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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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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蔡廷锴。中原大战，蒋介石封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
十九路军孝忠“委员长”，直把冯阎打出中原。上海一二八抗战，蒋光鼐又
不听话，与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陈铭枢一道与日本人血战，在全国出尽
了风头，而丢尽“委员长”的面子。于是，蒋介石开始打击蒋光鼐，“栽培”
蔡廷锴。这段经历，蔡廷锴回忆说：
1932 年1 月，蒋介石调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命我升任驻闽绥靖主任，
当时陈铭枢在中央也已被迫辞职。绥靖主任是指挥全省军政的，以一个多年
领导我的上级长官，一变为受我领导，十分不便，我当然不愿干，蒋光鼐要
我以大局为重，力劝就任。蒋介石把我提拔上来脱离陈铭枢、蒋光鼐的控制，
以便利他的指挥与宰割，阴谋是非常明显的。
约在2 月上旬，蒋介石在武汉来电要我到汉口见面，当面询问十九路军
进入闽西的情况，并告诉我福建人事极为复杂，宜多用闽人帮忙，对军纪尤
当切实整饬，办过福建事的人，方知办福建事的困难。他查问我两次回广州
关于陈济棠、李宗仁等对中央态度怎样？我借词搪塞，他得不到要领。最后，
他告诉我对待两广事情，你不及他们的策略，不可太率直轻信外间一切谣言
等语。此行明确两个问题，一是知蒋介石重用我，为的是调动福建全力进犯
苏区；一是知道蒋介石怕我和广东、广西互相勾结。蔡廷锴的确受了蒋介石
的“重用”，让他身兼四职：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剿共”前敌总指挥，福
建绥靖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军军长。
蔡廷锴深知，委员长的“重用”无非就是利用，利用他打红军，为他当
炮灰。蔡廷锴的诸位上司，也曾被蒋“重用”过，但到头来，都落得被人取
代的下场。蒋介石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十九路
军。
蔡廷锴对蒋光鼐说：“老蒋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来打红军，如果不打，
必授之以柄，被他消灭；如果听从命令积极打，官兵不愿意，孤军深入，后
无援兵，又必为红军所消灭。剿也难，不剿也难，打也完，不打也完。”
蒋介石一打一拉的惯用伎俩，刺激推动了十九路军挺而走险，举事兵变。
陈铭枢及其使者频繁穿梭于香港与福州之间，引起了坐镇南昌的蒋介石
极大的不安和关注。所以，他竭力拉拢蔡廷锴。
10 月上旬，陈铭枢一到福州，蒋介石即致电蔡廷锴，查问陈抵榕具体活
动，并派飞机到榕接蔡廷锴上庐山会晤。
蔡廷锴借口有病，身体不适，不能前往，婉言将飞机打发走了。
数日后，蒋介石又从庐山来电特别说明，蔡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
信代表一晤。
蔡廷锴为了解蒋介石对待十九路军及对陈铭枢的意图，乃电令十九路军
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黄春和（广东梅县人，系蔡护国军讲武堂时老同学，相随
多年，蔡之得力助手）同陆文澜、宋子文等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
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黄春和后，又让宋子文托黄送给蔡廷锴五十万元。
蒋介石的算盘很明白：笼络蔡廷锴，只要蔡不起兵，陈铭枢纵有天大本
事也无所作为。
此时的蔡廷锴，正在打自己的算盘。他电令黄春和将五十万元款及南京
给十九路军的物资全部运往福建。
这笔款，成为老蒋“关照”十九路军的最后一笔。
11 月中旬，福建形势如弦上之箭，蒋介石寄希望于蔡廷锴。他几次直接
打电话给蔡，蔡的秘书均借口说蔡下部队，无法联系。
就在事变的前三天，蒋介石还派徐康良乘飞机来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见
面，并送来一封亲笔函：
十九路军东征北伐以来，十余年中建树雄伟，勋绩彪炳，实党国忠勤奋
斗有光荣历史的军队，岂能为一、二人之私产。值此颠危震撼之际，当必能
本爱国保民之精神，而矫然有以自立，断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党乱
国之牺牲。尤不应因一二人反复而盲从附和，举已往出死入生所造之勋绩光
荣随之毁灭。
蔡廷锴读罢蒋介石的亲笔信，即召集十九路军师以上军官会议，他说：
“我虽与陈铭枢作法上有些矛盾，但抗日、反蒋、联共三点基本上一致，我
更不能出卖团体自荣。我是福建军事领导人，福建的一切变革，容许陈铭枢
在闽活动及十九路军与红军妥协之事，我应负全责。我往南昌自投虎口，无
补团体于万一。”
一不做，二不休，蔡廷锴将飞机扣下，飞行员也被看管起来。
蒋介石在南昌不见蔡来，也不见回音，暗忖福建定有重大事变，一个劲
地骂蔡廷锴“娘希匹”。。
福建事变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出席了鼓山会议。李济深、陈铭枢、黄琪
翔、徐谦、陈友仁、李章达、蒋光鼐、蔡廷锴及十九路军各军长、总参谋长
等共十余人。
陈铭枢竭力主张刻下举事，他说：
“组织政府的人员已集中，各方代表已到齐，时间刻不容缓。蒋介石在
江西的‘围剿’部队抽不出来，义旗挂出，西南、西北、华东、华北必有响
应。”
陈铭枢侃侃而谈：“蒋介石七八年来政治已弄得天怒人怨。假使蒋军十
个师来犯，我一个师可去破敌两个师，加上红军沿途阻击，也有战胜希望。”
最后，陈铭枢说：“即使失败了，我们是抗日反蒋的，失败也无
尚光荣。”
蔡廷锴不主张11 月发难，力主再拖一两个月看看情况，最好到翌年1
月，他说：
