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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情-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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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里，两人同意这周晚些时候见面，这是莫妮卡的提议，她现在彻底不相信特里普了，觉得面对面交谈更能让她控制局势。这时，她已经开始怀疑，特里普老是如此神神秘秘的就是想录下她们的秘密谈话。她打算等特里普去洗手间，就检查她的手袋，如果发现有录音机就拿掉。然而，她做什么梦都难以想象，自己朋友的阴谋到底有多么庞大。
无论莫妮卡是否怀疑甚至知道，对特里普奇怪的前后转变多加注意总是对的。如果有先见之明的话，考虑到独立检察官马上就到，特里普这种思想的转变非常可疑，很可能是一个诱人上钩的阴谋。特里普11月就发现，在他人不知情和不同意的情况下，录音是违反马里兰州的法律的。因此，这个能证明她如此诚实正直的所谓“保险政策”，不仅不能保护她，反而能把她送进监狱。根据戈德伯格的说法，当特里普的前私人律师巴赫发现这些非法录音，当时就一怒冲天，叫她停止。结果呢，她解雇了他，转而聘请了穆迪。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8）
虽然不能阻止她停止录音，可能被指控还是很明显让特里普紧张万分，她要戈德伯格找到独立检察官的联系方式，希望可以和他们检察团合作，从而豁免对她非法行径的指控。
因此1998年1月12日，根据特里普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OIC）共同的说法，她打电话到OIC，告诉调查员，总统和一名政府女职员有染，这名女职员也接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传票，总统和维农·乔丹要她在这个事情上撒谎。她还补充说，自己有20小时谈话的录音带作为证
据。电话里，她还说那名职员已经签署了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虽然后来几次谈话中，她咬定莫妮卡是在乔丹给她安排了工作后才签署文件的。
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特里普成为注意焦点。她给OIC打电话后一个小时，6名联邦调查员和1名FBI干员就来到她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家里，听取她的故事。后来才暴露出来，斯塔尔办公室如此热情高涨，是因为他们早就从葆拉·琼斯的律师那里听说了莫妮卡和总统的事情。特里普那夜都在向他们汇报情况，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不过，表面看来，她的口头证词和录音带证据并不充分，特里普答应调查员的要求，在和莫妮卡的面谈中带上窃听器，这样OIC就能听到和记录她们的谈话内容了。
特别调查员的到来，让特里普的故事有了新的意义。不再是关于一个人的背叛，出本“说出一切真相”的书捞上一票；而变成了一个捕获总统的圈套。独立检察官，这个在克林顿传记中，被痛恨的由总统自己后悔任命的人，现在出场了。他让特里普用窃听器录下了几次致命的谈话。于是，历史就这样在两个女人的谈话中，开始发生改变。
之前四年，调查“白水事件”的独立检察官、特别调查员肯尼斯·斯塔尔，一个南方人，右翼的浸信会教友，狂热地寻找总统过失的证据（“水门事件”后，1978年成立了特别调查办公室，特别用来调查政府行政人员在任期内的问题）。斯塔尔原本是负责调查白水土地交易丑闻——克林顿和希拉里都牵涉在内——还负责收集各种犯罪证据，特别是关于总统的。现在，他出场了。
1998年1月前，花去整整4年和4000万美元纳税人的金钱，他的调查一无所获，因此特里普的电话不啻于天降甘露。如果她的说法和证据都确实的话，斯塔尔最终还是掌握了总统犯错的证据，虽然和“白水事件”八竿子都打不着。他的调查员们对特里普关于乔丹给莫妮卡找工作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因为“白水事件”调查时，乔丹的名字也在其中，牵涉到向前联邦首席检察官韦波斯特·哈贝尔付封口费的事件中。
