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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尘梦录-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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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毕竟是既得利益者,能有现在的态度已属不易了,他希望与我重续友谊。并说最近要选一部分文物参加美国的博览会,对于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我是老人,比较熟悉,从建院展览就参与其事。要请我担任审查委员,我碍于当时情况没有答应。     
    我说:“我是待罪之身,不便受聘。也免得生出许多麻烦。你如果一定要我审查,你可以拿古物陈列所的目录给我,我替你圈出可以送出去的,不一样吗?”     
    他赞同这样做,邀我到他办公处去一次,他拿出目录大致由我看一下,也就算答拜。     
    五十八、又出了希怪之事??扩大到第六案     
    当我到了国防委员会的第二年,忽然接到吴稚晖一封信,信上写着:     
    景洲先生执事:……今早发见一奇怪之事,如先生有暇,请移玉敝寓一谈。敬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六月十三日     
    什么奇怪之事呢?我当天晚上就到上清寺73号吴先生的寓所去看他,他给我三大本书。     
    两本封面上写着:《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分为上下两册。另外一册,是关于此案的往还文件。(定名因此书遗失,我忘记了。)鉴定书内附印了“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旁边注明“二十六年诉字第三九五号”,赫然写着:     
    “被告易培基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逃未获。     
    李宗侗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在逃未获。     
    吴瀛 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秘书,所在不明。”     
    这是第5次的扩大起诉书,连我那“妨害秘密案”要算第6次了。     
    吴稚晖所谓奇怪也者,乃是连我也加入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马衡来渝(2)

    据起诉书内,一共是三个人,一死一逃,在重庆并且在政府中央最高机关(国防最高委员会是战时统率党政军的最高机关)任职的只有我一个人。他们这一散发,完全对我一人的开轰是毫无疑义的,而又故意写着“所在不明”。     
    吴稚老说:“你避避吗?”     
    “笑话!”我说,“避甚么呢?他们不是明明写着我‘所在不明’吗?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现在任职国家最高机关。并且不时与张继碰头,此案闹了几年之后,方才算我正式加入,这都足以证明他们的胡扯了!只要他们敢拿我归案,我一定恭候!”     
    稚老没有劝我避了,我却一直候着他们,甚至后来国防最高委员会被炸,我一度借重庆地方法院办公,又在他们宿舍居住,后话甚多,却都没有对我怎么,此时暂且不提。     
    全案的关键,一句话可以说明:“他们是在故宫院务移交张继得手后方才在他们手内任意点、任意栽的!”4年之后,又再起诉,这样长久的岁月,若是他们愿意全部毁掉偷掉,一齐推在我们身上,也很容易做到。     
    他们自己说明,物品分存北平、上海、南京三处从事鉴定,也并不是全部、鉴定何人,全书自头至尾,查不出一个人的姓名,书是司法行政部印行,我们也只得之于口头耳闻,以及洪陆东对我自承,在本书上何处印刷也不具名。     
    鉴定只分精粗、真伪,也没有人证明盗换的字样,等于一个全部的匿名文件,而法院居然就可以蒙头盖尾来说,左一个“毫无疑义”,右一个“自属显然”!真是奇怪到了极点,以上粗枝大叶地都可以尽量证明全案的诬陷,以及法官的荒谬绝天下之伦!完全是一群以执法为外衣的枉法之徒。我今生被这件事情纠缠,浪费了无数的时间与精神,真冤哉枉也!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国防最高委员会内幕以及张崔辈的小挫(1)

    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为统率党政军的最高机关,实际,在组织之始,因为何应钦的不欲军事委员会隶属其下,藉口说都是蒋介石担任委员长不要这个帽子,而反对其中有党政军平衡的组织,因之缺了一条腿,他是不肯要张岳军(群)拿秘书长的名义来渗入他的利益而已。其次因为蒋介石一度自兼行政院,而那一帮奴才式的幕僚,就不敢指挥行政院又去了一条腿,仅仅因为代行中央政治会议,以及可以利用一个不经立法程序随意发布特殊政令的特权而被保留着,可怜他生下来就在一个畸形的状况下发展。     
    内容呢,一个副秘书长陈布雷以内监式的幕僚控制了全局,凡是一切政令文件都须经过他而后才可以达到老蒋,他是较之李莲英更有文人与绍兴师爷之长,在一种虚伪的谦恭下士的态度下操纵了一切,以下懂事的幕潦及一切帮闲阶级没有一个不仰其鼻息,秘书长仅是一个傀儡,张群比较还有一些可以自主,张一出任川省主席,陈布雷兼代了半年,他就在家卧治,将一切托付了一帮等于家奴者流在处理着。     
    王亮畴(宠惠)来接任秘书长,以一个法学家,而又老于世故,知道陈不好应付,他仅仅做了一个老蒋的高等翻译与法律顾问而已。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国民党整个失败之点与内在的腐蚀,所以陈布雷最后的自杀,望好处看,他是自己明白他应负的责任的!     
