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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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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荨蹲蟠芳窃兀背豕域W负责兴修水利工程，以整顿田界为名，将大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的田地强行没收，纳入自己囊中。这些家族敢怒而不敢言，现在就暗地里与尉氏沟通，准备联合起来作乱。
公元前563年十月的一天清晨，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突然发难，带领数百名勇士攻入公宫，杀死了公子騑、公子发和公孙辄，将郑简公劫持到了北宫。公子嘉事先有预感，找借口躲在家里没有上朝，因此逃过一难。
公子騑的儿子公孙夏得到消息，顾不上设置警备，带着一批人从家里跑出来，冲到宫中，收拾了公子騑的尸首，然后去追叛贼。这时候，尉止等人已经在北宫安排了防卫，严阵以待。公孙夏不敢强攻，又回到家里，准备打开武库，给家臣和仆人分发武器盔甲，却发现家里的男女奴隶已经趁乱逃走了一大半，武库中的武器也多被盗走。
相比之下，公子发的儿子子产就要镇定得多。子产得知父亲被杀，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门口设置警卫，严禁闲杂人等出入，接着召集家臣开会，关闭武库和钱粮仓库，加派人手严加防范。做完这些事情，他再将武器盔甲发给大家，兵车十七乘，步卒一千二百余人，排成整齐的队列出来。他带着这支队伍来到公宫，先妥善收拾了公子发的尸骨，然后进攻北宫。在公孙趸和首都居民的帮助下，子产顺利进入北宫，杀死尉止和子师仆。侯晋出逃到晋国，堵女父、司臣等人逃奔宋国。
叛乱被剿灭之后，公子嘉成为郑国的首席执政官，他命人制作宣誓效忠自己的盟书，下令文武百官坚守岗位，停止处理一切政务，等待新的政策出台。
乱世当用重典，公子嘉此举本来也没太大问题。然而公子嘉素来威信不高，很多官员和贵族对他的独断专行表示反感，公开对抗。公子嘉便想杀几个人来立威，遭到了子产的反对。
子产说：“国家不幸遭此劫难，已经死了不少人。您刚上台就继续杀人，这不是立威，而是树敌。”
公子嘉说：“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子产说：“有。请您焚毁盟书，民心自然安定。”
公子嘉老大不乐意，说：“我要这些人签署盟书，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安定国家。如果因为有人不乐意就焚毁盟书，好比将政权交给了那些人，这叫我怎么治国啊？”
子产说：“众怒难犯，独裁难成。您现在想要独裁，已经犯了众怒，认为凭着几卷盟书就能够安定国家，更是自取其祸。依我看，不如焚毁盟书，显示您对大家的信任。这样您就可以安心治国，群众也得以安定，难道不好吗？”
公子嘉不由得多看了这个年轻人几眼，只见他仍然穿麻戴孝，脸上流露出刚刚丧父的悲伤，眼神中却透着一种平和的坚定。与他的父亲公子发相比，子产似乎更具有天生的领导才能，寥寥几句话，语速不快不慢，语气不轻不重，却令公子嘉这个长辈不得不认真思考。
“你说得有道理。”公子嘉最终接受子产的建议，在新郑的东南门外公开焚毁了盟书。
随着那一堆竹简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新郑城中的不满情绪逐渐平息下来，国家机构开始重新运作，百姓的生活也回到了正常轨道。
但是郑国的危机还没有解除，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仍然驻扎在郑国的土地上，对新郑构成强大的威胁。为了迫使郑国就范，晋国人故伎重演，增加了虎牢关的驻军，而且派士鲂和魏绛在虎牢关附近修筑了梧和制两座小城，用来囤积军粮和武器，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
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郑国人来说，改换门庭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公子嘉派出一名使者来到虎牢，向联军提出和谈的请求。而且，没有经过太艰难的谈判，晋国便与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这样一个条约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估计郑国人答不上来，晋国人也不甚了了，因为有信息表明，楚国令尹公子贞率领的大军已经上路，正日夜兼程奔赴新郑。