“现在举事，蒋介石必定武力解决，加之我们联络了红军，两广半独立
状况也难出现，更不用说议和希望了。再者，部队未调整，防务未布置，财
政未筹措，后方工事未构筑，杂牌军未就范，内部敌人未肃清。。”
陈、蔡意见大相径庭。会上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辩论不休，争执不下。
陈铭枢火了，耐不住了，耍起政客的恫吓手段：“革命，就不要怕死；
胆小鬼，就不要革命。”进而骂了起来：“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粤
语拼命之意）。不同意立即举事通电，你就把我们统统送到南京去请功。”
事至如今，蔡廷锴不能再争辩了，于是，举起了赞同次日发难的右手。
福建事变决策层的不团结，意见分歧，种下了其迅即土崩瓦解的种子。
陈铭枢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彭芳草等拟好了一系列政纲，
准备在会上讨论。
蔡廷锴很厌烦，说：“冗长的条文无济于事，成败在于军事。”
鼓山会议开了一整天。深夜，下得山来，众人匆匆准备。
蔡廷锴后来说：“‘闽变’就是这样筹备未周和特别是蒋介石派飞机来
接我，我竟将飞机扣留的情况下，陈铭枢排除一切，一意蛮干地发动了。”
11 月20 日，十九路军举事，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
大会”，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
《宣言》提出：（一）否认南京国民政府；（二）号召全国人民及反帝、
反卖国之革命势力，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为
中心之国民党系统；（三）于最短期内召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制定宪法，解决国是。
11 月22 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
设首都于福州，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
改升新国旗，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
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委员会委员。公推
李济深为主席。
政府下辖军事委员会（李济深兼主席）、经济委员会（余心清代主席）、
文化委员会（陈铭枢兼主席）、财政部（蒋光鼐兼部长）、外交部（陈友仁
兼部长）、最高法院（徐谦兼院长）、政治保卫局（李章达兼局长）等机构。
举事不久，所有参加福建事变的国民党员宣布脱党，第三党也宣布解散，
另行组织了“人民生产党”，由陈铭枢任主席。
十九路军扩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二、三、四、五五
个军，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升任
各军军长。
将福建省改建为闽海、兴泉、龙漳、延建四省，以何公敢、陈公培、徐
名鸿、萨镇冰兼或代省长。
随后，福建人民政府还派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为代表驻瑞金。
但当新国旗在举行庆典仪式的南校场上空升起时，与会的两万之众顿感
惶恐。就连事变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蒋光鼐，都大吃一惊，颇为不满。因为
此事以前根本就没有讨论过。国旗的样式，谁设计的，蒋光鼐也根本不知。
关于是否改变国家名称，福建决策层内部分歧较大。蒋光鼐和蔡廷锴认
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一手缔造的，国民党旗不应因蒋介石反动而废除；陈
铭抠则表示，中华民国已名存实亡，国民党已变质，应取消国旗党旗。
于是乎，陈铭枢和他的智囊决定，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共和国。取消青天
白日满地红国旗，采用国家主义派分子翁照垣设计的上红下蓝中间嵌一颗五
角黄星的新国旗。
泱泱大国，一时竟出现南京、瑞金、福州三个政府，各树旗号，三足鼎
立。
毛、周、彭建议无效，“太上皇”独断专行
夜已经很深了。瑞金沙洲坝乌垅村，一个大树环抱的小村子，格外宁静。
洋顾问李德，就住在这里。总部的参谋、干事们习惯于把他住的房子，
称为“独立房子”。这栋房子约一百多平方米，位于军委总司令部和红军总
政治部之间，是博古下令专为李德修建的。
“独立房子”烛光摇曳。博古召集的中革军委紧急会议正在进行。博古
很推崇洋顾问，军委会也搬到他家来开。
博古、李德、项英、洛甫、王稼祥、毛泽东、刘伯承等出席。
福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举事，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全国；
南昌的蒋介石怒发冲冠，大军进剿。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中共该怎么办？
这就是军委紧急会议的议题。
第五次“围剿”苏区，蒋介石运用堡垒战术，正打得上手的时候，忽然
后院起火，拥兵近十万众，占据福建一省的蔡廷锴，哗啦一下倒戈联共，把
枪口对准了自己，真是当头一棒，不由得令他心惊肉跳，惶恐不安。
时任“南昌行营”主管作战业务的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在回忆中这样
描绘当时精神紧张的蒋介石：
约在1933 年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人
民政府”，发动反蒋，使对中央苏区北路军的进攻计划受到
很大影响。当时蒋介石进驻抚州指挥，深恐十九路军与红军联合，神色
异常紧张。好几次，我与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
