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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悬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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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皇太极初设六部，命十九岁的多尔衮掌管吏部。吏部乃六部之首，掌理着官吏任命升迁等人事调动，是重要的权力机构。除了笼络的目的之外，皇太极也看中了多尔衮的聪明机敏，而且多尔衮知书达礼、通满汉文字，在当时的诸王中，也是一项突出的优点。他任事以后，勤勉政务，才能出众，办事妥善，常得众人赞扬，吏部被皇太极称为他最放心的一个部门。
多尔衮文武双全，英勇善战。他富于谋略，在战争中能够因势利导，以较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
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察哈尔林丹汗病死青海，其子额哲驻兵于托里图。皇太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天聪九年二月，命多尔衮为主帅，同岳托、萨哈廉、豪格率兵一万前往征讨。多尔衮一路严明军纪，先至锡喇珠尔格招降了察哈尔林丹汗妻囊囊太后和台吉索诺木及所属一千五百户，然后进逼托里图。到达时适逢大雾，多尔衮恐额哲所属人众惊溃逃走，下令按兵不动。他利用额哲之母苏泰太后是叶赫贝勒金台什的孙女这层亲属关系（金台什是皇太极生母叶赫那拉氏的哥哥），特派已是后金大臣的苏泰太后的亲弟弟南褚前去劝降。
败亡之后无路可走的苏泰太后母子，遇着靠山强大的亲弟亲舅来说降，焉有不从之理？对方还保证秋毫不犯——对此，主帅多尔衮和领兵贝勒都与额哲郑重盟誓。这样，察哈尔林丹汗的嗣子也归附了后金，还得到了元代的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凯旋归来，多尔衮向皇太极献上这方传国玉玺，后金王廷内外欢声雷动，都看做是一统万年的吉兆，众贝勒是借此事上表称贺并劝进的：得元朝传国玉玺，乃是天意，是天命所归，天命不可违。皇太极是“顺天命”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因此，登基后叙功分封的时候，多尔衮脱颖而出，被封为和硕睿亲王，位在第三，仅次于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满洲统治集团中的后起之秀。
共定风波（4）
接着，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第二次征朝鲜，围困朝鲜国王李棕于南汉城。李棕虽然递了请降书，却紧闭城门不出，意在拖延时间以待援兵。皇太极立命多尔衮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与大臣及其眷属所驻的江华岛。多尔衮挥军猛攻，打垮守军的顽强抵抗、包围了江华岛后，立刻派人敦促其投降。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江华岛只得归顺。多尔衮在得到投降书之时，下了一道严令，禁止杀戮降人，送还所掠的朝鲜士女，尤其要对朝鲜王妃王子加以礼敬，不准扰害欺辱众官家属。这一仁义之行，使朝鲜国王非常感激，于是南汉城旦夕而下，李棕率文武群臣出降，向皇太极献上明朝所给的敕印，对大清称臣。
收察哈尔蒙古和降朝鲜，多尔衮都立了奇功，明朝在辽东失去了两翼的支持，而皇太极则解除了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
多尔衮不但智谋胜于诸王，英勇善战和统兵之才也在诸王之上。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八月，多尔衮首次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与扬威大将军岳托各统左右翼大军分道伐明。多尔衮从青山关入，岳托从密云东北墙子岭入，两军会师于北京东郊的通州。战败明朝的各路援军后，清军分路出掠，京西千里尽被蹂躏，又转战山东，渡运河，破济南，回过头来掠天津，第二年三月才返回盛京。右翼军统帅岳托病死在军中，而多尔衮统帅的左翼军克城四十余座、败明军十七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俘获人口二十五万，抢夺财产不计其数，给河北、山西、山东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然而这正是作为明朝敌国的大清所必须的：削弱明朝的国力，搅乱明朝的人心，增加自己的财富以解决国内的困难。所以多尔衮又一次得到了皇太极的嘉奖。
