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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球-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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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呢！
其次，还有一个同样奇妙的效果。施特劳斯加强了与那个他认识的家伙的关系，却甚至连话都没有对他说一句，施特劳斯以前很可能见过他一次，并且可能连他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那个家伙就是汤姆·多尼隆。这位在几次民主党总统竞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人，有一次凌晨四点半在家中被施特劳斯的电话叫醒：“快从被窝里滚出来，你这个狗娘养的小左派分子。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在电视里出现了，是在那个叫《今天》的节目里。”
对多尼隆来说，这种粗暴无理的起床号是“施特劳斯做过的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事情”。被施特劳斯这样重要的大人物请求出谋划策，这比什么好听的话都管用。“人们，”多尼隆分析道，“最需要的就是被当作人对待。”这套澡堂语言就是施特劳斯用来和那些难对付的有钱人——偶尔还有初出道的青年——打交道的特有方式，他让他们感到，他们不只是他队伍里的一分子，而且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臭小子。
华盛顿州的沃伦·G·马格努森是参议院历史上举止最粗鲁的人之一。他的竞选口号“他和那些大小子们对着干”，就充分地说明了他这个人。不过，也正是这个叼着烟斗的、粗暴的马格努森，在与一批臭小子玩了一整夜的牌以后，告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如何用一张支票来支付总统所输的钱：装模作样掏出支票签上名字，相信没有那位赢家会去兑现。确实，为了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马格努森从来不去兑现。
当然，老小子们拉关系的这套伎俩，迄今还不能被女性和少数民族群体所接受。偏见的壁垒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可能还像在商业领域一样森严。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使得这些群体的人与别人发展关系特别困难，尽管如此，这一法则还是同样适用——开口向别人求助，永远要比坐等别人施舍高明。
在卡特总统1980年竞选连任的那场令人痛心的选战中，每天早晨八点他的助手们都会在竞选总部举行一次例会——竞选总部设在华盛顿K大街上一座破旧不堪的楼房里。在一张廉价的折叠桌边和几把同样廉价的折叠椅上，围坐着竞选活动的总指挥汉密尔顿·乔丹，来自工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几位工作人员，还有副总统办公室的一名代表，以及总统的撰稿人。
在这些天天到场的人中间，有一位刚当选的女议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样的人，尤其是来自日趋衰落的乡镇选区的人，应该是很忙的：在国会谋个好位置，了解华盛顿的内幕，还要防止后院起火，提防选区里出现挑战者，等等。所以，她每天上午都来参与这种繁重的、没有报酬的额外任务，就显得十分不同寻常了。
1981年，当我转到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工作时，我才开始注意到，这个两年前才当选的女众议员，同样出现在所有涉及到民主党全国性事务的场合：每次有新的职位空缺，比如众议院的民主党高层会议需要补充秘书，或者议长需要有人代替他出席民主党全国会议，都是这位女士默默地去争取，并干净利落地完成任务。她就是——杰拉尔丁·A·费拉罗。
1984年，她参加了副总统候选人的角逐战，不管最终由于什么问题她没有如愿以偿，但她确实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赢得了那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来为自己谋求一个位子。她之所以能一次次进入核心政治的圈子，不外乎一条简单的秘诀：她要求；她接受；她成了硬球高手。
费拉罗女士在民主党内极其有名，因为无论讨论党的什么重大问题，或者领导人的人选，都会有她在场。当有的议员指责她太突出自己的时候，蒂普·奥尼尔议长总是用他的方式一边打着响指，一边说：“不错，她是总在突出自己，——不过我们这一行就需要这个。”
1984年，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威廉·H·格雷三世，打出了漂亮的一击政治硬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众议院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黑人。在他之前，很多年来黑人议员只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域担任要职，比如民权、非洲事务、教育以及福利，等等。至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及外交政策这些主要领域的领导职务，他们从来没有人竞争过。这一格局最终被格雷打破了，他凭借出色的竞选策略而成了权势显赫的预算委员会的主席。他找到向来以立场最保守而著称的南部议员，令人信服地向他们表明了自己获胜的决心，以及请他们给与积极而公开支持的愿望。
在一个充斥着如此顽固的偏见的世界，许多机遇之门依然是对外关闭的，然而，杰拉尔丁·费拉罗和威廉·格雷却有勇气敲门，向世人证明并非每一扇门都是闩着的。他们让另外一些人成为手下败将。他们向我们证明了：在权力的争夺战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要敢于向别人提出要求。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天晚上坐在国会山众议长办公室密室里时的情景，当时参议员鲍勃·多尔，一位在二战中失去右臂功能的人，他拿着杯子，对着咖啡壶，回过头问我是否能帮他转一下壶柄。作为政治上的对手，多尔显然是一个爱耍手腕、操纵他人的家伙。然而，每次我一想起他毫无异心地开口向我求助，就会情不自禁地对他产生一丝好感。