    以上,我是简单地介绍所谓国防最高委员会的重要性。我呢,因为我是出身于清末时代的13岁考入浙江大学堂,后来改为浙江高等,陈布雷正是高等的学生,我们是先后同学,张群之后王亮畴(宠惠)接任了秘书长,陈布雷还是副秘书长,主任秘书卢铸,蒋是委员长。     
    王秘书长是我北平时代的旧识,在张群时代,我是名为参议机要秘书,他上任秘书长之后照旧要我管理秘书长私衔的文件以及蒋介石专给秘书长个人手令的收转掌管。     
    由于我在政治方面始终是个低能者,也毫无野心,而张、王等高官用我,也绝非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才能,完全因为我是个以文章、书画为生,也在北洋政府内务部任职多年,有些政务行文方面的经验。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书画方面的雅爱,把我当作了他们可以寄托文人时尚的朋友。所谓书画一道,从古到今也早已成为官场之中的一种品位与身份的体现。唐朝时的李白,便是唐明皇李隆基的朋友,彼此不过为了好玩而已,岂有它哉。     
    王秘书长是一个世故甚深的官僚者,也是一个好好先生。以上说明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地位是如何!张继身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或者中央政治委员之一,(我记不清他是两种中的哪一种,两种名义都是参加国防最高会议的。)尤其是他的太太崔震华,显然是看重这个仙山楼阁,尤其以为我这个天子内阁身边的龙套十分了不得!以为是“日边红杏”!腹心之患,会在最高执政的耳边伤害他们,以报“故宫盗宝案”冤案之仇。务必去之而后快。然而他们所不幸而值得惋惜的,是张岳军(群)和王亮畴(宠惠)都深知道故宫博物院冤案的内幕,张继的力量又笼罩不住他们二位,他们也都相当知道我的品格。张继夫妇用三大厚册印刷品来到处发送轰炸也顽钝地不动。朋友们见到之后,一致的表现是视若无睹。     
    因此,张太太崔震华这一枝“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长胜军,终于在我这里受到了阻碍,诸多阴谋,化为无形。     
    又一个可笑的怪事来了!?     
    我前面提过”我们因为逃避重庆的空袭,眷属姻友一部分都因冯若飞的关系而迁居江安,由我的表妹夫余上沅创办的国立戏剧学校也迁移到江安,我的大儿祖光同戏剧作家曹禺(万家宝)同在戏剧学校担任教职,曹禺的夫人郑秀却是郑烈的女儿,因为以上的一些关系,大家同客江安,同我家里一班儿女都有相当友谊,所以我同郑烈在政治上是一个素不相识的敌人,而他的女儿却非常相熟地口口声声尊称我为老伯,这当然与郑烈无关。     
    此时已经1942年了,张群做着四川省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是王亮畴(宠惠)。我的家眷已经迁回重庆,住在郊外唐家沱,我一个人却借住在重庆的地方法院,同他们一帮推事、检察官,相当厮熟。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国防最高委员会内幕以及张崔辈的小挫(2)

    忽然,有好几位推事、检察官都来看我,一致地诧异动问:“您不是到成都去了吗?”当我否认了这事实,他们又都默不作声而去,我已经微微地觉着可疑。     
    同时又接到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同他夫人我的表妹陈丁妩一封两人同出名的慰问信,是慰问我失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地位的慰问信并问我以后的行踪。我又知道江安方面一致是这样的传说,这使得我更惊异了!?     
