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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戈壁-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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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攻占科布多的英雄”丹毕坚赞成为外蒙古，特别是沙俄政府不能容忍的危险人物。一时间，标明“紧急”、“机密”字样的密码电报来往于科布多和圣彼得堡之间，官员们被召去商讨，拿这个突然间一步登天、名声大振，又突然之间一夜暴富，颐指气使的人物该怎么办。他已经开始自称“小博格达”，自以为拥有与库伦的呼图克图同样的宗教统治权，企图在西蒙古建立一个独立于库伦的王国。
关于丹毕坚赞的决定已经作出。在圣彼得堡，俄国外务大臣向内务大臣通报：“根据我国驻蒙古外交代表以及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特别是驻科布多领事的奏报，现已查明，科布多地区出现的混乱局面、民众的骚动和全面破坏，主要由某个叫‘假喇嘛’的人活动所致。据可靠资料，此人是来到蒙古的俄国籍卡尔梅克人或布里亚特人。主要因为他的缘故，我国部队进入科布多出现了极大的困难。他的贪得无厌和残暴行为，导致了哈萨克族克烈部大量涌入我国境内，由于害怕他报复，拒绝返回蒙古。
“通过关于消除假喇嘛危害的决议后，我们决定将他捉拿归案，并按我国驻蒙古外交代表的判决将其作为俄国臣民流放到俄国，以免将来后患无穷。……我已指派驻科布多总领事，采取执行本决议所需一切必要措施，捉拿假喇嘛，并将他押解到托木斯克衙门看管，以便查明其真实身份和户籍所在地。……”19
在俄国最高层的直接干预下，根据第336号秘令，1914年2月7日，科布多边区地方官丹毕坚赞－假喇嘛被捕。
在名为《西伯利亚第四十一步兵团大尉布拉托夫率领外贝加尔哥萨克军队上乌丁斯克第一团第三百户队和驻蒙吉克的西伯利亚哥萨克第三团半个百户队逮捕假喇嘛的远征记》（现藏俄罗斯外交档案馆）之中，这次行动的指挥者布拉托夫大尉，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述：“我们了解到，这位罗卜藏·丹毕坚赞原来是一个俄国臣民，是阿斯特拉罕州的卡尔梅克人。他从小就成为一名云游僧人，而且曾几次入狱坐牢。出狱后，作为云游僧人曾云游西藏和蒙古等地，因此像每一个男人一样强壮。他以各种谎言蒙蔽科布多地区的人们，并决定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元首。”
《黑戈壁》十一（3）
丹毕坚赞－假喇嘛被捕后，先在托木斯克关押一年，又转移到雅库茨克再关押一年。再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据认为他就是阿斯特拉罕州人。
“二月革命”，再加上“十月革命”，已经没有人死死盯住丹毕坚赞－假喇嘛不放。而且，《假喇嘛的头颅》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1917年12月，蒙古人期待着假喇嘛的到来。虽然此时他已被流放到了阿斯特拉罕，但蒙古人随时准备将他当作下一场运动的一面旗帜。博里斯·舒米亚茨基（曾作为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的代表，与谢尔盖一起接受前来西伯利亚的蒙古代表团敬献的红色哈达）在其《蒙古十月革命的十周年》一文中如是回忆：“临别前，代表团成员请求我们一定转告列宁本人，蒙古民众已经开始认识到斗争的革命手段所具有的意义，像1912年一样，他们将重新聚集在祖国西南，聚集在半神奇的罗布桑·丹毕坚赞周围，与奴役者进行斗争。”