每次斯塔尔想扩大调查范围，都必须申请法律批准，所以他必须要找到一些把莫妮卡·莱温斯基和“白水事件”联系起来的证据，维农·乔丹就是这个人，他能让斯塔尔把正在进行的一桩可疑土地交易和所谓总统的腐朽爱情生活联系起来。
根本上，如果能发现总统通过乔丹为莫妮卡找到一份工作，作为她沉默不语的回报，那么他就犯下滥用权限的错误，在斯塔尔看来这是一项可引起弹劾的罪名。因此，特里普的录音带和证词的重要性，就在于解释了乔丹到底在莫妮卡找工作时起了什么作用。然而，就像离开说话语境，录音带的内容就发生偏差一样，录音带给出莫妮卡在1997年秋季的生活图景也有许多问题，经过特里普的拼命掩饰，这个具有欺骗性的录音带，向肯尼斯·斯塔尔误传了事件的真相。
要么无心插柳，要么有意栽花，特里普没录或者毁掉了许多重要的谈话。那些谈话足以大大降低莫妮卡·莱温斯基在斯塔尔调查中的戏份，能显示乔丹参与进来完全是莫妮卡自己提出来的，而且显然是远远在她、总统或乔丹知道她会被牵连进琼丝案以前发生的。明显漏掉的还有特里普在1997年10月6日和朋友凯特·弗里德利希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谈话中，弗里德利希谈到莫妮卡被列入白宫的黑名单。就像弗里德利希后来澄清的那样，这是一个谎言，特里普有这种明显的撒谎，就该降低她作为一个证人的可信度。根据斯塔尔报告，FBI后来调查显示，录音带很可能被篡改或复制过，如果这是真的，就意味着特里普在宣誓的情况下，在大陪审团和FBI面前撒谎。
就像一个评论家埃利斯·埃克曼说的那样：“录音带展示的内容不是关于什么非法性行为或妨碍司法公正的，而是女孩间的谈话，被那个心计颇深的特里普引出火花，而为独立检察官、葆拉·琼斯的律师提供材料，还有最有用的，为一本书提供素材，这本书描述了特里普如何揭露一个妨碍司法公正和掩盖非法性行为的大阴谋。”
对斯塔尔来说，这么早行动是一场赌博。其实，他为了抓住那个他怀疑犯了法的人，不惜违反规则。技术层面而言，独立检察官只有权力调查“白水事件”，因此当特里普按照斯塔尔的要求，带上窃听器去记录和莫妮卡的谈话时，他的行为越过了权限。许多人质疑说，他超越了自己的管辖权去搜寻可能的证据，以让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相信他应该把莫妮卡·莱温斯基也归进自己现有的调查中。
1998年1月13日，周二，特里普衣服里装着窃听器，到五角大楼城的丽池卡登酒店和莫妮卡吃午餐。她见面先吻了她的年轻朋友，知道这时候，OIC调查员正在酒店上面的房间里监听她们的讲话。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9）
这次见面冗长而脆弱，持续了三小时，特里普让莫妮卡整个描述了她和总统的整段事情。莫妮卡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特里普去洗手间时检查了她的皮包，当然她找不到录音机，因为麦克风和发送机都装在特里普身上。莫妮卡又说了她以为特里普喜欢听的话，轻描淡写地谈了她的新工作，然后惊讶地回答了无数关于总统和维农·乔丹的问题，终于她又用了那招感情攻势，说她精神太紧张了，她母亲不得不送她去医院服用镇静剂。
正是这顿午餐，她的谈话里掺杂着大量谎言和夸大，也让她无意中控告了自己。楼上，那些监听的调查员马上意识到，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申请扩大调查范围了。要命的是，她还向特里普重复了那个谎言：她打算直到乔丹——她上午送谢礼的时候刚见过他——给她找到工作才签署那份书面陈述文件。对监听人员而言，这就是证据，能证明总统滥用权力，让乔丹为和他有染的女人牟取利益。
莫妮卡的谎言带来几个大问题。她根本不知道OIC的人在场，告诉特里普说自己还没有签署书面陈述。问题是，如果没有第三方告诉真相的话，斯塔尔方面怎么可能知道文件早已签署了？还有一方是谁？葆拉·琼斯的律师们？那时，莫妮卡已经签署文件6天了（1月7日签的），琼丝阵营肯定早已收到了莫妮卡律师传真过来的那份假书面陈述的复印件。只是，琼丝的律师们是由右翼机构、也是积极反克林顿势力的拉特福德协会提供经费的，他们和OIC的合作到底有多深，是一个秘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独立检察官到底有多“独立”？
莫妮卡发现，这段午餐吃得又生气又糊涂。特里普根本没站在她这边，似乎又退了回去，反复在莫妮卡书面陈述的内容上纠缠不清。整整三小时，特里普都友善大方，充满同情，同时也施展着阴谋诡计，她肯定自始至终都清楚，自己正在把莫妮卡引向一条通往监狱的不归路。