    最后,我的儿子祖光得到曹禺的情报,方才知道是他的夫人郑秀传出来的,郑秀是根据她父亲郑烈的信,郑重地告诉她说我离开了国防最高委员会,表示以后“莫余毒也”即我不会在“最高”捣乱报复的喜信。他是根据女主人崔震华的报告,当然也以为是值得庆祝的一件大事,这样传遍了重庆与江安。     
    可以清楚了:此乃张继主演的一个无法交差的交差话剧。由于他们越来越清楚吴瀛是他们这场冤案对象中意图反抗的最顽强的一位,也是令他们最无奈的一位。当张继家里的“玉皇大帝”崔震华给他一个命令:“要将吴瀛设法排除国防最高委员会这个‘日边’机关”的任务下达以后,他却毫无办法。而在她却以为是可能的,并且必需!郑烈也在殷切地希望实现。     
    张继没有想到这小小的任务,如此碍手!他那“豪侠”的身手已经失去了效用,张,王两位秘书长对他早有看法,完全不被他左右,且职务在他之上。于是最后的一着看家本领施用了,就是:朦蔽“圣聪”,他奏复他的“玉皇大帝”说:“任务达到,吴瀛已经离开重庆下降到成都了。”     
    “君子可欺以其方”,她究竟还是个女人,张继毕竟可造,骗老婆成功了,而传谕臣庶,第一个便是郑烈,于是乎我也“托福”“天下知”了。     
    我真何幸!同时也深自慨叹:一世我生不辰,同时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而也正认为一生中做着最没有力量也没有意义,忍辱偷生的环境之中,却没有想到,一代英雌崔震华这样地看得起我!倘若我是孔夫子,或者有幸运见着这个“南子”吧??     
    我也为我服务7年的,虚拥高名,可怜可慨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受宠若惊,而张,王两位仁兄的关照,我是深深感激的。至少我送他们那些自问还算过得去的书、画、诗、文,显然没有白送。“秀才人情纸一张”,前辈先贤所言,果然是有道理的。其实书画小道人皆可为,而我却因了这小道。占了大便宜,没有落到易培基那样被气死的下场。只是不知道张继与崔振华是否在生我的气呢。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易培基夫妇的身后(1)

    易培基自从1937年被迫气愤死在上海之后,他的遗族,仅有一妻一女:夫人杨氏,她们与女婿李宗侗住在一起,??由古拔路迁居到西爱咸斯路,后来改为永嘉路,听说因为李宗侗的胆小,将易的照片、遗墨、书札等类都烧了,为的是避免敌方的搜查。他本来 有一个侄儿,被他收为儿子,生性不佳,读书不长进,在易死后,即登报驱逐,所以只剩下了这母女二人与女婿以及外孙数人沦陷在上海。     
    到1941年上海租界也不保了,我的女儿辗转从上海到达了后方,方才带来一些关于她们的消息,自然相当艰苦,尤其是这晚景哀哀无告、同她女婿也不能融洽的孤寡老太太,更是凄惨,我不由得怀念易培基一生的兴亡遭遇以及身后的凄清,并作诗一首来哀悼他:     
    悲君往事太凄清,如此黄梁梦可惊!一树羁栖隔烽火,九泉怨愤彻幽明。交情更为穷途见,冤抑还教后死平。最忆遗孥沪海上,西风吹泪过云程。     
    此后,她们的消息又寂然了,当然因为交通阻滞,邮电不通的缘故。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全胜之后,我们将要还都了,而这位易老太太突于1946年1月22日在久病之后,奄然逝世了。她等不到我们回来重见光明、希望为她的丈夫复仇。     
    我们到了上海才经友人转来她去世的电报,我去看吴稚晖同他商量,想藉此再向这暗黑的社会,呼吁一下这久已被忘怀的可耻的冤狱,我又顺便提到了准备发动反攻。因为这对夫妇太过可恶。     
    吴稚晖以为前者可行,而后者则不变更他保守的持重主义。于是我们商量好了一个通讯稿,向重庆各报发表一件新闻:     
    ?     
