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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那些事儿-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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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宋国伐郑，左师公子目夷并未参加，可见左军是负责守国，宋军中只有右军出战；而卫是新建之国，许、滕则是积弱小邦，派出的兵恐怕更是有限；综上所述，宋襄公伐郑之兵应该不会超过三万，就这么点儿兵就想打服郑国，恐怕没那么容易。
果然，郑文公仗着楚国这座大靠山撑腰，一面坚守，一面紧急派人向楚国求援。楚成王见宋襄公竟敢打他家狗，大怒，便召集群臣商量说：“郑事我如父，宜急救之。”
楚将成得臣眼珠子一转，道：“救郑不如伐宋，围城打援，以逸待劳，岂不更妙？”
第三章 宋襄之仁（16）
楚成王一听这主意妙哉，赶紧大夸了成得臣一通，引兵攻宋。
这位在孙膑之前就悟通了“围魏救赵”之妙计的军事人才成得臣，究竟是何方神圣？
成得臣，楚国若敖族（楚西周时君主若敖的后裔）领军人物，名得臣，字子玉，春秋时代楚国著名将领。
强将手下自有强兵，按《左传》记载，之前齐桓公时楚攻郑曾出兵六百乘，又楚之军制与华夏诸侯军制不同，华夏诸侯每辆兵车配步卒100人，楚每辆兵车配步卒150人，故可推知楚军机动兵力至少有九万，非常之可怕！
看来，楚国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当年齐桓公引九国之兵都不敢与之一战，宋襄公有这个胆子跟它拼上一拼吗？全世界拭目以待。
楚军进入宋境后，所向披靡，一直攻到宋都商丘附近，好在国内有公子目夷的左军防守，这才得保商丘暂时无虞，但是楚军势大，宋襄公势不能坐视不理，于是赶紧从郑国撤兵，回去保家卫国。
成得臣见大鱼已经上钩，便不再进攻，而将大军驻扎在泓水（雎水支流，今已湮，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南岸，派人向宋襄公约战。
宋襄公当然应战，这些年中原诸侯畏楚如虎，个个都跟缩头乌龟一般，宋襄公都替他们害臊！值此万马齐喑之际，必须有个人勇敢地站出来与楚国来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决战，无论是输是赢，反正不能让楚蛮子看扁了！
宋襄公非常清楚，对付楚国这样的贪狠之狼，只能让自己硬起来，越软越是助长它的气焰，越怕越是要被欺负，左右拼它一场，就算输也要输得轰轰烈烈。
然而，宋襄公的决定遭到了宋军高层的普遍反对。
长久以来，楚军在中原所向披靡，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宋军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大司马公孙固力劝宋襄公道：“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之矣！”
公孙固的话代表了很大一批宋国自保求全派的意见，他们认为上天已经抛弃了殷商，所有努力都是徒然的，宋襄公欲图民族复兴，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宋襄公摇了摇头，苦笑一声，叫公孙固闭嘴。
公孙固长叹而退，他实在想不通宋襄公为什么明知毫无胜算仍不惜拼命一击，这不是找死吗？要他说，就跟楚国认个错服个软，保证啥事儿都没有，最多也不过割地赔款而已。好比郑国那样，暂时的委曲求全未尝也不是一种策略。
宋襄公看着公孙固的背影，视线渐渐模糊，他的眼眶已经湿润。
不用公孙固多说，宋襄公岂能不知晓这一战的危险？叔兴之谶言犹在耳，悲剧的宿命已然注定，这一战，他就是抱了必死的决心来的，飞蛾扑火在所不惜，总之要他向荆蛮跪地求饶，对不起，做不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明知危险可以避免，仍坚守信念拼死一搏，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才是真正的勇者。如果对胜利有绝对的把握，懦夫也敢出手，根本算不了什么。
不过，地球人都知道，勇者与傻子只有一线之隔，执著与顽固也只有一线之隔。
终于，公元前638年十一月一日，在料峭的寒风之中，春秋时期最愚蠢、最可笑，也最悲壮、最感人，还最古怪的一场战役———泓水之战爆发了。
