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智慧-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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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霭抢过话筒，不由分说地下达了命令：“720，放油降落！”

一声指令，飞机开始放油，最后终于安全降落了。此时停机坪上一片混
乱，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乘客们争相涌出机门，有的跪地祈祷，有的在胸
前不停地划十字，有的掏出亲人的照片一个劲儿的吻。。一场灾祸避免了。

但是，好事刚做完，追究擅自决定放油的风声却传来了，总局不但没有
表扬他，反而要追究这擅自决定放油的责任，大家心里感到寒颤。

然而，仅仅几个小时以后，即第二天凌晨1　时，周恩来亲自在人民大会
堂召开了紧急会议。民航、空军、总参三方人员到齐后，周恩来快步走进了
会议厅。到会的人个个都很紧张，周恩来表情严肃，两只眼睛闪闪发亮，他
一进门就把到会的人扫了一遍，最后，把目光停在张瑞霭身上，此时，张瑞
霭心中一阵不安。哪知周总理边向张瑞霭走来，边大声说：“感谢你呀，张
瑞霭同志！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决定很正确，很果断，很及时！”总理
的评价，使张瑞霭的眼泪夺眶而出。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作重要
指示，像打仗一样，应该尊重前线指挥员，你们不但不这样做，还要追究责
任，是谁决定的？”

周恩来的目光转向民航总局值班首长：“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也是同意放油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下达指示，还要一级一级向上请示呢？”民航总局值
班首长垂下眼帘，不敢再吭气。

周恩来又很生气地问民航参谋长：“你在干什么？在睡觉？”值班调度


员忙替参谋长解释：“他不值班，也没有向他报告，是后来才告诉他的。”
但参谋长此时当即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一一查证了在场的每一级领导，发现有13　个环节层层请示不得结
果，继续说：“简直是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这不仅是关系飞行
安全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国际影响的重大问题！不要说延误33　分忡，有
时即使是延误33　秒钟，也会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我们的事情之所
以难办，就是层层太多，又不敢负责。机构不改革不行，权力一定要下放，
领导者要懂行，官僚主义要不得。。”

这次会议从9　月10　日1　时到4　时30　分，在三个半小时会议中，大家都
极为愧疚地听取周总理的批评，心中震动很大，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
不久，国家民航总局改进了体制和管理办法，提高了行政效率，进一步明确
了责任和要求。


十年运筹一朝归来——争取李宗仁先生回国

1965　年7　月18　日上午8　时许，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一行飞抵广州
白云机场，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一行动大大震惊了全世界，深刻感染
了海峡两岸为统一大业而奋斗的人们。而为了这一重大举措，周恩来整整筹
划了十个年头。

1919　年底国民党势力被赶出大陆后，与蒋介石政见冲突公化的李宗仁
（曾任代总统）未回到台湾，他拒绝了蒋介石的挽留，把心腹旧交程思远留
在香港，自己于12　月5　日赴美国侨居。

1955　年初，美国当局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　月
29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对此，
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
谋。1955　年4　月，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
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点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于
是，李宗仁于1955　年秋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能默尔而息，必须有所主张。此举引起了北京的注意。很快，住在香港九
龙荔枝角的程思远接待了许多香港进步人士的登门拜访。

1956　年1　月，香港《大公报》的一位程思远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
总编金尧如来看望程思远，交给程一份刊载在《大公报》上的周恩来《关于
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试探程思远对国内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3
个月后，金尧如又来拜访程思远，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
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直到程
思远排除顾虑到达北京后，方知是周恩来的决定。

1956　年5　月7　日下午，全国政协举行小规模酒会，周恩来主动向程思远
伸过手来，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1938　年曾在武汉见过面”。
5　月12　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宴请程思远，并约请李济深、张治中、蔡廷
锴、邵力子、黄绍竑、屈武等人参加，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在座。席间，
周恩来高度评价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但回顾往昔，点了李宗仁在签订
和谈协议问题上一误再误，最后，提出了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
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主张。并且，他还宣布了对台工作“和为
贵”的政策主张，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来去自由。这次接见、宴会和谈
话整整用了三个钟头。程思远回港后，即将此行函告李宗仁，而李宗仁来信
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
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任何变化。

事隔三年，1959　年9　月24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二次召见程思远，对程
思远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
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他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
（此信系由费彝民转来），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
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

很显然，周恩来处理此事非常慎重、周到，细致。对于李宗仁所献历史
名画，周恩来也着人一一进行了鉴定，然后寄语程思远：这些字画，有些是
真的，有的是膺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
以壮行色。可以看出，周恩来处理事务显出非常恰当、炉火纯青的功夫。1960
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下了这笔外汇。


