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贪官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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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使不罢刘观，风宪安得肃。”

况钟传

——《明史》卷一六一

＇说明＇

一段《十五贯》的戏剧故事，使况钟成为妇孺皆知的清官。而历史上的况钟，也并不亚于戏剧中的况钟，他出身吏员，深知官场的积弊，为官后奖善惩恶，被百姓奉之若神。他任苏州知府十二年，“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他死后，苏州吏民相聚哭悼，为他立祠祭礼。况钟任职苏州时，正值宣德（1426—1435）、正统（1436—1449）间，这是明初经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两朝严治之后，政治、经济上的一个相对宽松时期，国家从政治、经济的绝对集中造成的国富民穷向藏富于民转变。应该说，况钟在治苏州期间，在巡抚周忱的支持下，十分突出地执行这一方针，并且取得了成效。史书中说他是“所谓承宣德化，为天子分忧者。”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的刚正廉洁是分不开的。

况钟，字伯律，是江西靖安人。起初为尚书吕震属吏，吕震对他才能感到惊异，推荐授予他仪制司主事之官，后又升为郎中。宣德五年，明宣宗因为感到各地郡守大多不能称职，又正逢苏州等九府缺少知府，这九府都是重要难治之地；于是命令六部及都察院大臣推荐属下廉正有能力的官吏补各府之缺。况钟得到尚书蹇义、胡氵荧等人举荐，升任苏州知府，宣宗特踢诰敕而派遣他前往。苏州地区赋役繁重，豪强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是号称最难治之地。况钟乘驿站车马来到苏州府。他开始处理事务时，群吏围立在四周请他写下判犊。况钟装作不懂，向左右请教询问，一切按照属吏们的意图去办。群吏大喜，说知府昏暗好欺骗。过了三天，况钟召集群吏责问他们道：“前某件事应该办，你们阻止我；某件事不该办，你们强让我去作，你们这群人，舞文弄墨已久，罪该处死。”当即下令打死几人，将属僚中贪赃暴虐庸暗懦弱的全都罢斥，全府上下大为震动，全都奉法行事。况钟于是蠲免烦荷之征，定立教民条文，事情有不便于民的，即上书朝廷讲明。清军御史李立在匈补军户时为政暴虐，府同知张徽秉承李立的心思，动辄用酷刑压制平民改配军籍。况钟上疏奏免一百六十人，只役及本人的一千二百四十人。苏州府属县拖欠的赋税共四年未收齐，总计七百六十余万石。况钟请求适当改为征钞，被户部部议时否决，但从此后颇有所蠲免和减征。况钟又曾上言：“近来奉诏召募百姓租种官民荒田，官田按照民田科则征收，没有人种的田地则免除赋税额。昆山等县百姓因为死亡、迁徙、从军而除掉户籍的，共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留的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当减去赋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被海水淹没的，赋税额却依然存在，应当都按照诏书的规定办理。臣所管辖的七县，共计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多石。其中民因征粮仅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田征收税粮就多达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的田地一亩征收达三石之多，轻重不均到这样程度。洪武、永乐年间，下令给北方各驿站出马役，前后四百多匹，定期三年发遣回还，如今已经三十余年了。马死就要补充，没有完休之时。工部征收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只征百匹，而苏州一府就征达七百匹，请求敕令有关机构处理。”宣宗都予以批准。当时，多次下诏减轻苏州、松江的重赋。况钟和巡抚周忱精心计划，奏免赋税七十余万石。凡是周忱所推行的善政，况钟都协助大力办成。所积累的济农仓存粟每年有几十万石，用来振济灾荒之外，还用来代交民间杂办赋役和拖欠的租赋。况钟为政，纤悉而且周密，他曾设置两本簿籍记录乡民的善恶，用来进行劝善惩恶；又设立通关勘合簿，防止出纳时行奸作伪；设立纲运簿，防止运夫偷盗侵没；设立馆夫簿，防止无理的需求。他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铲锄豪强，扶植良善，民间将他奉若神明。以前，太监奉使织造采办和购求花木禽鸟的接踵而至，府中僚佐以下官吏，动不动便遭他们绑打。又有卫所将士军卒，时常欺凌百姓。况钟到任后，都敛迹不敢再放肆。虽然是上级官员和其他省的官吏经过苏州的，也都从心里对况钟有所畏惧。况钟虽然出身于刀笔吏，却重视学校教育，礼敬文人儒士，贫寒之家的读书人多有受到他帮助的。有个名叫邹亮的人，献给况钟，况钟想要推荐他，有人写了匿名书信诋毁邹亮，况钟说道：“这是想让我更快地帮邹亮成名。”当即奏明朝廷，朝廷召授邹亮吏、刑二部司务，后升任御史。当初况钟为吏员时，吴江人平思忠也由吏员起家，任吏部司务，对况钟有恩。到这时候况钟多次请见，对待他礼节非常恭敬，并且让他的两个儿子到自己属下作事，说：“并非我没有仆役，这是想借此报答您。”平思忠家素来贫寒，从来不靠旧交情而有所请托。人们称赞他们两人都是贤德之人。况钟曾遭母丧，府中百姓前往朝廷请求他留任，朝廷为此下诏命他戴孝起复留任。正统六年，况钟任期已满应当升迁，府中百姓二万余人，前往巡按御史张文昌投诉，请求让况钟继续任职。英宗下诏进况钟食正三品俸禄，仍然留任知府。次年十二月，况钟死于任上。苏州府吏民相聚哭悼，为他立祠致祭。况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在他前后任苏州知府的都不能象他一样。况钟死后李从智、朱胜相继为苏州知府，也都是奉敕书行事，但是敕书中信用倚靠的程度都赶不上况钟了。（江丽　译）