    易培基夫人病逝上海,遗嘱候吴稚晖先生主持合葬     
    “上海讯” 前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之夫人杨氏箨村,于本月二十二日病殁上海西爱咸斯路中西疗养院,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在徐家汇路八三八号上海殡仪馆大殓,据闻易培基前以故宫博物院案居沪,于二十六年九月沪上抗战正剧时,病殁。遗嘱令其夫人候战后为之申雪,并托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主持其事。易夫人在沪居西爱咸斯路,苦守八年,备极艰辛。战事终结,不幸又以病殁。遗命以易氏灵柩亦尚停放上海殡仪馆,同候稚老返沪决定合葬及昭雪冤案云。     
    这个消息发出之后,反响是不甚满意,大约只有我嘱托了,而且是私办的报纸发表了,其它尤其是党报都一概不登。我去告诉吴稚晖,他给我来了一封信:     
    ?景洲先生:今早失迎。登报结果,足见党内尚大有胆小人也。所以在重庆是弄不过他们的!我们当常常细细商量,不可冒失,亦不要失了良机,即叩。     
    道安! 弟敬恒顿首 二晚     
    此时正是张继的儿子张琨因为色狂症在成都养病,却与居停主婢二女通奸脱阳贻祸平民,在成都兴了大狱。在一种似乎叫做《中国新闻》的内幕新闻刊物上发表整张专刊的《张琨小说》记载此事,丢尽了其父张继的脸面。     
    吴稚晖当张琨色情案暴露的时候,就常对我说:“你说没有阎王吗?这些事情,恐怕都是易寅村(培基)通过了阎王在报复?”在他看了张琨案的记载之后,他似乎更有兴趣,又给了我一封信:     
    景洲先生:     
    从前我们得到了郑烈的电报,过于兴奋,不曾细细打算,当时知道我们吃了亏。目前先生又拟火箭齐发,恐怕又要吃点亏。不如细细的想法,旁敲侧击,较为便宜。因为大决袭,必要在东,此地决非美地。寅村遗嘱,最好用他手书发表(将来),他的字,无人不认识。现在,我们在此地抄出发表,难免郑烈等又仍注意先生。以《张琨小说》而论,作第三人侧击较好,直接冒冒失失,统由我等直攻,必不见信于人。     
    在我方面,倘有人来问我,我倒可以发表那狗男女经过。对于此案之行为,详细如《张琨小说》发表,那末即官司打不胜,社会可大晓然矣。     
    先生急色的办法,恐有损无利,慢慢再细商而行。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易培基夫妇的身后(2)

    到我用得着详细叙述,则初在故宫荐人荐不到等事实,尚需先生逐渐供给材料,万勿急色。《张琨小说》,先生倘买得到,再买十张,存有用处。     
    弟敬恒顿首     
    《张琨小说》,先生倘买得到,再买十张,存有用处。     
    那女人的借车不还,抢奇奇鸦片,银行存款算捐款等的丑史,及他偕郑烈见我,张告,她撞壁等趣话,亦不弱于《张琨小说》也。我是早晚有详记的。     
    即办明四百件之诬妄,及萧襄沛等断案怕院长之好笑,亦不下于城固县长之逸史也。     
    我们切要细细处置,且不要直接使人注意到先生,不可急色,是为至要。     
    将来我的挽对等,都将由我说出,我又怕。先生夹入,有损无益(于本案,非指先生个人)。     
    先生在背后,不要当事。     
    这封信的正反两面,写了许多,大致是着重在:一、要我不要急色;二、宜待时,到迅都东归而后;三、他自己要将此事写一小说,要我供给材料;四、要我不要出面,怕郑烈等再送注。     
    其实,郑烈等是专注意于我,他仍然没有明白。然而,我的意见,虽然他是持重并且要对我尽量保护,不会再受损害,意思也非常可感,而有许多方面是估计不免错误的。他的小说写得出与否,我也一直在怀疑。所以我早就引为己任。如果他写,也可以并行不悖。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还都趣谈(1)

    1945年8月对日全胜,蹉跎又蹉跎,一直到1946年的4月,我们方才随着国防最高委员会由重庆飞回首都南京。托福托福!我们抗战八年,在辛苦绝望的环境下,建立了千古难逢不可思议的不世之勋!我们真值得兴奋!谁说?恶劣的环境,决不能有良好的结果吗?我也在这个时期,用一面最烦闷、一面最兴奋的矛盾情绪中间滥竽在国家一个最高幕府中,素餐了一个伟大的时期,我敢自誓:我没有一天丧失胜利的自信!但是,又时时感觉到一种不可言喻的自哀!?     