这场战役的第一大古怪，也可以说是第一大疑点，就是身为楚国著名将领的成得臣，竟然在决战前没有事先渡过泓水占据有利地形，而是在宋军完全列好阵势后，才慢腾腾地开始渡河，这太古怪了，完全不像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军事将领所为。
第三章 宋襄之仁（17）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车战。以战车作战有两大要素，非常之关键。
首先就是地形。春秋时候的战车驾驶起来非常麻烦。不仅车体长、横面宽、轮子大、底盘高，而且还得用缰绳同时驾驭四匹桀骜的骏马，这可不像我们现在参加一两个月驾驶班就能速成的，那得从小就开始训练，以为先秦时贵族的必修课。所以，即使最优秀的御手也需要足够平坦的地形，否则随时有可能整车倾覆。
其次就是阵形。由于战车笨重，驾驭困难，机动性太差，所以只能使用大排面横列方阵作战方式：两军对垒的战车都以横排前进，迎面对冲，敌我车辆俩俩交错，战车兵从车上立直了身子，趁着与敌车一错轴的时刻，拿戈往旁边车上的人脑袋上招呼，或者用矛去戳。正因为如此，所以前后排间隙要足够，这样才不会追尾；左右列的间隙也要足够，这样才能确保错车时两两夹击对方战车———就好比《尚书牧誓》里面讲到武王伐纣，每行进个五六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形，并不单单是为了展示军队纪律，那是有实际用途的。
由此可见，春秋时车阵作战，谁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谁的阵形更稳固更整齐，谁就更有可能获胜。那么成得臣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怎么可能犯如此巨大的错误呢？
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说成得臣根本没有把宋军看在眼里，认为随便打都能获胜，所以才会不加防备大摇大摆地渡河。
少数人的看法，是说成得臣此乃诱敌之计，他就等着宋军钻进自己的埋伏圈里，好来个瓮中捉鳖。
两种见解都有道理，我在这儿不予置评，但当时宋军大司马公孙固显然认同的是第一种看法，他对宋襄公说：“敌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提议半渡而击之，打他个首尾不能相顾。
但是这条妙计在毕生尊奉古军礼的宋襄公看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他摇了摇头说道：“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吾虽丧国之馀，寡人不忍行之也。须其出。”
春秋三传，宋襄公的答词略有不同，但都很朴素，然而在《东周列国志》中，小说家冯梦龙为宋襄公编了另外一套说辞，说是宋襄公于战前在车上预竖了一面大旗，上绣“仁义”二字，待得此时便道：“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
冯梦龙很有才，在他的笔下，宋襄公完全变成了一个舞台上的小丑，喜剧效果十足，一副无厘头的蠢货形象。从此在人们的印象中，泓水之战演变成了一出搞笑的闹剧，悲壮之感全无。
过了一会儿，楚军已完全渡过泓水，但是乱乱哄哄，正在整理队列，部署阵形，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趁乱进攻，打他个立足未稳。
这依然是不被当时国际法所允许的，所以宋襄公还是摇了摇头道：“未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待其己陈。”
但在《东周列国志》中，宋襄公再次变化形象，从小丑变成了流氓，他竟朝公孙固的脸上吐了口口水，骂道：“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
冯梦龙又在恶搞了，宋襄公朝手下大将的脸上吐口水，举动好似街头无赖一般，这与他迂腐君子的形象岂非矛盾？
文字真是太神奇了，一个活得太认真以至较真的悲剧人物，也可以被塑造成一个极具喜感的拙劣小丑，历史就是这样被打扮得面目全非的。
第三章 宋襄之仁（18）
正说话间，人多势众身经百战的楚军已经排好阵势，漫山遍野黑压压一片，好不吓人。
每一个宋国将士，包括宋襄公在内，脸上都露出了害怕的神色。
