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帝王悟经典人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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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伤了国家元气。不单是东宫，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自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恪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找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亲、忠臣如何事君，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这样会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由此可见，教育太子，选择品学兼优的人为师为伴很重要。这也是为君之道：与贤臣为伍，与智者为友，广结良师益友。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与什么人为邻。
为君者虽位高人上，受人景仰，但也不要忘了亲人和爱人，能爱人者，才会被人爱。为君者广施仁爱与天下苍生，天下人必归而敬之，国必昌盛不衰。反之，即使君王智高才深、文武无双，也不能保证国家不亡。
关于仁爱，《淮南子》中这样说：“仁和智，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就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乱政。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原因就在于他不能知贤任能。所以说，仁莫大于爱人，智莫过于知人，这两点不具备，即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混乱。”
例2：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但最终还是国破家亡，究其原因，就是他不够仁爱，对亲人不能仁义。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文武双全。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功成名就，值得称道。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就相信强敌西魏的甜言蜜语，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都丢弃。”
为君者不仅要亲近贤士，仁爱民众，还要团结将相，把有才能的人聚结起来为自己使用才是君王的智慧。
有人说：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如果他的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
虞世南则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周武帝骁勇无敌，坚决果断，性情刚强，谋略有智，为国家鞠躬尽瘁，军纪严明，他的将相才能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他。但这些都是勇猛武将的基本素质，不同于做君王的素质，也就是说他是做将才之料，而非做君王之料。”
所以，作为君王，一人善战是没用的，能够收服将相之才为己所用才是根本。正因如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不一定就是好君王！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迷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悖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无法企及，但却能国富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察其原因不就是因为他会用人吗？
所以，会用人，敢用人，善用人，同样是君道的根本。虞世南曾例证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靠管仲，结果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权，统统交由宰相办理，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保住了江山。”
有了贤德之人而不用，听了忠言而不采信，这也是为君者不能持久基业的祸端。在殷商时代有三个仁德的大臣，夏禹的儿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楚国家还是灭亡了，就是由于为君者知仁而不用，闻良言而不听。
荀子说；“国君与臣下治理国家，主观一定想行正道，但好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的忠言，被晋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话，最终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最后将留下无穷祸患，到那时，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
昔日君王们的悲剧，应该成为后来为君者的良训。
　　　　　　　　　　　　　　　　　　第一编　君道之善醒身、善御臣（5）
五、立太子定成败
一个英明的君王应具有深谋远虑的智慧，更要具有深思熟虑的做事准则。一时的冲动很可能颠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基业。
皇位本应由长子继承，但由于许多君王的偏袒把太子之位改为他人，致使兄弟反目，朝纲颠覆，甚至国破家亡。
例1：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沮授进谏道：“万人追逐一只野兔，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因为名分已定。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传下来的规矩，希望您吸取前代成败的教训，思量以逐兔为喻的含义。否则，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引起了不必要的争端。
立太子看似是君王自己的小事，但处理不好就可能变成祸国殃民的大事，所以，立太子应慎重。
例2：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孙叔通劝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等废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齐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笑。秦始皇因不早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立少，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
汉高祖说；“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孙叔通严正地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于是汉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由此避免了兄弟反目的惨剧重演。
所以说：“立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动心。心动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执。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因此，君王无论处理家事还是国事都应善虑多思，权衡利弊再做决断。一时之断，可能造成后世无穷的祸患。
六、推知成败兴衰
一个君王去世，一般都会有谥号。一个新的君王诞生，一般也会改用新的历法，改变服装的颜色，从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其实这些变化都是有深意的，都是兴衰成败的预示。