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记’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
逢他出现此态时，宣铁武（蒋的侍卫长）就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
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原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罐
坛，都被宋美龄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杂着‘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确
实使蒋介石的日子不太好过。
每天晚上后，蒋介石就找我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
报，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
蒋介石是在南昌获悉闽变的消息。他即刻召回了前线“剿总”司令官顾
祝同和陈诚、林蔚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商议对策。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李济深、陈铭枢早就反对我，蔡廷锴也不识抬
举，他们联合起来跟我作对，这次我决不姑息养奸。”
“我决定，通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撤销蔡廷锴、蒋光鼐所兼各
职。”
顾祝同、陈诚附言道：“这件事，非同小可。福建起事，两广陈济棠、
李宗仁都会幸灾乐祸，怀有异心。不平福建，两广就要步其后尘！”
熊式辉、林蔚等也纷纷点头，赞同蒋介石的意图：先荡平蔡廷锴，杀鸡
给两广看，再回头对付红军。
蒋介石亲自入闽，在福建建瓯设置行辕。
“围剿”中央苏区之蒋军嫡系主力组成“讨伐军”西进入闽。
以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
赣东进入闽北集结于建阳、建瓯一带；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
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进入闽北
的浦城、建瓯一带；原驻闽北刘和鼎部亦
归张治中指挥；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
的第十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刘勘的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
经金溪、资溪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派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
中蒋军的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并轰炸
福州等地；将原驻南京的两个德式装备的炮兵团大部，运到建瓯集结；派海
军舰队到福建海域侦察登陆。
以上，为入闽第一批兵力，约十万之众。
此时，蒋介石对福建政府之恨，大有超过瑞金苏维埃赤党之势。他巴不
得一夜间，就把长在自己身上的这块“毒瘤”割掉。
宋希濂，时任蒋介石嫡系第三十六师师长。该师奉命在第五路军的编成
内入闽。他回忆说：
大约是在闽变发生后的第九天早晨7 点多钟，蒋介石亲自从南昌打电话
给我，问我部队的装备情形和部队的战斗力如何。我一一答复了他，并以自
信的口吻对他说：“官兵的战斗意志是旺盛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
过了两天，他乘汽车来到抚州，立即召见我，又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
随即下一手令，发给三十六师轻机关枪二百挺，驳壳枪三百枝，叫我立即派
人到南昌军械库去领取。同时，他嘱咐我，将在抚州附近的队伍于明天上午
9 时集合，听候他的检阅。当天我就派军械官乘辆大卡车挎蒋的手令前往南
昌领运武器。
翌日上午8 时半，部队在飞机场集合完毕，蒋介石于9 时偕顾祝同、林
蔚等乘汽车来到机场，随即乘马巡阅一周。当时三十六师官兵精神颇为旺盛，
服装也相当整洁，因之军容颇盛。蒋介石检阅后，显得很满意，笑着对顾祝
同、林蔚说：“看来这个部队不错。”继而集合官兵讲话，说的是勉励大家
要英勇杀敌，保家卫国，严守军纪那一套。
下午4 时，蒋介石叫我带各旅团长去他那里开会，参加的有旅
长伍诚仁、傅正模，参谋长钟彬及四个团长。会上，蒋宣布李济深、蔡
廷锴等公开“叛党叛国”，在福建组织什么“人民政府”。国民政府已明令
授权于军事委员会负责讨伐叛乱，随即说明讨伐十九路军的重要意义；继而
又命令三十六师归卫立煌指挥，日内由抚州出发，经金溪、资溪进入福建。
他反复叮咛，此行要经过共军区域，也可能与共军发生战斗，务要特别小心
戒备，行进时两侧要多派搜索队伍，宿营时必不可过分分散，宿营前要先做
好工事，布置好警戒，夜间要严密巡查等语。
最后，他下了手令，发给各旅、团长特别费各一千元，师部特别
费一万元。
蒋介石很担心，守卫京杭的禁卫军张治中部的两个师也投入了讨伐行
动。倘若红军突进浙皖苏一带，他可就危险了，南京老巢都将不保！
然而，蒋介石多虑了，因为红军最高统帅部根本就没有“乘人之危”的
打算，别说到“委员长”后院南京去烧一把火，就是惊弓之鸟蒋军嫡系从眼
皮底下走过，他们也不曾想去打一下。正因为此，老蒋暗自庆幸，蒋军将领
们也觉得不可思议。
宋希濂第三十六师顺利抵达蒋介石指定的集结地域邵武。蒋介石对顾祝
同说：“真没想到，林彪、聂荣臻网开一面，宋师不伤一兵一卒，通过他们
的防地，天助我也！”
宋希濂从红一军团眼皮下通过，林彪曾电告中革军委，要求袭击，以报
大雄关、云盖山一箭之仇，但博古、李德不准。博古说，蒋介石打蔡廷锴，
是狗咬狗，我们不必去为福建政府损失兵力。
