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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有学问-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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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气，树立文公的威望。从军事学角度看，晋军后退可疲惫楚军，避开楚军的锐气。因此，晋文公“退避三舍”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举。楚军以为晋军后退是惧战的表现，一直追到城濮才驻扎下来。晋军已有了秦、齐两个军事大国的支持，可以说有备无患，又加之巧妙灵活的战术运用，先诱敌深入，分别击垮势力较弱的左右翼，迫使子玉的中军逃离战场，这样，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就以晋胜楚败而告终。
楚军失败后，子玉畏罪自杀。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没有人再能阻碍我了！”从此，晋文公的霸主地位确立。
纵观晋国由乱到治的过程，确是引人深思的。重耳两次迫不得已的以退为进，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正确选择。晋国长期的混乱，给晋文公的上台、称霸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而晋文公及其随从十九年的磨练，也为创造霸业准备了良好的主观条件，所以，晋文公称霸并非偶然的现象，是各方面因素积累的结果。
再者，中国一向推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处世方式。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如果硬去蛮干，那只能变成一个莽汉，结果也只能是自讨苦吃。如果能够尊重客观事实，采取战略上的让步，取得喘息、休整、积蓄力量的机会，往往能够收到极好的效果。当然，“以柔克刚”的目的是“克”，而不是一味地“柔”，“以退为进”的目的是“进”而不是一味地“退”，如果只讲“柔”和“退”，那就变成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了。
重耳在流浪中始终窥伺时机，以求一逞，在城濮之战中以后退的方式鼓励了士兵，懈怠了敌军，都是为了“克”和“进”，是很高明的致胜之道。正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霸业已逝，雄才也早已作古，但其以退为进的策略却并未随之而去，在现实中还在被广泛地运用着。
6孟尝君的政治经营术
“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中国传统军事学上的术语，依靠这种方法，有时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只是这种自绝退路的战术只能在一定情况下使用，如果每战皆用，那就必然是自蹈死地而呜呼哀哉！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营术上，则绝对没有“背水一战”、“置之死地”的习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置之死地而后死”，绝无生路。相反，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们往往是未思成、先虑败，未见进攻、先看退路，真所谓瞻前而顾后，一步三回头。
何以会如此？个中原因极其复杂，但撮其要者，也无非是君主集权制的“家天下”造成的。国家、天下是皇帝家的，大臣、将军也无非是皇帝家的管家和护院的兵丁。如果你的功劳太大，以至于皇帝无法酬谢你，皇帝就必然会找个借口除掉你，这就是所谓的功高盖主；如果你的权力太大，皇帝管不了你，那就更加危险，轻则一人贬官杀头，重则全家全族完蛋，这就是所谓的权大压主；如果你的才能太过突出，把皇帝比了下去，又不懂谦逊退让之道，使皇帝见了你就自我感觉不良好，那你就长久不了，迟早会被寻个由头贬官，只是这类情况的结果比上两类都好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才大欺主。功高盖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道理却很简单，你有了这“三大忌”，皇帝总不会把他的家让给你，所以你就危险了。因此，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们在看清了这一点之后，就不那么勇往直前了，而是要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只是留后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是激流勇退、功成身退，或管仲