同年十一月，诸侯联军绕过新郑向南挺进，抵达了阳陵（郑国地名）。自鄢陵之战以来，晋楚两强数度相遇，却总是失之交臂，甚至连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都没有发生过，好比两个人吵架，虽然吵得很凶，但是都不率先动手，最后不了了之。这一次，楚军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晋国的中军元帅荀罃又想撤退，说：“今天我们躲避楚军，楚军必然骄傲，到那时再与之决战。”当时跟随晋军出战的各国诸侯均有退意，栾厌却表示反对：“不打就跑，是晋国的耻辱。我们召集诸侯来到这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受辱，还不如死！就算您要撤军，我不会撤退，将带着自己的部队独自前进！”这话听着很熟悉，当年的邲之战，先谷就是这样不顾主帅荀林父的命令，独自领军渡过黄河，从而将晋国三军全部拖入战争的。荀罃对此记忆犹新，因为就是在那场战争中，他被楚军俘虏，当了九年的楚囚才被放回。
自晋悼公即位以来，晋国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晋悼公为人，宽厚有余，而谋略稍逊，对于朝中大臣总是强调以德服人，缺乏必要的约束，以至于个别人目无组织纪律，自由散漫作风抬头。以当时在阳陵发生的这场争执而言，不管荀罃的决策是否正确，栾厌这种不服管教的态度，其实已经暴露了这个问题。
荀罃考虑再三，栾厌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让栾厌孤身涉险，再带领全军去救他，等于重蹈了邲之战的覆辙，还不如干脆同意他的意见。联军于是全军挺进，在颖水与楚军隔岸对峙。
联军内部关于战与退的意见分歧，被郑国的公孙趸看出来了。他对同僚说：“诸侯的部队已经整理好行装，这仗肯定打不起来了。不论我们是否臣服于晋国，他们都将撤退，楚军必定会围攻新郑。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是未雨绸缪，做好与楚国和谈的准备吧。”于是趁夜渡过颖水，与楚国人进行接触，签订了同盟条约。
消息传到联军大营，没有引进太多震动。诸侯和晋国群臣对郑国人这种朝三暮四的把戏已经麻木了，只有栾厌表现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要求讨伐郑国。荀罃说：“我们确实没有把握打败楚军，又不能保护郑国，郑国有什么罪过呢？现在讨伐郑国，楚国必定救援，等于把郑国完全推到楚国那边去了。战而不胜的话，反为诸侯耻笑。既然没有十足的胜算，不如回去吧！”在场的诸侯听到这句话，都松了一口气。说实话，谁想打仗啊？就算打赢了这一仗，也不会改变晋楚两国势力均衡的大局，又有什么意义呢？
公元前563年11月下旬，诸侯联军从颖水北岸撤退，途中经过郑国的北部，顺便劫掠了几座城市，作为这次出兵的报酬。紧接着，楚军也撤回国内。托荀罃的福，十几个国家里的成千上万个家庭过了一个难得的安稳年。
公元前562年，春寒料峭之时，郑国的群臣在新郑召开了一次新年务虚会，主题是：如何做一只快乐的风箱之鼠。
众所周知，郑国成为风箱中的老鼠，完全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地理位置使然。不管是齐楚争霸、秦晋争霸还是晋楚争霸，郑国都是争夺的焦点。特别是晋楚争霸以来，郑国屡次沦为战场，生灵涂炭，千疮百孔。在这种情况下，郑国人仍然保持了充分的现实感，周旋于大国之间，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也算是殊为不易。然而国际形势越来越险恶，晋楚两国往来争夺，频率越来越高，郑国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
在务虚会上，群臣都感慨：“因为不听晋国的话，郑国几乎灭亡。楚国弱于晋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晋国又不急于将郑国纳入麾下，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晋国如果真的很在乎郑国，楚国必定会避其锋芒，那么郑国至少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不用两头受气了。如何才能够使得晋国急欲得到郑国，楚国不敢争夺，我们再与晋国结成牢固的同盟呢？”
