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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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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组织的大规模请愿活动，全国处于骚动不安之中。东学教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于朝鲜的一种民间宗教，其基本教义杂糅了儒、佛、道教的很多成分，主旨是社会平等、反对贪官污吏和外来思想影响，在农村和下层社会有很大影响。东学教的创始人是崔济愚，由于其思想传播愈来愈广，信徒愈来愈多，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和恐慌，1863年朝官府将其逮捕，翌年将其杀害并禁止信奉和传播东学教。但东学教仍在地下传播与发展，其第二代教主崔海月利用教徒和农民对政府的不满，发起了为教祖崔济愚申冤的活动，希望借此使东学教取得合法地位。1892年，崔海月率教徒六十余人赴汉城上书官府申冤，翌年又提出“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等政治性口号，并在忠清道组织了有数万人参加的报恩集会，要求废除取缔东学教的禁令，号召广大教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朝鲜统治阶层对事态的发展极为震惊，感到单凭安抚已无济于事，而仅靠自身的力量亦难以镇压，遂再次求助于袁世凯和清廷。
袁世凯一向主张早遏乱萌，早在东学教掀起为教主伸冤的活动时，他就“屡次劝韩廷早为翦除，毋使滋蔓”。在崔海月等赴汉城上书时，他又建议朝政府要“格外镇定，毋遽惊惶。为士民倡，宜速治魁首以厉其余，并出示剀切的谕令禁止。”在东学教举行忠清报恩大集会时，面对渐成燎原之势的动乱，朝鲜王室、政府方寸已乱，筹商于袁。袁遂建策“劝其简派公正重臣前往抚辑，将各城镇的贪官污吏和苛政分别汰除，再调各处练军到那里虚张声势，显示将进行征讨，并切实明白地吩咐其解散，倘若终不遵从，再议进剿58。”但韩廷畏葸不决，经袁再三劝说，并表示愿自任督剿，朝政府才派鱼允中带兵赶往忠清道驱散了东学党的集会。
就袁世凯为朝鲜政府设计的对策而言，可以看出他对民间社会动乱有着十分清醒的政治判断。对东学党这类以“神道设教”方式动员组织群众的民间宗教（类似于中国历史上之太平道、白莲教、拜上帝教等），如不能及时将其遏制于萌芽之中，往往很快发展成燎原烈火，造成整个社会的大动乱，历史上类似的事例屡见不鲜。而消除乱萌的手段就是擒贼先擒王，凡民间宗教运动均建立于对教主的迷信之上，除掉教主，教徒们建立于这种迷信之上的精神信仰亦会随之崩溃，整个运动自会土崩瓦解。
凡一种民间宗教运动的兴起，多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政治的腐败，镇压是治末，改良政治方为治本。袁建议派“公正重臣前往抚辑，将各邑贪吏苛政分别汰除”的用意即在于此。改良政治，消除腐败的作用就如釜底抽薪，多数人的满意度提高了，对社会的未来、自己的前途抱有希望，少数野心家就难有作为，历史上政治开明、国家繁盛时期几乎没有动乱的原因即在于此。
当然，动乱已成气候之际，政治改良缓不济急，为免于整个社会的崩溃，暴力手段的使用必不可免。但怎样使用，却大有学问。举而不用，通过暴力的震慑作用，不战而屈人之兵，无疑是上策，但前提是相比于对手，你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次则通过谋略制胜，分化瓦解之，诛杀祸首、胁从不问，袁所建议的即此种方法，其后来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时用的也是这种方法。而且成功地治理动乱局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袁之建议，因朝政府“诸多畏葸，意更游移”而未能全部采纳与实行，东学党运动在消沉了半年之后，又在全罗道复燃。
1894年3月，全罗道古阜、泰仁两郡数千东学教徒和农民在全？准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先后成功攻击了两郡官署，并向各地广发檄文，称：“吾辈举义至此，决非他故。所希望的是拯百姓于涂炭，尊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59”，号召广大民众加入起义。5月31日，全？准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声势大振，起义势如野火，迅速蔓延到忠清、庆尚、京畿、江原、黄海等道，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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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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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月古阜爆发起义时，袁即电告北洋，要求派兵船赴朝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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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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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邪教联名诉请韩王尽数驱逐洋人，屡有揭贴榜文，沿西方人门前多端诟詈，声称将驱逐杀戮。在汉城的洋人都大为恐慌，……凯屡劝韩国政府严厉缉拿惩办，终畏怯不敢。刚才英国官员禧在明来称，各国洋员均要求调兵船防范，（禧在明）已告以中国有弹压责任，应该静候。请求凯速调数船，以防意外，而消除各国的疑惧云。查西方人既等待中国（出面）弹压，自然属于好事，乞即电令水师，迅速派遣两艘兵船来仁（川），以尽弹压之责。60