我还记得一次类似的经历，不过角色恰好倒了个个儿。我年轻的时候曾作为维和部队志愿人员去过斯威士兰的乡村，来往于一个个零售店之间，向人们提供一些记帐和经营方面的建议。其中有一位小店的店主，每次都不忘给我一杯热饮，因为那里气候炎热，却又没有冰箱。由于这个简单的行动，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更紧密的关系。研究原始部落文化的专家很久以前就发现，在这些文化中，接受帮助和给予帮助是同样重要的行为。任何关系都不是靠一方来维持的。在南部非洲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我无意之中恪守了一条如马基雅弗利般冷酷、又如富兰克林般友善的法则：“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就请他帮一个忙。”
第四部分 “与带你来的人共舞”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忠诚党员。我不知道我现在属于什么党派，但我是为政党而生的。
休伊·“月鱼”·朗
当乔治·布什1988年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时，他作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承诺。那就是，如果民主党在国会中的领导人向他要求大幅度增加政府税收时，他会干净利落地一口拒绝；如果他们再度要求，他会再度回绝。最终表决心的时刻来了。“看着我的嘴唇，”他指着自己的嘴，发誓自己一定会说，“不……新的……税收……没门！”
后来的事实证明，1990年的形势发展完全符合布什出色的预言。民主党的领袖跑到他面前，态度强硬地要求他或者增加政府税收，或者等着看好戏。他进行了抵制。然而，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财政危机的巨大压力下，他最终屈服了。他同意了一个包括更高的政府税收在内的一揽子财政预算计划。在那些保守的共和党人看来，他的行为不啻于背信弃义…他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得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而在登上总统宝座后的统治风格则变成了巴尼·法伊夫。
任何老谋深算的政治家都知道进行这样的背叛所要付出的代价。它不仅仅会危及你一对一的个人关系，更重要的是，会使得你丧失信誉，声名扫地。对于职业政治家来说，忠诚就如同道德操守一样，是影响他们职业生涯的至关重要的品质之一。想想看，谁会信任一个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人呢？
在白宫适用的道理在其他地方同样是金科玉律。
1981年，在北费城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国会议员选举，以便更换一个卷入“阿布斯卡蒙”丑闻的现任议员。最终的赢家是约瑟夫·F·史密斯，一位真正的政界老兵，他先是在地方小镇的政府机构中工作，耐心地等待机会，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最终成为光芒四射的国会议员。
在国会山会议厅的宣誓就职仪式举行之前，我站在众议长的座椅旁，简要地向蒂普·奥尼尔介绍即将上任的议员的生平履历。只有一点在我看来是有着实质性意义的。我告诉议长，这位从宾夕法尼亚州来的新议员曾经长期担任奥尼尔的旧同僚即众议员威廉·“掘地者” ·伯恩的亲密助手，后者在10年以前同样是代表费城地区的议员。
封建传统确实根深蒂固。伯恩本人是接替他的父亲为这一地区服务的，他先是担任他们家族的丧葬公司的董事长…伯恩过去经常在议员休息室里拿那个公司友善的经营宗旨开玩笑，那就是“我们会让你在地底下安息的”后来又接替了父亲在国会的议席。议长问我“掘地者”现在是否仍然健在。我告诉他伯恩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当议长和从北费城来的新议员面对面地交谈时，只有那些久经风雨的政坛老手才能破译其中复杂而微秒的信息。
议长：“呃……掘地者怎么样了？”
史密斯众议员：“噢，他已经在两年前过世了。”
议长：“是的，我听说了。”
对那些漫不经心的听众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文不对题的无聊谈话。然而，在那些熟谙阅历丰富的政治家的基本礼节的耳朵听起来，蒂普·奥尼尔并不是在询问一个死者的健康状况。他是在向另一个人打招呼。“掘地者怎么样了？”这句话后面隐藏着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你的忠诚。”
在局外人看来，政治舞台似乎是一个凶险无比、残酷无情的场所。那些对权力孜孜以求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会气势汹汹地质疑竞争对手的动机以及是否具备爱国精神，甚至不惜在他的私人道德问题上大做文章。很少引起注意的是对这些利益攸关的角斗士有着共同约束力的深层次的封建准则。为了无牵无挂、斗志昂扬地走上战场，你必须先确信不会后院起火。
“忠诚在我们这个行当中决定一切，”这是迪普·奥尼尔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所有明智的职业政治家的共同心声…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如果你到华盛顿特区旅行，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和美国20世纪的其他大城市有着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我指的不是到处林立的庄严肃穆的纪念碑，而是你看不到在别的城市司空见惯的大烟囱。跟其他国家的首都不同…它们的政治中心地位很显然依赖于遍地蔓延的现代化大工业和生产流水线，华盛顿只生产两种东西：供我们所有人使用的纸币和供政治家使用的政治货币。华盛顿人从事的工作就是交易，纯粹的、赤裸裸的交易。当一个参议员告诉另一个参议员，他会支持对方为其所在州的某个重要的公共建设项目争取财政资助时，他实际上是在期待投桃报李。如果他不指望回报的话，他的承诺也就毫无价值了。如果不存在这种互相利用，他的“有效性”必定会在自己所代表的州遭到质疑，他在参议院的席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如果说从职业政治家身上可以得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变节的叛徒。一个人可以是为他的祖国而战的伟大斗士，可以在一场辉煌的决定性战役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一旦他背叛了朋友，他就变成了千夫所指、臭名昭著的本尼迪克特·阿德诺（译者注：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领，后因私通英军逃亡英国）。