公孙舍之出了一个主意：“攻打宋国，诸侯一定会来救援，我们不跟诸侯对着干，认输，和他们结盟。楚国人打过来了，我们又和楚国人结盟，晋国人肯定会大怒，再度发兵来攻打我们。到那时，楚国人疲于奔命，只能袖手旁观，我们就此亲近和依附晋国。”从公孙舍之这番话可以看出，晋军说来就来，楚军则疲于奔命，两年前荀罃提出“三分四军”的车轮战术，现在已经取得成效。
诸位大夫都觉得公孙舍之的主意不错，于是派边防部队向宋国挑衅。宋国派向戌入侵郑国。作为反击，郑国派公孙舍之入侵宋国。同年四月，晋悼公发动诸侯讨伐郑国，这场由郑国人主动挑起的战事，基本上按照公孙舍之的计划在进行。
四月十九日，齐国的大子光和宋国的向戌率领齐宋两国军队率先抵达新郑，在东门之外驻扎下来。当天日暮时分，晋军在荀罃的指挥下进入新郑西郊，孙林父率领的卫军则入侵了郑国的北部，对新郑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诸侯联军围而不攻。同年六月，各国部队在北林（郑国地名）会师，进驻向地（郑国地名），然后向西北行进，在琐地（郑国地名）停留了几天，再回到新郑，完成了对新郑的四面包围。晋悼公在新郑的南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而各国的增援部队仍在源源不断地渡过济隧（河流名），向新郑开拔。虽然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郑国人仍然被联军这种气势给吓坏了，连忙派人出城请求和谈。
同年七月，晋悼公召集十二国诸侯在宋国的亳（bó）城举行会盟。晋楚争霸，苦的不只是郑国，与晋国同盟的这些诸侯国也都不得安宁，除了要向晋国缴纳“朝聘之数”，还要跟着晋国讨伐郑国，再加上时不时的会盟，负担相当沉重，对晋国也是满肚子意见。这一点，连晋国的大臣都体会到了。士匄就曾经说：“如果我们稍有不慎，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诸侯成天在道路上奔波，我们却一事无成，谁能够没有贰心呢？”在这种担忧之下，亳城之会主要就诸侯之间的团结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凡是同盟的国家，不要囤积居奇，不要垄断利益，不要包庇罪人，不要收留坏蛋。我们要救济灾荒，平定祸乱，统一思想，辅助王室。如果有人胆敢触犯这些命令，就让天神、名山大川之神、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的列祖列宗，明察秋毫地诛灭他，使他失去百姓，丧失族人，灭亡国家！”
晋悼公这个时候举行会盟，除了加强同盟国之间的团结，还有一个重要目的——等人。如前所言，诸侯来一次不容易，如果这么快解散联军，楚国人肯定又会趁虚而入，迫使郑国屈服。这样的话，晋国等于又做了一次无用功。因此他必须等待，等着楚国人出现，再相机行事。平心而论，他这个霸主当得也不轻松。
楚国确实是在积极准备。这一次，楚国人也有了新的动作。令尹公子贞亲自出访秦国，请秦国派兵支援。七月下旬，秦国派了一名右大夫，带着一支部队，跟着楚军讨伐郑国。而郑国按照公孙舍之的计划，没有对楚军进行任何抵抗，郑简公亲自到边境上去迎接楚军，而且引导楚军入侵了宋国的西部边疆。
同年九月，诸侯联军悉数出动，再度入侵郑国。此时楚军已经撤回国内，郑国派大夫良霄出使楚国，向楚国通报郑国将臣服于晋国，并且以郑简公的名义对楚共王说：“寡人由于社稷的缘故，不能够感怀君王的恩情了，除非君王能够用玉帛来安抚晋国，或者用武力对晋国加以震慑。”这就是郑国人的本事，连绝交的话都说得那么得体，将责任完全推给对方。楚共王勃然大怒，命人将良霄囚禁起来。
与此同时，郑国的另一位使者——王子伯骈来到联军大营，向晋悼公请求和谈。这一次，郑国人是来真的了。晋悼公也明白不能再将郑国当作一颗棋子来使，派赵武进入新郑，与郑简公举行了会盟。同年十月，公孙舍之出城拜谢晋悼公。同年十二月，包括郑简公在内的十三国诸侯在郑国的萧鱼（地名）举行会盟。为了表达晋国的诚意，晋悼公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包括释放战争中俘虏的郑军将士，而且以礼相送；收回在郑国各地巡防的侦察部队；禁止任何部队劫掠郑国的城市和农村。而郑国人也以厚礼回报晋悼公，包括师悝、师触、师蠲（juān）三名一流的乐师；广车、軘（tún）车（均为兵车名）各十五乘，以及与之配套的武器盔甲；其他战车一百乘；歌钟两套以及配件，女乐师十六人。
郑国人送给晋悼公的礼物中，值得一提的是“歌钟两套”。晋悼公回国之后，将其中的一套和女乐师八人转赐给了魏绛，说：“您教寡人与戎狄部落媾和，以此团结中原诸国。使得寡人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好比音乐之和谐，没有不协调的地方，请您和寡人一起享用这些乐器吧！”