古代确定的谥号，是指为警戒后人，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迹，给予的有评价的名号。爵王、亲属，都不能有所隐讳。但是随着君王的不断更替，时政的不断变换，许多臣僚们不管名实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实事求是地使用谥号了。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什么是“五帝之德”。孔子说：“天有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才滋育生成万物。”五行由五位正神来管。古代帝王们只要改朝换代就要改变国号，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有很深的象征意义。所以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因而有了太昊配木，炎帝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帝王改立年号，因崇尚不同的五行，五行又派生出不同的德性，所以帝王崇尚的五行，就是他所推崇的德性。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服饰不同，就是因为三个君王崇尚不同的五行，夏代的后稷以金德称王，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称王，崇尚白色。周代以木德称王，崇尚赤色。三代服饰颜色因此而产生了差别。
到了汉初，公孙臣、贾谊认为汉应以土德称王。因为五行的转移，应依据相生相克的法则。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说汉朝是用土克了它。刘向父子认为帝王是从木德代表的震方即东方产生的，所以庖牺氏受的是木德，其后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的顺序，数到汉代，应当是属火德，所以汉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刘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大权。上古时的共工，以水德夹在水生木、水克火之间，与秦朝是同样的命运，因为处的位置不对，所以都命不长。
按照上面的方法推论，百代的兴亡衰败都可以推知。所以有些君王的兴衰可以说是天意决定的，天命难违。因此，君王在兴师起事之时要重天命，不要逆天而行，天降大任，天助之则事易成，背天行事天罚之则事必败也。
七、君王短长之比较
为何品行相近之君王，却有不同的功业，有的能万世流芳，有的却一世骂名。其实，如果认真细察，君者虽然有相似的外在表现，但因其内在品质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会得到不同的赞扬或批评。
例1：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同为刘氏家族两个有名的皇帝，同样都是崛起于平民百姓和乡野之中，都凭借自己的英雄胆略开创了宏伟的帝王大业，平定了分崩离析的大乱局势。但二人功绩、盛名、仁德的优劣在人们心中却是不同的。
曹植曾这样评价：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暴秦而起事，诛灭强大的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大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帝王，人君中的人君啊！但是他虽然有如此显著的功勋，也难掩其名声、品行上的劣迹，他的人品、德行都不那么合乎道德，因此死了以后，让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强灌哑药，扔在厕所中；赵王如意被幽囚毒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夺。凡此种种，不都是刘邦缺乏良好品行造成的吗？
　　　　　　　　　　　　　　　　　　第一编　君道之善醒身、善御臣（6）
刘邦虽然在德行上有所不周，但在用人策略上他是少有人能比的，他的手下的枭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因为他能选任和重用他们，并善于听其言，观其行，所以这些人能为他效犬马之劳，帮助他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
光武帝刘秀继承了祖上的仁善德性，一贯坚持忠贞温和的纯正精华，秉承了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儒家的美德和才华兼备。聪睿豁达、博学广识、仁厚智慧、开明大度、慎重周密、乐善好施。他生值国家灾难重重、混乱无理、皇家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他如春雷一般，来势威猛，率众起事，组织乡野村夫抗击强暴，发动义兵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声名让当权者闻风丧胆，让统治者胆战心惊。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就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
刘秀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战争，每次都是稳操胜券以后，才发动群众，谋略确定以后再采取行动，所以每次打仗他都是胜利者，对于他而言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因为仰慕其人品，所以每次战争无论多么艰苦都没有士兵临阵脱逃。他用仁慈宽容之心来团结群众，以伟大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形影不离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被他的英明所折服。刘秀就像尧舜一样具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像羲皇一样，具有高尚纯朴的品质。他礼贤下士，谦虚地听取臣子的意见；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勤勤恳恳，留心民间事务像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绝非一般；论地位，他的位置绝对高高在上；论道德，他绝对是完美无缺；论品行，找不到任何不光彩的地方。虽然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辅佐他的文武群臣也不是最好的，但他却做到了成功地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成就。
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吴汉等，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但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君臣关系很融洽。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光武帝都比汉高祖更值得称道。
刘邦豁达大度，选材得当；刘秀谨慎小心，睿智仁义，各擅其美。为君者应从中汲取有利于己身提高的经验和教训，为己所用，力求让自己的治理完美无缺。
例2：景王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王司马昭都是有名的贤臣名士，他们都曾功绩卓著。
对于二人的高明之处，虞世南这样评论道；何晏说，唯有深邃，才能通晓天下之志，而夏侯玄就是这样的人；唯有机谋，才能成就天下的大事，而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有王佐之才的人，很早就能表现出来。当司马懿诛灭曹爽的时候，司马师异常镇静，足以看出其智慧谋略。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的时候，被他打得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宏图伟略。虽然他道行胜人三分，但他却能终身保卫王室而不二心；虽然他的威名震主，但为人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这都是他值得赞美的地方。
他的弟弟司马昭同样有雄才谋略，当他继承了大将军的权柄以后，用其雄才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讨伐他的战乱；南定淮海；西平蜀汉。他在部署军政大事时能抓住时机，适时出击，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他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而是想学伊尹、周公，去诋毁有学问、有声望的人；杀了曹髦而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门客成济身上，这真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也因此成了历史的罪人。