这些勇敢的战士也是人，只要是人就会在危险面前感到害怕，就和你、我，以及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一般都有过伟大的梦想，破灭了，于是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有时投机，有时退缩。这种生活方式并没错：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不幸的，人们必须谨小慎微地生活。眼前的楚军强大到令人战栗，在那样的大势之下，他们的结局早被注定为必被遗忘的失败者传奇，这种挫败感和悲剧命运足以让任何人失去斗志。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信念，或者叫做坚持，它能让人以全世界再无第二的斗心奔向失败……楚国人可以挺进中原，也可以征服华夏，但是在此之前，请先从宋国勇士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于是蓦地，宋襄公圆睁双眼，奋然振臂，传令大军击鼓进攻，然后亲率兵车一马当先杀向楚阵，宋军为主将气势所鼓舞，遂一齐呐喊，燃烧热血与斗志朝失败冲锋而去，楚军同时击鼓，两军交错，杀声震天。
———冲啊，勇敢的甲士们，公平痛快地去战斗，用你们的戈矛，舞动礼义！
为了宋国的尊严，为了君子的荣耀，宋襄公与他的勇士们终于豁出一切拼死一战，虽然悲壮的结局早已注定，但这就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使命；无论如何，这就是宋襄公的选择，也是他的宿命……
宋襄公实在是个傻子，这样的傻子，当今这个世界已经再也找不到了。
古代的军礼
月色映照在商丘城头，悲伤而宁谧，宋襄公捂着流血不止的大腿，躺在战车上呻吟，城门大开，公子目夷带人迎了出来，将这帮残兵败将接入城内。
宋军败了，大败，这支军队人数又少，且为新建，根本就不是具有丰富作战经验之强大楚军的对手，他们很快就陷入重围，一番激战，宋襄公大腿中箭，无力再指挥战斗，只能率众突围，为了掩护他撤退，数百忠心耿耿的门官竟全数战死，宋军损失惨重。（门官：春秋时国君的亲卫队，由卿大夫子弟组成。）
梦醒了，世界一片荒芜。
继齐桓之后，宋襄的霸业也灰飞烟灭，随风飘散，一个散得凄凉，一个散得悲壮。
从此，千年笑声在围观的看客间回荡，笑齐桓的昏，笑宋襄的仁，笑他们傻，笑他们咎由自取。
然而，宋虽惨败，但余勇可贾，他们同仇敌忾，拼死抵抗，斗志更甚之前，楚军故而未能痛打落水狗，乃以凯旋之姿，跑到郑国索要“慰劳”跟“慰安”去了。
战后七天，也就是十一月初八晨，楚军至郑，郑文公夫人姜氏（齐桓公之女）、芈氏（楚成王之妹）亲自出城，慰劳楚军与楚成王。次日，楚成王入城，接受郑文公的宴请与享礼，郑文公向楚成王敬酒九次（上公之礼），并陈上各类礼品百余件（天子之礼），极尽讨好，唯恐不周。宾主尽欢直至深夜，芈氏又亲自将楚成王送回军营。这些都是违反周礼的举动，楚成王处处以蛮夷自居，屡次抵触华夏意识形态，光这一点，楚成王就做不成中原霸主了。经此事后，中原诸侯对他反感日增，尤其是齐鲁晋秦等大国。由此可见，一时的成功不算什么，一辈子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笑到最后，才笑得最美。
第三章 宋襄之仁（19）
楚成王以郑国恩人自居，又吃又拿，临走竟还带了两个女人回军“慰安”自己。据《史记索引》所云，此二女即分别为姜氏与芈氏所生之女，也就是说，郑文公竟然用自己的亲女儿“慰安”了楚成王，或者说，楚成王竟然奸淫了自己的亲外甥女！
这就是弱国的悲哀，要么拼死抵抗流尽男儿之血，要么卑躬屈膝得保苟延残喘，生存还是荣誉，这是一个问题，二者只能择一，选了就不要后悔。
宋襄公就不后悔，他丧师辱国，祸及百姓，国人纷纷举行抗议活动，指责于他，他却执拗顽固，死不悔改，竟还“狡辩”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为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
这句话里的“重”字，应读平声；所谓“不重伤”，就是指不能打击已经在战场上受伤的敌人。乘人之危对无法再战斗的弱者出手，这是卑鄙小人的行径。
这句话里的“二毛”，不是指两毛钱，也不是指两根毛，而是两种颜色的头发，即头发黑白相间之意；所谓“不擒二毛”，就是指不能俘虏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兵，如果俘虏了，也要战后礼送回国，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不能忘，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也该如此。
潘安的《秋兴赋》序言有曰：“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意思是说这位美男子在32岁的时候已经长出白头发了，即所谓“潘鬓”。看来，如果潘安穿越到楚军中上了泓水战场，宋襄公也肯定不会为难他的，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因为他早生华发。
