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国那些人 作者:徐百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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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曹聚仁会写作。他一生写了4000多万字，单把这些文章的题目凑起来就有三四万字。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笔写，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写，他“好像随时都可以写”，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饭时突然掏出纸笔，在饭桌上写起文章来。他不爱带帽，因为这样会“影响写文章的思路”。
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浮过了生命海》一书，谈病中所悟：“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吕彦直：中山陵的记忆

吕彦直（1894－1929）字仲宜，山东东平人，融汇中西的杰出建筑师。　
3月30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代表团拜谒南京中山陵。此前一天，代表团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举行祭奠仪式。虽然没有前往拜谒，但江丙坤应该知道，广州市内还有著名的中山纪念堂和越秀山巅的中山纪念碑。　
在孙中山逝世80　
周年之际，又逢1949年之后国民党代表团首次归省大陆，这三处以中山先生命名的建筑显得尤其受人关注。除去政治历史意义，若以建筑史观之，这三处建筑其实还有另一种命名方式，它们属于一个流星般炫目而短暂的名字―――吕彦直。　
吕彦直幼年随其姐侨居巴黎，后进北京五城学堂，曾受教于翻译名家林纾。后世评论者认为，这对他立志发扬民族文化，融汇东西方艺术，不无影响。　
1911年，吕彦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1913年毕业，以庚款公费派赴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先攻读电气专业，后改学建筑。毕业前后，他曾作为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的助手，参与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燕园）校舍的规划和设计。回国后，他在上海开设了自己的彦记建筑事务所。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临终前一天明确表示：“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意识到，这座陵墓“不特为民族史上之伟大永久纪念，即在中国之文化与美术上亦有其不朽之价值”，因而有必要“合海内外美术专家之心思才力以计划此空前之建筑”。于是，葬事筹备处向海内外公开悬奖征求陵墓设计图案。　
当时年仅31岁、尚名不见经传的吕彦直，在报名应征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皇陵和欧洲帝王陵墓，参照紫金山地形，用两个多月绘制出设计图案，被评判顾问评为首奖，轰动一时。　
他的设计被称赞为“合于中国观念”且“融合中西文化”，“全体结构简朴浑厚”，“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不久，吕彦直受聘担任中山陵建筑师，监理陵墓工程。1926年工程启动后，他时常奔波于沪宁之间，终因辛劳过度，病倒在上海寓所。但他仍坚持技术环节必须由他亲自裁决，连选用的建筑材料，除必须遵照他指定的商标、产地之外，还要选送样品，经上海南洋大学试验并超过当时的美国标准，他才签字准用，否则定要返工。　
他的一丝不苟，曾引来营造厂发出“吕建筑师欲成其千载一时艺术之名，处处以试验出之”一类的怨言。如此精美的设计和一丝不苟的监理，注定了中山陵成就“千载一时艺术之名”，然而此名却似乎并不属于吕彦直。他的名字当时虽蜚声海内外，今日却罕有人提及，甚至在中山陵的官方网页上，人们也难以找到这个名字。　
中山陵尚在施工中，1927年，由吕彦直主持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又在28份中外建筑师应征设计方案中夺魁。　
1929年2月，中山陵墓室、祭堂基本完成，卧床不起的吕彦直写信给营造厂，要求全部工程必须在3月9日前完成，以便在定于3月12日的奉安大典（后推迟至6月1日）前验收交工。然而就在自己呕心沥血的工程即将全部竣工迎接他来验收之时，这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却在上海不幸逝世，年仅35岁，终生未婚。　
以中山陵为起点，当时的首都南京和国内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一批中西合璧形式的建筑，形成中国近代建筑的独特风格。建筑大家梁思成评价中山陵：“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适足于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　
1930年，中山陵管理委员会曾为吕彦直立纪念碑，石碑上半部为吕彦直半身像，由孙中山大理石卧像的作者、捷克著名雕刻家高祺制作，下半部为于任右手书碑文，文曰：“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　
此碑原安放于中山陵祭堂西南角的休息室内，抗战中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而今，巍巍中山陵昭示，这位建筑师的名字，不应像他的纪念碑般缥缈。　

