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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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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扣建”。李鸿章任职北洋多年，积少成多，遂有了淮军银钱所这八百多万两的积累赢余。李氏本可以按当时官场对待陋规的惯常作法，把这笔灰色收入装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为公款列支，并将其全数移交给后任，难怪王文韶自叹不如，要称赞老李“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了。北洋淮军银钱所这笔钱作为固定存款，利息应相当可观，以五厘的低息计算，每年也有四十万两的收入；我们上面提到的周学熙对唐山细绵土厂的投资就动用了银钱所的收入。另一笔意外之财，则是接收列强占领天津期间所经手的海关及杂税银两，数目也很可观。
九月，李文忠病故，调袁世凯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而以王文勤继李文忠办理和约善后事宜。十月袁到北京，由庆亲王致电行在（并与）王文勤会奏，派袁会同新升任山东巡抚的周馥，接收天津联军所组织的都统衙门。唐绍仪以天津海关道资格充当提调。地面接收之后，获得都统衙门所积存的关税及杂税银五百余万两，因此袁得以大肆挥霍。那一年，京师及行在各位官员，均得到袁、唐所赠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颂扬之声载道。十二月，袁于正定府办理沿途行宫，供张侈丽，直到北京。45
所谓“炭敬”，即今天机关单位逢年节所发的红包一类的东西，在前清时，则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属，送给要好或用得着的京官和上司，借以送人情、拉关系的手段。时逢庚子乱后，京官大都宦囊羞涩，拮据不堪，袁世凯的这笔炭敬也起着雪里送炭的作用，最能见情。联系到他在山东时带头捐资数千，为奉召前往行在（即皇帝和太后驻跸之处——西安）的京官们提供川资的事情，充分表现出袁世凯圆熟的手段和练达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钱，花在公家的人身上，争取在京城有一个好口碑和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以减少、化解来自京城的阻力，对于他在直隶放手推行新政无疑是有利的。对于太后及庆王这类好货的亲贵，投其所好就可以了。袁世凯的女儿曾讲述了一则袁世凯如何敛钱供奉太后的故事。
当西太后和光绪帝“回銮”以后，由于宫内被外国军队住过一个时期，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宫殿里的陈设，绝大部分都被抢走或毁坏了，因此西太后在我父亲陛见的时候，要他赶紧筹集款项来置办这些物品。当时直隶省内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恢复正常秩序，就是向人民摊派，也是缓不济急。他为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经设法筹措了一些款子外，还邀集了藩（即布政使，又称藩台）、臬（即按察使，又称臬台）、司、道等官前来商议。他说他要暂时借用他们的私人款项来垫办，以后再陆续归还。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诉起穷来。我父亲一见如此，只得暂时作罢。接着，他便不动声色地派一个人和天津的几个大票号如蔚长厚钱庄等接洽，说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们的票号里，问他们利钱能给多少？他们回答最高只能到八厘。这个人一面假称听说别的票号里的利钱比这个数字要多一些，一面仍同票号里的人继续蹉磨。票号里的人为了取信于他，就先后把账簿拿了出来，并将某官署或是某官个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给他看。这个人就把各个有关的个人的存款数字，一共约有一百余万两，一一记清，回复了我父亲。过了一两天，我父亲又把上面这些人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然后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他们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戒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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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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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则故事中的做法不像是袁世凯的风格（袁在其同僚下属中人缘极好，似不会做如此绝情的事情），但此说出自袁三小姐，她又是得自乃兄袁克定，只好姑妄听之了。但慈禧的第一辆私人轿车来自袁世凯的贡献却是真的，轿车是德国的名牌奔驰，但老太后心高气傲，觉得司机竟然坐在她前面，不成体统，于是名车也就成了宫里头的摆设47。袁世凯尽心侍奉太后和京城的亲贵大老是出了名的，所以能够放手做事，宠眷不衰。