另外“不为阻隘”与“不鼓不成列”，意思是“不阻击敌人于地形险要之处”和“不攻打还没有结成阵势的敌军”。在春秋时代，不待对方摆开阵势就进攻的战例还并不多见，《左传》中明文记载的只有四次，一为鲁攻宋，一为晋攻狄，一为鲁攻莒，一为吴攻楚。
现在我们听到这些古军礼，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但在宋襄公的时代，它却是为华夏诸侯所普遍奉行的战争法则。虽然偶尔有人违反，但大多数还是很守规矩的。比如从前那个好鹤的卫懿公，《左传》详细记录了当时谁是他的御者，谁是他的车右，谁冲锋在前，谁坐镇在后。在蛮族面前，这样的战术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卫懿公坚持不肯撤去他的旗帜，这导致了他始终都是狄人重点攻击的目标，结果自然是死得很惨；再比如孔子的高徒子路，打仗时帽带断了，他宁死也要先系好帽带再去作战，结果帽带系好了，自己也被敌人杀死了。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战争法则呢？这些后来罕见的战争法则，到底有哪些内容呢？这些上古军礼为何后来又逐渐隐没了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
在战国以前古人的意识形态里，天下为一家，大家长是“天子”，各国都是兄弟或姻亲之邦，亲戚之间有矛盾，可以用战争来表达怒火，但目的只是为了定出个胜负，杀伤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只要对方服个软认个错，就行了，点到为止，无须斩尽杀绝。这样才能保证战争之后两国能重新恢复兄弟之谊，床头打架床尾和，打打闹闹还是一家人嘛。
所以，那时候的战争，在我们现代看来，形式大于内容，既不残酷也不血腥，怎么看都更像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比赛，参赛的运动员，也多由贵族车兵（称甲士）组成，奴隶和平民（称徒卒）则好似在旁加油打气的拉拉队，通常只负责运输辎重、喂马煮饭等后勤工作。
第三章 宋襄之仁（20）
既然是贵族的公平决斗，当然有贵族的臭规矩。
第一，战争要选择时间，不能伤害农时，耽误农业生产。不要有意利用对方民众的困苦，更不能在对方国丧的时候展开进攻。
第二，战争之前，要先到太庙去祭告祖先，强调自己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然后还要占卜，如果不吉就不打，因为这说明祖先不同意。
第三，占卜吉了，还要给对方下战书，约好比赛的时间地点，不能“不宣而战”。完了还要大摇大摆地击鼓出境，不能偷偷摸摸隐藏行军路线。另外战场的选择也有讲究，必须选空旷的“隧野之地”，农田或城市这样的人口密集地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样会伤及无辜百姓。
第四，进入敌人的国家后，不能施暴于庙堂圣地，不可以打猎伤害农业，不可以破坏建筑物，不能焚烧居所，不能砍伐林木，不可以抢掠六畜、庄稼和其他器械。
第五，在正式开战之前，还要派勇士去对方营地挑战，美其名曰“致师”。这时候双方的勇士单打独斗，双方的士卒各自为运动员加油打气，“致师”一般只活捉不杀人，打击对方的士气而已，游戏的意味更显浓厚。
第六，致师结束后，双方运动员入场，等到完全摆开阵势，这才开始面对面冲锋，冲锋过程中战车还不能相撞（杀伤力太大），必须要错车而战，并且持何种武器的人应站在什么位置都有严格规定。战场上看到了对方的国君，还得从车上跳下来，摘掉头盔，戴上帽子，然后才能上车开战；开战时碰上老弱病残，不能加以伤害；对方如果受伤了，还要把他带回军营好好治疗，然后礼送回国———这与荷兰思想家格劳修斯提出的近代国际法何其相似———坚持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反对杀害妇女、儿童等非参战人员，反对杀害放下武器的战斗人员。
第七，既然类似于竞技比赛，当然是一战定胜负，双方一冲锋，谁的阵脚先乱，谁就算输，对方一投降，这仗就算是打完了。所以战斗往往很快就结束，甚至一回合就能分出胜负，经常是白天打仗，晚上就可以回家陪老婆。“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当时是没有市场的。军礼明文规定：战争进行中，有一方溃败，只要逃跑超过百步，另一方就不能再追赶；战争结束后，一方撤退超过九十里，另一方就不许跟踪追袭，应该原地列阵，放归老弱俘虏，欢送败军回国。
