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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情-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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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傻恼问录！彼镜馈！�
一个小小的非法事件最终升级成一个全面弹劾事件，这恐怕是这场传奇最惊人的特点了。根本上说，这只是一个有关爱和背叛，悔恨和自责的故事，而实际上几乎完全占据这一事件解释权的，是一些法律术语，被新闻记者、律师、政治家引发的争论，和被对立而非调和思想定义的话语。在他们的议程中，感情和浪漫的地位没有很高的位置。
当来自众议院的管理人员和白宫律师团展开引人注目的法学争论之后，律师团成员之一的戴尔·鲍布斯——前参议员、阿肯色州州长，也是克林顿家庭好友——提醒整个众议院，整个美国，这起人类悲剧的幅度有多么宽广。
在他长达90分钟的演讲中，鲍布斯谈到了自从斯塔尔开始他的调查之后，五年来克林顿所遭受的那些不眠之夜，那些巨额的诉讼费用，更不用说莱温斯基丑闻爆发后的那些情绪低落的日子了。他说这场调查已经让“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孩子”的关系紧张，总统和女儿切尔西和谐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件事已经完全失去了平衡。”他总结道，“所有的压力和惩罚已经超过了应得的。”
然而，不仅是立法者的分寸感有失平衡，对于这件发生在一个非常低级别的雇员和她老板之间的办公室罗曼史，过去一年所说所作的一切，不过确立了一个精细的分析。这是莫妮卡的愚蠢——或许还有人会谈到她很不幸——她爱上了一个有权势的男人，而更坏的是这个男人还有一群不可原谅的敌人。在其他任何环境中，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她都会被允许背上行囊继续前行。
在其他任何环境中，或许——不过莫妮卡的妈妈看得太清楚了，“如果她不是那么在乎，不是那么一个浪漫又容易受伤的年轻女孩，事情将完全两样。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段浪漫史将只是她生命中的一堂课，教会她如何成长。而现在，她私密的痛苦成为了大众的娱乐，这是最残忍的事情。她又犯下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让人们剥下这个年轻女孩的最后一丝尊严和隐私？”
就像被扔进了养满水虎鱼的水池里，莫妮卡的人格被在一场媒体热中被迅速吞噬干净。每一丝小小的不完美，每一个缺点，都被专栏作家、摄影记者、喜剧演员还有那些业余心理医生赤裸裸地剥下来。就像戴尔·鲍布斯提醒公众的那样，克林顿也是一个人。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莫妮卡的父亲让加利福尼亚电台的大部分听众知道，传播这些针对他女儿的过分言词，这不仅伤害了她，也伤害了她的整个家庭。
最近几个月内，对她放肆的敌视渐渐消逝了。现在公众才渐渐认识到她并非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中，她的证词是对她和总统关系最公正的记录。许多人意识到她只是一个被特里普、被斯塔尔、被克林顿、被全世界媒体残酷对待的可怜女人。
在一个已然充满反讽的故事中，是一个永恒的富人——如果让人不舒服的话——在考虑一个前白宫实习生抗衡三个分别背叛她、否认她、利用她的男人的道德律例。
安德鲁·萨利文在《纽约时报》中指出，“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在极力避免背叛她的情人，甚至在宣誓书上签字否认这个事情。然而当她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她不得不下定决心讲出真相。在斯塔尔报告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一个年轻女子在法律面前坚持了多久，以及她在公众奇怪的审查中袒露多少。总统的表现跟她的行为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如果说这个有关道德的故事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诚实的较量，那么莱温斯基女士是一个女英雄。”
秋千上的女孩（3）