此后，多尔衮又参加了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清军在松锦战场上的两名主帅，一位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一位就是多尔衮。此战歼灭明军十三万，俘获洪承畴。多尔衮更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朝守将祖大寿投降；又攻克塔山、杏山，为清朝入关前与明朝的最后一次大战赢得了辉煌胜利。
多尔衮因为攻城必克、野战必胜，每每倡谋出奇，而对待皇帝又十分谨慎忠诚，所以深得皇太极的信任，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和一贯对皇太极忠心耿耿的济尔哈朗不相上下了。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因病不能视朝时，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裁决朝廷的日常政务。多尔衮此时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可想而知。
多尔衮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他原有老汗王要他继位的遗嘱；他的母亲是尊贵的大福晋；他身为旗主并手中握有两白旗，实力很强；他有显赫的军功；他有卓越的治国行政的才能。行事荒唐的豫亲王多铎无法与之相比，老迈软弱的礼亲王代善也无法与之相比，济尔哈朗因是努尔哈赤之侄更不是他的对手，只有豪格能与他相抗一二，但论政治素质，也相差甚远。其他的努尔哈赤之子，因不是亲王就更没有希望了。
然而，多尔衮想要继位却很困难。
反对的声音来自天子自将的上三旗，特别是两黄旗。
原来的旗主是皇帝本人的两黄旗，自然是大清国最精锐的队伍，集中了满洲的精兵强将，更享受着高于其他各旗的荣誉和待遇。要想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立皇帝之子继位是惟一的途径。豪格在皇子中年长且居亲王高位，久经征战，声望素著，所以两黄旗大臣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他。
于是，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同往豪格家中，议立豪格为君。考虑豪格出身不够高贵，提出的具体方案是：以豪格继位为帝，以永福宫庄妃之子福临为太子。
豪格在两黄旗大臣的支持和怂恿下也积极展开活动，派人到郑亲王济尔哈朗府中告知两黄旗大臣已定：立肃亲王为君。
为报答皇太极的深恩厚德，济尔哈朗必定主张立皇帝之子以表达自己的耿耿忠心，因此同意两黄旗的意见。但他是主持朝廷日常政务的重要人物，必须顾全大局，提出尚需与睿亲王多尔衮和诸王商量。
与两黄旗大臣活动几乎是同时，两白旗也在积极奔走计议。他们听说两黄旗要拥立豪格，坚决反对，都说：“若立肃亲王，我等都活不成了！”一致拥戴他们的旗主多尔衮。当多尔衮在朝门坐帐中办公时，豫亲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甚至长跪不起，请多尔衮即尊位，并说不仅两白旗大臣、诸亲戚好友，就连其他旗的人都属望于多尔衮。多尔衮却不像豪格那样胸无城府，他端坐不动，并不应允，反而说：“你们这样做，逼得我只有一死而已。”
多尔衮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对拥戴他继大位绝非不动心。但他素来谨慎多谋，善于审时度势，想必济尔哈朗已经来找他商量过了，为了打破两白旗与两黄旗各自坚持己见的僵局，多尔衮亲自来到三官庙，召见了两黄旗大臣中的主要人物索尼。
索尼的回答很坚决，坚持“父死子继”的原则，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
口气虽然坚决，“必立其一”，内容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想来两黄旗也已知道两白旗坚决反对立豪格为君的消息，对自己的立场做了一定的修正，后退了一步。
共定风波（5）
当时的情势是，原来的天子自将上三旗，显然拥立皇子；两白旗则坚持拥立皇弟；代善的两红旗处身事外作壁上观；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倾向于上三旗。
这中间还有一股十分重要、往往被忽略了的力量，两黄旗立场的修正，也许正是这股力量的作用。这力量来自凤凰楼下高台五宫，来自身为大清国母的尊贵的皇后哲哲和皇妃布木布泰。
宸妃海兰珠病逝后，五大福晋只余下四位，皇太极再没有选新人来入主东关睢宫。皇太极病逝时，后宫当属蒙古博尔济锦氏的天下。对于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后宫当然也非常关心，其程度决不亚于激烈对峙的两黄旗和两白旗。她们当然主张立皇子而不是皇弟。