幼稚吧，可笑吧，这些臭规矩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的确很是古怪。可这些在人类社会的童年，却真真正正地出现过。不止中国，欧洲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晚得多。中世纪以后，欧洲渐渐分为若干并立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信仰相同，语言相通（拉丁语），故彼此之间虽有战争，但也秉持着骑士之精神，视贵族之荣誉胜过生命，不杀俘虏，不伤害非战斗人员，不对毫无防备、没有披挂整齐的骑士发动攻击，甚至俘虏了对方骑士还搞“三陪”，陪吃饭喝酒沐浴，待如上宾，等他的领主拿钱来赎……当然，关乎信仰的宗教战争除外。
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之标准去评判古人的是非。泓之战中宋襄公他不蠢，他也不是不懂得打仗，他只是按老规矩办事而已，不幸的是这个老规矩渐渐不合时宜，所以被后人鄙弃丢光、最后忘光光罢了。
自春秋始，礼崩乐坏，诸侯力征，社会矛盾激化，古代温和的“以战为礼”思想已经不能适合新形势下的斗争需要，所以不断有人站出来打破这个规矩，并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军事利益与政治利益，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鲁将曹刿以及楚成王。春秋时这样的人还少，等到战国，便几乎人人如此了。清人顾炎武就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第三章 宋襄之仁（21）
所以说宋襄公的悲剧，在于他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处，旧的规矩行将过时，新的规矩又遥不可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妥协与变通，可惜宋襄公偏偏就是个从来不知变通的顽固分子，他执迷不悟地坚守着古老的梦想与规矩，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算他不守规矩不讲仁义，人们也不会对他有多少微词；反而他守规矩讲仁义了，一旦失败，却会遭到国人与后人更大的责难与耻笑。这里面居然还包括他的哥哥，思想先进的公子目夷在内。
公子目夷说：“君未知战。强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强者，皆吾敌也。虽及耄耋，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未成列者可也。”
宋襄公与公子目夷的争论，不啻为一场时代性争论，究竟在新形势下还要不要遵守古代的规矩，这是一个问题。
公子目夷的观点是：宋襄公根本就不懂战争，战争就得不讲规矩。如果真要有规矩的话，唯一的规矩就是要争取胜利。强敌在前，本来胜算就小，对方没有布好阵，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好机会，为什么不利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多杀敌人，还管他们是不是老头子，更管不了他们有没有受伤。如果敌人已负伤就不再打击他们，那么一开始就不该让他们受伤；如果要在战场上照顾那些年纪大的敌人，那不如直接向他们举手投降算了，何必还要打这一仗呢？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公子目夷的话貌似的确很有道理，后世的军事思想也基本是按照这个路子来的，于是在中国，战争方式开始变化多端，奇谋诡计层出不穷，为了胜利不择手段，战争也变得越来越残酷。别说什么“不重伤、不擒二毛”了，就算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坑杀战俘，就算将整片整片的乡村城镇夷为平地，就算是杀人盈野、屠城灭国，杀得对方士兵平民男女老少一个不留，也眼睛不带眨一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坚持公平与仁义的战争方式，并坚持至死，且至死不渝者，或许就是我们这位被嘲弄千年的“蠢猪”宋襄公了。
这个世界还是需要一个规矩的，无规矩不成方圆，战争也要有底线，没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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