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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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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庆王等另外几位军机一同接见前来参拜的留学生,别人都傲然不以为礼,惟独袁“必鞠躬伸双手,表示接头还礼82。”当时太后为着变法图强,不得不同意起用新学人才,开办经济特科,可在心里头拿它当作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新学人才有着很大的疑虑。
1903年7月首届经济特科的初试,梁士诒为一等第一名,杨度为一等第二名;在复试前,守旧派官僚樊增祥在太后召见时进谗言,说此次参加考试的多为新党(即康梁一党),不可取用。太后当即更换阅卷大臣,将原定的录取名额削减了3/4以上。看准了太后厌恶新党的心理,守旧派的吴逢甲、魏光焘又参奏梁士诒、杨度等十八人是革命党,其实全是莫须有的谎言。但梁就此落第,杨东逃日本,所以,那时侯袁世凯任用留学生,还真要有些魄力,担着点儿惹太后生气的风险呢。
回过头来再说用外国人,袁世凯在这上面与他的恩公李鸿章亦步亦趋,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鸿章主持北洋时,幕府中有一批洋人幕僚,著名的有德璀琳、汉纳根、丁家立等,在当时清廷重臣中是独一无二的。李鸿章是开风气者,袁世凯则干得更猛,不同的是,李鸿章用的都是西洋人,袁世凯用的则大多是东洋人。据日本学者统计,当时全中国聘用的日本人中,直隶一省就占了1/3左右83。袁世凯为何要聘这么多日本人?原因有两个。一是俄国自强租旅大以来,已充分暴露了假友善、真侵略的面目,庚子事变时占据的东北三省,一直拖着不肯交还,清廷此时对老毛子是又怕又寒心,自己没有力量,于是打算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抵制俄国的侵略。二是日本人眼见着俄国人轻易地霸占了全东北,又急又恨,于是转过头来对中国“亲善”,明里暗里地拉拢中国,说黄种人都是一拨儿,同文同种,应该联合到一起对抗俄国的侵略。中国原来在军事上是学德国的,但胶澳事件使两国关系冷却了下来,而且多数大臣都觉得日本国情与中国相近,也是由落后中变法图强,所以应该近学日本,风气一下子就转了过来,从“西化”转成了“东洋化”。

外交“双簧”八(7)

北洋聘用的日本人主要在军事和教育两方面。军事方面,袁世凯就任不久,就在1902年1月,聘任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参谋立花小一郎少佐(此人后来晋升为陆军大将)为练兵顾问,9月,又聘任金竹、嘉瑞和中川分别担任军政司参谋处、教练处和兵备处的顾问,参与北洋的军制改革。1904年9月,立花等因合同到期返回日本,袁又聘请在北京担任使馆助理武官的炮兵大尉坂西利八郎接任立花的职务,当时中俄密约规定中国军队只准聘用俄国教官,所以这些顾问全以“兵书翻译官”的名义出现。这个坂西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留蓄发辫,取了中国名字,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个中国通。他做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前后达十年之久,与袁世凯有很深的关系,因此这里对他略加介绍。
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纪州人,出身于诸侯家臣世家,后举家迁往东京。坂西1900年毕业于陆军大学,两年后作为参谋本部的特派人员前往中国,此后直至1908年,他明里是助理武官和北洋军事顾问,实际上还肩负着日本参谋本部的特殊使命:拉拢中国,为日本在满蒙地区同俄国的角逐刺探情报。袁世凯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很清楚,而清廷的方针就是利用日、英与俄国的矛盾来收复东三省,所以袁世凯在对付俄国人方面与日本很合拍,也因此与坂西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通过坂西、青木(日本驻华武官),他对日本军事上的动向也很了解。十年前的死敌,如今成了共同对敌的合作伙伴,然而十年之后,当袁世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不那么合作了的时候,青木、坂西又翻脸成为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积极策划支持宗社党打内战,颠覆袁世凯政权。历史就是这么变幻无常,证实了“外交上没有永久的敌人或朋友”这句名言的真实和残酷。
坂西在袁死后曾回顾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印象,认为袁“毕竟是个非凡的英才,……具有天然的威严风采。与中国的其他达官贵僚不同,他不吸鸦片,也不喝酒,日常生活有着严格的规律,是与当时所谓的‘大官派头’完全不同的人物。”坂西还回忆了袁世凯给他取名的经过:
到中国后过了两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在即将开战前,有一天袁世凯特意把我叫去说:“交战国的军官在中立国的军队任职不妥,所以在战争结束以前你是否可以改用中国名字?我来给你起个名字怎么样?”他想了不少名字,最后给我取名“班志超”,字“康侯”。他解释说,班志超是引用汉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名字,因为你所做的工作类似班超,而坂西的“坂”,在汉语中发音和“班”字相同,在班超的中间加了个“志”字,所以你就叫“班志超”吧。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考虑事情异常细致,并且是个爱诙谐的人。84
袁世凯聘用的日本军官和士官有近二百人之多,大都分派到各个军事学堂做教习。在教育方面,袁聘用了渡边龙圣作顾问,在医疗行政方面,则有古城梅溪、西村丰太郎,法政方面有冈田朝太郎法学博士,财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弥,农业方面有楠原正三,工业方面有藤井恒太、盐田真,印刷技术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85。
袁世凯1901年11月7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8日实授,1907年9月4日调离,实际主持北洋的时间不足6年,却能将一个战乱之后残破不堪的直隶,建设成为一个“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瞻具86”的新政模范,使人看到他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行政能力,也不得不承认他善于罗致和使用人才,展示了自己“治世之能臣”的一面。而北洋之六年,也是袁世凯一生中最有建树的六年,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下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
注 释
1《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版,第268—277页。
2释褐,脱去布衣,换着官服;意思是作官。褐,粗麻或粗毛的短衣,指穷人所穿的服装。
3李岳瑞:《悔逸斋笔乘》,山西古籍版,第153—154页。
4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110页。
5同上,第1122—1123页。
6同上,第1130页。
7《荣禄存扎·张翼扎》第48页。
8黎东方:《细说清朝》第624页。
9《容庵弟子记》卷三。
10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6页。
11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洋军阀》(一)第965页。
12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页。
13郭则禨:《南屋述闻》,《近代稗海》(第十一辑)第186页。
14《汪康年师友书扎》(三)第3111页。