魏绛回答：“与戎狄媾和，那是国家的福分；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都没有异心，这是由于您的威望，也是由于其他几位同僚的辛劳。我有什么功劳呢？”说到这里，魏绛话锋一转，“然而我希望，您既安于享受这音乐带来的快乐，又想到它毕竟有终了的时候。诗上说，‘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快乐的君子啊，镇抚天子的国家。快乐的君子啊，他的福气与别人共享。治理好周边的小国，让他们争相服从。）’音乐是用来巩固德行的，要用道义对待它，用礼仪推行它，用诚信保守它，用仁爱勉励它，然后镇抚国家，有福同享，远人来服，这就是快乐啊！书上说，居安思危，想到了就要防备，有防备就没有祸患，谨以此向您规劝。”
晋悼公听了，神色凛然，向魏绛行礼说：“您的教导，岂敢不听！而且要是没有您，寡人就不能正确对待戎人，不能渡过黄河。论功行赏，是国家的规矩，不能废除，请您一定接受！”
按照周礼的规定，金石之乐为诸侯专用，卿大夫阶层除非有特殊的功劳，不能享有。魏绛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享用金石之乐的。一千多年后，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石钟山记》，其中有一句“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kuǎn）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这里的魏庄子就是魏绛，因其死后被谥为“庄”，所以称为魏庄子。晋悼公赏赐给魏绛的那套歌钟，穿越了时间的障碍，响彻于苏东坡的耳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美谈。
萧鱼之盟意味着郑国对晋国的彻底臣服，也是晋悼公霸业确立的标志。对比晋悼公与他的祖先晋文公，是一件有趣的事。晋文公之时，楚国横行中原，晋文公仅以城濮一战，即成为天下的霸主；而晋悼公接手晋国的时候，晋国已经是中原各国的领袖，他却花了八年的时间，九合诸侯，才最终确定自己的霸主地位。晋悼公为什么这么慢呢？清朝有个叫顾栋高的人分析，外因是郑国反复无常，加上楚国的令尹公子贞老谋深算，坚忍持重，急也急不来；内因则是晋国的中军元帅荀罃深谋远虑，魏绛等谋臣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说白了，一件纠结难缠的事，遇到了一群慢条斯理的人，想快也快不起来。如果考虑到萧鱼之盟实际上是郑国人一手策划的一系列行动的最终结果，人们真正应该佩服的，恐怕还是那位出主意的公孙舍之吧。
【秦国人的投毒作战】
公元前562年的萧鱼之盟标志着晋悼公霸业的确立。自此之后的数年之内，中原没有大的战事发生，但也绝非平安无事。就在这一年冬天，秦国派庶长（官名）鲍和庶长武带兵讨伐晋国。庶长鲍的部队先进入晋地，士鲂奉命迎击秦军。因为秦军人少，士鲂犯了骄傲轻敌的错误，没有严加防范。庶长武的部队趁机从辅氏（地名）渡过黄河，在栎（晋国地名）与庶长鲍前后夹击晋军，大获全胜，史称“栎之役”。
公元前561年春天，晋国的几个盟国发生窝里斗。莒国派兵入侵鲁国的东部，包围了台城（鲁国地名）。季孙宿领兵救援台城，顺势入侵了郓城，将莒国放在郓城的礼器——一口祭祀用的大钟带回了鲁国，送给鲁襄公做浴盆。
公元前561年秋天，吴王寿梦去世，他的儿子诸樊即位。因为晋国的帮助，在寿梦统治时期，吴国由一个偏远落后的东南小国跃升为晋国的重要盟友，成为了楚国人挥之不去的恶梦。寿梦的死使得鲁襄公很伤心，跑到周公的宗庙中大哭——当然，伤心只是表面的，鲁襄公这样做，是严格遵循周礼的规定：同姓诸侯去世，应当在宗庙中哭泣。
吴国是太伯的后裔，寿梦是血统纯正的姬家子弟，鲁襄公同族相恤，倒也不算滥情。只不过吴国数百年来与世隔绝，爹不疼娘不爱的，跟中原各国也没有什么亲戚往来，红白喜事都互不相问，现在因为寿梦受到晋国的重视，鲁襄公爱屋及乌，便也执起古来，把他当作个正儿八经的亲戚来对待。可见政治人物的眼泪，完全收发自如，千万不能以常人的感情来推测。
同年冬天，楚国令尹公子贞和秦国的庶长无地入侵宋国，洗劫了杨梁（地名）。秦楚两国的这一系列攻势，自然是对萧鱼之盟的报复性行动。在一致对抗晋国这件事上，秦国与楚国找到了共同的利益点，两国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婚姻往来和官员互访也日渐频繁。秦国地处今天的陕西，楚国地处湖北，宋国则在河南，秦军不远千里和楚军会合，直接攻入宋国，说明秦楚两国之间的合作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对晋国产生的威胁不容小觑。
