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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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则不赡矣，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返于不赡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则乱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则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也。（《慎子·民杂》）。　　　　
　　　　“宋仁宗朝，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凡事皆从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陈亮《中兴论·论执要之道》）盖“百发失一，不足不善”（《荀子》第一篇《劝学》）。而仁宗亦以为国家的政策应由大臣决定，政策之良窳应由台谏批评，人主只可依台谏之意，更迭大臣，依大臣之意，决定政策。其实，仁宗好“内降玺书”（《宋史》卷三百十一《庞籍传》）。神宗亦“多出亲批”，富弼曾有谏言（《宋史》卷三百十三《富弼传》）。钦宗“御笔数出”（《宋史》卷三百七十八《刘传》）。王介以为，“崇宁大观间，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祸”（《宋史》卷四百《王介传》）。“南渡以后，此风更炽。高宗时从官皆以御笔除拜”（《宋史》卷三百七十八《綦祟礼传》）。天子既然喜下手谕，于是“百司不肯任责，事有不当上烦天听者，例多取旨。由是天子听览，每及细务”（《宋史》卷三百八十一《晏敦复传》）。宁宗“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迁易台谏，悉出内批”（《宋史》卷四百《王介传》），结果乃为奸臣利用，“韩侂胄擅命，凡事取内批特旨”（《宋史》卷三百九十六《倪恩传》，参阅卷四百七十四《韩侂胄传》），其一例也。理宗时，“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宋史》卷四百五《刘黻传》）。度宗时，“内批叠降”（同上）。此皆末世天子喜自操事，喜自计虑之例也。荀子云：“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荀子》第十九篇《礼论》）此之谓也。　　　　
　　　　岂但天子不宜操事，不宜计虑，就是宰相亦以不管小事为宜。“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第四篇《贵公》）。汉文帝时，陈平为丞相，上问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为谁乎？’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上称善。”（《汉书》卷四十《王陵传》）宣帝时，丙吉为丞相，“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汉书》卷七十四《丙吉传》）观此两事，可知汉代宰相乃决定大政方针，纵是预算上收支多少，亦可不知。因此之故，凡喜察察为明者，虽然才优而行谨，亦常不愿委之以重任。　　　　
　　　　赵禹事太尉周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汉书》卷九十《赵禹传》）　　　　
　　　　盖察察为明之人往往不知大体，而如范纯仁所谓“知小忘大，贪近昧远”（《宋史》卷三百十四《范纯仁传》），令其总百官，揆百事，必顾此而失彼，偾事误国，十有其九。　　　　
　　　　当然，人主不自操事，不自计虑，而能达到有功的目的，必须人主有判断之力，又有决断之心。人主没有判断之力，则他所认以为是者，也许为非；他所认以为非者，也许为是。是非不明，将如韩非所说：“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灭于越。”（《韩非子》第三十八篇《难三》）人主没有决断之心，则迟疑不决，往往失去良机。刘邦为人，哪里有什么特出之才。只因他的判断力与决断力极强，故能成就大事。他听到萧何之言，即召韩信拜为大将；他听到张良之言，即销毁六国之印；他听到陈平之言，即立韩信为齐王；他听到娄敬之言，经张良同意之后，即日车驾西都长安。盖不“即日”，则左右大臣皆山东人，他们在洛阳已经买了地皮，建了洋楼，必劝高祖不要迁都。（参阅《汉书》卷四十《张良传》）　　　　
　　　　但是这两个条件判断力与决断心又不是人主所皆有的。因之，人主不自操事，不自计虑，有时将给权臣或奸臣以弄权的机会。阿斗唯诸葛亮之言是听，而不发生问题，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例。宋神宗信任王安石，国事已经弄到一团糟。宁宗信任韩侂胄，度宗信任贾似道，整个国家都断送了。这种危险在立宪君主国不会发生，纵其有之，亦由人民负责。盖君主高拱于上，不负责任；负责任的乃是内阁总理，而谁为内阁总理，又以民选议员的多数意见为标准。多数议员若认某人为贤，该人就是贤；多数议员若认某项政策为对，该项政策就是对。方法简单，不致引起争端，而最后决定权则操于人民。所以政治发生问题，人民自己须负其责，不能归咎于君主。这就是英国王位稳固的原因。由此可知一国元首要谋地位之巩固，就不宜掌握大权，而想掌握大权者，地位必难巩固。一方掌握大权，他方又欲地位巩固，纵在古代专制国家亦不可能。刘向说过：“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何况今日的民主国。