然而她为这份诚实和公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太高了。连着几个星期，我和莫妮卡谈论着同一个问题，她没有找到任何合适的答案，来解释她在这场丑闻中遭受的羞辱。“在最近的十个月中，特别检举人，巨大的压力，白宫和民众把我的灵魂一层层撕裂开来。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我不得不承受这些羞辱。当然，我的确做了错误而愚蠢的判断，但是这些难道足以招致如此的责难？是的，我可能是世界上最丢脸的女人，但是我不能一辈子担着这样的想法，我得把它扔了，因为我快扛不动了。”
就像辛普森杀妻案的审判揭示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一样，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传奇也让一直弥漫在美国人生活中——尤其在媒体中——潜在的女性歧视现象得到曝光。克林顿，一个诱奸者和撒谎者，被轻易原谅，而莫妮卡·莱温斯基，只是以其天生的美丽吸引了男人，却被女权主义者和保守派一同蔑视。她的忠诚，她的诚实，她的沉默，并没有被看做是优点，现代美国的道德判断认为，她是女的，她年轻、自信、会打扮、可以自由地和人上床或恋爱，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罪行。而最坏的是，她被判了最重的刑罚：她超负荷了。
她的惩罚是被小报记者跟踪，他们不时推撞她，骚扰她，用一些恶劣的名字叫她，试图把她弄哭，以便拍到几张卖得出去的照片。一旦摄影记者捕捉到手，轮到专栏作家和编辑接手了，她又得遭受一些言辞上的侮辱。小报把她描述成“一个胖胖的胡椒瓶”，甚至更坏。同时，她还是专栏作家每天例行的指责对象，例如《纽约时报》的莫林·托德。就像英国评论家安妮（Anne McElvoy）写的那样：“莫妮卡必须做美国公众预料的和需要的事情，她必须减肥。她增加的重量象征着她松弛的道德或者神的惩罚。”为了避免非美国的新闻记者太过自我膨胀，有必要提到英国报纸上的另一篇报道，1月26日，在副标题“9日的总统审判”之下，《卫报》这样报道，“一个目击者说，莱温斯基女士拿着两个平底蛋糕和一瓶橙汁，穿暗色的衫裤套装。”在这里面，节食和服装品位看上去似乎比她在总统弹劾案中的作用更重要〖DK〗。
即使丑闻爆发以后，莫妮卡仍然试图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走一条道德的大路。举个例子，FoxTV，一个类似小报的电视网，出价500万美元请她做系列专访，写一本书和做一个头发广告，但是她拒绝了。虽然有很多人劝她赚一笔就走，但是她还是不想和那些“低级庸俗的商人”有所牵扯，正是那些人，让她过去一年的生活充满了痛苦。虽然她也考虑了电视明星欧佩拉·温弗莉，但是她还是把第一次电视访问免费给了芭芭拉·沃尔特。
随着时间流逝，最初的恶名渐渐变成了多余的名声，“我不想把当莱温斯基当成一项事业。”她补充道，“我并没有做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她现在非常憎恨这名誉之帽，不过正如她的继父、“美国之声”前负责人彼得·施特劳斯向她解释的那样，现在那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了。他说，他是“依靠她才炼就金刚不坏，每天早上不读那些小报。”然而一切都是对等的，有些事情不可避免地也会让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感到愉快。1998年12月《纽约时报》的一个民意调查中显示，莫妮卡是美国人最钦佩的十位女性之一，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比肩。
除了她在感情上付出的代价，生活彻底崩溃，这个名声也使她们在经济上耗费巨大，这个压力不仅是她的，也是她的家人和朋友的。他们现在还在支付这笔账。去年一年，这个每年收入4万美元的办公室白领支出了100万美元的诉讼费，还被迫带着无声的绝望，看着家人和朋友的生活被压榨干净。
对于莫妮卡来说，她成为克林顿总统和斯塔尔法官这两个势力之间斗争的牺牲品。克林顿让她心碎，斯塔尔让她差点发疯，她对后者更为警惕。直到今天，莫妮卡仍然时常梦到特别调查官，害怕不知什么时候他会撕下她的防御，把她扔进监狱。当然，他会用最冷酷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她。