李宗仁看到归回故国很有希望，就想为统一祖闰做点工作。此时，恰逢
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同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认为这位40　岁的总统可能对杜
勒斯制订的偶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
中国的态度比较绥和，于是在张歆海教授帮助下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贺他
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
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慎重研究。于是，李宗仁将来去函
件都寄给程思远，嘱送周总理核阅。

对于此事，周恩来一眼看透。他于1961　年6　月上旬专门召见程思远，在
接见时对程说：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
一番事业，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
议事日程上来。周恩来重申派程思远到欧洲去同李先生谈谈的意见，并希望
李宗仁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1963　年7　月，李宗仁对《欧洲周报》女记者玛赛丽说：“我由于自己的
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肉正在诞生。”此后，李宗仁
与程思远约定于12　月份在瑞士苏黎世会昭。行前，程思远于11　月份再次返
国向周恩来请示。一天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将程思远引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在这次按见中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一是“四可”，即
“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
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
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二是“四
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
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三是要过“五关”即过“政治关、思想关、社会
关、家族关、亲友关。”总理要程思远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然后来送程思
远上车，殷殷嘱咐。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突出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原则，
显示了他在处理问题时极强的政策观念。按照事先的安排，1963　年12　月19
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在一家饭店与李先生会昭，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
的期待，完成了特殊使命。此行并且避开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跟踪，一切都
处在秘密状态中。

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抱定回归祖国之心，在进行了一些秘密准备
后，向台湾当局打了去欧洲旅游两周的招呼，于1965　年6　月13　日离美飞往
瑞士，行前从纽约向程思远拍了电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第五次约见程思
远。

6　月18　日中午11　时，程思远飞抵北京，此时周恩来在等了三天之后，
已于18　日上午率团出访非洲各国。临行前，他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
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同志向程
思远传达三点意见：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
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三、你到苏黎世时，
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按照周恩来交待的使命，程思远在我国驻外机构的秘密协助下，顺利地
与李宗仁夫妇在瑞士见面。然后，再由我国有关组织的巧妙安排，李宗仁夫
妇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李宗仁一行乘上回归祖国的航班时，周
恩来通夜未眠，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
床休息。1965　年7　月18　日上午8　时许，当李宗仁夫妇一行飞抵广州白云机
场时，受到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


当李宗仁一行吃完粤式早餐继续起飞，于11　时抵达上海时，万万想不到周恩
来、陈毅和上海市市长陈丕显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感动
极了。

7　月19　日上午，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满怀信心地谈
到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并对李先生重申了“四可”精神。7　月20　日，
李宗仁夫妇飞抵北京，整个接待工作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非常圆满。9　月26
日，李宗仁在北京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心愿。

对于李宗仁先生的归国声明，周恩来曾客观地评价说：“德邻（李宗仁
字）先生出走十六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他到北京时曾发表一个声
明，说他以‘带罪之身’由海外‘归来’，向人民交代两大过错：一是1949
年和平谈判时，他没有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二是他在美国居
留期间搞‘第三势力’”“这样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是实际
上这两件事情也难完全怪他。”“名为‘代总统’，实则一无权，二无兵，
三无钱，真是孤坐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
一切都由下野后稳居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摆布。李宗仁受白崇禧的影响，也
没有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至于搞‘第三势力’，想依靠外国来取得政权，
这说明他对美国有幻想，同时也是旧中国政坛显要的通病。”“爱国一家，
爱国不分先后。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


巧用抓与促尽力保主产——“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抓革命、促生产”
指示

在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周恩来无意于党内斗争，倾其全力
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筹划中。但是，当“文化大革命”运动降临在神州大地时，
周恩来在“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则巧妙地运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武器
来缓和这场内乱对整个国家与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冲击，以尽量减少
全体人民的损失。

1965　年11　月10　日，经过精心准备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毛泽东在当
时不通知中央政治局就批准发表此文并示意全国转载。对于这一重大事态，
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人民日报》11　月30　日才转载姚文元的文
章。在严重的事态面前，周恩来知道无法阻止运动的开展，便试图在转载中
将这场尖锐斗争导入学术争鸣渠道，并保护吴晗等同志。为此，周恩来亲自
修改了《人民日报》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既允许批评的自
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
是，以理服人”。

1966　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以后，“文
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展开与逐步升级。8　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
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发表了毛泽东于5　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
字报》一文，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简称《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十六条”中，周恩来
和陶铸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和力争，突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以图
“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革命”还仅仅限制在“文化”领域和党政机关
内。但18　月中旬“红卫兵运动”掀起以后，“革命”开始迅速推向社会，妨
碍了工农业生产，这些活动违背了周恩来等人希求稳定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关
于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试图用保护生产来“限制革命”。9　月7
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提出“要
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周恩来还对红卫兵反复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
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制定下，经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于9　月14　日发
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两个文件规定在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
指挥机构，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
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迅速返回，积极
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未开展
文化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与科研
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的撤换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采取群众“罢
官”的作法；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
外地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
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县以下各级领导应恢复和加


