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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秘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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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看功臣们反弹得太厉害，朱元璋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安抚一下，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正月，他召集群臣，对他们说：“锦衣卫设立以来，经常非法凌虐犯人，现在将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毁了，那些犯人还是交给刑部审问吧。”
这只是表面上的安抚人心，焚毁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经收押的犯人转交刑部，刑部慑于皇帝的压力也不敢放纵，正好腾出地方来装新的犯人。
于是当众焚毁刑具的当年，锦衣卫又找到了胡惟庸和北元余孽相联系，阴谋颠覆大明的证据，锦衣卫诏狱里重又塞满了犯人。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这棵大树的所有树杈都被削光，毛骧旧事重提，仍然以李存义和胡惟庸早有勾结上告朱元璋。这回朱元璋没有再留情面，李存义被杀，李善长终于被株连。而李善长最后也要争一口气，在口供中把毛骧拉进了“胡党”。朱元璋心里明白毛骧的冤枉，如同他也同样明白胡惟庸和李善长的冤枉一样，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让毛骧做了陪葬。
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兵，离了皇帝他们根本无法和朝中大臣相抗。毛骧的死让所有锦衣卫的成员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既然成为锦衣卫的一员，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利剑，一旦被皇帝放弃，他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国公之死（3）
胡惟庸之案牵连文臣无数，却没有动到武将的头上。朱元璋武人起家，对武将比起文臣来更加亲近，洪武中后期，朝中数得上的武将只剩下蓝玉、傅友德等廖廖数人而已。傅友德本是降将，虽然一直忠勇，但谨小慎微，不敢让朱元璋拿到错处。蓝玉就不一样了，他根红苗正，又是太子的舅舅，在徐达、李善长死后，朝中辈分属他最高，待人接物上有些嚣张似乎也可以理解。
朱元璋原本也没打算在清洗文臣之后立刻清理武将，但有两个变数使他下定决心连武将一起拔除。一来锦衣卫众人为了不让皇帝放弃他们总得鼓捣出点案子来查办，以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文臣杀得差不多了，自然目标转到了武将身上。蓝玉自己行为并不检点，仗着是勋臣又是皇亲，贪横暴虐的事情也做过不少，很有空子可钻。
二来，洪武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朱标病逝，这个打击对于朱元璋来说是致命的。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在明朝建国前就以吴王世子的身份留守过后方，洪武元年，更以嫡长子的身份成为皇太子。他继承人的身份确立得如此之早，又屡次奉命监国，无论是朝中文武大臣，还是分封到各地的藩王对他都比较信服，朱元璋自己虽然不太喜欢朱标仁厚的性格，但也了解朱标能够驾驭朝局，对蓝玉这样的武将也能约束得住，因此对他继承皇位还是很放心的。
但没想到朱标竟然一病不起，死的时候仅仅三十九岁而已。别说是普通人家白发人送黑发人难免悲伤，帝王之家的痛苦更甚于此。太子之位空了半年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六岁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没有从儿子辈中挑继承人，而是选择了朱标的儿子、孙子辈的朱允炆——朱标的长子早早夭折，朱允炆是他成年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后世有很多人指责朱元璋立朱允炆为储是个错误，认为正是由于立了在政治上既无威望又无经验的孙子当继承人，使得叔叔辈的燕王朱棣等心怀不满，蠢蠢欲动，给了他们在朱元璋死后造反逼宫的野心。但站在朱元璋的立场，他又能怎么办呢？儿子们分封各地，个个手握重兵，有野心的太多了，立哪个都会招致别人的不满，干脆一个都不立。立了孙子，一来也算名正言顺，二来自己活着的时候可以加紧培养，并为将来消除一切隐患。什么是隐患？首当其冲的就是蓝玉这样的外姓武将，除掉了这些人，就算将来孙子登基，儿子们造反，至少天下还是姓朱的。