甲午战争后，国人追原祸始，多把引发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袁世凯，认为是他的错误情报导致李鸿章派兵赴朝平乱，给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借口。其实，无论清廷派兵与否，日本武力干涉、控制朝鲜的大计已定，或迟或早都会挑起事端，找到借口的，如前面提到的经济赔偿案和金玉均被刺案，都是这种企图的表现。袁的任务就是控制住朝鲜，阻止列强的渗透和干预。从袁上述要求派兵的电文看，其动机在于稳定住汉城的局面，杜绝列强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出兵干预朝鲜局势，与朝廷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可由他就韩王求清廷派兵援助一事拍给李鸿章的电文中看出：“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中国于何地，自为必不可推却之举”；李鸿章也认为，“韩国归中国保护，其内乱不能自我了结，求中国代其戡乱，自为上国体面”，建议派陆海军赴朝平乱61。而且李鸿章之相信日本不会出兵，也是日本人积极诱使的结果62。至于日本之所以能以此作为其出兵朝鲜的借口，其远因恰在于十年前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定的《天津条约》中给了日本人这种借口。6月7日，在接到清驻日公使汪凤藻关于清廷派兵赴朝鲜平乱照会的第二天，日外务省即复照宣称，日本将依照《天津条约》之规定，也派兵赴朝；同日，日驻华代理公使、驻天津领事也分别照会清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宣布根据《天津条约》，中国出兵，日本亦将出兵“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63。”而实际上在接到清廷照会的前一天（6月5日），日本即以护送日使大鸟圭介返任为名，派遣海军陆战队400名随其赴朝了。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其实政治、外交又何尝不是诡道！日本谋占朝鲜，处心积虑已二十余年，计划、准备十分周密。东学党起事后，日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即授意日本浪人团体玄泽社，派内田良平等党徒赴朝鲜打入东学党内部，以同情起义者的姿态推波助澜，并企图将运动锋芒由“逐洋灭倭”引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廷势力方面。袁对此有所觉察，而李鸿章犹认为“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使韩匪起事。来电似尚不知韩国有内匪也。……伊藤与我交好，并非虚伪64。”外交之诡道的表现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背后隐藏着的是尔虞我诈的利益争夺，办外交几十年的李鸿章怎会看不透？其实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李鸿章甲午兵败后失势，仅挂个总署大臣的名义略备顾问而已，居住在京城贤良寺，也是门庭冷落。闲下来常同在其幕中的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聊天，曾话及曾国藩在办外交上对他的重要影响：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正联手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误大局。你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答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慢慢才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打动人，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说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致于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回答说：“是，是，门生准定尊奉老师的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而且还有很大收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行之终身，真是有道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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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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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世纪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同豺狼讲诚信可乎？曾、李均由进士而翰林，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诚信立身待人固然是君子所应为，但以此作为对待列强的法宝，未免迂阔。实际上李鸿章在外交上也并未完全遵循曾国藩的教诲，而是“与洋人交，略为参用痞子手段”；看他对待更为弱小的朝鲜的所为和对大行外交权术的袁世凯的倚重，就可知所谓“诚”字完全是迷惑列强的障眼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李独对貌似谦恭，内藏诡诈的伊藤怀有好感。乙酉年天津谈判时，李落入伊藤的圈套而不自知，事后反而致函总署称赞伊藤是个人才，颇有惺惺相惜的意思。君子可以欺其方，东学党的起义已如火如荼，诡谲如伊藤者能不知道？个人的私交再好，在国家利益冲突面前也要让步。李鸿章一误再误，事后仍不醒悟，遂又有中俄密约的产生，贻害无穷。当然中国外交失败的责任也不应全由李鸿章来负，国家外强中干，办外交的人腰杆子想硬也硬不起来，外交斗争归根结底也是国家实力的较量。相反，袁世凯的头脑要清醒得多，他那套纵横捭阖的权术在朝鲜的外交战场上一直没落下风，但真到了兵戎相见之际，没有强有力的军事为后盾，他亦陷入困境，难有作为了。
