地油山。
惨烈的突围，蔡会文感慨万千，赋诗两首。
其一为《渡桃江》：
三月渡桃江，
江水滔滔不绝。
休道人饥马乏，
三军心似铁！
过关斩将敌胆寒，
破贼围千叠，
指顾油山在望，
喜遂风云合！
其二为《突围行军纪事》：
料峭春寒浓，
强敌跟踪，
夜行山谷月朦胧，
林密坑深敌惊胆，
莫辨西东。
血染遍山红，
士气豪雄，
餐风饮露志若虹；
倦卧茅丛石作枕，
若醉春风！
项英、陈毅、贺昌所率中央军区司令部直属队是中央苏区九路突围的最
后一路，他们离开于都南部上坪山区的时间是1935 年3 月9 日。
陈毅回忆当时的情景：
当时贺昌同志很急躁，项英同志很拘谨，他一定要发电报给中央（这一
点还是好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要当机立断。五路已经突围了，
当天下午我们就要突围。下午太阳都落坡了，他一定要把电报发出去。从早
晨发报，一直到下午4 点钟才把电报发出，报告他们这个电台我们不能再维
持了，要转入游击战争。他一直呆在无线电台旁边，队伍在大路上等。贺昌
不能等了，他说他先走。我说你无论如何要过会昌河。你先过河掩护我们。
我们最后一批走，和项英同志一起走。他带着两个营先走了。
电报发完后，天已黑了，我们这才带上一个营出发。一走就打上了，队
伍全散了，营长也不见了。我抓住了一个排长，要他集合队伍，搜集了二三
十人。我告诉他，天黑了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开枪，别打着自己人，等敌冲
过来再打。和敌人打了一阵，抢占了一个山头。这时项英又不见了，到处找
不到。这时看见山下庄子里有电筒在照。那时苏区没有电池，我们没有电筒。
我要守着队伍，我一离开，队伍要垮。
我告诉那个排长，那边电筒一晃一晃，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我们人来
联络。你带两个人去看看，可能贺主任（贺昌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在联
络，问清了告诉我。不要慌，不要开枪。我们的任务是过会昌河，现在才下
半夜两点钟，三四个钟头天才亮。他去了。
全营共三百人，搞散了一百，剩二百人了，营政治委员还在。人们统统
到山里头做饭吃，等着会师。我分析敌人扑空后就会返回去，他们反革命不
是那么积极的。他们到了干部、瑞金还可以捞一把，那里有钨砂，有我们的
书籍、机器、印刷品等和粮食，他们可以发洋财。于是我们便休息，派人去
找项英，他是中央分局书记，眼睛看不到，给敌人抓去了可不得了。会昌河
边还有枪声，这个情报证明附近没有敌人，会昌河有敌人，我很为贺昌同志
担心。
天开始亮了，可以看到人了。项英同志看到队伍也回来了。我们估计敌
人起码要在晚上才能够来，我们可以休息。六点多到七点
钟，部队吃了饭睡觉。我和连长、排长开了个会，研究继续突围的问题。
下午跟贺昌走的人也回来了，说贺昌同志牺牲了。
原来，贺昌的队伍出发渡过会昌河不久，就遭优势敌军的伏击。部队被
冲散了。在天门嶂山上，又遭到敌合围。贺昌指挥部队奋力突围，行至晓龙
的归庄，贺昌身负重伤。这时，敌军愈逼愈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贺昌高呼
“红军万岁”的口号，将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心脏，显示了
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贺昌、阮啸仙的阵亡、在陈毅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波澜。陈毅当即写了首
《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贺昌，山西离石人。1921 年5 月加入共青团。1923 年7 月转党。早年在
太原、北京、安源、上海等地从事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五大时被选为中央
委员。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先后主
持重建湖南省委和广西党组织，指导井冈山的斗争和广西百色起义。1930 年
后任北方局书记、北方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 年到中央苏区，先后任兴
国县委书记，河西道委书记，红三军团第五军政委，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
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主力长征后，任中
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中区分会委员，协助项英，陈
毅领导南方老苏区的游击战争。
随贺昌一起突围的高级指挥员有周建屏（红二十四师师长）、杨英（红
二十四师政委）、李翔吾（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袁血
卒（中央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郭如岳（中央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
等。结果，杨英、李翔吾牺牲，周建屏负重伤，郭如岳被俘。
袁血卒回忆：
3 月9 日下午3 时许，突围开始了，贺昌、周建屏、杨英等所在的第三
大队，先行从上坪山区出发。我和李翔吾带第四大队跟进。我们的任务是抢
渡安远河，然后占领会昌天门嶂山，掩护第三大队和项英、陈毅同志。我们
出发时，项英同志正发电报。当天晚上，我们安全渡过了安运河，到达天门
嶂。我们过河后，敌发觉我们的行动，当晚封锁了河道。这时，天下雨，河
水猛涨。项英、陈毅他们没有追上我们，被阻在河西。我们在天门嶂停留了
一阵，但一直未能同项英、陈毅同志联系上。
在天门嶂山上，贺昌同志负了伤，誓死不当俘虏，用手枪作了壮烈的自
我牺牲。周建屏、杨英等同志不知去向，大部分同志牺牲了。最后剩下我和
李翔吾、何侠、陈松林、廖得标、唐继章、钟伟生七人。我们被敌人发现了。
二百多“铲共团”扑了上来，犹豫等于死亡！我向大家说：“为了革命，冲
吧！”廖得标第一个冲下去，他背心中了一弹，扑倒在地。李翔吾负伤了。