外交“双簧”八(8)

15《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1328页。
16《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第1019页。
17《袁世凯奏议》(下)第1338页。
18齐植璐:《北洋法政学堂及其沿革》,《天津文史资料》(第44辑)第28—29页。
19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5—146页。
20《饮冰室合集·专集》一册第32页。
21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一文中曾谈及此事:“严修的座师徐桐,反对维新,痛恶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知严修到京,预先在门房揭贴:‘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严往请谒,吃了闭门羹。严在翰林院的职务俱被免去,只剩一个编修,遂于9月间携眷回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第102页。
22参见《严修年谱》,齐鲁书社版,第122页。
23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9页。
24《严修年谱》第116—117页。
25荣庆(1858—1916),字华卿,一字耐园,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丙戌年(1886)进士,散馆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山东学政、大理寺卿、仓场侍郎、刑部尚书等职,新政时期曾任学部、礼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弼德院院长诸职,后因中风卸职,民国初年病逝于天津。
26参见徐元基:《周学熙资本集团研究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第3辑)第245页。
27《张謇日记·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28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201页。
29《周止庵先生自撰墓志铭》,《周学熙集》。
30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81页。
31《天津商业档案汇编》(上)第345页。
32《北洋公牍类纂·工艺一》卷十六。
33《袁世凯奏议》(中)第853页。
34《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
35同上。
36《北洋公牍类纂》卷二十四。
37同上。
38《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83—184页。
39《袁世凯奏议》(中)第510页。
40同上,第750页。
41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官僚》第28页。
42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5页。
43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462页。
44《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上)第44页。
45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第1辑)第435页。
46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131页。
47参见周岩:《袁世凯家族》第36页。
48《大公报》1906年2月17日,3月10日。
49北京有电车早于天津(1899年建成营运),但只用于接送往返于永定门到马家堡火车站的列车旅客,而非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天津的电车,仍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城市交通电车。
50《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695页。
51张一鮕:《古红梅阁笔记》
52《袁世凯奏议》(中)第559、561—562页。
53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23—24页。
54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一),山西古籍版,第24—25页。
55《容庵弟子记》卷三。
56《袁世凯奏议》(中)第631—633页。
57同上,第633页。
58《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
59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8页。
60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6页。
61《袁世凯奏议》(中)第818页。
62同上,第1374页。
63陈浣一:《睇向斋密录》,《近代稗海》(第13辑)第562页。
64陈璧,字玉苍,福建闽县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三年(1878)进士,任内阁中书,以后历任各省考官、顺天府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顺天府尹、商部侍郎、户部侍郎、邮传部尚书。袁被罢黜后不久亦被劾去职。民国后曾任参政院参政。后中风,病逝于北京。
65参见李吉奎:《梁士诒生平》,《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2页。
66张一澧:《张一鮕生平》,《近代史资料》(总第60号)第102页。
67枚皋,字少孺,西汉时人,著名文学家枚乘之子。武帝时上书自陈,拜为郎。性好诙谐,善辞赋,才思敏捷,时人将其比之于东方朔。