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9　月15　日，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百万师
生和红卫兵大会上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而周恩来在讲话中则重申“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要
求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力图稳定工农业生产局面，把运动限制在
有限的范围内。

周恩来关于以抓生产来限制“革命”的谋略在执行中很快被中央文革一
伙人看清，当11　月9　日《人民日报》中《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发
出以后，中央文革一伙炮制了一个新的文件稿，与周恩来唱对台戏。12　月4
日和6　日，林彪两次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攻击周恩来用“抓革命、促牛产”
口号来压运动，形成对周恩来等同志的政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要
保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骨干力量不被打倒，要维护国民经济的
正常运转，其难度也就更大了。


众帅出席稳定军心——精心安排1967　年“八一”招待会出席人员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全面内战”的浪潮逐步推向军队之
中。1967　年1　月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
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实行军队介入地方“文
化大革命”的行动。1　月28　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以规范“支左”工
作。但月底即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字报。接着，2　月11　日发生的谭震林、
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大闹怀仁堂”事件和7　月20
日武汉发生的“百万雄师”事件，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矛头层层指向中
国人民解放军内部。7　月25　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肖力（李讷）说：“要
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部长们和大
批干部遭迫害和诬陷。同时，康生等人在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出了“揪军内一
小撮”的口号，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机关，揪“军内一小撮”。而7　月26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中也提出“彻底批判反党
分子彭德怀、罗瑞卿的反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揭露他们同党内最大的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勾结，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和策划
下进行篡党、篡军的罪恶活动，把目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大批判运动推向一个更深入的阶段。”这样，由“文化大革命”掀起
的内乱逐步导向军内，引起了整个军队上层的不安，军心颇有动摇之感。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稳定军心，防止军队内部发生动荡。怎样做到这一
步呢？周恩来煞费苦心。此时，正值“八一”建军节来临。按惯例，每年“八
一”建军节前夕，国防部均举行招待会，以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届时，
军内元老和国防部要员都要出席。但此时朱德和徐向前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都已受到了冲击，能否按惯例出席“八一”招待会已成难事。因此，周恩来
下决心要将朱德、徐向前等人安排出席“八一”招待会。

对于朱德、徐向前等人，林彪与江青两伙人均持反对态度，他们攻击朱
德是“大军阀”，对徐向前等人也嫉恨很深。因此，他们自然反对和阻止朱
德和徐向前等人出席招待会。这时，周恩来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请示毛泽东
主席，这一安排争取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此事直到7　月31　日下午才定下来。

为了防止意外，周恩来为元帅们参加招待会特别布置了有关行车路线和
警卫措施，防止中央文革一伙人策动造反派堵车作乱，并派叶剑英通知徐向
前，要他注意和小心。这样，在7　月31　日晚国防部举行的纪念“八一”招待
会上，军队的几位元帅基本上都出席了。他们出席并见报有力地打击了中央
文革一伙揪斗元帅们的气焰，遏制了林彪一伙排斥异己、在军内搞一统天下
的阴谋，也象征了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团结和稳定。此后不久，毛泽东也否定
了林彪等人提出的“揪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和图谋。


参加庆典稳定西藏——1966　年接阿沛·阿旺晋美进京

“文化大革命”给全国各地带来的冲击和祸害，使少数民族地区也未能
孝免。在林彪、江青极左路线的冲击下，西藏地区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
策遭到了严重破坏，西藏的民族关系越来越紧张，作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
会主席的阿沛·阿旺晋美也难以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不迅速缓解局势，
则西藏地区很可能爆发更大的骚乱。此时，一直关注着两藏局势变化的周恩
来想出了一个妙法：他在1966　年9　月29　日，以参加国庆庆典为理由，派飞
机把阿沛·阿旺晋美接回北京。到北京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阿沛·阿旺
晋美于“十·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
一举措传到西藏，对西藏日益紧张的局势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


以退为进能屈能伸——“文化大革命”中请陈毅带头“作检讨”

1966　年8　月以后，国务院各部工作相继受阻，周恩来的副手们几乎都被
打倒或无法工作。这时，周恩来想出以退为进的办法。

有一天，周恩来把陈毅找来，要对他做工作，然后从外交部开始逐步把
各部工作再恢复起来，方式就是恳求陈毅“作检讨。”

对于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国内外的影响，江青一伙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对刚直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