袁世凯的新政中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善政，很多都是中国的“第一”。譬如，天津的电灯、电车就是他批准交由比利时的公司投资开办起来的。天津城的城墙毁于庚子事变之中，交还中国时列强的一个条件是不许再设城墙，于是旧城墙的墙基被重新规划成通行电车的道路。1906年2月16日，天津电车轨道建成通车，当天“搭客甚多，道旁观者如堵”；“电车开驶而后，旅行既便，票价尤廉，境内欢迎，……座间客满，肩为之摩，甚至有无甚要事，故意借口以为游览者。其为人所信任可知，而前途之发达更可知48。”天津的电车是中国第一条公共交通意义上的城市电车49，比上海开办电车运营早一年。电车是个新事物，也给天津人的生活观念带来不小的变化，人们开始有了公共秩序、卫生和交通规则的初步观念、也使天津初步具有了近代化城市的面貌。
又如1905年动工，1909年全线通车的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是我国第一条自筹资金，自行设计并独立施工修筑的铁路，而它就是由袁世凯提议并监修的，詹天佑也是由袁一手择定并保荐成为会办兼总工程师的。
再如咱们北京老百姓最早喝上的自来水，也是袁宫保提议并派周学熙筹办的呢。周学熙《自叙年谱》中记载了这件事情：
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先是，北京井水苦涩，而且火灾迭见，慈禧太后问袁公（即袁世凯）防火有什么好办法，袁公回答说是自来水，并且保举我（即周学熙）来主办，因此奉调来京筹备一切。查看水源后，勘定在东直门外建厂，引京东北孙河的水入城。（于是）订购机器，建筑房屋，招集商股。当时的人全都知道京城的井水水质差，认为自来水一设，必会获利无疑，所以招股时极为踊跃，三日之间，三百万股金全额收足，亟意进行（建设），过了年即大功告成了。50
还有今天城镇中无所不在的警察，在中国也是袁世凯最先提倡搞起来的呢。列强交还天津的另一条件就是，城内和周边二十里内中国不准驻军。但城市治安不能不维持，袁世凯于是奏请朝廷，将武卫右军三千人改编成巡警，分驻天津城郊，由于巡警不属于军队编制，列强也无可奈何。
由警政我们要说到袁世凯行政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其行政乃至变法的前提，就是“安定地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老百姓（或者说社会，因为社会也是由以老百姓为主体的人组成的）最怕的就是战乱，中国古时候有句民间谚语叫作“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讲的就是这种社会心理。大乱之后，人心思治，老百姓先要安居，而后才能乐业，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兴办教育，开发实业，推行新政。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从一接手直隶，他就沿袭山东时的政策，以强力的铁血手段贯彻自己的意志。
当时的直隶，兵燹之后，民生凋敝，盗匪如毛。在南直隶广宗县一带，有武举人景廷宾挑头的武装抗捐（即各省分摊的庚子赔款和地方上摊派的教案赔款）活动，蔓延数县，震动京畿；北边有口外的马贼不断入境骚扰；全省各地因闹义和团和联军占领期间的无政府状态，使溃散下来的义和团、败兵和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结成众多团伙，横行乡里，为害一方；天津则是五方交汇、华洋杂处的杂八地，混混儿（地痞恶棍）是出名的多。面对直隶战后的乱摊子，袁世凯采用不同的对策予以治理。对因抗捐而起的民变，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宣布将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瓦解景廷宾的群众基础，一面派出得力将领段祺瑞、倪嗣冲、马龙标等率领精兵分别由保定、德州合围广宗，并亲自到前线督战，于5月8日攻破暴动者的大本营，两个月后抓获并处决了景廷宾；此后，又逐一平息了直隶各地的土匪变兵。对于都市里的土棍混混儿，袁世凯则以义和团余孽的名义痛下杀手，其实联军占领天津一年多期间，大肆搜杀义和团，拳民早已销声匿迹，袁将城镇里的土棍流氓指为义和团，是因为朝廷已明令“痛加铲除”，杀起来更为名正言顺而已。