蓝玉的命运在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那一天就注定以悲剧收场了。
此时的锦衣卫指挥使乃是蒋瓛，在史书里只是个小角色。蒋瓛于毛骧之后当上锦衣卫指挥使，表面上风光无限，虽然品级只有正三品，在高官满地走的南京城里按理说是排不上号的，但锦衣卫自从成立以来的种种作为，足以使得大部分朝臣谈虎色变，见面时腿肚子不打转就好了，哪里还敢摆什么官架子？
然而蒋瓛自己心里清楚，皇帝将锦衣卫推到台面上来，为的就是在杀戮过重时分担朝廷大臣的怨气。清楚归清楚，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在朱元璋面前告发蓝玉意图谋反：“凉国公蓝玉勾结景川侯曹震等人意图在皇上您出宫举行‘藉田’仪式的时候发动兵变。”——人物、时间、地点、过程一个不少，说得有鼻子有眼。
告发的当天蓝玉就被抓起来，仅仅一天之后就把他处死了，家人也全部被杀——就如同当初的胡惟庸一样。
洪武时期最后一个大案——蓝玉谋反案——正式开锣登场。在这场大屠杀——我们只能称之为屠杀，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审判过程，只有最后的定罪和杀戮而已——中，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告发到九月朱元璋下诏停止追究，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蓝玉案牵连的功臣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除了蓝玉自己被夷三族外，被冠以“蓝党”之名而死的有近两万人。
国公之死（4）
告发的是锦衣卫，抓人、用刑、杀人的仍然是锦衣卫，洪武二十年当众焚毁的刑具早就重新造好，用在这些前一天还是国之重臣，或许家里还有免死铁券的人身上。痛苦哀嚎间说出的名字，第二天就也出现在诏狱里。蒋瓛对于犯人供词的真实性丝毫不加以评判，只要里边出现了新的名字，他一定要抓进来。只要还有人可抓可杀，皇帝就需要他们锦衣卫的存在，只有诏狱里关着人，才能证明锦衣卫工作的成效。
即使在洪武二十六年九月，朱元璋已经决定收手的时候，锦衣卫仍然没有停止对功臣的屠戮——
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感叹：“皇上年事已高，喜怒无常，我们这些人恐怕很难活下去了。”第二天就被锦衣卫告密，赐死。转过年来，硕果仅存的两个大将傅友德和冯胜也被告密，朱元璋已经不想再兴大狱，只将他们自家赐死了事。
朱元璋没有蒋瓛那么疯狂，这次蓝玉案与胡惟庸案最大的不同是锦衣卫的办事效率，胡惟庸一案绵延数年才找到“可靠”的证据抓人杀人，而蓝玉案却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人证物证“齐备”。上次胡惟庸案了结后，还有几个大臣敢上书直言为李善长叫屈，这次蓝玉案竟连个上书直言的人都没有。虽然蓝玉为人骄横跋扈，违法乱纪的事情做过不少，但落得如此下场，举目满朝竟无一人为他那漏洞百出的供词鸣不平，这让朱元璋深感警惕。
朱元璋杀胡惟庸，杀蓝玉，都是为了大明江山稳固，但造成朝廷上下万马齐喑的现状也是他始料所未及的。他深知恐怖政治不可能长久，而此时的大明朝上上下下都弥漫着对皇权的恐惧情绪，如果不消除这种情绪，给民众以安全感，大明朝势必会在动荡中瞬间倾垮下去。
如何消除恶劣影响呢？朱元璋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我在乱世，用刑不得不重。等你当了皇帝就是太平之世，到时用刑一定要轻。”在两场有预谋的大屠杀之后，“元功宿将相继尽”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对继承人说这样的话，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
洪武二十六年秋天，朱元璋再次召集群臣，发布诏书宣布：“今后内外刑事不用再经过锦衣卫，不论大小直接送交三法司。”撤消了锦衣卫缉捕、刑讯、论罪的权力。过了没多久，忠心耿耿的蒋瓛得到了皇帝赏赐的一杯毒酒。