    果然,胜利到来了,举国狂欢,应该后一种情绪不存在了,但是,确实存在着没有丝毫消灭。胜利忽忽8个月了,天天梦想的还都实现了,也还是如此。     
    我想:我正是“朽木,不可雕也。”自己也笑了。     
    金陵王气,收而复开。白发高堂,健朗如昔。此时方才真加强了我8年兴奋之情。     
    友人问我:“八年之中,你这些情绪,这些五花八门在抗战行都最高幕府的一切一切,你的日记,必定洋洋大观了。”     
    我说:“可惜!我在前面所说的一种情绪之下,一怒而放弃了日记生活,留恨吗?都是创痕啊!然而事后思量,确是可惜了!可惜了!”     
    但是,我记得,在8年以前,抗战方始,首都将沦陷,我率领了一家大小十余口从南京仓皇出走,老母以年事过高,只得遗留在上海。我们用一个多月的行程,又遇着了非法的疏散在大难之中的失业,这个情绪可想而知,只是对于国家前途知道了要于灾难中成长,前途是兴奋的!     
    我所寄托的机关,忝列最高之名,这次还都,包了五架飞机,我被列在第三机,忽然三四两机又合并为一架四引擎的大号运输机,把我们这帮活宝运输还都定4月21日在白市驿起飞,前一日在重庆珊瑚口中国航空公司坡上沿马路过磅,当日上午8时再去复磅集合着乘汽车到百市驿,都沾了“最高”二字的光,在第一批做过了应有的手续,充满了喜气,浩浩荡荡地上了归程。我是携带着三女皋同去。其余眷属另随船走。     
    从珊瑚口到百市驿,大约走一小时许,到了近百市驿处,要经一个高峰,汽车盘旋曲折,螺旋式地上爬,千回百叠,又折叠下行,路面不宽而陡,左右倾斜,下临无地,车中人都左跌右仰,把持不定,下坡尤陡。前不多日交通部一辆还都车即在此倾覆,死了夫妇二人,伤者断臂折足,不一其数。胜利还都,落得如此,岂不冤哉!     
    所以车中人人同此心,紧张万状。居然安然到达机场。那时是上午9点多钟。     
    是日天气酷热等于炎夏,大家怕中途天气要变,因此穿的春装,带着大衣,手上提着3公斤左右的行李提包,也就相当吃力。大家在一个没有完工的候机草棚之下休息,以为即可起飞。8年来的希望偿于一旦,也就忘记一切辛苦。然而不然,大约是我们的灾难,还有最后的一关,或者巴山的夜话,还有最后一天的剪烛因缘吧??     
    总而言之,我们人事不臧的最后表现吧?“最高”二字的现眼罢了!?     
    我们因为原来是两机合并,所以有两个领队的负责人,这好听的名义是派的呢,还是选的,我们谁都不知道?大约是管总务的凭他们接近的两部分中各个指定的,意在荣誉而并不为了服务,所以事前没有一点接洽,总务方面也没有人在机场照料,我们下汽车在等候的机场,离机场办公处有3公里之遥,没有人管,两个领队同我们一样摸不着头脑而只是呆等。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还都趣谈(2)

    我们挥汗如雨地不知所措,汽车回去了,没有法子得到代步去寻办公处,大家将预备带到首都去的广柑都吃完,不够,还去用50元买一杯的黄泥水来解渴。好容易等着看见一架飞机由南破空而来,满以为飞升第一轮到我们可以立刻登仙了。忽然一个警报,预备好的不是我们而是另一“最高”名义的司法部的最高法院,他以类似的名义不法地冒充了我们而捷足了!他们原定是第五架,现在倒转来向后转,排尾作为排头,他们司法不守法,恰巧又是我另一记所认为最下流的张家走狗郑烈在内,这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一贯作风了。     
    于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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