1998年的事件，让莫妮卡和其他与这起丑闻关系密切的人对美国政府的实质非常怀疑和不满。“这个国家的公正就是一个玩笑。”她补充道，“我们那些小题大做的电视现在生出了一个小题大做的政府。”她妈妈的生活圈子也同样被这个丑闻事件所打击，除了她女儿的不幸外，连她的朋友们都要承担巨额诉讼费，面对媒体的骚扰，甚至被FBI调查。现在玛西娅对美国的前景持一个悲观的态度，“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把政府视作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但是现在我知道它有着威胁和恐吓的权力，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看待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了。”对于给她女儿带来麻烦的总统和特别调查官，她补充道，“我恨斯塔尔，也恨其他那些用恐吓和威胁来破坏我女儿生活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把她逼进了一个人间地狱。而现在也不是原谅克林顿总统一切所作所为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不幸传奇所暗示和反响的，远远超过了一起简单的性丑闻。就像大卫·雷米克在《纽约人》中评论的那样，“莫妮卡是一个不再有秘密的女人，她的眼睛不再是她心灵的窗户，而是一面镜子，我们在里面看到的都是丑陋，然而我们依然盯着看。”
秋千上的女孩（4）
就在美国干了二十多年法律工作的比利·马丁所知，这段美国历史上的插曲，映射出整个法律体系的大问题，正如他说的：“在那一刻，我一点都不为我们国家的法律所骄傲，在美国的政法制度下，一个独立律师能够被委托去起诉一些根本不值得起诉的事情。”
他的同事雪妮·霍夫曼目睹了莫妮卡在那些日子里，如何被一些中年男子询问那些令人羞愧的问题，他用第一夫人的一句话表达了他的感想，这是一个“右翼的阴谋”。霍夫曼说
，“这场调查是政治激发的，整个丑闻根本就够不上当作一个案子。”
虽然莫妮卡永不屈服的意志和她在绞刑架上的幽默感，让她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喧嚣激荡的一年，但是那个敢于把美国总统称为“傻瓜”的活泼的年轻女子已经不复存在了，被她遭遇的那些经历掩埋了。她的朋友勒诺·里斯从大学毕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她，去年冬天她看到莫妮卡的时候吃了一惊，对于那次会面，她的印象是，“她看上去很悲伤，不再有以往的好奇，并且常常很紧张。因为自从去年以来，她就不再自由。原本她身上最吸引人的是她的天真无邪，然而现在这个事情彻底结束了她无忧无虑的岁月。”
内莎·迪曼·埃布兰德，过去的几个月中经常是她把莫妮卡带出颓废堕落的情感地带，也看出了朋友的变化：“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她的声音听上去像一个老女人，一个疲倦的女人，好像她的心随着她的名声一同被摧毁了。她才25岁啊，一个原本在自我发现过程中充满喜悦和不安的年龄。可是，莫妮卡已经把时间花在编织桌布和毛衣上。她梦想能重新回到20出头、能过上喧嚣的个人生活的岁月，她希望以前的生活能够重来。”
她也许筋疲力尽了，但是很大程度上，那个丑闻发生前，有着她自己的那些小瑕疵小缺点的莫妮卡依然存在。她依然没有耐心，依然任性，依然固执，同样依然那么忠诚，依然是她的朋友们了解和热爱的那个莫妮卡。此外，她也像以前那样可信赖，那样天真。这些特质让她撑过了斯塔尔和媒体的打击，但是却让她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指出：“她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她现在的生活却让她必须学会耐心。”
莫妮卡在丑闻爆发前就面对的情感问题，现在更是跟她的体重和她和男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而当她因为丑闻而被大众关注的时候，这些问题也就更尖锐了。克林顿的总统
任期结束以后，媒体也许会转移他们的关注焦点，而在此之前，拿芭芭拉·莱温斯基的话来说，莫妮卡将一直在聚光灯下，等着“人们不再一听到莱温斯基的名字就跳出游泳池”。
对于像她这个天生没有耐心的人来说，这段窗帘下的生活增加了她实现她平凡理想的难度：找一个爱人，组建一个家庭，开始一份事业。她曾经谈到过，想回到母校念一个法学心理学的博士学位，或者拿一个法律学位——过去一年她肯定上了无数这方面的课程——甚至她还想过去做一个志愿者，教那些贫穷的孩子阅读技巧。
毫无疑问，莫妮卡具有组织有力的论点的能力，她广博的记忆力以及她的分析到位都显示，她完全适合律师这个职业。即使如此，她强烈坚持说，如果能够走出这个可怕的境遇，她会把自己的名字和一份有意义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为孩子们的事业。“可能只要我好好干，有一天会有好报。”她说。然而事实上，无论她的朋友和家人如何建议，在她理性地为自己选择一个前途之前，她必须先治好过去给她带来的伤害。她父亲对于她最迫切的需求毫不含糊，“我最初害怕她会被扔进监狱里，而现在我担心的是她将从这里走向何方。她需要一个长期的心理治疗，才能走出创伤过后的抑郁心理，因为她面对了过去一年的恐怖阴影。同时她也需要和单身男子发展健康的关系〖DK〗。”