在朱元璋的眼里，之前的杨宪、毛骧也好，如今的蒋瓛也好，都只是他豢养的恶狗，只是对付功臣集团的工具而已，即使再亲近，恶狗也不可能得到像对待李善长、刘基、徐达那样的尊重，谁会对一样工具表示感谢呢？随着蒋瓛的死，锦衣卫在洪武朝舞台上的表演结束了，而属于朱元璋的时代也快结束了。洪武三十一（1398年），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去世，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宣布第二年改元建文，同时不许三十九岁的燕王朱棣进京奔丧。明朝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皇位争夺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而锦衣卫在叔侄二人的战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没主见的皇太孙（1）
明太祖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长子朱标出生于公元1355年，从年号上来说是元朝至正十五年，这时的元帝国早就风雨飘摇，天下群雄，并起逐鹿。就在这一年，刘福通拥韩林儿称帝，号称小明王，改年号为龙凤元年；朱元璋的恩公、妻子马氏的养父郭子兴也于本年去世。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是当初的小和尚了，有了一定的实力，只是和刘福通、郭天叙（郭子兴之子）等人比起来还远远不如，因此他虽然没有接受韩林儿所封的左副元帅一职，却使用了“龙凤”年号，以示尊韩林儿的大宋政权为主。
朱标作为朱元璋的长子，虽然是在战乱年代出生的，但他出生时父亲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力，他八九岁的时候，朱元璋称吴王，并把他立为世子。等到朱元璋称帝以后，更没有丝毫犹豫，洪武元年立朱标为皇太子——可以说他自幼就是作为朱元璋的继承人培养的。
且说朱标成为皇太子后，有人给朱元璋上书，请求按照元朝旧例，由皇太子兼任中书令——太子做宰相。朱元璋内心对于相权极为忌惮，早在盘算着废除丞相制度，如果让皇太子兼任中书令，那么日后废除丞相制度时会有不小的阻力，因此没有同意这个上书。但这不表明朱元璋不想让太子历练历练，咱们看看围绕在朱标身边的人就知道了。
朱元璋特别下诏说：“东宫不另外设置官属，而由在任的各级官员兼任。”——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林林总总，从上到下，从文到武，这个教育班子可谓是阵容华丽宏大，基本就是明初开国重臣的翻版名单。
如此豪华版的东宫教辅阵容，一方面反应了朱元璋对于皇太子教育问题的重视，另方面则是为了让皇太子早早地学会如何驾驭群臣。此时朱标十四岁，跟那些从龙功臣相比当然很嫩，但朱元璋说：“现在国家尚未安定，还有很多战事，如果朕领兵在外，则太子就要监领政务，负起责任来。”——由朱标开始，明朝有了“太子监国”制度。从前的朝代也有过太子监国的时候，但大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只有明朝自立国开始就实行这一制度，后来成祖登基后，五征大漠，也都让太子监国，遂使之成为定制——监国制度对明朝的皇位继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当朱标成为皇太子并监国之时，未来和他儿子争皇位的四弟朱棣还只是个八岁的毛头小子，连封号都没有。洪武三年，十一岁的朱棣和兄弟们一起被封为王爵，二哥樉为秦王，三哥棡为晋王，朱棣为燕王，五弟橚为吴王，六弟桢为楚王，七弟榑为齐王，八弟梓为潭王，九弟杞为赵王，十弟檀为鲁王。其后诸王都在朱元璋的授意下于南京学习文武之道，为将来到各自的藩国守卫大明江山作准备。此外，朱元璋的其他一些儿子待遇也尽皆相同，在逐渐长大成人后也都被封为亲王，并陆续到各自的藩国就藩。
元末群雄割据，从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对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记忆犹新，因此，他在建立了朱明王朝后，在朝廷内部改革官制，废除宰相制度和大都督府的军制，而在如何拱卫疆域的问题上却做出了令后人颇为不解的决定。朱元璋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皇族孤立，遇事没有亲族救援的缘故，因此他决定将儿子们分封到全国各地，以藩王的身份镇守四方，有外敌入侵则抵御外敌，有内贼作乱则挥师平叛，所谓“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是也。这其中，威权最重的是被称为“塞王”的守边九王，除了燕王外，还有辽、宁、谷、代、晋、秦、庆、肃八王，他们被安置在国防最前线，被朱元璋寄予厚望。