自庚子乱后，拳匪余孽伏处天津，只要有人举发，全都交付营务处审决，大都处死。幕府娄椒生先生对项城（即袁世凯，项城为其籍贯，用作尊称）说，按法律应该从宽处理。项城回答他说：“这种人就像臭虫，孳生不绝，只能芟刈净尽，以遏乱萌。”大概是取《周礼》“刑乱用重”之义，所谓水懦火猛吧。不到二年，天津城市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发生一起盗窃案的记录，西洋人也为之叹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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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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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治理民乱的严酷做法在朝内引起了非议，说他“纵兵扰民”，还被人起了“屠民”的外号；朝廷也将参奏的折子抄寄给他阅看，有遥示警告之意。7月，袁上《复陈剿办广宗等县匪徒情形折》，针锋相对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者则害民者在所必除”。他举出庚子事变以为教训，说自己是“不得已而以杀止杀”，并以曾国藩“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的话自我辩解，表示“远之有粤、捻诸匪，近之有庚子拳匪，岂非皆由乱民起事而成的吗？臣虽至愚，也知道煦仁小惠，足以见好于流俗。只是利害关乎大局，则毁誉不应当只考虑个人。区区之心，只知道利国，不知道其他。”对查办“肆意滥杀”的北洋将领的要求，袁则一口拒绝，表示“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贻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52。”结果，段祺瑞、倪嗣冲等人不仅未受查处，反而由他奏保，加官晋爵，赏戴花翎了呢。
说到袁世凯以杀止乱的政策，我们要介绍另一个此时加入袁世凯班底的重要人物，他就是赵秉钧（1859—1914）。赵是河南汝州人，字智庵，文化水平不高，只是个童生。早年投军，后在山东任巡抚衙门巡捕，追随袁世凯到直隶，从低级官员一直作到直隶保甲局的总办。袁世凯创办警政，首先起用的就是与他的治乱思想一致的赵秉钧。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说赵“素谙津俗，莅事以猛为治。捕获会匪棍徒，以红封达知总督后立即处决，日杀数十人。凡拳匪、溃兵余孽，诛戮略尽，民赖以为安。当光绪癸卯、甲辰年间（1903—1904），析津繁盛，几乎道不拾遗；没有秉钧的着力整顿是做不到的53。”赵在袁世凯的班底中是个酷吏式的人物，但袁世凯在地方行政上面，主张“治乱世，用重典”，而赵秉钧的作风正对他的胃口。袁世凯对他的评语是，“才长心细，为守兼优，”、“智略兼优，长于缉捕”，保定、天津的巡警都是他协助袁世凯一手操办而成，故袁加以重用，并不断加以保举提携。在清廷推广北洋经验，在中央设立巡警部时，赵被委任为侍郎（相当于副部长）。赵秉钧一生追随袁世凯，说得上是忠心耿耿，袁对赵也提携有加，民国初年，赵继唐绍仪、陆征祥之后出任第三届内阁总理，后来由于牵涉暗杀宋教仁案而引咎去职。
袁世凯在山东、直隶以严酷手段镇压义和团，当时、后世都为人所诟病，论者或责其滥杀，或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称其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那么论者想过没有，如果当时你处在袁的位置上，能拿出什么灵丹妙药来吗？像毓贤、裕禄那样放纵义和团，使国家付出更多的赔偿，损失更多的权益，难道就好了吗？袁世凯能够顶住朝野舆论的压力，按他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而没有乡愿式地迎合大众的好恶，正表现了政治家所应必备的素质。
鲁人（即山东人）恨教民的欺凌，多同情于拳众的排外思想，见袁氏竭力压迫他们，全都大愤，而以“汉奸”、“二毛子”诟骂袁氏；街巷间也时有大书咒骂袁的文句的，就像今天的贴标语呼口号一样。等到津京的祸变酿成之后，大众才一下子改变了论调，而歌颂袁抚台不停口了。京津官绅避难者，麇集济南，全都有到了乐土的感觉。济南城的市面，繁荣气象，倍于平日。说到袁抚台，没有不说他是山东的福星，中国的伟人的。54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一国之君或地区的行政长官，其首要的责任是给天下百姓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这才是治国为政的“大德”，而好行小惠，姑息养奸则足以偾事，诸葛亮的名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呢。