即便在这个猎头公司到处挖掘人才的年代，变换一个工作是一回事，对你的前任老板缺乏必要的忠诚则是另一回事。再也没有比在背叛旧老板的同时竭尽全力地想赢取新雇主的信任更自欺欺人的事了。处于激烈竞争中的老板对于这样的背叛总是耿耿于怀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有一次在谈起演讲稿撰写人理查德·古德温时…后者曾经为他服务过，后来在他的死对头罗伯特·肯尼迪参与总统角逐时又转而为肯尼迪工作就对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明智处理大加赞赏，“迪克是那种穿上新制服而不忘旧主人的人，他知道怎样掌握分寸。”
对于罗纳德·里根来说，他的一大强项，或者说，他成为政坛常青树的主要基础，就在于他与共和党内部的保守主义运动所结下的长期、稳固的关系。从1964年开始，当他为戈德华特（译者注：美国参议员，极端保守主义的代表，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属共和党保守派，主张扩大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已陷于山穷水尽的总统竞选活动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时，里根就已经坚定地站在了保守派的阵营。他没有听从那些主张走中间道路从而获取更多选票的顾问的建议，继续义无返顾地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里根为保守主义事业毫无保留的呐喊助威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政治回报。当那些意识形态色彩不是那么浓厚的候选人纷纷落马的时候，唯独他始终屹立不倒、稳如泰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1976年北卡罗来那州的预选中拉撒路式的复活（译者注：拉撒路是基督教《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人物，系Mary 和Martha的兄弟，死后4日耶稣使他复活）。尽管权威的政治评论家纷纷预言他这一次在劫难逃，里根却再度成功地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法宝，从而赢得了共和党内那些主张强硬路线的保守主义分子的选票。要知道，那可是在爱国主义浓厚的南部，那里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都把从事政府公职和作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作为无上的荣耀，在那样一个忠于国家的保守主义情结根深蒂固的地方，里根向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搬救兵自然是再明智不过了。跟共产主义者作战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他宣称，而杰拉德·福特显然不是一个坚强有力的人。
里根在1980年再度起死回生，继在爱荷华州共和党预选会议中惨败于乔治·布什后（译者注：大选之前美国的政党要先召开本党预选会议选举候选人），却奇迹般地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成功…因为那些对他一往情深的保守主义分子，那些经年累月一字不漏地倾听他的电台评论的人，始终和他紧紧抱成一团，正如他和他们紧紧抱成一团一样。
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后，里根继续保持他和保守派之间的热恋关系，而不是过河拆桥或忘恩负义。他不遗余力地促进自己与主要的保守主义刊物之间的亲密关系，每年都参加《全美评论》的周年庆典，对保守派的喉舌——《华盛顿时报》也是另眼相看非常在意，每逢记者招待会他总要与对该报特派记者杰里迈亚·奥利里打招呼。他一向以自己和保守派之间患难与共、安乐共享的稳固联盟而自豪。他会脸不红心不跳、泰然自若地出现在最极端、最偏激的保守主义分子的集会上。在1985年的一个思想论坛上，里根发表讲话时说道，“我一直把这个集会当作一个机会，一个与带你来的人共舞的机会。”
里根对共和党右翼的忠诚唯一一次发生动摇的时候，是1986年他处理伊朗武器事件。伊朗门丑闻对里根造成了深重的打击，原因很简单，这一次他没有和他的保守主义伙伴共舞，相反，他被人抓住是在和阿亚图拉·霍梅尼共舞（译者注：后者是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有很多关于伊斯兰哲学、法律和道德观的著作，领导推翻国王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成为伊朗政治和宗教终身领袖）。
忠诚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还是聚集政治力量的一幢大厦。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看到，拥有强大联盟的途径是：（1）了解他人的兴趣和愿望所在，（2）找出相应的道路建立对你有帮助的关系，以及（3）用相互支持和互惠巩固这种关系。不难看到，忠诚是这一支持网络的关键所在。
对于这一网络的兴衰存亡而言，政治忠诚要比政治零售更加利害攸关。政治上的背叛不仅会毁坏苦心经营起来的这些关系，还会使一个人的名声一败涂地，付诸东流。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在这个媒体政治的时代，政治家主要通过电视的狂轰滥炸宣扬自己的政绩，个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和忠诚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了。他们会振振有辞地声称，在这样一个时代，至关重要的是个人魅力，是个人有效地在电视屏幕上塑造一个富于感染力的形象的能力。然而，最新的历史跟他们的观点恰恰相反。