然而，最后这建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她是一个过去总是读错爱情公路地图的女孩，前行之路上势必充满各种错误的列车。只有打破那两度将她带入和已婚男人的死胡同关系的情感怪圈，她才能发现通往永恒幸福的道路。这些日子，她需要一个感情上的指南针，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可靠的机器，引导她远离过往的痛苦。她的问题在于，现在她对于自己的感觉无法确信。在过去一年相继被她的情人和那些她信任的人出卖以后，她不再相信自己的直觉，怀疑他人的动机。
然而，令人吃惊的，最近她享受着和一个年轻单身男子的友情。她答应让这段关系自由发展，这也是因为至少这段时间，她可以不让他的名字出现在标题之上。对她来说，这段友情是一种启示，一种放心与人交往的尝试，也是她迈向两性关系的现实世界的第一步。
这是她在漫长的恢复道路上，最初几步的蹒跚前行，她将慢慢把那些阴影赶出她的生活，把过去一年感情上的那些疙瘩，那些伤害，那些羞辱，那些愤怒通通丢弃。
1998年11月一个温暖的夜晚，莫妮卡坐在霍姆比公园的运动场的秋千上轻轻晃着，这个公园在她洛杉矶公寓的附近，她和她的兄弟迈克尔小时候常常去那儿玩。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荡秋千，但是今晚是不一样的。月光下，她在秋千上轻轻摇着，讲述着她曾经的梦想，她梦想在24岁那年结婚，在30岁以前生一窝孩子。
秋千上的女孩（5）
无论有多少事业雄心，她的个人目标是完全传统的：找一个丈夫，生一群孩子。她会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母亲，当孩子懂事后，她会毫不尴尬地告诉他们她的故事，玛西娅·莱温斯基相信这点。莫妮卡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也会强调当别人背叛自己的时候，自己没有背叛任何人。
不过，莫妮卡的梦想还没实现，这个本质传统的中产阶级女孩在今天被迫躲在暗处，犹
如一个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逃亡者。她生存于一个失去人性的现代社会，一个噩梦中，而对于她来说，这就是现实。她的每个行动都会被监视，不是小报记者就是FBI，她的食物会被博学之人反复挑剔，她买的每件物品都会成为网络的报道文学的材料。
〖BFQ〗一切之上，还有斯塔尔的那张圆脸在折磨着她。他把她变成了一个牵线木偶，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一牵那条法律的线，她就不得不随着他的命令起舞。特别检察官那张冷漠的皮笑肉不笑的脸，几乎就是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的那个“大老哥”的翻版。小说中的情节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政府能够像搜查房子和电脑一样监控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莫妮卡和她的朋友们都知道那是真的。
1998年11月那天晚上，去公园荡秋千之前，莫妮卡在她公寓的电视屏幕上，又看到了那张让她既害怕又诅咒的脸。为了逃避他的目光，她像一个逃犯一样匆匆离开她的公寓，小心地避开那些“看守”——那些永远守在那儿的小报记者。她带上一个棒球帽作为伪装，飞快发动她那辆租来的小车，紧张地从后视镜里确认没有被摄影师跟踪。这样，在这个晚上9点，她终于暂时逃离了特别检察官和媒体的监视，可以像这样轻松地坐在秋千上，享受一下久违的自由，想想今后的道路。
这是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命运，一个想抹去过去寻找未来的小女人，一个亲切的，聪明有礼的女孩，能成为任何人的好姐妹，任何人的好女儿。她是自由土地上的囚犯，她的任何举动是公众的娱乐。而且，一切都将继续，直到有一天媒体马戏团向前进化。
后记 1999年后的美国与莱温斯基
1999年后的美国与莱温斯基（1）
我以为，我已经完成了本书的最后一章。可是，1999年1月22日，星期五的午夜，我又接到了莫妮卡·莱温斯基打来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恐惧，比我之前跟她的任何一次通话都显得更紧张，她软绵绵、似乎还没有变音的小女孩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恐。