袁世凯在直隶所推行的另一项行政措施是，刷新吏治，改革陋规。所谓陋规者，即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是有清一代的一大稗政。清代官员的正式官俸十分低微，不足以维持与官员身份地位相符的体面生活，只够勉强养家活口而已。而为官行政所必须的办公费和聘用幕僚的费用，公家是不管的，只能自己想办法筹措，怎么筹措？自然离不开手中的权力，“于是禄入既甚微薄，而办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给于属吏。于是订为规礼，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久而久之，见怪不怪，“明目张胆，昌言不讳，送者俨然以为是成例，受者取之而不觉其非”，就是所谓“陋规”了。陋规的存在，给贪污受贿蒙上了合法外衣，是导致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袁世凯初到直隶，想乘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契机，“将从前积习痛与刷除，务期兴利除弊，以维大局55。”袁整顿吏治的办法是厚俸养廉，“当此修明内政之时，必以整饬官方为当务之急。然而平情而论，又必须先有以养人之廉，而后可以止人之贪。”具体的作法是，不用公款额外支出，而是将现有的陋规化暗为明，化私为公，将各类陋规收入折合成一定的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现有正俸和养廉银外的合法收入，按月取领。此后上下级之间严禁“私相授受之事”，再有这种事，即作为贪赃论处。“如此一转移间，化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借口，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之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56。”袁的这一做法，很得朝廷的赏识，并将这个做法推广到全国，9月14日颁布谕旨，“著各督抚仿照直隶奏定章程，将各项陋规一律裁革，仍酌定公费以资办公，务期弊绝风清，认真考察属员，俾吏治蒸蒸日上，用副朝廷实事求是之至意。钦此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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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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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刷新吏治时也不忘人才的作育，他喜新而不厌旧，新老人物一概收而用之，对现任及候补的职官，则以考课、培训外加游历（即去外国考察观光开脑筋）来改造提高官吏素质。譬如在总督衙门下面先后设立了考验处、课吏馆、幕僚学堂、吏胥学堂，以考课并培训在职与候补的官、幕、佐贰乃至杂佐人员，以求“扩其故步，瀹以新知”。此外，为开通风气，使地方官绅拥护新政，他分批派遣官绅赴日本考察学习，并以天津为实行地方自治的试点，创办自治局、议事会，设立宪政研究会、自治研究所，吸收地方士绅入会听讲，为将来的宪政作准备。联想到他十年后一心想作皇帝的那股子执迷劲儿，一般人还真想不到世凯也曾是政体改革的先锋呢！
由以上对于北洋新政的简略介绍中可以看到，本章所选奏折的十条建议中所涉及的作育人才、理财兴业、振兴武备和整饬吏治等四个方面，袁世凯是一一落实在北洋新政的实践中了，证明北洋时代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袁氏变法“十条”中首条所论，即详谋于前，力行于后，一旦“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北洋推行新政，并非没有阻力，时人称他“作事谋始，奋然兴举，大僚之牵掣，群吏之非笑，一概无所顾虑，而一意独行其所是。等到行之有效，（反对者）始服帖不再反对，而四方来参观新政者，冠盖云集于天津，也都啧啧称叹于其初行时的不容易58。”此时的世凯，尚未被官场的“大酱缸”（借用柏扬先生的术语）腌透，事业上朝气、锐气十足，是个说到做到的干家子呢。