第二部分　玉帝永保至尊的地位第7节　太白金星的姑息政策（1）

　　　　孙行者打到龙宫，强索武器，打到冥府，强销死籍，似此目无法纪，理宜派兵讨伐，就地正法，以警后尤。而当龙王启奏，“恳乞天兵收此妖”，冥王上表，“伏乞调遣天兵，收降此妖”之时，玉帝欲派神将下界收服，而太白金星竟然建议：　　　　
　　　　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与他籍名在箓，拘束此间。（第三回）　　　　
　　　　到了孙行者嫌恶官小，反下天宫，自称齐天大圣之时，玉帝欲遣天兵下界擒拿，而太白金星又复启奏：　　　　
　　　　如兵与他争，想一时不能收伏，反又劳师。不若万岁大舍恩慈，还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齐天大圣。且在天壤之间，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宁也。（第四回）　　　　
　　　　玉帝领袖群仙，妖猴作乱，不加讨伐，而乃降诏招安，授以官职。这叫做姑息政策。姑息政策是唐代天子用以对付方镇的。欧阳修说：　　　　
　　　　夫所谓方镇各节度使之兵也……方镇相望于内地……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姑息政策是求苟安无事，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专制政府的权威是用“力”维持的，不能依靠恩情。天子姑息臣下，也许出于恩情，而由方镇看来，必以朝廷为软弱无力。朝廷愈姑息，方镇愈跋扈，这是必然之势。玉帝两次降诏招安，孙悟空第一次觐见玉帝，既不拜伏参见，而又自称老孙，仙卿大惊失色，而玉帝却说：“孙悟空初得人身，不知朝礼，且姑恕罪。”（第四回）第二次觐见玉帝，官封齐天大圣，玉帝告诉他：“官位极矣，但切不可妄为。”孙悟空还是唱喏而退（第四回）。第一次不识朝仪，犹可说也，第二次不识朝仪，不无蔑视朝廷之意。似此枭鸱，而乃待以殊恩，开府置吏（第四回）。玉帝此举，由我们研究政治的人看来，不能不说他犯了极大的错误。政治不过“力”而已。凡倚力而取得大位者，不是用力以拘束之，就宜用术以折服之。韩信归汉之时，汉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为大将（《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英布归汉之时，汉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见”（《汉书》卷三十四《黥布传》）。盖韩信身无一卒，而英布早已为王。无一卒者，待以殊礼，信必心悦。已为王者，难免不自尊大，故宜峻其礼，令布折服。《汉书》卷三十四《黥布传》颜师古注曰：　　　　
　　　　高祖以布先久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礼，令布折服，既而美其帷帐，厚其饮食，多其从官，以悦其心，此权道也。　　　　
　　　　玉帝不识此中道理，以为恩情相待，可以羁维其心，岂知孙行者并不认为恩情，反而谓群仙碌碌，莫如我何，卒至大乱天宫，要求玉帝让位，他说：“强者为尊该让我。”又说，“他（玉帝）不应久住在此。”（第七回）姑息政策必归失败，观此可以知道。　　　　
　　　　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一时，汉初，“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而如贾谊所说：　　　　
　　　　诸王虽名为臣，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尤以吴王濞为甚，“文帝宽不忍罚”（《汉书》卷三十五《吴王濞传》）。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序》）。其宽忍不是姑息，盖准备不够，罚则生变，故乃一方宽忍，他方又依贾谊“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之言，分齐为六，分淮南为三（《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复依贾谊“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之策（同上），徙子代王武为梁王，而以淮阳为郡文帝二年，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一年又徙为梁王，淮阳为郡。景帝二年又置淮阳国，立子余为淮阳王。。七国叛变，淮南三国无不附汉（《汉书》卷四十四《淮南厉王刘长传》），而梁王又“城守睢阳，以拒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汉书》卷四十七《梁孝王刘武传》），所以周亚夫之兵一出武关，七国之乱即平。由此可知国家发生外患或内难之时，倘力不能制，必须一方宽忍，一方准备。只宽忍而不准备，国必亡；只准备而不宽忍，国必危。勾践卧薪尝胆，何曾让夫差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为国者固不宜逞一时的意气。　　　　