此时由尊贵的五宫后妃所生的皇子只有两个，一个是庄妃布木布泰所生的皇九子福临，这年刚刚五岁多；另一个是西麟趾宫贵妃娜木钟所生的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这年还不到两岁。因为皇后哲哲无子，按皇子贵盛的等级而言，福临和博穆博果尔是头一等，地位高于豪格，更高于其他侧妃庶妃所生之子。以贵而言，皇九子、皇十一子最有资格继位。
就皇后和宫妃的自身利益来说，她们也决不希望与她们毫无亲缘关系、今年已经三十四岁的豪格继位，因为那显然会使她们永远被遗弃在冷宫养老，度过凄凉的余年。而在皇九子与皇十一子两个孩子中，无论是从年岁还是从起主导作用的皇后哲哲的倾向来说，中选的必然是庄妃之子福临。
两黄旗旗主皇帝本人去世，尊贵的皇后还在，皇帝皇后同是主子，旗下大臣都是奴才，两黄旗大臣怎敢违逆皇后？再说两黄旗及正蓝旗这天子自将的上三旗，在继位问题上，与皇后皇妃有最大的一致处：立皇子。至于立豪格还是立福临，对上三旗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两黄旗大臣们或是被召进凤凰楼，或是得到后宫之主派人送来的懿旨，向他们指出：两白旗坚决反对豪格继位，如果两黄旗依旧坚持，将会产生僵持不下甚至内乱的后果，不如就立福临，可以两全。
这就是当多尔衮在三官庙召见索尼时，索尼态度变化的真正原因。
上三旗态度改变，镶蓝旗的济尔哈朗也会跟着改变。两红旗终是骑墙，不足为虑，关键就在两白旗有没有可能改变态度，最重要的就是多尔衮能不能退让了。
皇后哲哲召见了睿亲王多尔衮。
多尔衮曾多次出入后宫，不仅因为他是皇太极最信任最重用的幼弟，还因为他的嫡福晋也是科尔沁博尔济锦氏家族的格格，是庄妃的堂姐、皇后哲哲的堂侄女。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七月，皇太极又把东衍庆宫淑妃带来的，她与林丹汗所生的蒙古格格赐婚给他。所以，多尔衮与现存的四大福晋中的三位都有姻亲关系。
清宁宫中，皇后以国母之尊，表示了立皇子的强硬态度，告诉多尔衮上三旗和镶蓝旗的退让程度，即可以扬弃豪格但决不立皇弟。她希望他为国家大局着想，不要因争位而使祖宗百战艰难而获得的宏业毁于一旦，妥善化解目前的僵局。为此，皇后提出了立福临、设摄政王的主张。
多尔衮来到西永福宫探望皇后提出的皇位继承人——尊贵的皇九子。然而，他面对着的是孤苦零丁的母子俩：布木布泰和她五岁的小儿子福临。
丧夫的剧变和为儿子能否继位的日夜思虑焦劳，虽然使布木布泰憔悴了许多，但无损于她的美貌和她特有的优雅气度，这正是多尔衮多年来最为熟知、最为倾慕，也是他从任何别的女人身上都看不到、得不到的东西。她是那样妩媚动人、楚楚可怜，一双明净如秋水的眼睛却永远因为蕴藏着智慧而显得深不可测，就像两汪清洌的寒潭水。
多尔衮抚慰了幼小的侄儿，而后便与布木布泰长久地对视着，默默无言。
其实，他们两人已无须多说什么。
他们之间并不隔着任何东西。
他们自十二三岁，还是少男少女的时候，就彼此熟知；在家族内，他们各自都因在自己的一群中出类拔萃而相互倾慕；他们更因志同道合而暗自引对方为知己，在有关进退升迁的内外事务上，他们都会暗中为对方出力帮忙；尤其在宸妃海兰珠专宠后宫、布木布泰失宠的后几年里，他们的心向往之的神交，迅速地上升为彼此的爱恋，“郎有心，妾有意”。只是因为宫禁森严和名分的限制，他们一直把炽热的爱恋压在心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
如今，海兰珠去了，皇太极也去了，按照满洲和蒙古的传统习俗，兄死嫂嫁弟，除了皇太极的丧期这个问题之外，他们两人由叔嫂变为情侣，甚至变为夫妻，已不存在什么障碍了。但布木布泰何等聪明，她绝不会在此时匆忙地付之行动，她可以用目光、用表情，甚至用有意无意、半推半就的某些姿态表达心意，然而，必须在福临登上皇位以后，她才会实现以身相许的承诺。
多尔衮面对这样的情势，如何抉择？
和硕兄礼亲王代善，也被请进清宁宫，同皇后皇妃商讨过继位的人选。老迈的礼亲王总是那样模棱两可，其实他心里有数，也已拿定了主意。
后宫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秘而不宣的，都是由皇后哲哲出面的。但是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真正的策划者是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因为只有她在高台五宫的大福晋中具有这样杰出的政治才能，因为只有她的儿子即位当皇帝，她的地位才能从第五升到第二，才能当上皇太后。
共定风波（6）
皇太极是八月初九日去世的，直到他死后的第六天，八月十四日，议立嗣君的诸王大臣会议才在崇政殿前召开。这六天中有多少幕后活动，难以记述。现在到了公开较量的白热化阶段了。
这一天的黎明时分，两黄旗大臣便会于大清门对天盟誓，要同心协力，誓立皇子，并命令两黄旗的巴牙喇兵（即皇宫禁卫亲军）张弓挟矢，环立宫殿，说是保卫会议，实际是控制会议，以武力相要挟。这使得议立嗣君的会议一上来气氛就非常紧张。