是激流勇进、以进为退，不一而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后路留得越好、越巧妙的政治家，往往官做得越大、越稳。这看似滑稽，其实大有深意。
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匡时济世之略的管仲，总算得遇齐桓公这样一位千载难逢的明主，得以大展雄才。只是有一点，他未把内政权、外交权尤其是军权集于一身，因此得以善终，否则，别说不能施行改革、帮助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恐怕很早就身首异处了。其实，齐桓公也不傻，历史记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齐桓公对管仲极为信赖，有一天，他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我想立管仲为我的仲父，不知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现在来表决一下，同意我立管仲为仲父的人进门以后往左走，不同意的人进门以后往右走。”他说完以后，群臣各分左右，入门后站定，唯有东郭牙既不往左走，也不往右走，竟然站在门的正当中。桓公感到很奇怪，问东郭牙说：“我要立管仲为仲父，同意的人往左走，不同意的人往右走，您为什么立在中间呢？难道先生没有听见吗？”东郭牙说：“以管仲的才能可以谋划天下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又问：“以管仲的决断能干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说：“那好，管仲的智谋足以谋划天下大事，管仲的决断足以干大事情，您现在又要把国家的大权交给他，如果他用自己的智谋才能，凭借着您的威势，来治理齐国，请问，您的政权能不危险吗？”齐桓公听后悚然一惊，对东郭牙说：“您的意见很有道理。”于是，就不再立管仲为仲父，也不把所有的大权交给他，而是让隰朋治理内政，让管仲治理外交，使他们分权并立。
在战国时期，最善于为自己找退路的人，莫过于齐国的相国田文，即孟尝君；最善于为主人谋划退路的人，莫过于孟尝君的门客冯谖。
在战国时期，争相收养门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各种有才能或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往往投奔一个著名的当权贵族，寄食于他的门下。这些收养门客的人就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巩固自己的势力，在有急难的时候，也往往靠这些门客助一臂之力。这些门客，确实也在不同的情况下发挥过各种出人意料的作用。这一当权贵族“养士”的现象，至今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战国时期，“养士”最为有名的是所谓的“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和赵国的平原君。他们所养“食客”之多，有时竟达三千之众，孟尝君就曾号称自己门下有“食客三千”。他的门下有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之徒无所不备。他对待门客也是视如兄弟，坦诚布公，因此，门客们对他十分忠诚。
一次，孟尝君在自己的封地薛和门客们一起吃饭，由于门下食客太多，收的租税入不敷山，吃的饭也就不是那么精细了。吃饭的时候由于灯光太暗，又有柱子挡着，一个门客见孟尝君吃得挺香，看看自己碗里的饭则粗糙得很，以为君上把好东西留给自己吃，于是发怒道：“我们以为君上是天下最贤能的人，没想到连吃饭都不平等，我们还是走吧！”说着就放下饭碗离席要走。孟尝君把自己的饭碗端过去给他看，原来完全一样。那位门客十分惭愧，就拔剑自杀了。从此，孟尝君的名声更大了，天下贤士也归之如流。孟尝君在与门客谈话了解情况的时候，往往在幕后安排记录人员，每当孟尝君谈到门客的家庭情况时，记录人员就记录下来，事后就派人给门客的亲属送去很多礼品。由于孟尝君能够招揽人心，门客无论贵贱他都能使之与自己在吃穿用度上一样平等，因此，“能倾天下之士”。