天未必助老蒋，倒是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关门主义帮了他的大忙。
蒋军与蔡廷锴十九路军反目为仇时，博古和李德仍然抱着“哪有猫儿不吃腥，
哪有军阀不反革命”的观点。
福建政府成立后，上海出版的中共机关刊物《红旗周报》刊登《福建事
变与我们的任务》的文章，说：“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
辈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欺骗。”
基于此，后来中共中央在《告全国人民书》中也断言，福建人民政府“它
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
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的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
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
进！”
在李德“独立房子”召开的军委会，围绕怎样对待福建政府的时局，依
然出现两种迥然各异的观点。
毛泽东不愿意丧失这样一个天赐良机，他说：“不管十九路军今后有什
么打算，抗日这一点不容忽视，既然他们敢于打出旗号反对蒋介石，我们就
应积极支持。”
博古认为，“福建政府是要阻止民众革命斗争的发展，麻痹与欺骗群众，
使反帝反蒋的斗争陷于失败，而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
的政策与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
正因为此，博古在与苏维埃驻榕军事代表张云逸谈话时，只交待他：“此
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至于如何利用这个契机推动革命形势发
展，支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却只字未提。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建议：“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
围圈，调至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赣、浙、闽、皖四省的交界地区活动，
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绝对不能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方针，才能使敌人
的堡垒政策归于失败。”
博古不禁想起几天前在前方的周恩来、彭德怀等人更为具体的建议。
彭德怀建议说：“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
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
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
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周恩来以红一方面军总部名义，也致电博古、李德、项英，通报福建事
变后敌情变化，建议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迅速出动，侧击国民党蒋军入闽部
队。
然而，这些建议遭到了博古、李德的拒绝。
周恩来再次建议，不要分割突击兵团，应立即集中方面军主力红一、三、
五、七、九五个军团主力，在东乡、得胜关一线，拦截蒋军部队，与入闽的
蒋军主力决战。
想到这里，博古更加不悦，说：“打到外线去，打到闽浙皖赣边，这不
是置中央苏区于不顾吗？瑞金还保不保了？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
主义！”
李德更有“高见”：“蔡廷锴的福建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
坏还危险，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
博古听李德的，而李德则听其上司总顾问弗雷德的。
当蒋介石兴师入闽之际，弗雷德从上海电示中央红军，在一个月内集中
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除占领南昌外，还要尽可能攻
占长沙。
李德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指示。
博古唯李德之命是从。
毛泽东的建议被拒绝了。彭德怀的建议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也被拒
绝了。
无论毛泽东或彭德怀的外线出击，抑或周恩来的内线决战，都可能直接
或间接支援第十九路军。而博古、李德都不愿介入这场“军阀混战”，更不
愿替蔡廷锴去打蒋介石。
这次军委会，最后由李德个人拍板说了算。所有中央红军主力，全部从
东线调往西线永丰地区，去攻打蒋介石的堡垒。
这是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北路军十余
万众，在没有遭受任何阻击情况下，大摇大摆顺顺当当地通过了彭德怀、
林彪的防区，向十九路军“讨代”过去。
蒋介石消除了一切后顾之忧；蔡廷锴面临大敌，红军坐失战机。
十九路军兵败如山倒，博古顿感“唇亡齿寒”
福建政府独树一帜，撑起来迅速，但倒下去也快，其寿命仅仅五十天。
有史学家这样评价它的失误：
“由于事变准备不周，策略失当，一开始就另立共和国改换国旗，新组
政党，使国民党内一些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西南及北方各
军阀势力，都不敢响应而取观望态度，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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