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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有学问-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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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仲说：“太史只怕写的历史不真实，不怕杀头。”崔杼又把太史仲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来了，他仍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照实书写，又被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他照样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写完后对崔杼说：“你越杀人，就越发显得你残暴。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变不了事实。”说完，伸长了脖子等死。
崔杼实在杀得手软了，叹一口气说：“我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没办法才担起了这份罪名，后人会理解我的。”说完，竟让太史季回去了。
太史季抱着写好的竹简回家去，路上碰见南史氏抱着竹简迎上来。南史氏说：“我以为你也会被杀掉，所以接替你来了。”太史季把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
明目张胆地抵制上司固然“该死”，一心为皇上效力该不该死呢？如果效力无方，事君乏术，照样“该死”。汉朝文帝、景帝时期的周亚夫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善于揣摩皇上及皇亲贵戚的心意，终于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在此之前三年，他就已是河内郡守了。在河内郡守任上，他文武兼任，担任掌管民政与军事的最高长官，任期间，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作为个人，他也取得了治理军政事务的很多经验。
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匈奴骑兵十四万侵入朝那、肖关，杀死北地郡尉，一直到达甘肃省镇原东南地区，匈奴骑兵的侦察员则一直深入到离汉朝都城长安只有二三百里地的地方，使汉朝朝野上下大为震惊。
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一方面用安抚措施，准备同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这样，周亚夫就被从河内调至关中，担任守卫长安的重要任务。但周亚夫真正成为一位著名的将军，则是从驻军细柳时开始的。
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分两路入侵，前锋直逼太原郡，当时是“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为了阻止匈奴继续南下，文帝让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守狐口；以苏意为将军，驻守句注；以张武为将军，驻守北地。同时，还在长安的东、西、北三面驻有重兵，以防匈奴突袭长安。当时长安的军事布署是：祝兹侯徐厉驻守棘门；宗正刘礼驻守霸上，以周亚夫为将屯兵细柳。
汉文帝是一位节俭谨慎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到西军和北军去视察，所到之处，无不倾营出动，候迎天子。文帝看到这种情景，深为忧虑，真不知一旦匈奴袭来，他们如何对敌。但到了周亚夫军中，情况则完全不同了。
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兹摘译大意如下：
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车驾直接驰进宫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等到了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刃、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无法，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牵着马缰绳慢慢地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从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
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其实，文帝虽然知道周亚夫是为国为君，但也隐隐觉得他做得过分，觉得皇帝的尊严受到了损伤，自己的虚荣心多少受了一点刺激。他可能会重用周亚夫，但他不会喜欢周亚夫，这一点是肯定的。
多亏汉文帝是一代名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满，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出来，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创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也不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
周亚夫也确实不负景帝之望，出兵之后，屡破敌计，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他们失败后，其余五国也在汉将的进击之下节节败退，没用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平定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
汉景帝像
汉景帝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减租轻赋，宽刑缓政，终于迎来了“文景之治”。
汉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入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恐怕就埋下了祸根。
梁王刘武所以恨周亚夫，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周亚夫戎装像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就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了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汉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美人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手里，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美人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美人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往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最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为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
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
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惶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就想发火，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冠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
“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不反地上，亦反地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判词。