他勉强跑到山脚下，大声喊道：“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前进吧！”
他就这样，在伤势严重的情况下，举起手枪，自我牺牲了。
经过整整十五天，终于走出筠门岭，来到广东梅县的衢潭圩。天大明了，
大家互相一看，只见每个人闪着通红的大眼睛，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黑
得像挖煤的炭灰佬一样。。我们这四个人，我、何侠、唐继章、钟伟生经过
千辛万苦，终于胜利突出敌人的重围，于1935 年3 月31 日早晨到了上海。
后来，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又继续战斗了。
唐继章，一名死里逃生的红军战士。他当时在中央军区政治部当通讯员。
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红星垦殖场场长（享受厅级待遇）。他这样回忆当年突围
时情形：
我们百多人，牙没沾米，口没进水，顽强抗击着敌人。直到天黑时，敌
人从三面上山包围我们。在激战中，有的同志英勇牺牲，有的被敌人分割。
我和另外四位战士跟着李翔梧和袁政委两位首长，最后就剩下我们七个人在
一块了。
又过去了两天，我们仍在原地打转。这时，除了我身上背着的突围前组
织上发给的两包火柴、半两食盐、小小的一瓶糖精和一些银元，供首长以防
万一外，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大家的肠胃，早被折腾得咕咕响了。我
们几个年轻战士还挺得过去，但看到两位首长也同我们一样嚼树叶，心里觉
得难过，真想去找点东西让首长填填肚子。
晚上，我们五个战士，都请求首长同意我们中派一人去找食物。首长还
以为是我们年轻，人挺不住了，就同意派陈松林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出发
之前，首长反复交待，不管能不能找到食物，天亮前一定要返回。
陈松林沿着溪水过了桥，朝对岸有几间草房的地方走过去。不料，那正
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敌人发现有人，就开枪射击。陈松林不幸中弹牺牲了。
从此，谁也不再提起找粮食的事。
我们继续突围。来到一个山谷口，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们隐约看到谷口
有棵还没长叶的树，树叉好像有个哨兵模样的人，抱着枪在打瞌睡。袁政委
低声说：“唐继章、钟伟生，你们爬过去，摸掉他。”
我和钟伟生爬过去。我一看树不高，猛跳上去，一把抱着那个握枪的人。
猛然，一股冰凉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接着，一股臭味难闻的腹水，从
那人口里喷了出来。这下我才知道，这是一具僵硬的尸体，而且是我们自己
的同志。我心里一阵难过，小心地将尸体从树叉上抱下来放在地上，向他深
深地鞠了一躬。接着，我们六个人就从那位烈士身边走过。
一日清晨，我们又被还乡团包围。突围时，一位同志牺牲，李部长腰腿
中弹。我和钟伟生轮着半背半扶地护着李部长往前走。李
部长突然把我们推开，喘着气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快走吧，革命，
一定会胜利的。。”当时，我们感到很突然。当我们往前走了几步，转过身
要去扶他时，他已拔出手枪，对着自己开枪了。原来，他伤势较重，怕拖累
我们，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只有29 岁。
李翔梧，河南洛阳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1931
年夏从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转到中央苏区，先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处
副处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红五军团十四军四十一师政治委
员、红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十三军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
部长。
郭如岳是临出发前被任命为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参谋长的，没想到他的参
谋长没作了几天，便被敌军俘虏了。命运似乎在捉弄他。
郭如岳回忆：
向天门嶂前进时，部队遭到敌人的截击，伤亡失散过半。第二天，敌人
派大部队沿山脚形成严密的封锁线。第三天，敌人开始清剿。山脚下到处是
密集的枪声，我们部队一面阻击抵抗，一面向天门嶂退去，入夜，部队伤亡
逃散已尽，只剩周建屏、杨英和我三人，连警卫员、勤务员、通讯员都没有
了，我们只好在山头上隐蔽下来。
突围出发时，我们只带了三天的干粮。第四天，我们三人钻进茂密的茅
草中，各走各的路，失掉了联系。夜深了，枪声停止了，我在茅草中来往摸
索着，低声呼唤着“周、杨，我是郭。。”一夜过去了，始终没得到回声。
山顶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第七天，郭如岳只能靠野草和沟里的水充饥，浑身上下无一丝气力而被
俘。
被俘后的经历，郭如岳这样回忆：
一会儿，来了个军官样子的，问我姓名，职务，我说“姓郭，叫郭守康，
是士兵”。谁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孩从远处望了我一会儿就走了。小孩
走不久，一个敌军官走来对我说，“你不是士兵，你是
参谋长。”我没作声。他又说，“那小孩认识你。”我只好承认是参谋
长郭如岳。他接着说：“你们的政委杨英被我们打死了，头割下来挂在那里
呢。”
我在敌第八师师部关押了三个月。后来，敌人派专人将我押送到宁都，
1935 年期间送南昌。江西省保安处判我十五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我才被释
放出来，我一直到处流浪、乞讨，作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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