　　　　唐之对付方镇与汉不同。安史乱后，“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卷五十《兵志》）。“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以土地传子孙”（《新唐书》卷二百十《藩镇传·序》）。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一方“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他方“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即朝廷对于方镇只有宽忍，而方镇对于朝廷，则不许其有任何准备。朝廷力不能制，于是姑息愈甚，“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新唐书》卷二百十《藩镇传·序》）。然而贼夫贪心没有限界，“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同上）。“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攻，及其甚，则起而弱王室”（《新唐书》卷六十四《方镇表·序》）。由此可知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于一时，而结果又往往引起大乱于将来。　　　　
　　　　政治以“力”为基础，“力”又需“法”扶持之。姑息之政最初因为力不能制。到了有功而不敢赏，有罪而不敢罚，而如陆贽所说：　　　　
　　　　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　　　　
　　　　则“法”亦破坏了。法纪荡然，当然是藩臣叛上，继之而发生者将校横行，又继而发生者士卒骄恣。将校横行开始于肃宗乾元元年以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肃宗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德宗贞元以后，“藩臣缺，必取本军所喜戴者授之”（《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卢从史传》）。朝廷既然放弃用人之权，择将校所喜戴者授以节度使之职，则有野心的人不能不怡颜悦色，讨好将校。于是前此帅臣主政，而将校感其噢咻之恩，乐为之死，现在则将校擅权，而主帅之生死去留一系其手。河东诸将杀邓景山，而请任命辛云京为河东节度使（《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肃宗宝应元年），成德军将吏诛田弘正，而请任命王廷凑为成德军节度使（《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王廷凑传》），即其例也。


第二部分　玉帝永保至尊的地位第8节　太白金星的姑息政策（2）

　　　　将校横行，浸假士卒也骄恣起来，因为将校欲奋取主帅的位任，不能不结士卒，以为爪牙之用，而又虑士卒之以助己者助人，患生于肘腋之间，遂不敢制以威令，只能厚其恩施。最初尚是将校收买士卒，以便实行其逐帅自立之计例如魏博节度使田永嗣将死，顾诸子弱，乃命从子悦知节度事，令诸子佐之。悦使绪主牙军，绪率数十人手刺悦，下令军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赏。”众乃共推绪为留后，诏即拜绪节度使。（《新唐书》卷二百十四田悦、田绪传）。其次，士卒便于旧帅死时，自择新帅，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廷例如魏博节度使田绪暴卒，子三人，季安最幼，年才十五，军人推为留后，朝廷因授魏博节度使。（《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田季安传》）。最后士卒又撼逐主帅，选择一位傀儡，立之为节度使例如田布为魏博节度使，自引决，军情嚣然。史宪诚为中军都知兵马使，诸军即拥而归魏，共立为帅，国家因而命之。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为军众所害。军众害史宪诚，连声而呼曰：“得衙内都知兵马使何端公（何进滔）知留后，则三军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进滔魏博节度使。（《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一史宪诚、何进滔传）。各地士卒以魏博牙军最为骄悍，士卒也同主帅一样，世袭其职，父子姻党盘踞军中，成为一种封建势力，主帅稍不留意，举族有被害之虞，时人以魏府牙军比之长安天子（《新唐书》卷二百十《罗绍威传》）。汴州士卒亦甚骄恣，多逐杀主帅，以利剽劫（《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刘玄佐传》）。主帅力不能制，或“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备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唐德宗贞元十二年）；或屈身取媚，以求士卒的欢心，“至与之杂坐饮酒，把臂拊背，或为之执板唱歌”（《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唐懿宗咸通三年），其欲峻法以绳骄兵者，往往不旋踵反为骄兵所杀例如陆长源为宣武军司马，初欲峻法绳骄兵，为节度使董晋所持，不克行。晋卒，长源总留后事，大言曰：“将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举军大怒，军乱，杀长源，食其肉，放火大掠。（《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一《陆长源传》）。秦汉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方镇兵变比比皆是。推原其故，姑息政策实为厉阶。朝廷畏藩臣之生事，用姑息以羁维之；藩臣惧将校之反戈，用姑息以安抚之；将校恐士卒之叛变，用姑息以取媚之。而其结果，兵愈骄，将愈悍，藩臣亦愈跋扈。　　　　