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传统的中国，最不讲理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是社会的最下层，只认钱不认理，有钱就有理。宫廷是社会的最上层，谁也管不了，有权就有理。因而，妓院和宫廷又是最没有道理的地方。妓院里的昏天黑地，宫廷里的黑白颠倒，实在是一模一样。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国与君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作一体，把国看作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己私欲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大倒其霉。高调唱得好听，其实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私欲合理化而已。如果真是君、国等同，那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改朝换代了。
8自古文人多强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哪类人最有骨气呢？请翻开历史认真地查一查，如果你能伸开舌头说话，那么，脖子最硬的，恐怕还应算是文人。
可是，在我们的观念中，文人是个什么“德性”呢？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只会做些无病的呻吟；而且满口酸臭迂腐的废话，只能死背书本，白糟蹋劳动人员用血汗换来的粮食，一点实用之学也没有；这还算好的，那些高等文人，往往自命清高，指指划划，或是装出多情种子的模样，弄出令人作呕的造作之态，更有甚者，摇着鹅毛扇，替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充当狗头军师的角色，公然与劳动人民为敌！
呜呼！中国文人的名声在我们这里才算糟到了极点。即使在元朝的蒙古人那里，文人也还享有“九儒十丐”的地位，没像今天这样卑劣下贱！
当然，这并不完全怪我们当代人，这主要是由近代以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批判和政治运动造成的。在那些批判家们看来，文人是劳动人民的天然公敌，是生来就与劳动人民作对的一类人，而且是天生的软骨头，在所谓的新时代，尤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就应当把他们打翻在地，踏上一千只脚，让他们遗臭万年。
可是，那些批判家们忘了，他们自己是否也是文人呢？是否至少也有一些文人的血统呢？不过应当看到，人在昧却天良的时候是无法同他们讲道理的。
今人造就的“脑体倒挂”一词真是极有意味，头在下面，脚在上面，用脑袋来走路，用脚去思考问题，这是否也在无意之中反映了某些人的潜意识呢？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道德沦丧，才有了今天的世风日下，这就是报应。
你把优良的人格榜样批光了，把一切神圣美好的东西都踩在脚下，人们失去了人格修养上的内驱力，用空洞的口号硬塞给人们的灵魂标签又始终无法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势下，社会风气如不江河日下，那才叫伤天害理！
是该正确认识古代文人的时候了！
古代的文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缺陷，或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做了许多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每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奋起抗争，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也往往是他们奋起拯救。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文人，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没有中华民族。
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认识，而不是指哪一个“大儒”、“小儒”或是作家诗人，至于部分品格低下的“小人儒”，不足以改变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特点。
正直强硬和敢为天下先，恐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传统特点。
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丧夫守节，刘秀特别爱怜她，赏赐她很多财物，对她也特别宽容，因此，湖阳公主养了许多家奴，常有横行不法的事出现。一次，湖阳公主的一个老奴竟然白天杀人，犯罪后逃到湖阳公主的家里躲了起来，地方官不敢到公主家里捕人，以致成为悬案。
洛阳令董宣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一时也无法抓到那个犯人，他总不能跑到公主的家里去抓人吧。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笨办法，一直守在湖阳公主的家门外，等候那杀人的老奴出来。
果然，过了些日子，那老奴替湖阳公主驾车，得意洋洋地随公主出来闲逛。董宣立刻上前截住公主的车马，不让前行，并要公主交出杀人凶犯。湖阳公主怒叱董宣，董宣毫不畏惧，拔出佩剑，划地有声，说公主藏匿罪犯，按律当受连坐。董宣责令那杀人的老奴下车，老奴无奈，只得下车谢罪。没想到董宣恐怕他走脱，再难抓获，当即劈死了他，然后向公主请行。
公主见老奴已死，争执也已无用，便气冲冲地驰回宫中，向刘秀哭诉了一番。
刘秀果然大怒，立即宣召董宣进宫，责备他冲撞了公主，让左右的执法人员用木棍处罚董宣。董宣向刘秀叩头说：“愿陛下容我说一句话，然后处死。”刘秀怒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汉朝，却让湖阳公主纵家奴杀人，陛下何以治天下呢？我不需要您用棍棒相加，让我自杀好了！”说完，以头撞柱，血流满面。刘秀觉得董宣说得也有道理，便让小黄门扶住董宣，不让他再撞，然后让他向公主叩头谢罪了事。
但董宣认为自己没有罪过，不肯谢罪，刘秀就让小黄门揪住董宣的头硬往下按。董宣两只手撑在地上，始终不肯叩头谢罪。湖阳公主见此情景，对刘秀说：“你为布衣平民的时候，家里藏了罪犯，官吏都不敢去搜捕，现在当了天子，难道连一个洛阳令都管不了吗？”刘秀笑着说：“天子和平民不一样。”刘秀见董宣始终不肯就范，也觉无法，只好对董宣说：“你的脖子可真硬啊！强项令出去吧！”董宣终于没有输给刘秀。后来，刘秀还赏赐了他。从此，“强项令”的美名就不胫而走，董宣因此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东汉时期发生了两次宦官伙同皇帝迫害正直官吏尤其是官僚文人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在这两次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官僚文人的表现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汉桓帝依靠五个宦官把专权二十余年的大将军梁冀除掉了。梁冀是外戚，二十年独掌大权，朝野上下遍布他的耳目，连皇帝的一举一动他都很清楚，因此，桓帝要想除掉梁冀，只能靠身边最贴近的人，所以这些宦官立了大功。不过，前门送走了专权的外戚，后门又迎来了专权的宦官，整个东汉就是在这种非外戚即宦官专权或是外戚宦官俱操实权的不正常状态下走完其痛苦历程的。
桓帝封除梁冀有功的五个宦官为“五侯”。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县瑗为东武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左倌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三千户。这五人同日封侯，立即大权尽揽，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后人也倍加重视，唐朝诗人韩翃的《寒食》写道：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他们的亲朋也纷纷升官。这些人独霸一方，为非作歹，多是强盗行径，其生活骄奢淫逸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铺上贵重的地毯，披着华贵的衣服，狗也戴上金银首饰。太监们纷纷娶妻，有的甚至三妻四妾，收拜干儿，弄得乌烟瘴气。他们外出竟敢僭用皇帝的仪仗，后面跟着豪仆马队，肆无忌惮。至于朝政，更为他们所把持，弄得小人趋进，贤士隐退，政治一片腐败混乱。
在梁冀当权的时候，官僚文人就没有间断同梁冀的斗争，以至李固、杜乔被杀；梁冀既除，官僚文人集团决没有加入到宦官一边来，而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开始了同宦官集团经久不懈的斗争。
在初期的斗争中，以李膺为代表。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性高傲，不喜与人交往。但他很有学问，为人又刚正不阿，在社会上名气很大，极受人们的推重，一般的士人很难受到他的接见，如有人能蒙宠与他会谈，立刻就会身价百倍，所以，当时的人把李膺的家门比作“龙门”，把士人跨进李膺的家门叫做“鲤鱼跃龙门”。荀椒是李膺的好友，荀椒的第六个儿子荀爽因为有父亲的引荐经常见到李膺。一次，他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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