在美国最新的历史中，最具魅力的两个政治人物或许要数德克萨斯州的约翰·B·康纳利和纽约州的约翰·V·林德赛了。他们两个人都有着一流的敏捷头脑，在媒体上更是有炉火纯青的表现技巧。康纳利与林登·约翰逊一样，也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德克萨斯人；浑身散发着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息，但是，他却与林登·约翰逊不同，媒体顾问梦寐以求的一切都集中在他身上了：他的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恰与约翰逊的丑陋滑稽、笨拙粗鲁形成鲜明反差。约翰·林德赛曾任纽约市市长，是继杰克·肯尼迪之后在电视镜头上最璀璨夺目的公众人物；同时，由于在娱乐业方面的杰出天赋，他甚至代替约翰尼·卡森在《今夜演播》中担任客串主持。
1963年，当时正任州长的康纳利声誉鹊起，一举成为全美瞩目的人物，因为在那一年，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行刺约翰·F·肯尼迪总统，康纳利也被奥斯瓦尔德射出的连发子弹击中。9年后，他再度红极一时，因为他领导了“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党员”。但是，当这位高大英俊、一脸总统相的康纳利1980年转变阵营，跑到共和党那边谋求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却竹篮打水、一败涂地。他耗费了1200万美元的巨资，最终的结果只是把阿肯色州的艾达·米尔斯推选为代表他参加共和党全国会议的全权代表。康纳利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变节者的恶劣形象，这一形象比起与水门事件丑闻有牵连对他的打击更大。
当作为共和党人的林德赛谋求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时，康纳利现象再度发生了，只不过这次是掉了个个儿。林德赛改变阵营，至少还有一个理由。1969年，他所在的共和党拒绝再次提名他角逐连任。为了获得连任，他不得不在自由党和他自己创立的“城市党”的旗帜之下竞选。
1972年，当林德赛宣布他将参与角逐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一时间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之所以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就是因为他的政治“身份”。正如纽约州民主党分部主席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给他塑造一个可信的民主党人的新形象。”但是，这一努力并未成功。在举足轻重的佛罗里达州预选中，林德赛凭借他与纽约州的关系本来并不难得手，但却因为转变阵营而备受嘲笑。他当时的竞争对手、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尖酸地说：“这是一个前脚刚踏进教会，后脚就要求成为教堂执事委员会成员的贪婪之徒。”在佛罗里达的预选中林德赛排在第五位。而在下一轮即威斯康星的预选中，这位媒体明星则屈居第六位。
应该说，无论是康纳利还是林德赛，他们的背叛都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是，选民是不管这一点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两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不同越是缩小，选民对所谓的政党忠诚也就越是看重。人们或许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在执政观念上的细微差别知之甚少，或许自身也频繁地变换立场，在两大政党之间游移不定，但是，当他们的眼前出现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分辨出来。作为一个“支持尼克松的民主党人”，康纳利曾经展现出一种政治明星的品质。作为共和党旗下一个遮遮掩掩的自由派分子，林德赛在政治上具有性感的魅力。他那时就像一个穿着紧绷绷的比基尼的妙龄女郎。由于他结束了自己的政治挑逗，他便暴露了自己十足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原形。
康纳利和林德赛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他们证实了这一法则：忠诚是政治生活的金科玉律。一个默默无名的公民每天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党派，并且可能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他们；但是，这绝对不适用于作为公众人物的政治家…他们是靠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前进的人。一个担任着政治职务的人如果要变换党派，惟一名誉的、可接受的方式，就是先辞去自己正在担任的职务。1983年，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菲尔·格拉姆，就是这样做的。他先辞去了他在国会的席位，因为他是以民主党人的身份获得那个席位的，然后又在一次特别的选举中以共和党人的身份角逐这个职位。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居然在第二年进行的竞选中成功地再次当选为参议员，只不过这次他成了一名共和党人。菲尔·格拉姆退回了曾经给予他的东西，了结了与他原来的选民和政党的债务，从而避免了使自己成为不为人所齿的本尼迪克特·阿德诺。他在严密的火力封锁下穿过生死线抵达了对方的阵营，因此，他在新加入的一方的位置是自己拼搏得来的，而不是通过肮脏的交易买来的。
“与带你来的人共舞”；这一法则还包含着两个重要推论：
第一，是你选择你的老板
当你在政界或其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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