孟尝君的名气越来越大，连秦王都感到既羡慕又害怕。一天，秦王同大夫向寿议论起这件事，希望能让孟尝君到秦国来。向寿说：“这并不难，如果您能让自己的子弟到齐国去做抵押，孟尝君是不会不来的。您如果能拜孟尝君做秦国士的崛起
殷商时期，士为贵族的最低阶层，春秋末期以来，士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通称，诸侯高官争相养士，士的作用日益重要，大有得一士而得天下，失一士而失天下的态势。
的丞相，齐国肯定也会拜您的子弟做丞相，那时候，秦、齐联合，就容易收伏诸侯了。”秦昭襄王听了向寿的话，就让自己的弟弟泾阳君去齐国，谁知泾阳君和孟尝君相见恨晚，两人没有几天就成了好朋友。当时孟尝君就要到秦国去，门客多以乃秦为虎狼之国，不可轻易陷身，孟尝君不听劝告，决意要去。后来苏秦从外边回来，告诉孟尝君说：“今天早上我从外边回来，听见有土偶人和木偶人在争吵。木偶人对土偶人说，‘天下雨，你就会被浸坍，成为一堆烂泥。’土偶人对木偶人说，‘我本来就是土做成的，回到土里就是回到了老家，可你是木头做成的，一旦下雨，你就会随水漂流，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秦国是虎狼之国，您却要去，如果回不来，岂不成了被土偶人所笑话的木偶人了吗？”
孟尝君听了，悚然一惊，才未成行。但不久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即位，因新君十分害怕秦国，就不断督促孟尝君，孟尝君终于来到了秦国。就在同时，齐王认为既然真心同秦王交好就不必扣留人质了，竟将泾阳君送回了秦国。
孟尝君到了秦国，受到了秦王的隆重欢迎，孟尝君也送一件贵重的银狐皮袍子给秦王作为礼物。秦王准备拜孟尝君做丞相，却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樗里疾说：“孟尝君是齐国贵族，当丞相后必定替齐国打算，他手下人又多，他声望又高，如果当权，秦国不就很危险了吗？”秦王无奈，想把他送回去，又担心他了解了很多秦国情况，对秦国不利。如果杀掉他，又不合适，就把他软禁起来了。孟尝君与泾阳君交好，就请他想办法。泾阳君为了将来登上君位，想结纳各国的势力，也不敢怠慢孟尝君。他找到了秦王最宠爱的妃子燕姬，求她劝秦王放了孟尝君。燕姬自见了孟尝君送给秦王的那件银狐袍子以后，十分眼馋，她要求以银狐袍子做谢礼。袍子只有一件，孟尝君无计可施。他的门客中有一个善学狗吠，亦善穿墙偷盗，于是挺身而出，请求前去完成盗袍使命。他先同库守交好，弄明库中情况，然后挖掘洞穴，准备钻进库中，在挖洞时弄出声音，他就学狗叫掩饰过去，终于盗得袍子，送给了燕姬。在燕姬的一再催劝下，秦王终于同意了放孟尝君回国。孟尝君一行人如“漏网之鱼”，逃命般往函谷关跑，深怕秦王改变了主意追来。等到关口时，不过半夜，关门只有鸡叫才打开。于是，门客中有一善学鸡鸣的人学起鸡叫，引得关内外的鸡大叫起来。守关的官吏以为天明了，就开了关门。门客中还有会挖改文书的，就变换了文书上的姓名，交上过关文书，一起逃出关去。
秦王果然后悔了，立即派兵追向函谷关。追兵到了关口，见关口已开，就查看过关文书，文书中并无孟尝君等人。追兵以为他们尚未到达，就耐心地等起来。等他们弄清了这些情况，孟尝君等人早已出了秦国国界，再也无法追上了。这就是著名的“鸡鸣狗盗”的故事。
孟尝君逃回齐国，齐王非常高兴，拜他为相国。孟尝君一当权，门客也越来越多，实在养不起了，就不得不分为三等。一等门客吃饭有鱼肉，出门有车马；二等门客吃饭有鱼肉，但出门无车马；三等门客只吃粗茶淡饭而已。在三等门客中，有一个叫冯谖的人，刚来几天，就敲着剑鞘唱道：“我的长剑啊，回去吧，咱们吃饭没有鱼肉哇！”孟尝君知道了，就升他做二等门客。没过几天，他又敲着长剑唱了起来：“长剑啊，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马哇！”孟尝君知道了，就把他升做一等门客。这回以为不再唱了吧，谁知道没过几天，总管又向孟尝君报告说：“冯谖又唱了，说是家中老母无人养活。”孟尝君就派人把他的老母亲安顿好，从这以后，冯谖就不再击剑唱歌了。
不久，孟尝君要找人去薛地收债，就想起了冯谖。他把冯谖叫来说：“先生会些什么呢？”冯谖知他要收债，就回答说：“只会算算账。”孟尝君淡淡地说：“那先生就替我去薛地收一下账吧。”冯谖问道：“收账回来买些什么呢？”孟尝君不耐烦地说：“先生看家里缺什么就买点什么吧！”孟尝君的三千食客都是靠薛地的租税来养活的，所以百姓的负担很重。冯谖到了那里，欠债的百姓都不敢来见，他就买了大量酒肉，真诚招待，把债户们都找了来。他把债券收集上来，查问清楚后，把能够偿还和不能偿还的债券分成两堆，然后对大家说：“君上爱民如子，哪里是想借高利贷给你们，无非是想借此来帮助你们罢了。他这次派我来，就是专门看望大家的。有能力还债的，就慢慢地还；无力偿还的，现在就把债券烧了，永远不用再还了。”说着，就把收来的那些债券烧掉了。薛地的百姓感动得流泪不已，从此一心一意地拥戴孟尝君。