她告诉我，斯塔尔已经弄到了一张法院强制令，命令她必须从洛杉矶飞回华盛顿，在那里，她需要接受共和党委员会的高官关于总统弹劾案的质询。假如她不能如期抵达华盛顿，
斯塔尔发誓将把她送进监狱。
在过去这几个月里，我已经对莱温斯基的声音相当熟悉，并且可以轻易从她的语调中猜测她的心情。当她谈起琳达·特里普时，她的声音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怒意；当她谈起总统时，她的声音充满深情；而当她说到了斯塔尔和他的手下时，她的声音则充满了胆怯与恐惧。要是让我将斯塔尔与莱温斯基进行一番比较，我会说，前者是一个被虐待的孩子在见到施虐者时，所做出的反应，而后者是一个被殴打的小动物在看到它的主人时，所流露出的本能害怕。
她说，“突然之间，弹劾的事情又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重重地砸在我的肩头。我很担心，我怕斯塔尔会觉得弹劾不成，就是因为我在作怪。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假如斯塔尔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会对我做出什么惩罚。”
自从1月初开始参议院审判以来，莫妮卡就一直试图不去理会审判的进度，她宁愿装作对总统正在经受的一切置之不理，这样，她觉得自己才能集中精神帮助自己疗伤。我们曾经讨论过，或许她会与贝蒂·库里、维农·乔丹和其他一些人一起作为证人被传唤，可是现在，别人命令她要独自受审。
在民主党看来，要求莱温斯基单独在参议院作证，其实已是共和党的最后一个伎俩。整整一个星期白宫律师团们都在反反复复谈论着莱温斯基和其他证人是否应该去作证，作证的利弊何在，所有人都在穷尽自己一生所学，展示着自己的睿智和口才，一些年轻律师从未见过这种阵仗，刚来白宫不久的切利尔·米尔斯就称赞克林顿法律团的主角查尔斯·拉夫，逢人便赞美拉夫律师的老谋深算。
在绝望中，控方要求斯塔尔找到联邦法官诺玛·霍洛维·约翰逊，由他下达一张紧急强制令，要求莫妮卡必须与他们合作，不过强制令上使用的字眼还算委婉，写的是莫妮卡应该“让人聆听到她的证词”。这个决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民主党和白宫律师团指责共和党委员会使用的方法非君子所为，声称他们之所以要将莫妮卡单独拎出来，强迫她作证，就是因为她之前已经被斯塔尔捉住了痛脚，因为不得不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合作。而其他人根本就没必要听从独立检察官的要求，比如乔丹，他就已经事先发出声明，除非参议院投票通过他成为证人的提案，否则他就不会出现在参议院审判上。
共和党委员会的检举人担心他们会输掉这场争夺证人的战争，于是莫妮卡成了他们最大的希望，斯塔尔一路紧逼莫妮卡，表示如果她不合作，立刻就会蹲班房。可是在参议院庄严的大厅里，他们却说着另一套和善的言语，他们表示正在友好的与莫妮卡谈话，他们说，之前大家都有些误解，好好谈谈，她就会理解他们，他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她想要表达的意愿。
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不仅莫妮卡被迫要交待一切，包括与案件无关的隐私，而且连她的家人和朋友也被殃及，他们不允许对外界说一句与莫妮卡有关的话。她的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说，“我们都感觉碰到了一块礁石。她本来就不应该再遭一次罪。虽然莫妮卡还是试图表现得很乐观，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对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次可怕的折磨。”莫妮卡的父亲莱温斯基医生，本来就已经患上了高血压，需要吃药维持血压稳定，在闻知这件事后，连常规的药物都无法让他的血压降到安全值，不得不住院观察。他说，“我觉得很难抑制我的怒火，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已经让天下人都明白了一件事情，莫妮卡真的很可怜，她已经成为一场邪恶的政治斗争中的人质。看到斯塔尔现在在这个国家掌握了如此大的权力，我们都感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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