蒙古人记住了假喇嘛，尽管他被捕3年之久，他们仍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今天看来，舒米亚茨基的文章中的这一点，可谓意味深长。
1918年夏，离开流放地的丹毕坚赞－假喇嘛，返回了蒙古草原。
回到草原，丹毕坚赞不费什么劲儿就发现，眼下这里已经不再需要“攻占科布多的英雄”，甚至已经没有人对他顶礼膜拜。川流不息地向他奉献牧民与牲畜，奉献种种彩物，已经成为往事。白党、红党，都视他为自己的死敌。除了尽快离开，他已经别无选择。实际上几年间是他在流放地阿斯特拉罕学到的知识，他知道科布多河畔的蒙吉克早已经安排不下他的那个新建立的“旗”。
假喇嘛离开了科布多。他没有去北方的唐努乌梁海，更没有前往库伦（乌兰巴托），他带着自己的部落掉头南下，走出中蒙界山，来到了黑戈壁无人区。
在黑戈壁一处少有的隐密地方，在马鬃山山脉附近的一片沙漠深处，从外蒙古到肃州（酒泉）的商道都要经过这里，继续往前就是柴达木和西藏……
这，就是丹毕坚赞的新的蒙吉克旗。从此，假喇嘛也是黑喇嘛。他建造了另一个坚固的要塞，他亲自训练军队。这是一支有300多人的骑兵，全部装备了别丹式步枪、卡宾枪，甚至还有从中国军队手中抢过来的日式步枪和手枪。部队纪律严明。实际上，一开始他靠打猎维持生计。秋天，为了储备肉食，全旗男性居民全部出动参加围猎行动。围猎声势浩大。假喇嘛常用猎物奖励那些幸运的、身手不凡的猎人。为了猎获一只羚羊，有时需要有人敏捷地爬上陡峭的山崖，而等待他的是奖赏和一块上好的肉。
同时，靠劫掠过往商队，假喇嘛很快聚敛起一笔巨大财富。在无人区域黑戈壁，黑喇嘛－假喇嘛开始设计建造新的要塞——新的“蒙吉克”。
就在黑喇嘛已经在黑戈壁站稳脚跟时，政局变化不定的外蒙古已经初步建立了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能容忍权威受到挑战。
在《假喇嘛的头颅》所披露的1922年（77号）文件中，有一份蒙古国“人民政府”的“判决书”，“判决书”的对象就是逃亡到中国境内，已经在黑戈壁扎根，与红色政权分庭抗礼的丹毕坚赞－黑喇嘛－假喇嘛：
自治蒙古时期，即共戴二年，丹毕坚赞加入西北边防部队，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精神，并博得宠信。可是，留在蒙古西北部地区后，他开始用诈骗手段欺骗人民，给蒙古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自治政府不得不剥夺丹毕坚赞的所有称号和特权。作为俄国臣民，他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并被投入监狱。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他出狱了。后来，他又潜入蒙古西北部地区，像从前一样，他又开始欺骗蒙古人民，到处谣言祸众。
丹毕坚赞一到蒙古，自治政府就颁布了《告人民书》，呼吁人民不要中了他的挑拨离间计。呼吁书严重警告，任何人不得窝藏丹毕坚赞。此后不久，他就逃到了中国，并加入了中国籍。在一个与中国接壤的地方，他以欺骗和恐吓阿拉特（属于牧主的牧民）的手段，为自己编设了一个旗。在那里，他残酷剥削阿拉特，袭击过往商队，抢劫和打死附近居民。
不仅如此，丹毕坚赞武力掠走数百名喀尔喀蒙古人，将他们迁移到自己的领地，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奴隶。常常因为一件不合他心意的小事，就把阿拉特们打得半死，还常常滥杀无辜。他经常抢劫和打死和平居民，给人民带来了可怕的痛苦和深重苦难，使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人民政府认为，丹毕坚赞所犯下的罪行，证据确凿，阻止丹毕坚赞逍遥法外的犯罪活动的时候已到，必须结束阿拉特因为他而遭受的苦难。因此，政府认为，必需采取措施，将人民的敌人，阴险狡诈、罪恶多端的丹毕坚赞迅速捉拿归案。军事法庭已经将他判处死刑。
……
共戴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1922年10月10日