公元前560年夏天，晋国的中军元帅荀罃和上军元帅士鲂去世。对于晋悼公来说，这两个人的去世不仅仅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也让他对人世无常有了深切的体验。回想起来，十四年前，正是荀罃和士鲂一起来到王城雒邑，将年仅十四岁的孙周（即晋悼公）迎接回国，登上了国君的宝座。十四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晋悼公由当年的聪慧少年变成了威重天下的霸主，而荀罃和士鲂已然作古，怎能不令他伤感？
为了填补人事空缺，晋悼公在绵上（地名）检阅部队，史称“绵上之蒐（sōu）”。中军元帅是晋国军中第一人，也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德才兼备，而且具有领袖群伦的魄力。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中军副帅士匄是接任中军元帅的不二人选：其一，中军副帅本来就是军中第二号人物，理所当然应该接班；其二，自士会以来，士氏家族一贯秉持低调的门风，虽然屡屡为晋国做出杰出的贡献，却总是谦虚谨慎，小心做人，受到大家的尊重。
但是士匄坚决推辞这一任命，他对晋悼公说：“昔日我与荀罃相互了解，配合默契，所以能够担任他的助手，并非因为我能力比别人强。现在荀偃年纪比我大，还是让他来干吧，我会一如既往地担任好助手，配合荀偃的工作！”就这样，荀偃担任了中军元帅，士匄仍然担任中军副帅。
晋悼公又命令韩起接替士鲂的位置担任上军元帅。有士匄的榜样在先，韩起也表示谦让，推荐赵武担任这个职务。当时赵武的职务是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名列第七，而上军元帅名列第三，晋悼公考虑到提拔人才的速度不能太快，转而任命栾厌来担任。栾厌也谦让起来，说：“我的本事不如韩起，韩起都愿意让给赵武，您就听从他的建议吧。”在这种情况下，晋悼公终于下定决心，任命赵武为上军元帅，韩起为上军副帅；栾厌为下军元帅，魏绛为下军副帅。由此而空出的新军元帅一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也就先空着，暂时由下军元帅栾厌代管新军事务。
俗话说，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晋悼公为人宽厚仁爱，所以晋国众卿在极其敏感的官位问题上，也表现得超乎寻常的谦逊大度。在晋悼公的统治之下，晋国政通人和，诸侯也心悦诚服，团结和睦。左丘明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说：“谦让，是礼的重要前提。士匄谦让，下面的人也跟着谦让，连栾厌这种蛮横的人也跟着服从。晋国因此而团结，几代人都受益，这就是因为取法于善的缘故啊！”
继寿梦、荀罃和士鲂之后，公元前560年秋天，又有一位风云人物走到了人生的终点，那就是晋悼公的死对头、已经在楚王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十一年之久的楚共王。
临终之际，楚共王将群臣叫到床前交代后事。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古代的王公贵族死了，后人都要给他一个谥号，用以总结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在春秋时期，中国人的文风简练，谥号基本上就是一个字，无非是什么庄、惠、文、襄、桓、武之类，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言简意赅。后来就渐渐变得复杂了，战国时期的谥号一般是两个字，如惠文、昭襄之类。越往后字数越多，比如宋徽宗的谥号是“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一口气念不下来。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文风更趋冗长，每逢大人物仙逝，名字之前的谥号不是一个字，也不是十几个字，而是连续的几个排比句，均以“伟大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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