＇原文＇

况钟，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书吕震，奇其才，荐授仪制司主事。迁郎中。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臣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钟用尚书蹇义、胡濙等荐，擢知苏州，赐敕以遣之。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钟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钟乃蠲烦苛，立条教，事不便民者，立上书言之。清军御史李立勾军暴，同知张徽承风指，动以酷刑抑配平人。钟疏免百六十人，役止终本身者千二百四十人。属县逋赋四年，凡七百六十余万石。钟请量折以钞，为部议所格，然自是颇蠲减。又言：“近奉诏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令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帝悉报许。当是时，屡诏减苏、松重赋。钟与巡抚周忱悉心计画，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忱所行善政，钟皆协力成之。所积济农仓粟岁数十万石，振荒之外，以代民间杂办及逋租。其为政，�耥喯ぶ苊堋３⒅枚�簿识民善恶，以行劝惩。又置通关勘合簿，防出纳奸伪。置纲运簿，防运夫侵盗。置馆夫簿，防非理需求。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先是，中使织造采办及购花木禽鸟者踵至。郡佐以下，动遭笞缚。而卫所将卒，时凌虐小民。钟在，敛迹不敢肆。虽上官及他省吏过其地者，咸心惮之。钟虽起刀笔，然重学校，礼文儒，单门寒士多见振赡。有邹亮者，献诗于钟。钟欲荐之，或为匿名书毁亮。钟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召授吏、刑二部司务。迁御史。初，钟为吏时，吴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为吏部司务，遇钟有恩。至是钟数延见，执礼甚恭，且令二子给侍，曰：“非无仆隶，欲籍是报公耳。”思忠家素贫，未尝缘故谊有所干。人两贤之。钟尝丁母忧，郡民诣阙乞留。诏起复。正统六年，秩满当迁，部民二万余人，走诉巡按御史张文昌，乞再任。诏进正三品俸，仍视府事。明年十二月卒于官。吏民聚哭，为立祠。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钟之后李从智、硃胜相继知苏州，咸奉敕从事，然敕书委寄不如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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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传

——《明史》卷一七○

＇说明＇

于谦（1398—1457），明朝名臣。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永乐年间进士。他任监察御史巡按江西时，曾为数百蒙受冤狱的人平反。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深入里巷访问父老，赈济灾荒，筑堤植树，将镇将私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以补助边境经费。前后在任十九年，威信很高。正统十三年（1448），到京师任兵部左侍郎。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时，他坚决反对迁都南京，拥立景帝，调集各路军马严守京师，升兵部尚书。保卫京师时，他亲自督战，在北京城外击退瓦刺军的进攻。加少保，总督军务。景泰元年（1450），也先以无隙可乘，释放英宗。于谦说服景泰帝接英宗归来。于谦认为和议难恃，努力整顿京营军制，创立团营，加强对军队的操练，对邓茂七、叶宗留、黄萧养等农民起义则调兵镇压。为官清廉正直，从不巴结权贵，不避嫌怨，所以和权臣石亨、徐有贞及宦官曹吉祥矛盾很深。天顺元年（1457），英宗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夺回帝位后，立即逮捕于谦，指为谋反，处死，抄家，家属充军边境。新治时追谥肃愍，万历时改谥忠肃。著有《于忠肃集》。