外交“双簧”八(9)

68张一澧:《张一鮕生平》,《近代史资料》(总第60号)第102—103页。
69同上,第105页。
70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56页。
71包培之:《寿州孙家与中孚银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41页。
72同上,第142页。
73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6—77页。
74《容庵弟子记》卷三。
75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洋军阀》(一)第1012页。
76胡思敬:《国闻备乘》,《近代稗海》(第1辑)第289页。
77同上,第269页。
78《容庵弟子记》卷一。
79《袁世凯奏议》(上)第361页。
80参见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第224页。
81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96页。
82陶树德:《我眼中的几任直隶总督》,《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19页。
83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79页。
84《土肥原密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74—175页。
85参见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2页。
86颜惠庆:《周止庵先生事略》。
*《袁世凯评传》第三部分
1904年末,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剑拔弩张,严重的局势迫使亟须休养生息的清廷重整军备。直隶紧邻东北战场,作为总督的袁世凯,守土有责但兵力单薄。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向朝廷汇报布防情况、分析形势并要求筹饷扩军的奏折。袁根据俄、日备战的规模,提出至少要有六万军队方能勉强满足直隶一线和京畿布防的需要。

送“高帽”的学问一(1)

1904年末,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剑拔弩张,严重的局势迫使亟须休养生息的清廷重整军备。直隶紧邻东北战场,作为总督的袁世凯,守土有责但兵力单薄。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向朝廷汇报布防情况、分析形势并要求筹饷扩军的奏折。袁根据俄、日备战的规模,提出至少要有六万军队方能勉强满足直隶一线和京畿布防的需要。而扩军,先要筹饷,否则,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危机往往同时又是机会,北洋的大规模扩军,正是借着危机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此前,为了解决国防空虚的危机,国势阽危的清廷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设立督办练兵处,统一管理全国军制改革与扩练新军事宜。袁世凯多年来通过军事教育积蓄的人材资源使得他能够承此重任,并利用练兵处的名义动用全国的财力扩充北洋的军事实力,北洋六镇很快编练成军。同时袁世凯还成功进行了以常备军制替代传统的募兵制的改革,并全面引进了日式的军事教育。日俄战争期间,清廷及袁世凯表面上奉行“局外中立”政策,暗中支持日本,并进行了情报上的合作,而日俄战争的后果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影响到中国的历史走向。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如其所愿地实现北洋的扩军,日俄战争所造成的形势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他一贯的雄心和对军事人才持续的培养和储备则更为重要,使他在机会来临时,有足够的资源可供使用,从而把握住了机会。北洋扩军的成功和全国编练新军热潮的兴起,使阽危的国势得以缓和,也使中国真正有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由此而言,袁世凯的扩军可以说是功在国家、民族。袁之新政、扩军,都应放到具体的历史年代和环境中去观察和评判,见解、看法尽可以不同,但中肯客观、真实可信才是史学的基石。
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1
(1904年1月19日)
奏:为钦遵传谕,统筹布置,谨将时势情形,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处王大臣电寄各省督抚内开:俄日相持益急,如竟决裂,中国势处两难,自当妥筹办法,除奉直边要各地方,应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所有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务须加意扼防,慎固封守。各省匪党游勇,伏莽孔多,诚恐妄造谣言,乘机作乱,致别国借口,复生他变,尤宜预为防范,并饬属认真保护洋人财产、教堂,倘有奸徒煽惑,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虞。报纸消息,往往误传,人心易滋惶惑,仍希示以镇静,不动声色,妥密筹备为要。奉谕密布,希即遵照。等因。承准此。臣忝膺疆寄,自应钦遵,严密筹防,惟现在时势情形,有不得不披沥上陈者。
查日本以协约龃龉,早修战备,俄人初意不愿用武。近因相持日急,乃在东三省日夜运兵,探闻已增至八万,合旧驻兵数,共计十八万七千余人,其已备待发者尚有七万余人。俄之宗旨已变,自不肯轻易撤退。而日本举国鼎沸,又不能听俄所为,两不相下,战端难免。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仅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边,不许客兵借境为要义。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溃卒,我之土匪,必须认真防堵;而两大(国)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直境北连蒙古,俄与蒙疆接壤,处处空虚,由张家口达恰克图仅两千数百里,为俄人往来孔道;直之热河,东毗奉境,俄方占据奉省,将来资为战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盖人皆以数十万众角逐辽海,我之防兵非万人不足支一隅,又须声势联络,互相策应,方免疏虞。惟我方饷绌械乏,断难集此重兵。然详查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
现查直境兵力,淮练各营,迭经裁汰,仅可巡缉地面;京旗三千人甫经成军,只可调防京师;自强军两千余人,现亦分布巡防;臣所部大支战兵,只武卫右军七千人,常备军九千余人。此外有提督马玉昆所部武卫左军一万人,姜桂题所部毅军五千人,遇有征调,除去看守营房,护运粮械外,应战之兵,不过三万,仍须分兵留驻京城,巡防近畿,计不过两万余人可以出防。且自公约禁运军火,各军子弹大半缺少,军械又多参差。臣前曾与庆亲王奕密商,拟增兵三万并筹备军火以资分布。嗣因饷项难筹,先增募一万,酌购军械,备助防守,计一万人正饷通年约需百万两,而购备枪炮及子弹并各项战具、杂支,约需一百数十万两,可指之项,只有练兵处奏请由直隶挪借一百万两,其所请部拨之二百万两,尚未准部文知照。如拟增足三万人,势难筹办,然非此又不足以布置。