孟尝君看到冯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就有些讥讽地问他：“先生替我买来了什么呢？”冯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您让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看家里什么都不缺，只缺少‘义’，我就替您把‘义’买回来了。”接着向孟尝君报告了“市义”的经过，并解释说：“那些能还债的自然会还，那些不能还债的逼死他们也还不了，只会把他们逼跑，那又何必呢？”孟尝君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孟尝君的名声越来越大，秦王十分气恼，他就派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天下只知有孟尝君，不知有齐王，孟尝君不久就要当国君了。”他还利用楚怀王死的事和楚国联络，造谣说孟尝君一旦即位必先攻打楚国，于是楚国也到处说孟尝君的坏话。齐王很昏庸，听了这些谣言就起了疑心，解除了孟尝君的相国职务。
正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孟尝君得势时，真是门庭若市，现在倒运，那就门可罗雀了。只有冯谖还和他形影不离，替他赶车到薛地去，百姓一听孟尝君来了，都提着食物，带着菜肴酒水夹道欢迎。孟尝君感动地说：“这都是先生买来的情义呀！我总算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了！”
冯谖则回答道：“这算不了什么，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您现在才有一个安身的地方，还远远不够。请您给我一辆马车，我去秦国走一趟，让秦王重用您，到了那时，您的封地薛城，齐国的都城临淄，秦国的都城咸阳都会是您安身的地方。”
冯谖来到咸阳，对秦王说：“如今天下有才能的人，不是投奔齐国就是投奔秦国，哪个国家得到的人才多，哪个国家就强大。可见，现在的天下，不是齐国得到，就是秦国得到。齐国所以能有今天，还不是全仗着孟尝君礼贤下士，治国有方吗？如今齐王听信谣言，嫉贤妒能，气量狭小，竟然免了孟尝君的相国之职。您若能趁他怨恨齐王的时候，把他请到秦国来，好好地以礼相待，让他为秦国效力，还怕齐国不归附吗？您如果犹豫不决，齐王一旦反悔，重新起用孟尝君，您也就悔之晚矣。”
秦王正在到处网罗人才，听冯谖这么一说，就愿意去请孟尝君来。这时樗里疾已死，无人反对任用孟尝君，于是，他就派遣使者，带了十辆车马、百斤黄金，用迎接丞相的仪式去迎接他。
冯谖一看计谋奏效，立即返回齐国，来不及报告孟尝君，就直奔临淄求见齐王，他对齐王说：“人才是齐、秦两国争霸的关键，谁得到了人才，谁就可以称雄天下，据有诸侯。我在来临淄的路上听说秦王已秘密派人带十辆车马、百斤黄金来迎孟尝君去秦国当丞相，如果真的是这样，齐国岂不是很危险了吗？”齐王一听十分着急，忙问冯谖该怎么办，冯谖说：“大王如能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位，再多赏田地财物，孟尝君一定会感激您，就不愿再去秦国了。即使秦国想来接，总不能硬抢人家的相国吧？大王如果迟疑不决，就怕来不及了。”齐王还有些不太相信，就派人前去打听。恰巧秦国的车马迎面而来，那被派去的人连夜赶回临淄，向齐王报告。齐王一听是真的，可着了慌，立刻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务，又多赏了一千户的土地，并马上接他来都城居住。秦王的使者到达薛城，恰好齐王的命令也到了，他们不好硬抢，只怪自己来晚了一步！至此，孟尝君的政治“三窟”已营造完毕，可以高枕无忧了。齐国不要了，可以去秦国，秦国不要了，最不济也可到薛城去独善其身。真是抢着的瓜甜，分着的饭香，秦王这一抢，可就奠定了孟尝君在齐国的稳固地位。至于孟尝君到底有多大的能力，能为国家出多少力，倒在其次，关键是使齐王看清了孟尝君不是想当国君，否则，他愿去秦国干什么呢？既然齐王消除了这点疑虑，孟尝君在政治旅途上潜在的危险也就没有了。因此，他的官也就越做越稳当，并成为善于使用人才的典型。
其实，孟尝君无非是为了保住他在齐国的位置，真让他到秦国去，他未必愿意，“反认他乡做故乡”，总是无法让人从心里接受，况且他也不会最终赢得秦人的信任。孟尝君在这套“狡兔三窟”的政治运营术中，最妙的当然不是他经营了“三窟”，而是他借秦人的反激使自己重掌相权，并越来越牢固。如果仅仅是为自己预备好了一处位置或是一条退路，那就仅属下乘的权谋了。军事战术上的“背水一战”与政治权术上的“退路千条”形成了截然相反的鲜明对照，反衬出了军事作战以勇胜、政治经营以谋胜的不同特点。有勇无谋的匹夫只能是一个战士，而有谋无勇的智士却往往可以成为所谓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奇特而又自然的现象似乎在表明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的政治似乎只是权谋之术的副产品，而不是各种政治观点、政治力量和施政方针的显现。如果真是这样，哪怕具有这样的成分，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不是就显得太卑微、太轻浮了呢？