崇政殿，是皇太极生前处理朝政的皇宫正殿，直到此时，他的棺柩遗体还停放在殿中。诸王大臣就要在先皇的灵柩前上演一出嗣位争夺战的大戏了。
会议开始，索尼和鳌拜抢先发言，提出了立皇子的要求。多尔衮命大臣们暂退，因为这是诸王议立嗣君的会议，大臣无权参与。大臣们遂退后静听，不得出声。
沉默片刻，资历最高、年长威重的礼亲王首先发言，他说：“帝逝当立皇子。豪格乃帝之长子，当继皇位。”第一句话，表示了他无意于争位，也不同意皇太极的其他兄弟继位的基本态度；第二句话是他欲擒故纵的伎俩。他其实已经知道豪格被两黄旗和后宫协议弃去，提出豪格一来加重立皇子论的分量，二来也维持他和豪格的良好关系。
郑亲王济尔哈朗接着表示附和礼亲王的意见。
肃亲王豪格显然深知内情，此时便冷冷地说：“我福少德薄，不能当此大任！”说罢，竟退出会场。
豪格一走，豫亲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就更加坚决地反对立豪格，说两白旗大臣都怕豪格继位后不得活路，可知他如何的不得人心。
本人退席、反对者又非常强烈，代善和济尔哈朗顺势收回提议。这样，就以豪格性柔、能力不足以服众为理由，否定了豪格的继位可能。
趁此机会，白旗二王多铎和阿济格立刻劝睿亲王多尔衮继帝位。多尔衮却不明确表态，犹豫未允。
多铎按捺不住，竟急不可待地说：“睿王若不允，就该立我！汗父遗诏中列有我的名字！”
多尔衮立刻反驳他：“汗父遗诏中也有肃亲王的名字，不独有你一个。”
多铎气鼓鼓地说：“要是不立我，论长就该立礼亲王！”
礼亲王一听多铎提到的三个人选：多尔衮、多铎自己，还有他代善，都是皇太极的兄弟，没有一个是皇子，便十分圆滑又十分巧妙地说：“睿亲王若应允，当然是国家之福；否则还是应该立皇子。我老了，难胜此任了。”
代善把自己的意见最后又落实到了“立皇子”，这无疑是对两黄旗大臣的一种提示，也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们一齐佩剑而前，大声说道：“我们吃穿都是皇帝恩赐，养育之恩大于天！如果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皇帝于地下！”
会场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因为两黄旗大臣的言外之意很明白：如果不立皇子，他们便不惜兵戈相见、血染崇政殿了！
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代善连忙声明说：“我乃皇帝之兄，因年老已多年不问朝政，又怎么能再参与议立大事呢？”说着，起身而去。
阿济格也跟在礼亲王后面一起退出会场。
多铎眼看事态突变，便也知趣地不作声了。
怎样打破僵持，解决继位大事呢？多尔衮面临着千钧一发的严重形势：自己若坚持登上皇位，不仅会导致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分裂、八旗军的分裂，还会产生内讧、内战等不堪设想的可怕后果，最终断送大清国的前途。机敏的多尔衮终于以大局为重，毅然放弃了继承皇位的第二次机会。他顺着两黄旗大臣的话说道：
“你们说得对！肃亲王既然谦让退出，无继位之意，那就当立皇九子福临为帝。只是他还年幼，由我和郑亲王左右辅政，分掌八旗军。待他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一折中方案，符合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原则，上三旗的地位不失；两白旗因旗主多尔衮为摄政王也得到实利；济尔哈朗与代善都没有任何损失；而且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也是皇太极崇德末年的实际状况，不会引起非议。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再度达到新的平衡。于是，形成了决议，共作誓书，对天盟誓。
盟誓的地点仍在崇政殿，诸王、贝勒，满、蒙、汉文武大臣都参加盟誓效忠，共奉幼主福临为帝。时间就在争议的同一天，八月十四日。
这一次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皇权之争就此结束。后来虽然又发生过几件意在推翻公议、再立多尔衮的事件，但已经不能改变大局了。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岁的福临在大政殿正式举行了即皇帝位的盛大典礼，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尊中宫皇后哲哲和生母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为皇太后，命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当多尔衮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群臣跪迎小皇帝登上八角金殿的宝座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宝座，两次都应该属于他，但两次都因为当时的形势使大好机会从身边溜走了。就算多尔衮的能力不及皇太极，难道也不及这个五岁的孩子？同是努尔哈赤的子孙，难道多尔衮就没有当皇帝的命？