于谦，字廷益，钱塘人。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永乐十九年，于谦考中了进士。宣德初年，任命于谦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流畅，使皇帝很用心听。顾佐任都御使，对下属很严厉，只有对于谦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护从皇帝驻扎在乐安时，高煦出来投降，皇帝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高煦伏在地上战保，自称罪该万死。皇帝很高兴。班师回朝北京，给于谦赏赐和各大臣一样。于谦外出巡按江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他上疏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皇帝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疏提出。一年上疏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正统六年，于谦上疏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等秋收后还给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下诏令照此执行。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大同单独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于前往，奏请另设御史管理。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起来。在职九年，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棒禄。当初，杨士奇、杨荣、杨博主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说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到了这时，“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掌权，正好有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曾经顶撞过王振。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他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天，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皇帝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野极力劝谏，不听。邝野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英宗在上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成阝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侍讲徐（王呈）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则国家大计完了，难道没有看见宋朝南渡的情况吗！”成阝王肯定了他的说法，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震惊惶恐，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请成阝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马上开赴京师，依然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于谦立即被升为兵部尚书。硼王暂代皇帝出朝，廷臣们请求将王振灭门九族。而王振的党羽叫马顺的，便出来斥责言官。于是给事中王囗在明廷上打马顺，大家都跟着他。朝上秩序大乱，卫卒声势汹汹。成阝王害怕得要起来走开，于谦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成阝王不要起来，而且告诉成阝王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追究。”大家才安定下来。于谦的袍袖因此全部撕裂。退出左腋门，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在倚赖你呢，今天虽然一百个工直又有什么作用！”当时，上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亦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成阝王为皇帝。成阝王一再害怕地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成阝王于是受命。九月，成阝玉即帝位为景帝，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留住了皇上。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囗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不把粮食留给敌人。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武臣像石亨、杨洪、柳博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对他的意见，皇帝全都认真地接纳了。十月，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持着上皇（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向他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朱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芦宣城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都听命令。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俘虏了一个头目。皇帝高兴，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教场，以便调动；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当初，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氵荧等出城谈判。皇帝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庚申，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在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副总兵范广发射火药武器，伏兵一齐起来迎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抵御他，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来到，敌寇撤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敌军正要退却，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冲马争着向前。阵脚乱了，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寇兵赶到土城，居民爬以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喧声震天。王囗和福寿的援兵赶到，敌军于是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他，作战又失利，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工的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去。于谦调各将领追击，到居庸关才回来。评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四郊多保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坚决推辞，皇帝不准。于是增兵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景泰元年三月，总兵朱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全，敕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他：不久，敌寇退，于谦请求即驻兵居庸关，敌寇来则出关剿杀，敌寇退则回京师驻守。大同参将许贵奏北面有三个人到镇上，想朝廷派使者讲和。于谦说：“以前派指挥季锋、岳谦前往讲和，而也先跟着入寇。接着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见不到上皇就回来了。显然，不能依靠和谈。况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万一和了他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要求，答应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不答应又会发生变乱，这形势也不能讲和。许贵是武臣，而这样恐惧畏缩，怎能敌汽同仇，按法律该处死。”发出文书严厉谴责他。从此边境的将领人人都主张坚守作战，没有敢说讲和的。当初，也先诸多要挟，都是由喜宁策划的。于谦秘密下令镇守大同的将领抓了喜宁，把他杀了。又给王伟想办法，让他引诱杀了间谍田小儿。而且利用间谍实行离间，请求特别释放了忠勇伯把台家，答应封给爵位，让他从中想办法。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派使者来联系，京师的戒备才稍稍放松了一点。于谦上言：“南京重地，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中原有很多流民，假如遇上荒年，互相呼应聚集成群，这是很值得担心的。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防患于未然，召回派往内地召募发兵的文武官员和镇守中宫。”到了八月，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也先见中国没有什么事端，更想讲和，使者接连前来，提出把上皇送回。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皇帝不高兴地说：“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推上来的。”于谦从容地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皇帝看看他便改变了面色说：“听你的、听你的。”先后派遣了李实、杨善前往。终于把上皇接了回来，这是于谦的功劳。上皇已经回来，瓦刺请求朝贡。先前贡使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增加到三千余人，对给予的赏赐总不满足，便入侵。”现在又派三千人来朝，于谦请求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在京师隆重陈兵，设宴招待。因此说到和议很难依靠，逐条进上安定边境的三个策略。请求敕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墙准备防御。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虽然各设有总兵。但不相统一，请求选择精锐十五万人，分为十营团操，从此开始了团营的制度。这事记载在《明史·兵志》中。瓦刺入贡，常常携带以前掳去的人口来。于谦一定奏请酬劳使者，前后赎回了几百人。当初，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