吴兴华：天才的悲剧　

吴兴华（1921－1966）原籍浙江杭州，诗人、学者、翻译家，一个天才，一个悲剧人物。　张芝联老人以手掩面，声音哽咽着。此刻，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沉浸在对亡友的怀念中：“兴华比我小3岁……如果他还活着，可以写出多少好东西……如果他还活着……这只是我们的幻想，谁知道这个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自己会怎么想？”
4月17日，“吴兴华诗歌朗诵会暨《吴兴华诗文集》首发式”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四季庭院”举行。在被湮没了数十年后，诗人的名字在朗诵声中熠熠生辉。当年曾受教于吴兴华的学生感慨：“今天，他的名字又在北大响亮起来！”
上世纪30年代，在今日北大所在之地的燕京大学校园内，吴兴华便享有“才子”之誉。他到图书馆借书，一次要借10本，管理员不准，按照规定，限借3本。他说我不带走，就坐在书库里面看。不到闭馆时间，10本书的主要内容都已纳入他的脑中，于是，他从容把书交还管理员，出馆找人打桥牌去了。
他打桥牌的做派更是朋友圈中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
吴兴华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于中国传统典籍也浸润极深，被认为学养堪与陈寅恪、钱钟书相提并论。他的夫人谢蔚英回忆，他曾说过自己的治学计划是40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40岁以后开始一一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1948年，年仅27岁的吴兴华被聘为燕京大学副教授，踌躇满志。一年后，这个年轻的“旧知识分子”开始极力改造自己，力争尽快适应新社会。在他和弟弟吴言的通信中，谈的主要就是这个话题。吴言告诉记者：“当时《光明日报》上登知识分子的座谈，引用他很多话，可见他是极力想跟上这个形势的。”
1952年后，他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因直言反对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方法而被扣上右派帽子，剥夺了教学和写作的权利。1962年“摘帽”后，他开始着手自己的两项“雄心壮志”：一是根据意大利原文，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节拍翻译《神曲》；二是创作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以柳宗元为主角，力图包容唐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全貌。据谢蔚英回忆，他还打算翻译《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
这个阶段本该是令人向往的。吴兴华自己曾说过：“闭上眼睛，仿佛就到了唐朝，衣着打扮，人来人往，宛如自己置身其中。”然而命运总是嘲弄天才，随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吴兴华感到深刻的恐惧。为了怕人说“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他亲手烧毁了书稿。
谢蔚英当年偷偷保留了一小章节吴兴华翻译的《神曲》，如今被收入诗文集。“白昼正渐渐消逝，昏暗的影子／解除了大地上面一切生物／辛劳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准备着应付双重战斗的任务／……我随着他走的方向／踏上一条艰涩荒凉的小道。”
“文革”初期的暴虐，张芝联称“以下的悲剧不忍着笔”，他宁愿借吴兴华翻译过的《神曲》，视之为“炼狱”和“解脱”。这是对亡友的凭吊，也是对自己的慰藉，而事实却惊心动魄。
1966年8月的一天，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勒令“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劳动中他体力不支，又被红卫兵灌下从化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次日凌晨，壮志未酬的天才离开人世，年仅45岁。
从此，吴兴华的名，只字不见于文学史、学术史、翻译史……在几乎整个当代史中，他被彻底地遗忘了。偶尔是很偶尔地，一些人会发现二，从他的名字。参加朗诵会的一位英语系大三学生说，自己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大图书馆借的一本古旧的《古希腊修辞学》后面，借书卡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写着“吴兴华”。