在多尔衮苦涩的心里，要说还有几分安慰的话，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情怀，大丈夫为他所爱的女人作出牺牲后所感受到的小小甜美了。
太后下嫁（1）
“天厌明祚”是句史书上常用的话，如果把天意看成是民心的总和，那么用这句话来解释明朝的灭亡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明朝之亡，亡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残酷剥削压榨造成的民心大变，大饥荒只不过是导火线。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很快就汇集成冲天怒焰，汇集成李自成的数十万农民大军，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攻进北京，推翻了这个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自缢在煤山老槐树下。
消息传到盛京，清王朝统治层中对是否入关还颇有分歧。因为此时明军已弃宁远，山海关外尽为清国所有，以长城为界，与乱糟糟的中原南北分治，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大家业了。
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极力敦促入关，指出现在进取中原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成基业以垂万世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悔将来也在此时。他建议在战略上作出两项重大改变：一是明确主要敌人已不是明王朝，而是李自成农民军；二是把过去入关对明王朝的掠夺性战争，转变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为此，必须严申纪律，秋毫不犯，一改过去八旗将士烧杀掳掠的恶习，变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
范文程的分析和建议，高瞻远瞩，积极进取，对多尔衮、济尔哈朗及诸王，对后宫的两太后，尤其是对年轻的布木布泰，都是极大的鼓舞！
还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里，皇太极在世时名位在多尔衮之前的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已谕令各衙门凡事先启知睿亲王，自动退居到次位，所以此时的多尔衮已成为大清的实际执政者。多尔衮听取了范文程的建议，果断地下达了紧急动员令，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在清朝勃兴史上关乎国家命运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作出了大举入关的英明决策。
顺治元年四月初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
四月初八日，与多尔衮的决策相配合，皇太后布木布泰奉同中宫皇太后哲哲，使六岁的皇帝福临驾临大政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并赐给御用旗黄伞等物，以重事权。——多尔衮得到了类同于皇帝亲征的所有权限和军事力量。可见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信赖和倚重，也可见后宫决策人的英明。
四月初九日，雄壮的号炮声震动了盛京城，摄政王多尔衮亲统满蒙八旗的三分之二及全部汉军，约十四万人马，出发了！副帅为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还有八旗的精兵强将以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汉王及范文程、洪承畴等重要谋臣，这几乎是大清国的所有精英，真是出倾国之兵，志在必胜的历史壮举！
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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