这个“审判”显然是“内防局”（“公安部”）策划已久的。经军事法庭缺席审判，黑喇嘛被宣判死刑。剩下的问题只是何时执行了。
据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黑喇嘛是在1924年被巴勒丹道尔吉刺杀。但《假喇嘛的头颅》认为，假喇嘛于1922年（阴历黑水狗年）年底被杀，也是在公历1923年年初。死后，黑喇嘛的头颅被插在一支长枪上，在蒙古各城游街示众，好让蒙古人相信，并将消息带到偏远的游牧点：假喇嘛已经死了，他不会再来，永远不会再来，永远，永远。
《黑戈壁》十一（4）
是谁在科布多边区直接领导了解决黑喇嘛这一行动？从行动结束后上报库伦的蒙军侦察部的报告的签名来看，“消灭假喇嘛行动的教官和乌里雅苏台的城防司令”，是光荣的苏联卡尔梅克国内战争英雄哈尔迪·卡努科夫。行动日期是“1922年11月”。
在1970年出版的蒙古革命参加者的回忆文集《带着国际主义的使命》一书中，哈·卡努科夫被赞誉为“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时，表现出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孜孜不倦的精神，以及高度的个人勇气和布尔什维克的顽强精神。”我在书后收录了哈·卡努科夫于1922年3月在蒙古拍摄的一张照片。由于在蒙古骑兵部队军官高级教官组中工作勤奋，政府授予他一等功——帽顶上带一颗红珠和两眼花翎。红色“诺颜”在拍照时身着华丽的蒙古袍。人民革命胜利十周年（1934年）时，他胸前又出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红旗勋章。《带着国际主义的使命》一书，还附有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员们1924年1月在莫斯科照的集体合影。在这张照片中，哈·卡努科夫站在乔巴山和其他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员身边。回忆录的作者们证实，诸如李季耶夫、卡布鲁诺夫、占巴诺夫等卡尔梅克人，也参加了从库伦派出的消灭假喇嘛的特别行动小组。当时，哈·卡努科夫（按其自传所言）是科布多军区司令部的顾问和军区侦察部、政治部顾问。
关于黑喇嘛－假喇嘛的结局，也就是在黑戈壁要塞发生的刺杀事件，《假喇嘛的头颅》一书是从另一个角度作了描述。罗玛金娜主要是引据这次越界追杀行动的主持者哈尔迪·卡努科夫在行动完成后提交的《上报库伦蒙军侦察部的报告》叙述的内容。这个报告目前现收藏于卡尔梅克中央国家档案馆“哈尔迪·卡努科夫私人档案”，1924年1月，曾在库伦《曙光》报上发表过。报告的实质内容有：
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国家内务部20（公安部）部长巴勒丹道尔吉亲自挑选杜噶尔贝子、南兹德巴特尔为行动执行人，并同他们一起带50名士兵从库伦来到乌里雅苏台。行动参加者以德里布喇嘛的名义拟了一封假的秘信，派人送给黑喇嘛。信中，德里布喇嘛通报黑喇嘛，说库伦政府需要他的合作，请他出任驻西蒙古的“全权大臣”，还准备划给他一个旗的人口和一块土地，并颁发印信。信末附言，是德里布喇嘛请他来扎萨克图汗盟议事的邀请。
黑喇嘛立即作了答复，说入冬后一定来，同时请求先给他送来经过确认的他的旗印，并派出代表接洽有关事宜。
1922年11月，李季耶夫率领从科布多团抽调的50名士兵，另带几名被称作“土尔扈特人”的卡尔梅克人，前往通向黑喇嘛要塞方向的贡塔木嘎地方；巴雅尔公率领50名士兵从乌里雅苏台出发前往伊特克木吉特贝勒旗。关于这次军事调动的官方说法是，开始在该扎萨克图汗盟南部地区剿灭“白匪”。