送“高帽”的学问一(2)

臣九月间奉召入对,曾以预筹饷项为请,当蒙面谕,由部筹拨,迄今已逾两月,尚无的款在计。臣筹措为难,自系实情。然及今募兵购械,已觉为时甚迫,如再延宕时日,待至俄、日兵连祸结,虽有巨款,而乌合之众不足防御,远购之械难应急需,势将束手坐困,即使臣粉身碎骨,亦不足塞责于万一。臣一身不足惜,但事关大局安危,不敢不悉心筹划,力求周备,倘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无米为炊,惟有尽现有之饷以备兵,亦惟有尽现有之兵以布防。设或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不能稍辞其责,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甲午之役,集天下之兵力、财力,已故大学士臣李鸿章、故督刘坤一之久历戎行,老谋深算,而关内外各军不下二十万,仍每以兵单为忧。况现在俄、日交哄,人之兵力倍蓰畴昔,而驽下如臣,处此财才极窘之秋,提此两万余众之卒布置防守,实有不能不为鳃鳃过虑者也。臣通盘筹划,夙夜焦思,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惟有仰乞皇太后、皇上饬下户部迅筹切实的饷,以应急需而扶危局,天下幸甚。臣不胜战栗恐惧,迫切待命之至。
所有遵谕统筹布置情形,理合恭折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庚子事变后,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赔偿债务,国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京畿直隶,民变兵燹过后,城镇残破,百业凋敝,正是亟需整顿善后,修养生息的时候。清廷为了挽回颓败的国势,重提变法,袁世凯也正在一马当先地在直隶推行新政,经费本已不足,为何又要朝廷挤出大量经费来整军经武呢?原来中国此时已落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国土大部分被划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因而列强间的矛盾和利益争夺,一举一动无不牵动国内的政策走向,改变着行政的轻重缓急次序,想关起门来搞发展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此时,中国的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日、俄之战看来已势不可免,所以扩练新军,这个在乱后恢复时期原可缓一步进行的事情,现在又成为头等急务了。日俄为什么,凭什么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这就要我们回过头来,从因老李病逝而中断了的中俄关于收回东北的交涉谈起了。
因为头绪纷繁,本章拟从三个方面叙述、捋清国际政治对中国内政的影响,而它又是如何在危机中给袁世凯提供了扩充北洋实力的机会。从列强争夺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可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北洋扩军的原因。袁世凯主观意愿的因素有,但大得多的成分是国防的需要,形势的逼迫,而练兵的资源掌握在袁世凯这里,所以因逢时会,成就了他的事业。不是有句话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吗?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建立随营学堂,持续不断地培训、吸纳人才,反映了他的远见,也积累下了北洋雄厚的军事资源,当机会到来的时候,练兵扩军自然非他莫属,岂是“野心”二字所能概括的?
先从中、俄收回东北的交涉说起。李鸿章去世后,双方交涉一度中止。1902年2月10日,中俄重开满洲问题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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