6月9日，大鸟率四百名日军抵达仁川，翌日到达汉城；同时，派赴朝鲜平乱的聂士成、叶志超部清军也相继抵达距汉城一百五十余里的牙山。此时，东学党被政府军打败，又迫于清军大兵压境，内部产生了分裂，全？准遂与政府军议和，并于6月12日率起义军退出全州。由于动乱趋于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暂缓增兵，并会晤大鸟圭介，据袁发给北洋的电报，双方会谈情况如下：
凯谓，韩国乱事已渐平，我国兵拟早撤，以免暑雨。如果听到日本派遣大兵，自然也将增兵前来。因相互防备，必生嫌隙。倘若在韩西方人伺隙播弄，或西方人也派兵来候收渔利，不但韩国危急，对中国日本亦必有损。中日和睦，亚洲大局可保。倘若互生嫌隙，徒然自害。我辈奉使，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家，岂可效武夫庆幸多事？我深知必无利，故尚未调一兵来汉（城）。大鸟回答说甚是，我正好有相同见解。我国政府把韩国匪徒看的太重，（所以）才从速派遣大兵，我年逾六旬，岂能愿意生事？……我们二人就此约定，我除八百（士兵）外尽力阻止增兵，你也发电阻止中国增兵，我二人在这里必可推诚商办。66
袁所贯彻的是清廷和李鸿章的意图：韩乱将平，双方可依《天津条约》同时撤军，相安无事。大鸟则完全是虚以委蛇。早在5月，日军即已秘密动员。6月1日（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在得知朝鲜正式向清廷请援的当日，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并请日军参谋总长等军方要人参加，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出兵朝鲜。其行动策略是：在外交上“尽可能居于被动者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在军事上“力争居主动地位，一切要先发制人，以便处处陷中国于不利地位67。”会后即着手组成指挥战争的大本营。朝鲜国内局势稳定后，日本也根本不打算撤军，而是训令大鸟按原定计划继续增兵朝鲜。大鸟之所以与袁订约，为的是在朝日军人数还不足以形成对清军的压倒性优势之前，麻痹中国，延缓清廷的增兵速度，占据先机。在此次约定之后，日本仍源源不断向朝增兵，到六月底，在朝日军已有陆军万人，兵舰七艘，集中在仁川、汉城一带，构筑工事，准备作战。
日军在朝鲜站稳脚步之后，即按其既定方针，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鲜的三端建议：（1）日、中共同会剿东学党；（2）日、中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和税务；（3）日、中共同训练朝鲜军队。三端之外还有两个附加条件，即无论清廷同意与否，日本决不撤军；清廷不同意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将独力进行68。李鸿章则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韩贼已平，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日韩条约承认韩国自主，尤其没有干预内政之权，均难于条约之外另商办法”，拒绝了日本的建议69。李鸿章试图以公法和条约制约日本，孰不知日本对此有利于己则用，不利于己则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两国间的条约视同无物。李鸿章见中日交涉撤军已不可能，遂转而求助于列强调停，迫日撤军。此后一段时间内朝鲜的局面是：日本积极备战增兵，中国则无所作为，坐待各国调停。事态的发展竟好像完全是按照日本的行动策略进行的，即外交上中国积极，日本消极；军事上中国消极，日本积极。如果说中国在军事上本来还有机会的话70，随着时间的流逝，甲午之战的败局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外交上的失误绝对是重大起因之一71。清廷昧于潮流与时局，顽固坚持“天朝——四夷”的过时观念，固步自封，失误不断。在朝鲜问题上，不明公法，放弃宗主国之责任于前，不知变通于后，最终陷入了自己没有准备且不情愿进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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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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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在朝鲜的行动步骤来看，清廷以往的失误被抓住作为其侵略行动的外交掩护十分明显。日本在诱使清廷出兵后，立即以保护使馆商民的名义出兵朝鲜，而后要求共同会剿东学党，再后提出日中共同改革韩国内政，其借口均出于《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在遭到清廷拒绝后，遂依仗优势兵力，强力迫使朝鲜“改革内政”，实即建立亲日政府，再以此政府之名义否认朝鲜为清属国，并请求日本代为驱逐在朝清军，其根据则是自《江华条约》起，日本就从未承认过朝为中国的藩属，而这恰恰是当年（1875年）中日交涉时清廷放弃宗主国责任，让日本钻了空子所致。其颟顸可叹，其惨败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在清廷军事观望，寄希望于列强的外交调停之际，身在一线的袁世凯已觉察到苗头不对。面对源源不断开到汉城的日军，他感到中日之较量将由外交转为军事，而他赤手空拳，单凭口舌已难有作为，遂于6月18日（旧历五月十五日）致电驻军牙山的叶志超：