例3：周成王与汉昭帝都在英年登基，而且都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临危受命。周成王登基时，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时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桀在谋反。如果将二人的德行进行比较：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汉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适宜呢？
对于二人的德行和政绩，魏文帝曹丕如此评析说：周成王继承了武王美善的风气，秉受了贤母的教诲，智者名臣召公和吕望分别做他的保傅和太师。当他还咿呀学语时，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当他蹒跚学步时，负责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因此，他从小就接受了礼仪德义的教育，看惯了威严的礼仪程式，听惯了仁义的话语。可以说成王是沐浴在德行的清风中长大的，身体里流淌着高贵的血液。尽管如此，他却没有真正做到仁德，误听管、蔡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因而震怒上天，显露凶兆，他这才幡然悔悟。他一直不信任周公的高尚人品，反而对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深信不疑，真是愚昧！
而汉昭帝的成长就不一样了。父亲汉武帝不如武王仁德贤厚，母亲也不如邑姜温存贤惠，他幼年的生活完全由大姐盖长公主和辅相上官桀和霍光照顾。年幼的汉昭帝身边既没有仁孝的老师教诲礼仪，也没有治国安邦的辅臣教导辞令，可以说他是生在深宫中，长于妇人手。但是他的美德与生俱来，他的品行也是天性生成。年仅十四岁，就表现出了少有的成熟和明达，当他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不真实有欺诈之嫌时，不但没有怀疑霍光，反而称赞了他的忠诚。昭帝更能名察是非，而不是像成王那样等到开启了类似金柜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记录才获知谁是良臣奸佞。假如将成王和昭帝壮年执政的时代和辅臣相互更换一下，并且再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进行统治，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可能要比周成王多。
　　　　　　　　　　　　　　　　　　第一编　君道之善醒身、善御臣（7）
可见，明君有时也并不在于是否有名臣相佐，而在于自身的美德和修养，要任用贤臣，自身必须先贤，这是为君者该反省的啊！
例4：南北朝时陈武帝陈霸前都是草莽出身，但都开创了君王大业。他们的功绩有目共睹，那么作为一介草民，他们成就伟业靠的是什么呢？
对于陈武帝的才智，虞世南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陈武帝有奇才远略，胸怀匡复大志，成事之后的他犹如龙跃大海之中，豹腾峻岭之上，威猛异常。他以锐不可当之势扫荡了笼罩皇宫的阴云，使得梁朝萧氏的皇权得以恢复。在西部他竭力击溃了北周的军队，在北方他重挫了北齐高欢的势力，谋略宏伟，志向远大，行动周密，从未有过疏漏，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拨乱反正的大英雄，他的功绩虽然比起宋高祖刘裕来有所不及，但比起齐高帝萧道要在他之上好多。
对于兴起于平民的隋文帝杨坚，虞世南也给予了客观的评价：隋文帝能权衡一时，全是因为他依靠了外戚的权势，当北周衰弱的时候，承担起了辅佐皇帝的重任，最后登上了皇帝的位置。做了君王的他十分留心政治，任何举措，都归功于皇恩，所以新旧权贵都很信服，朝廷和地方也因此而安定祥和，内政和军事都有不少改观。尤其在江淮一带平定之后，他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修建了道路。天下有才德的人，都以为太平就此来临。可是，这样的天下太平并未维持多久，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他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处理国务了，各种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院，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黎民百姓因此而财力枯竭，普通人家已到了破产的边缘。此外，杨坚总是疑心重重，爱无端猜忌，所以装神弄鬼的事也就自然多了起来。他残暴地杀戮了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朝纲紊乱，礼教废弛，上下一片混乱。又有皇后干政，杀戮皇子，功臣良将惨遭谋害，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失误比司马炎还多，所以很快就亡了国。
例5：汉文帝、汉景帝都是英明的君王，二人相比各有其短长，对国家和子民的贡献也是功过相掺。
虞世南说：“成王、康王在位时继承文王、武王的传统，以周公、召公为相，以德教化民众，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像疾风吹荡草丛一样，自然会国泰民安，这不值得称道。至于汉高祖，称帝之后，国事繁忙，日理万机，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弊端仍然存在。汉文帝以仁恕为本，以清静无为的方法治国，禁止了秦始皇、项羽残酷暴烈的统治方法，重新恢复了黄帝、尧舜时温和淳厚的风气，减少了刑法的使用，以这样的方式治理国家，对于君王来说是很艰难的。如果当初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迷惑，不相信邓通的鬼话，汉文帝的做法就非常接近君道了。而汉景帝与周康王相比，显然在德行上他还有所欠缺，不如周康王更仁政。”
《汉文赞》上面这样描述汉文帝在位期间的仁德：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让人民去使用；南越王赵陀自立为帝，文帝将赵陀的兄弟召来，给以厚赐，以德感化，赵陀感动称臣。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背约入侵，文帝派遣军队镇守边关，只守不攻，担心发兵深入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群臣批评吴王无理，文帝表面上听从，实际上不采纳。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礼义振兴、犯罪很少、刑罚几乎废除的景象。文帝真是仁啊。”
作为君王，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宽容仁厚的确非常难能可贵，汉文帝不愧为一代明君。因此有人就对傅玄说：“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残酷的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傅玄则回答说：“废除酷刑只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君王，最重要的是能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而不是仅仅注意这些小事。所以，班固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是废除了肉刑，而是他真正能为天下百姓着想，为他们谋利益。”
所以《景帝赞》中才这样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治国之道。事实的确如此啊！周末和秦国的弊端是法令周密而严峻，但却不能制止奸臣、内乱产生，祸国害民的事情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开始扫除苛烦的政令刑法，让民众得到更多休息的利益，而到了文帝，他在前人德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恭顺勤俭的方略，国泰民安；景帝秉承了先辈的治国政策，继续推行仁政，仅在五六十载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这真是治国之美啊！”
由此可知，以德治国，以仁待民，以法护国是为君者治国的根本，是君道的体现。
例6：自从汉室衰落，天下日渐分崩离析，因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刘玄德凭蜀地险要，孙仲谋靠江淮坚固，天下一分为三，鼎足之势形成。这三个人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