7“仁者”的忍术
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立国久远，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所以每朝每代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说所谓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就够一个聪明的读书人来读一辈子的了。举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治人的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舌。
其中固然不乏成功的历史经验，但中国人把虚伪二字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妙到毫巅，不知能否算到成功的历史经验之列。不过，虚伪之术确实帮了统治者不少忙，为他们沽名钓誉、巩固权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君王敢公然扯起反对仁义道德、崇尚虚伪奸诈的大旗，连被称为“奸雄”的曹操，也未敢贸然做皇帝，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他还是惧怕道德和正统舆论的力量。然而，统治者们却又不得不为自己的利益经常干一些道德败坏、残忍无情的事，于是，虚伪就成了他们的法宝，他们既不择手段地达到了目的，又树立了无可非议的道德形象。
大概最早能够成功运用虚伪之术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春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郑伯克段于鄢”，极其明确地定了这件事在社会伦理方面的性质。郑伯，是指郑庄公；段是指郑庄公的胞弟共叔段；鄢是地名。在这句话里，最有学问的用字是“克”，本来君主杀臣下，用“征”、“伐”、“讨”、“诛”等字均可，唯有这“克”字，既表现了平等对敌，又表现出高明的手段。郑庄公本可光明正大地讨伐他的弟弟，但他却阴设陷阱，沽名钓誉，其阴毒虚伪因一“克”字而跃然纸上。《春秋》一书往往在记载历史事实的时候暗寓褒贬，在不露声色中给予褒扬和抨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不过，在春秋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传统的道德也遭到了践踏，即所谓的“礼崩乐坏”。《春秋》作者创“春秋笔法”，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也可见其用心的良苦。必须指出的是，“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历史事件，也是《左传》中最为著名的篇章之一，由于《左传》细致传神的记载，这一历史事件就变得更加著名起来了。
郑庄公就是为幽王抵抗犬戎战死的大将郑伯友的孙子，是带兵为父报仇、打退犬戎的郑武公掘突的儿子，可以说，庄公的爷爷和爸爸对周天王都有很大的功劳。郑庄公共兄弟俩，自己的名字叫寤生，弟弟的名字叫段。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使母亲姜氏受惊，从此就不喜欢寤生，而段则长得一表人才，人也聪明，所以姜氏非常喜欢他。姜氏不断地在丈夫郑武公面前夸奖小儿子，希望将来把王位传给他。这样，寤生和母亲之间就有了隔阂。不过郑武公还算明白，没有同意姜氏的请求，最后还是把王位传给大儿子，寤生即位，就是郑庄公，并接替父亲的职位，在周朝当了卿士。
姜氏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没有当上国君，心里很不舒服，就去为段要封地。姜氏很有心计，要求庄公把“制”这座城封给段。庄公告诉姜氏，“制”是郑国最为险要的城池，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虢国的国君就死在那里，况且父亲说过，“制”这个地方谁也不能封。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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