明朝建立之初，东北、西北、云南、四川等地区还没有完全平定，徐达他们连年征战，到了洪武十四年统一大业基本告一段落，而此时诸王也基本长成。朱元璋本能地对外姓大将不放心，洪武中期以后，每逢战事，有统兵大权的不是将领而是诸王。也因此，后来大杀功臣之时，无论是蓝玉还是被牵连的武将，他们都只能束手就擒——手里无兵无卒，如何与朝廷对抗？
没主见的皇太孙（2）
朱元璋对这种分封安排是非常满意的，认为内有朝廷，外有亲王，大明朝必能安稳如磐石一般，“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如此”。
他自己得意之时，却有人浇冷水。洪武九年，朱元璋下诏广求直言，他的本意是要通过直言来打击中书省的权力，却没料到被平遥训导叶伯巨的奏章气倒了。平遥因为明代城市遗留保存得好，现在是个旅游名胜，可在明初，也只不过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小县城罢了，担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对于朱元璋来说更是远在天边的小蚂蚁。可这只小蚂蚁上了一道奏章说：“皇上您对诸王的分封太过奢侈，秦、晋、燕等封国城郭宫室的规模不亚于南京城，他们手中又握有重兵。臣怕数代之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时候再削地夺权，恐怕会酿成大祸。”什么大祸？不用懂得很多历史知识的人也能指出不少——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但到了朱元璋这里，看到奏章便勃然大怒：“小子竟敢离间我们骨肉之情！”叶伯巨被抓到南京，没多久就死在狱中。
叶伯巨虽然死了，但他的话就像诅咒一样在朱元璋死后实现了。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皇太子朱标病逝，半年之后，朱标的第二个儿子、年仅十六岁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成为皇位继承人。
十六岁的继承人，不管是在老皇帝还是在那些塞王眼里都太嫩了些。朱标和他的兄弟们虽然不需要真正上战场厮杀，好歹也算是从战乱年代经历过来的，朱允炆却从小长于深宫，若不是兄长早夭，父亲去世，这皇位是轮不到他来做的，当然也谈不上从小培养他的政治能力了。
朱允炆有些像父亲朱标，比较仁厚文弱，但又没有父亲长期处理政事所锻炼出来的果断，结果造成了耳朵根子软，左右兼听却犹豫不决的性格。这种性格是他输给四叔朱棣的根本原因之一。
据说朱标还健在的时候，一次，朱元璋让儿子和孙子以新月当空为题做诗。朱标的诗是：“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虽然不是什么佳作，却能感觉出他身为皇太子的威严与高贵。相比之下朱允炆的诗是：“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气势上弱了许多，在朱元璋这个创业帝王眼里显得书生气太重，让他很不高兴。当时朱标还在，觉得来日方长，也就不去理会了。
到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一次朱棣来朝，陪朱元璋和朱允炆看跑马。朱元璋一时兴起，出了个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
朱允炆对的下联为：“雨打羊毛一片氊。”
而朱棣对的下联是：“日照龙鳞万点金。”
朱允炆对的只能算是工整，但论气魄，和他四叔相比高下立判。朱元璋由此更加为孙子的将来担心，但时不我待，衰老的他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先剪除对皇权最有可能产生威胁的武将。
朱允炆只是仁弱，绝不是笨蛋，这次联对子，使他深刻感受到这些王叔们的威胁。朱元璋曾对朱允炆说：“防御外敌的任务交给诸王，边境上就可以保证安宁，你就可以做个太平皇帝了。”朱允炆听了却不高兴，他问爷爷：“外敌入侵，有诸王抵御；但若诸王有事，又有谁去抵御他们呢？”朱元璋听到孙子这么问，默然半晌，问道：“你会怎么办？”朱允炆已经在心里想了许久，不假思索地答道：“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
这种方法听起来很高明，有礼有节，有根有据，因此朱元璋听了也很满意，觉得孙子有长进，大明江山交给他还是能够放心的。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炆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皇位，宣布第二年改元建文。治丧之礼、即位大典等等一切都有条不紊，平静无事，然而人人都知道，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是暗流汹涌。