不像戈德伯格或伊斯科夫，特里普非常了解莫妮卡，也喜欢她的朋友，不过她还是打算把这个幼稚、脆弱又容易轻信的年轻女孩扔向那群法律之狼。莫妮卡发现，回首那段悲伤岁月很难不怒气冲天，别提原谅了，她根本难以理解特里普的背叛或随便给那种行为起个什么说法。“我对她很好，她知道我这人的弱点。我无条件地信任她。她却只是因为怨恨和嫉妒而出卖了我。我不知道，她晚上怎么睡得着，怎么敢照镜子。她真是一个恶心、卑鄙、无耻、恶毒的小人。”
那段致命午餐的第二天，1月14日，周三。上午，两个女人又聊了一次。莫妮卡告诉特里普自己打算签署书面陈述文件了，另一方面，特里普则说她想找一个新律师，原来那个太“中立”了。两人没一个在说真话。
这天上午她们又聊了好几次。莫妮卡继续编造着她打算签署文件的把戏。特里普则问莫妮卡，是否愿意作为她的道义支持，开车送她去律师办公室，这个女孩还和以前一样好心，就答应了。不过，莫妮卡做之前，却说她想到一个好主意：根据她们的谈话和自己在写作书面陈述时学到的经验，整理出特里普会在她的书面陈述里讲到的几点。然后，她花了两三小时去勾勒她觉得特里普应该涉及的几个方面和一些观点，后来这些被称为“谈话重点”的观点非常有名。而且，她还写了两个版本，一个供特里普在车上念，另一个则让特里普交给她的律师，作出好像她亲手写的那样。
就像莫妮卡最近一个月一直争辩的那样，这文件基本上都集中在谈凯瑟琳·威利的问题，只是偶尔涉及到另一个女人，特里普一度觉得那个女人非常重要，后来发现是个“大骗子”，而且视总统为草芥。这份三页的提纲基本反映了莫妮卡对过去几个月特里普所谈到的维利的认识，既体现了她原来在《新闻周刊》那篇文章的评论，也有她私下的说法。同时，把问题集中在维利身上，莫妮卡就能撤离火线了。
丑闻爆发后，特里普公开质疑莫妮卡亲手写了这大纲的说法，她的推论显然带有诬蔑性——大纲的思想过于精细有序。各种各样的作者身份都被拿出来讨论，从总统的律师鲍伯·贝内特、白宫律师部门的布鲁斯·林赛到维农·乔丹，甚至包括总统自己。一个评论家说：“如果真是莫妮卡·莱温斯基写的，她就是一个精明的律师。”
不过，就算草草一瞥特里普录音的那段草稿，读过《新闻周刊》的那篇文章，了解莫妮卡刚签署的那份文件的结构，就该知道只有她才可能是作者。其实，一个事实足以证明她的作者身份：离她建议到最后完成文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就算了解背景情况，也没有哪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全面的一份文件。这只是又一个针对莫妮卡的谣言，一个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澄清的谣言。
特里普看到“说话重点”，就告诉莫妮卡她觉得“实在精彩”。她读了每一个点，还喃喃自语着“对，对”。然后，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已经解雇了律师科布·巴赫，新律师詹姆斯·穆迪是她家的一个朋友。其实，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她的新律师詹姆斯·穆迪e courtesy of来自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关系。
这天后来，两个女人又谈了一会儿。如今处于OIC庇护下的特里普又想诱使莫妮卡去陷害自己。她说的话让莫妮卡——她不了解内情——觉得实在荒谬。比如，她建议莫妮卡和总统真正地干一回，这个主张对一个了解她们关系每个细节的人来说实在太怪异了。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10）
被特里普的言行搞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莫妮卡最终想到了对付她这个古怪朋友的办法。如果特里普的证词真的针对她，那么她或者干脆否认说过和总统有染的任何话，或者就承认是自己编造了谎言，承担起所有责任。
太晚了。第二天，1月15日，葆拉·琼斯的律师们已经收到戈德伯格家族所属快递公司的记录，正是特里普向莫妮卡建议的那家。合法文件显示莫妮卡向白宫送出多个包裹。同时，
迈克尔·伊斯科夫打电话给库里，缠着她问这些神秘包裹的详细情况。
过去几个月，特里普和她的阴谋同党已经编好了绳子；过去几周，特里普打好了绳结；就在几小时后，1998年1月16日，周五，五角大楼城丽池卡特酒店1012号房间，特里普会看着FBI探员和OIC一起把绳圈套向莫妮卡的脖子。