　　　　到了五代，此风更炽。五代之世，丧乱相承，七十余年之中，易代五次，朝为藩臣，暮为天子。安重荣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卷九十八《安重荣传》）这和孙行者所说：“强者为尊该让我。”（第七回）同出一辙。兵强马壮者得为天子，而在佣兵制度之下，一般士卒均预备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因之谁赏赉最厚，谁就得兵强马壮。朱瑄悬金帛以诱朱全忠之兵，“诸军贪其厚利，私遁者甚众”（《旧五代史》卷十三《朱瑄传》），其一例也。帝位用金帛买来，所以要维持帝位，不能吝惜金帛，唐庄宗不能平李嗣源之乱，就是因为不听宰相卢革之言，出内府金帛，优给将士。到了形势危急，急出钱帛，给赐诸军，而军士皆谓：“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为？”又说，“陛下赐与太晚，人亦不感圣恩。”（《旧五代史》卷三十四《唐庄宗纪》）军纪如斯腐化，当然政变相承，然而吾人须知每次政变又是出于兵变呵！唐时军士只能拥立藩帅，五代军士又能拥立天子。杨光远对乱军说：“天子盖公辈贩弄之物。”（《旧五代史》卷九十七《杨光远传》）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李从珂）、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都是由军士拥立的，其拥立未成者尚不知几何。废立天子之权操于军士，这可以说是天下之奇观，考其原因，实不能不归咎于唐代姑息之政。　　　　
　　　　现今的人常把宽大认为姑息，又把姑息认为宽大。其实，两者完全不同。冯唐讥文帝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汉书》卷五十《冯唐传》），汲黯谓武帝用人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汉书》卷五十《汲黯传》），两帝皆能忍受，这是宽大。盖冯唐官不过郎中署长，汲黯虽为右内史（即京兆尹），而无迫主之势。“众辱我”而能忍受，这反可以证明天子之阔达大度。反之，臣下苟有所恃，而乃不守朝仪，或出不逊之言，则忍受不是宽大，而只是姑息。由此可知同一言也，出之于属官，语虽不敬，亦可优容，优容乃表示吾之雅量；出之于政敌，语虽可采，亦应拒绝，因为采纳之时，世人将谓吾畏政敌，而证明政敌之力在吾之上。这是政治上的秘诀。奇怪得很，后世政治家往往不明此旨，一方不肯开怀访纳，下询刍荛，使岩穴之士愿进于阙下而申其辞说，他方又极力敷衍野心难驯之辈，虽然没有“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而软语温存，派使慰问，假之以名义，赠之以黄金，确是常见的事。刚者不敢茹，柔者不肯吐，何怪乎人们争为枭鸱，而朝廷的权威乃日渐低落。　　　　
　　　　明代初年，亦有藩国之变。结果，建文逊位，成祖入承大统。此盖建文为人既不能忍，即位伊始，即从书生齐泰、黄子澄之言，削夺周齐湘代泯诸王之地。又不能狠，在诸王之中，燕王“智勇有大略”，“屡率诸将出征，威名大振”（《明史》卷五《成祖纪》一）。太祖崩殂之时，燕王自北平入奔丧，建文已经发表遗诏，令其无至京师了（同上），建文元年二月燕王入觐，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监察御史劾其不敬，帝曰至亲勿问。户部侍郎卓敬密请徙南昌，以绝祸本，帝又谓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此际若能如相如奏缶，血犯秦王；朱虚行酒，追斩吕氏，抑数武士力耳。顾齐黄不敢进言，建文亦仁柔寡断，失去大好机会，纵虎归山，建文地位已不安全。　　　　
　　　　历史上的事说得太多了，现再言归正传。玉帝对于孙行者极尽优容之能事，可谓姑息极矣。而皆不能买其欢心，反而引起孙行者的蔑视，卒至大乱天宫，若非佛老救驾，也许天上皇室早已易姓。此后孙行者皈依佛法，然他仍谓“天上将不如老孙者多，胜似老孙者少”（第五十一回），所以每次觐见玉帝，不过唱个大喏，固然群仙不平，认为村野，而玉帝却说：“只得他无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第三十一回）反之，孙行者觐见如来，却肯低头礼拜（第五十二回）。此无他，十万天兵不能抵御，如来略施法力，就把孙行者压在五行山石匣之中。以力制力乃是政治上的原则，以恩情笼络叛徒，只是姑息，不但不能钳束其人，反将引起更严重的叛变。唐及五代的历史可为殷鉴。


第三部分　孙行者与紧箍儿第9节　孙行者与紧箍儿（1）

　　　　《西游记》称孙行者为心猿，这个心猿曾打到地府，强销死籍，打到天宫，强索官职。他既有上天入地之力，故可称为力之象征，若合“心”之一字言之，则为“力之意志”。意志本来自由，而再加之以力，则更无拘无束，由意志自由表现为行动自由。行动自由出于个人，有时尚难免妨碍他人自由，要是出于政府，势将变成暴政。　　　　
　　　　所谓“政治”由吾人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