皇位意味着至尊至贵，意味着最高权力，对于拥有实力、同为朱家的子孙来说尤其具有诱惑力，任何礼教和宗法都不可能杜绝他们对于皇位的觊觎，更何况皇帝本就是诸王的侄子一辈呢？
没主见的皇太孙（3）
朱允炆年纪虽轻，却有着皇家天成的洞察力，早在十六岁刚成为皇太孙的时候，他就敏感地察觉到那些藩王叔叔们对他将来的统治会造成威胁。他曾忧心忡忡地问太常寺卿黄子澄：“诸王都是我的叔辈，而且拥有重兵，虽有不法行为，我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黄子澄原本是朱允炆父亲朱标的伴读，和朱标、朱允炆父子关系密切，朱允炆一直把黄子澄当作老师来看待，遇有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找他来商量。黄子澄开解朱允炆说：“诸王虽然有兵，但只能自卫而已。倘若真当有变的话，京师的兵力雄厚，诸王是比不上的。”的确，当时京师有六卫兵力，而诸王中掌军最多如燕王朱棣者也只掌握三卫而已，单比兵力，朱允炆比他的叔叔们强多了。
这次和黄子澄的谈话让朱允炆宽下心来，此后和朱元璋谈论如何对待诸王时，他才说得出先礼后兵的策略。
但年青人毕竟耐不住，朱允炆刚刚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和黄子澄商量如何对付诸王。其时朱元璋二子秦王朱棣、三子晋王朱棣已经去世，在世的亲王中，年纪最大的是四子燕王朱棣，其他尚有五子周王朱棣及齐、湘、代、岷诸王等。这其中，以燕王朱棣手下兵力最多，威望最高。早在洪武后期，北方边境几次战役，都是由燕王挂衔指挥，不但功臣武将，连其他北方亲王也由他节制，因此在朱元璋去世之后，说起皇位最有力的争夺者非燕王莫属。
黄子澄在觐见朱允炆之前，先找兵部尚书齐泰商量。齐泰和黄子澄同为洪武十八年进士，两人关系很是密切，平时也十分赞成朱允炆削藩的想法。但两人削藩的方法却截然不同，齐泰认为擒贼先擒王，应该先拿燕王下手，正因为燕王最强，所以先削了燕王，其他诸王也都好办；黄子澄却认为应该先易后难，燕王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错处，其他诸王仗着自己的高贵身份都有不少不法行径，不如先从其他较弱的亲王下手，一来师出有名，二来可以敲山震虎，也会对燕王有所震慑。
齐泰被说服了，的确，那时谁也想象不到四年之后，因他的一念之差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那么燕王之前先拿谁开刀呢？他们同时想到了一个人——周王朱棣。朱橚是朱棣的同母兄弟，而且由于摆不平两个儿子的继承权问题正被他的二儿子告发谋逆。这简直是送上门来的好事。
朱允炆听了黄子澄和齐泰的话，大喜过望，也不管以前曾和爷爷承诺过的先礼后兵的削藩策略了，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即位刚刚三个月的朱允炆就下诏将周王朱棣废为庶人，禁锢于京师。同时还将周王所谓罪状传发诸位亲王，表面让他们共同议罪，实际上却是对他们无声的警告，做得算是很绝了。
远在北平的朱棣得到同母弟弟被废的消息，既惊且怒，就算他本来没有造侄子反的意思，被侄子这么一闷棍下来，心里也不是滋味——拿和他最亲近的周王下手，这不是明摆着冲着他来的吗？
其实，朱棣本就有着对皇位的觊觎之心，只是没想到小侄子的动作会那么快，弟弟罪状似乎没法翻案，而自己这边还没准备充分。于是他只得忍气吞声地给侄子皇帝上书求情：“若周王橚所为，形迹暧昧，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迹显著，祖训且在，臣何敢他议？臣之愚诚，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周王若是谋反证据不足的话请陛下您体谅我们是至亲，对他加以宽恕，如果谋反证据属实的话，就按照祖训惩治他，臣是不敢有任何意见的。
言辞之恳切之亲卑，让二十一岁的年青皇帝不禁“观之戚然”。虽然理性上知道削藩是为了巩固江山社稷，但要让他亲手举起屠刀杀害自己的叔叔，对这个从小仁弱的孩子来说，是件太过为难的事。朱允炆把这封奏书拿给黄子澄和齐泰看，跟他们说：“周王之事已经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削藩的事情不如就这么停了吧。”
这番话把黄子澄和齐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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