第十一章1012房的恐怖
1012房的恐怖（1）
莫妮卡依然穿着晨练的健身服，感觉很运动，不过5英尺6英寸的她比起面对着的两个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眼神冷酷的调察官来说，还是显得渺小脆弱。不过，她还是态度强硬，“让她留下来看。”她嘲笑着：“我要那个背信弃义的婊子看着，她对我干了什么。”
因此，接下来的45分钟，琳达·特里普静静地坐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五角大楼城的丽池卡特酒店1012号房间，看着莫妮卡的世界在她身边崩溃。时光流逝，特里普一动不动，双
手交叉放在棕色套装的裤子上，脸上浑然漠不关心的样子，虽然她可能已经暗暗为自己的坚强、果敢和智慧击节叫好了。一个好市民尽了她的责任，痛苦，然而环境使然。
很快，房间里所有人都感觉到痛苦的滋味。迷惑又愤怒，莫妮卡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带到丽池卡特10楼的房间，她对那两个FBI干员的敌意仅次于对特里普的憎恨，几分钟前，面无表情的这两人刚在五角大楼城的广场小食街里把她带出来。
作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手术的一部分，特里普把她朋友引到聚会地点。当斯塔尔的一个调查员麦克·艾米克走进房间的时候，莫妮卡对特里普出卖的结果已经了然于胸。虽然这个黑发蓝眼、身高6英尺的男人装出一副温和平静的声音，她还是把他看成是令人讨厌的人类样本。
她愤怒不已，不过还是注意到他朝她说话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紧张。他描述了过去几周和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大多数含糊不清：“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独立检察官……联邦罪案……详细调查……肯尼斯·斯塔尔。”听到最后一个名字，莫妮卡浑身一震，想道：“他究竟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干的只是掩盖和总统的关系，难道这就和他牵涉上了？”
她很快就清楚了，艾米克用阴冷的声音告诉她，他们有证据证明她犯有一系列罪名：“我们准备起诉你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欺骗陪审团、收买证人和阴谋罪。你要在监狱里呆上15年。”
他还表示，他们将提出指控，除非她同意和OIC当时的调查合作。莫妮卡崩溃了，她甚至不清楚到底具体是哪些罪名，就痛哭流涕起来。这种痛苦，恐惧直到今天还困扰着她。“我觉得，当时感受到的无助和恐惧难以描述。好像我的胃被切开，有人再在伤口上洒硫酸。我感觉到有一种锥心刺骨的痛，甚至盖过了内心的恐惧，真是难以置信，我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莫妮卡送进1012号房的是一连串事件。先要追溯到这周初，特里普将那些记录谈话的非法录音带交给斯塔尔的部门；然后是她和莫妮卡的午餐，她带着窃听器，OIC官员们就能监听到她们的冗长谈话；到周五，也就是1998年1月16日，更是有了突破性进展，三名法官构成的小组批准了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的请求，同意斯塔尔的调查范围从白水土地交易丑闻扩大到总统和莱温斯基的秘密关系。
白水和莫妮卡能扯上关系，是因为总统的朋友乔丹在两件事上都有份。斯塔尔坚持说乔丹和总统耍阴谋，通过为莫妮卡提供一份工作，换取她在琼丝案的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其实，乔丹开始帮助莫妮卡时，两人还根本对可能卷入琼丝案一无所知）。至于斯塔尔关心的是，这是反总统案的一部分，莫妮卡像特里普一样答应合作，是收集大量总统过失证据的关键一步。
在1012号房，莫妮卡开始认清这残酷的现实，也在坚持对抗和屈辱接受命运之间摇摆不定，其间还有很长时间就哭作一团。“如果我一定要去监狱，那应该做点事以保护总统。”她想：“我不能背叛他，不能告发他。”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毁掉所钟爱男人的生活，后悔得不能自己。