马约翰：体育亦有名家

马约翰（1883－1966）福建厦门人，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享有极高声望的体育活动家、教育家。　
马约翰是一个异类。他因为体育而被奉为“名家”，和国学大师、科学巨擘们相提并论；他因为体育而成为一所大学的标志性人物―――走进清华园，室内外公共场所共有十二座雕像，和马约翰同享此等尊崇的，是梅贻琦　
校长、蒋南翔校长，是朱自清教授、闻一多教授，是叶企孙教授、梁思成教授……　
研究者论及上世纪30年代清华之盛，往往从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推延开去，罗列诸如陈寅恪、熊庆来等文理各科的一代名家，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字，便是马约翰。　
上世纪50年代，清华校长蒋南翔曾说过，清华于1911年建校，马约翰1914年到清华，服务清华的历史差不多同清华的校史同样悠久。“所有在清华上过学的学生，差不多统统受过马先生的热心教诲”。　
热心教诲通常是这样的：“Boy，太瘦了，这样太不行了，要好好锻炼。”学生们回忆，马约翰在体育课上有一股劲，瞪大眼睛，双手攥拳在胸前挥动，号召大家“要动！动！动！”往往说得学生热血沸腾。　
晚年的梁思成常笑着对后辈说：“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当年可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马约翰曾教过学生许多有趣而又奇怪的运动，比如“拖尸”。除夕之夜，二年级的学生深夜闯进新生宿舍“拜年”，把他们从床上拖起来，四个老生抓住一个新生的四肢，甩来甩去，并且数着数，一直数到十几下，才把可怜的新生扔回床上。　
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认为体育不过是蹦蹦跳跳、打打闹闹，大、中、小学都一样，都是哄着学生玩，没有设教学职称的必要，因而下令免去马约翰的教授职称，把体育教师统统改称训练员。许多人为这位清华元老忿忿不平，他却说：“降职有什么关系，我教体育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为的是教育青年人锻炼身体。假如不让我教体育，那我倒真要和他干一场了。”　
1929年，华北足球比赛大会在天津举行，马约翰率清华大学队出征，荣获冠军。球队返校时，全校师生夹道欢迎，抬着马约翰和队员走进校门。这样一来，校长不得不恢复了他的教授职称。　
马约翰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曾是赛跑冠军，关于他当时的风采，有过这样的传说：那时还是清朝，男人脑后留辫子，马约翰能把辫子跑成水平！这让很多孩子津津乐道，他们心目中的马约翰，俨然是评书中所谓的“大侠”。　
70岁时，马约翰给北京医学院作报告，一个箭步跃上讲台，身手矫健不输当年。1958年他76岁高龄，与清华大学一位中年教师搭档，获得北京市网球比赛男子双打冠军，并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据称，直到临去世的84岁时，他还能做13个俯卧撑。　
作为体育教授，马约翰对学生的指导时常别开生面。曾有学生因为神经衰弱来向他诉苦，他冲着学生的肚子就是一拳，那学生急了，他却笑了：“你说你神经衰弱，看你的紧张样子！”然后他带那个学生到球场上，让他去把别人正在比赛的篮球抢下来，和别人一起打，并且鼓励他：“你看，你神经不但没毛病，还挺不坏呢！”到了晚上，那个学生洗完澡，来找马约翰，高兴地说：“现在我精神好极了，好像没病了。”　
马约翰给人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一位老法学家在一次论坛上，看着台下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脱口而出：“Boys　and　girls，good　evening！”他解释说，自己55年前在清华大学时，每当上体育课，总有一位慈祥长者像这样用英语问候大家，给人如沐春风之感。今天他自己看到这么多充满活力的面孔，也就情不自禁地说了当年马约翰教授说过的话。　

曹靖华：苏联文学和那个年代

曹靖华（1897－1987）河南卢氏人，翻译家、散文家，“五四”以来中国译介苏联文学的前驱者，鲁迅和瞿秋白的挚友。　
曾经有那么一个年代：苏联文学寄托、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爱与恨、青春与梦想。那些伟大的抱负、坚强的个性和敏感的灵魂，通通在译成中文的俄文字句里找到过共鸣。　
对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问一句，还记得《铁流》、《虹》、《第四十一》、《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吗？对于他们的子孙辈，问一句，这些小说可曾读过？　
对于父与子不同年代的人，同问一句，那个和绥拉菲摩维奇、瓦西列夫斯卡娅、拉甫列涅夫、阿·托尔斯泰、卡达耶夫，以及整个苏联文学相连的中国名字，可曾记得？可曾知道？　
一个年代结束，一种文学淡出，一个国家消失，一个名字飘落———曹靖华，一如他自己的散文《飞花集》。　
一位研究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过一本1931年由曹靖华翻译、瞿秋白代译序言、鲁迅编校并自费印刷的初版《铁流》。这个版本仅印了1000册，当时又是禁书，能保存下来，弥足珍贵。　
书的内封上，写着6个钢笔字“心爱的书之三”，落款“冯凭”。其后的两张扉页上，有一段同样字迹的“写在《铁流》前面”：《铁流》一出版，就“受着广大群众的热爱”。他也买了一本，两年间，此书跟着他“在日机的炮火下逃过难”，他却一直未曾认真阅读。1934年，国民党颁布禁书条例和禁书单，《铁流》被“明令禁止”，这反而促使他认真地读起此书来，结果发现这“绝非凡品”，而是“明珠”，是“有着绝大意义的一本书”。阅读中，这本书却被人拿走了，于是他“好似丢掉了恋人一般，终日念念不忘，大有废寝忘餐之概了”。后来，此书经过一番周折又回到手中时，他感到如见“久别重逢的故人”，“在半空中悬挂着的一个心，才算落到实地，嘴里不由地说了声‘我的天，你到底又物归原主了’”。　
著名的江姐和不那么著名的丁佑君，都是被敌人虐杀的蜀中女杰。研究者称，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榜样———娥琳娜，苏联小说《虹》中的女主人公。她们都曾和自己的女友一道买过、读过、讨论过曹靖华翻译的这本书，都为书中娥琳娜落难受辱而始终不屈的形象所震撼，都立志一旦同样的考验来临之时自己要像娥琳娜那样坚强。　
曹靖华的译笔被赞叹为凄清而华美。评论者说，读过此书的人们恐怕对书中的大部分情节早已淡忘，但相信这样一个场面是决不会从他们的记忆中轻易抹去的：　
“这时月明如昼。月光把全世界都变成了一块天青色的冰块……一个裸体女人在通往广场的路上跑着。不，她不是在跑，她是向前欠着身子，吃力地迈着小步，蹒跚着。她的大肚子在月光下看得分外清楚。一个德国士兵在她后边跟着。他的步枪的刺刀尖，闪着亮晶晶的寒光。每当女人稍停一下，枪刺就照她脊背上刺去。士兵吆喝着，他的两个同伴吼叫着，怀孕的女人又拼着力气向前走，弯着身子……这就是她，娥琳娜。”　
曹靖华译笔下的另一个场面同样难以磨灭：　
一艘白匪的小船向荒岛驶来，中尉奔向小船，在他身后，玛柳特迦毅然地举起了枪。应声倒下的，是她的爱人，也是被她击毙的第四十一名白匪。　
抗战时期，从太行山区敌人包围中出来的革命青年把一本油印的苏联小说《第四十一》送给译者曹靖华，告诉他，战士们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惟独这本书和枪留在身边，或者冲出重围将它们带走，或者同归于尽。　
而今，人们评价，尽管苏联解体，政治地图发生巨变，这部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文学作品却依然闪耀着光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外国文学编辑孙绳武在不久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当年的翻译编辑工作称为“替人民过滤‘不良’文学”。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对苏联文学介绍的分量大，现在看来，“也许有些二三流的作品不介绍过来也可以，算是做了一些多余的工作”。　
如今，那个年代不再。然而那些“优良”的苏联文学，永远值得怀念。每当这时，就不能不想起曹靖华。