当然，袁世凯北洋新政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延揽、任用人才，北洋的局面远非当年的小站可比，因此“小站班底”已不敷足用。为此，袁世凯广泛延揽中外人才，开始在更大范围内组建“北洋班底”。前面我们提到过的严修、周学熙、杨士骧、赵秉钧等人都是北洋班底中的佼佼者。徐世昌曾评论说：“就幕僚方面，项城在北洋，有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等。于等只办公事，杨士琦则能办其私事，庆军机（奕）诸权贵皆由杨勾通。杨虽未任职务，固坚决主张君主（制）者，项城令其居住中南海万字廊，始终运筹帝制帷幄之一人也。其次为张一鮕、沈兆祉、闵尔昌等59。”现在简略介绍这个班底中的其他重要成员。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县人，杨士骧之弟。光绪壬午年（1882）举人，后以道员身份在直隶试用，1901年随李鸿章入京和谈，担任李鸿章与另一“全权大臣”庆亲王之间的联络员。尽管二位“全权”之间心存芥蒂，由于他富于机变，巧于周旋，故李、庆双方都很赏识他，这在官场中是需要高难技巧的。李鸿章去世后，杏城向新总督进献“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方略，成为袁的公共关系特使，专司官场幕后交际，尤其是在结交庆亲王等满族亲贵重臣、李莲英等宫廷内侍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凯以他为督署洋务总文案，倚畀极重，“事无巨细，尽以咨商60”，有“智囊”之称。后来的南北议和、洪宪帝制等重大事件，他都是重要的策划和参与者，是袁世凯主要的谋臣策士之一。
袁世凯对杨的评语是：“志虑沉毅，操守谨严61”，“心精力果，体用兼赅62”。所以袁常把一些难办的事情交给他办理，如从俄国人手中接收关外铁路，接收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事业，南北和议，筹办帝制等等，他也随袁一路高升，由候补道员而关内外铁路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京张铁路帮办、商部右参议、右丞（副部长）兼会办电政大臣、官制编制馆提调等要职。民国以后，杨很长一段时间留在江南为袁从事幕后活动，后来回京担任政事堂左丞（相当于副国务卿），是洪宪帝制的主要策划者。
这样一个专干幕后勾当的人，一般人会以为其为人十分不堪，孰知他却是一个满腹诗书，才华卓越的才子呢。陈浣一《睇向斋密录》说他“居恒言笑不苟，竟日端坐阅书，无惰客。不事交游，朋辈同僚酒食游戏相征逐，不与也。”“工诗古文辞，…于史喜《通鉴》，于诗喜工部（杜甫）、玉？（李商隐）、临川（王安石）、遗山（元好问），于小说家言喜《世说新语》。”公务之余，最喜欢的就是读书自娱，而不事交游与酒食征逐63。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杨杏城手不释卷，自然满腹经纶，气象高雅，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庸就称其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很俗的事情经他的手办理，品位也高了，而且游刃有余。这是一个其行为与个性存在很大反差的人物，是我们在读历史时所要特别注意的。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荪，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与梁启超同学于佛山书院，光绪已丑年（1889）恩科，二梁同榜中举。次年会试，梁士诒落榜，回乡途中，广购西书，从此开始研究财政、河渠、农业等实用知识。甲午年（1894）再试，中进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1897年后入国史馆供职。1903年，清廷首开经济特科，梁氏应考，成绩突出，被拟为一等第一名，然而复试时竟遭人中伤，说他是梁启超之弟，连名字都起成“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其人品可知，因而大为慈禧所不悦，遂落第。梁氏经此蹉跌，心灰意冷，孰不知峰回路转，另有遇合。袁世凯为在直隶推行新政，正急于延揽人才，经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同乡唐绍仪推荐，袁遂聘梁为北洋编书局总办，主持北洋兵书的译纂。梁氏由此结识袁世凯，并与“北洋群帅，类有相知之雅。”但梁在袁世凯幕府为时仅一年，次年唐绍仪被清廷委派为议藏约全权大臣，唐奏调梁为参赞，12月随同出国办理交涉，历时将近一年，回国后被任命为铁路总文案，参与中日东三省（日俄战争）善后交涉。1906年春，以办理外交得力，梁氏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参丞上行走。唐绍仪接替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梁协助唐裁撤公司，归并商部。同年10月，清廷改革官制，设立邮传部，统管铁路、轮船、电报、邮政，梁氏负责接收铁路事宜，后成为五路（铁路）提调。陈璧任邮传部尚书期间，梁建议设交通银行，官商合办，以总理轮路邮电四政，收回利权，经奏准施行，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北洋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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