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强行以大兵入我藩国首都，终将相机狡猾图谋。我方如一振作，日方必自衰落。只是派兵的来意，在保局息事，殊无可奈何。麾下不妨先散播进军汉城的声势而不必马上开进，看其如何转变态度？
袁的意图是要叶虚张声势，作出欲进兵汉城的样子，使自己对日交涉有所倚恃，无奈叶怕刺激日本，并不响应。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与日使大鸟交涉，要求日本停止增兵朝鲜，其实，武力控制朝鲜已是日本既定国策，正全力贯彻执行，岂是袁世凯所能阻止的？袁同日致电北洋，陈述其所处的外交困境：“凯屡次与之协商，均反复无常，极为可恨，恐怕非口舌所能争”；袁联络各国驻汉城外交官共同诘问大鸟日本增兵之事，“然而日本气势甚为凶悍，各国官员一时亦无可奈何。”至此，袁世凯已完全意识到事态已发展到实力较量阶段，而清廷政策是“保局息事”，有军队也不能使用，瘸了军事这条腿，在日军环伺的汉城，单凭口舌之争已不可能有何作为，如果坚持和局，也不是在汉城所能解决的：“屡次努力劝阻大鸟毋令增兵来汉城，他已答应，然而前言俱食，后言何可再信？况且日本政府意在威胁韩国，大鸟自己不能做主，难以口舌争讲，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速前来严加防备，继续准备陆军；一面电令汪（驻日公使）商办，并由总署酌请驻华各公使调处，或不致很快破裂72”。
此后袁在朝鲜的作用便局限于收集情报、指导亲华的朝鲜政府官员如何应付日本的压迫等方面。起初朝鲜政府的对日交涉，还经常与袁磋商讨教，袁也能由此获取日本方面的情报转达清廷；但随着日军逐步控制了仁川、汉城，政府也逐渐为亲日派所控制，靠日本摆脱清廷控制，自主独立的言论大兴，袁在这方面亦难有作为了。据曾在朝鲜袁世凯官邸做文案的沈祖宪追记，当时日本人确有假手东学党人除掉袁世凯的迹象：
时东学党人必欲害公，藉日兵势力，伺察周密，以至于不能出使馆一步。使馆薪米缺乏，幕僚皆托故潜遁。文牍电报，（袁）乃以一身兼之。73
东学党人之所以仇恨袁世凯，是因袁在镇压东学党起义过程中，一直充当朝鲜政府的主心骨和军师；日本则有甲申政变被袁挫败的旧恨，袁被派驻朝鲜之初，日本就反对，“谓彼曾带队在韩杀败日兵者，显非睦谊”。袁在任十年，关系网遍布朝野，日本欲控制朝鲜，非祛除袁的影响不可，但袁有外交人员身份，日人不便公开出面，而假手乱党暴民则易于掩饰。总之，袁此时所处的环境已是杀机四伏。
6月30日（旧历五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在得知朝鲜在日本胁迫下已正式照会大鸟，申明朝鲜为自主国家，非清廷之属国的消息后，致电李鸿章，在报告这一消息后，提出了撤退回国的请求：“听说大鸟拟照公法来作梗，依例派兵押解凯出境。果真如此则耻辱甚大。（现在）只可依照万国（公法）使节条例，送文通知照会韩国，回国禀商，请兵伐韩。”袁的考虑是，朝不承认为清属国，他这个宗主国派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就不被承认，日本可按国际公法，以“职名均舛”为借口派兵将他递解出境，如此则不但使他，而且使国家受辱蒙羞，不如主动撤回，另作他图。清廷当时认为，朝鲜自立“究无实据，袁若马上归国，日本又将引为口实”，不予同意；李鸿章遂电令袁“要坚贞，勿怯退74。”
袁世凯在朝鲜纵横捭阖十二年，在军事、外交上都是占尽风头的人物，袁在监控朝鲜王室、政府外，还通过操纵其在朝政府内的关系，百般阻挠列强们渗透、控制朝鲜的图谋，因此深为列强们尤其是日、俄所嫉恨。如今坐困危城，其心境之焦虑恐惧可想而知。随着汉城局势日益紧张，袁不顾总署和李鸿章的劝阻，自6月29日起，连续致电北洋，陈述目前困境，要求撤退回国。李鸿章对此不置可否，只是将其电文转陈总署，但不表态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表明李对袁在关键时刻沉不住气的表现不以为然。7月4日，总署复电指示李鸿章，“袁道想马上降旗回国，反而好像与日本国失和，办法仓促有失国体，希望速发电制止，万勿轻举妄动”；李将电稿转发袁世凯，自己只加了“应遵办”三字。次日鉴于形势严峻，袁再电北洋，详细报告目前情势和自己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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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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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军由陆地前来（汉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运弹丸、雷械甚多，兵帐、马厩架备多处，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本蓄谋已久，其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日虽答应不先开衅，然而削除我宗藩体制，控制韩国内政，自难以坐视，阻止他即争端自我挑起。日本狡诈，以大兵来，岂肯空手回去？要想寻衅，何愁找不到机会？叶军居于牙（山）难以接济。日本一再加兵，（意图）显露无忌，应迅速派兵，全以商船载往鸭绿江或平壤下船，以待大举。韩国既报称匪平，我先撤亦无损害，况且天津条约日本已经违反，我应自行其事。若以牙（山）驻军与日本持续到来之兵相持，争端一开，连退路都没有了。
从袁此封电稿中可看出，他已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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