杨荫榆：找不到真实面貌

杨荫榆（1884－1938）江苏无锡人，女教育家，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期间，未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受到校内师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的谴责，被免职。1938年1月1日在苏州被日军杀害，时年54岁。　
查阅北大图书馆各种资料，没能找到一张杨荫榆的图片。看来，她的真实面貌，只能随她那代人的离去而离去了。　
钱钟书夫人杨绛在提到她的这位三姑母杨荫榆时曾说：“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就此，记者专门采访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陈教授的回答非常干脆：在对杨荫榆的评价上，人们在回忆文字中所提及的她死于日军杀害，和当年鲁迅对她的批评，两者并不矛盾。　
“鲁迅曾经批评过很多人，现在对这些人的评价会有一些改变。”陈教授直言。　
有些研究者注意到，记录在“正史”上的杨荫榆，是那个曾被鲁迅批评过的杨荫榆。　
鲁迅在《“碰壁”之后》中有过一个比喻：杨荫榆视校长学生之关系为婆媳关系，以婆婆自居，视学生为童养媳。“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在《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中，他指责“杨氏的诬妄”，“诬蔑是她的教育法的根源”。《寡妇主义》也是暗中讥讽杨荫榆之作。　
《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是这样为杨荫榆“定性”的：“她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她的“罪状”之一是，在任女师大校长期间，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其中，包括许广平，以及鲁迅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　
女作家苏雪林曾经不满地说：“她（杨荫榆）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鲁迅）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　
因为这桩“罪案”，当代中国人并没忘记杨荫榆这个名字，以至今天仍有人写下这样的文字：“鲁迅《华盖集》中谈及‘女师大事件’的文章，为我们勾勒出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形象。由此给我脑海中留下了可怕的印记。她似乎是童话中那个披着黑斗篷、骑着扫帚、干瘦、翘鼻、凹眼、十指尖尖的老女人。”　
有关杨荫榆的殉难，似乎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正史”的文字。　
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的作家苏雪林，在上世纪30年代末的一篇纪念文字《杨荫榆之死及其它》中写道：　
数月前一位旧同学从桂林来信告诉我说：“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已于苏州沦陷时殉难了。”死的情况，她没有说明白，因为这消息也不过从苏州逃难出来的朋友口中听来。只说荫榆先生办了一个女子补习学校，苏州危急时，有家的女生都随父母逃走了，还有五六个远方来的学生因为归路已断，只好寄居校中，荫榆先生本可以随其亲属向上海走的，因要保护这几个学生，竟也留下了。“皇军”进城，当然要照例表演他们那一套烧杀淫掳的拿手戏，有数兵闯入杨校，见女生欲行非礼，荫榆先生正言厉色责以大义，敌人老羞成怒，将她乱刀刺死，所有女生仍不免受了污辱云云。……前日高君珊先生来嘉定看朋友，谈起荫榆先生，才知道她是真死了。不过并非死于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