开始，她想到了自杀，这是既不用去监狱，又保护她“英俊的”的惟一办法。“我可受不了监狱，出来时白发苍苍，没人愿意再娶我。我永远也享受不到结婚成家的幸福，生活就此完蛋。我想，除了自杀，别无他法。如果自杀了，就一无所有了，我也不用再去管给总统带来的麻烦和伤害。”
房间有滑动窗户，她考虑过跳下去，摔在下面玻璃棚上自杀。这时她紧张过度，神经过敏，幻想有FBI狙击手呆在对面的建筑，如果她作出任何威胁性或什么麻烦的举动就会开枪。虽然如此，她还一直在想：“如果我自杀了，调查中的其他人会怎么样？他们都会没事吗？”
当调查人员在商业街那里初次接近莫妮卡，她就重复一句话——想找她的律师弗兰克·卡特。在房间里，对付她的调查人员和FBI干员们面面相觑，然后告诉她，他们不会让她把事情告诉别人，因为这是“非常时期”。她能想到的惟一理由就是，总统将在第二天出庭为葆拉·琼斯案提供提供证词，他们要求她马上合作可能与之有关。还有一件事对斯塔尔同样重要，《新闻周刊》即将登载这个故事，如果莫妮卡的名字被公开，她的利用价值可能就完了，克林顿和他的律师团就会有所戒备。
过了会儿，艾米克解释说如果她愿意合作，就到隔壁那间房，他的同事会听取她关于和总统关系的汇报。他强调她必须告诉他们全部事实真相，还说她可以在他们监听的情况下，给贝蒂、维农·乔丹甚至是总统打几个电话；或者装个窃听器找他们聊天。
1012房的恐怖（2）
他们正盘算着给她装个麦克风，然后去白宫椭圆办公室窃听美国总统的谈话！这还不算荒谬之极的，他们还要她背叛贝蒂，这个善良温柔、常去教堂的女人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尝尽了人世间的痛苦。莫妮卡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贝蒂，和她说话，诱她上钩。我做不出来，太卑鄙，太无耻了。她是一个好人，如果我这么干了，以后肯定无法面对自己。”
时间慢慢流逝，房间里安静了一阵，然后斯塔尔的人又来施加压力了，态度更加咄咄逼人。他们拿来一个录音机，放了她这周早些时候和特里普午餐时的谈话录音。这时她才反应过来，特里普在谈话时带了无线电，FBI干员则一直监听她们的谈话。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给她看了两人午餐后一起离开那里的黑白照，斯塔尔的人让她不寒而栗have her cold，莫妮卡意识到她没机会逃出了。
然后，他们再次谈起合作，告诉她只要照他们说的做，就会向法官说情，将她的刑期从27年减到5年，前提是她必须马上和他们合作。
琳达·特里普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年轻的朋友在她面前崩溃。对莫妮卡而言，她的这副样子惹人愤怒。“我想伤害她，想如野兽般将爪子狠狠抓进她的皮肤。”最后，特里普被带走了，一个FBI女干员取代了她的位置。坐在那里的时候，从头到尾特里普一语不发，不过这毫无意义。丑闻曝光后，特里普在一次访谈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害者：
“如果我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我也相信自己最好也不过是个背信弃义之徒，最坏的却是个魔鬼。”
莫妮卡再次要求和弗兰克·卡特说话——如果不能打电话给他，或许能坐的士去他办公室呢？他们再次拒绝让她和律师说话，这次是因为她过去和他的联系方式，让他们担心卡特会把事情泄露给乔丹。莫妮卡的态度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变成好言好语，说自己能理解这点。
整个下午，清醒的莫妮卡一遍遍地要求和律师联系。有一次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卡特是一个民法，而非刑法律师，在这事上帮不了她。他们毫无诚意：卡特牵头华盛顿公社辩护人组织已经有6年了。莫妮卡又表示想找卡特介绍一个刑法律师，不过他们又以会让卡特起疑为由拒绝了。情急之下，莫妮卡要求打电话给卡特的合伙人，让他介绍一个刑法律师。这次，回到了最初的答案：整件事情必须高度保密。
最后，她问道，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她该怎么办。他们答应给她一个刑法律师的电话号码，不过她觉得他们推荐的肯定都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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