12月，杜噶尔贝子和南兹德巴特尔带4名士兵直赴黑戈壁中心的黑喇嘛的大本营。“代表们”不仅带来了邀请信，还带来了尽快前来“镇压唐努乌梁海”反叛势力的请求。巴勒丹道尔吉带25名战士紧随其后。在乌里雅苏台成立了城防司令部（哈·卡努科夫任司令），又有50名来自科布多的士兵集结到这里。商定，一旦杜噶尔贝子和南兹德巴特尔牺牲，将由巴勒丹道尔吉率领随后从乌里雅苏台出发的100名战士，突击黑喇嘛大本营，“武力捉拿”假喇嘛。哈·卡努科夫写道：“我本人也应集中现有兵力，亲自前往。”
与此同时，根据乌里雅苏台全权大臣的命令，就在扎萨克图汗盟，将包括萨尔特车臣王、扎萨克图汗以及其他有重大嫌疑的“黑喇嘛的同谋”，集中到了伊特克木吉特贝勒旗，“商讨”给黑喇嘛划一块什么样的地建立他的旗。
黑喇嘛接待了“代表”，但保镖左右不离。显然，他不相信这些人。杜噶尔贝子毫无隐饰地对黑喇嘛说：现在，喀尔喀人民日子过得非常不好，对现政府极为不满；他本人曾是“白党”，对摆脱“赤色”喀尔喀不抱任何希望；是老佛爷帮助他亲眼看见了伟大的喇嘛，不幸的喀尔喀人民的希望……
立时，黑喇嘛情绪一下子变了，他叫保安离开蒙古包，开始攀谈。他说，这是他很早以来一直盼望的，现在进行政变很容易，因为他接受了邀请出任西蒙古“全权大臣”……他正在同中华民国总统就夺取蒙古，在北京谈判，并给北京送了大量金钱以组建军队，这些部队将于今春从归化（呼和浩特）方向进攻外蒙古。
在交谈过程中，代表们甚至还轻松了一下，喝了酒。黑喇嘛展示了他的武器库，他的私人武器和珍贵物品，并炫耀说：现在蒙古就在掌握在他手中，“只差将它一口吞掉”。
最后，杜噶尔贝子以教他如何看地图为名，请黑喇嘛到自己的蒙古包，黑喇嘛居然未带保镖就跟着他来了。见黑喇嘛刚走进门，战士达西一下匍匐在他的面前，“虔诚地双手合十”，请求圣人喇嘛为他赐福。杜噶尔在黑喇嘛身边就坐，南兹德巴特尔“以仆役的身份”开始往火塘里添柴。
念完经后，黑喇嘛将手伸向战士达西的头顶，为他祈福。就在此时，正在跪拜的达西抓住了这只手，杜噶尔抓住了另一只手，而南兹德巴特尔则霍地站起来，掏出手枪开枪射击，但只打中黑喇嘛的脖子。
《黑戈壁》十一（5）
黑喇嘛在双手被紧紧抓住不放的时候，曾大声喊：“你们想干什么？”
听到喊声，黑喇嘛的仆从跑进了蒙古包，但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他跑掉了。哈·卡努科夫在报告中继续写道：“此时，其他两名战士占领了武器库，向天空鸣枪示警，黑喇嘛亲信没人敢出面救护。”在“碉堡山”有过一次集会，但集会上，黑喇嘛的属下“不但表示将绝对服从行刺者，而且对能摆脱专横暴虐的恶魔的控制感到很高兴。”
黑喇嘛的亲信中最不得人心的5个人（“臭名昭著的凶犯”），当场被揪出，其中包括纳甘堪布喇嘛、刽子手索诺木多尔济，一个叫“土莫第巴雅尔”的汉人（厨师？）等，都被当众枪决，被枪杀的还有黑喇嘛的狗——跑来企图救它的主人。
报告之中说，在蒙古包里杀死黑喇嘛后，“杜噶尔贝子和南兹德巴特尔之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按前者的话说，后者将黑喇嘛一些贵重物品据为己有，为避免造成私分珍贵物品，他们同意公开与士兵们均分，所有贵重物品被分成6份，并作为战利品被全部瓜分。”卡努科夫在报告中接着写道：“关于这个不愉快的事件，杜噶尔贝子向随后赶到的巴勒丹道尔吉做了通报，并在返回乌里雅苏台以后携3名属下士兵向委员会上缴了各自所得的珍品及清单，而南兹德巴特尔及另一名士兵所得部分，被巴勒丹道尔吉没收后充公。”
“碉堡山”陷落之后，原属于黑喇嘛的2000只羊、50头牛和牦牛被分给了黑喇嘛的部众；其余牲畜——约1000峰骆驼、250匹马、800只羊和山羊，全部予以拍卖，收入归公。假喇嘛的私人财产和武器，储备的面粉以及其他产品都运往库伦。约300户部众，返回蒙古后根据政府的指示，留在了扎萨克图汗盟。
最后，“为了彻底审查假喇嘛的罪行，安抚边疆”，在乌里雅苏台召开了该盟王公大会，宣告黑喇嘛的结局。
这个《上报库伦蒙军侦察部的报告》是事件发生后立即公布的，并且为蒙古官方认可。上述情节，与哈士纶《蒙古的人与神》，与额济纳马鬃山、肃北马鬃山民间流传的过程，有许多不一致之处。甚至可以说，除了“黑喇嘛被刺死了”这一点之外，其他都有疑问。事实是，罗玛金娜本人就对这个报告提出过异议。当然，这毕竟是1924年发表在报纸上的文本，个人的、时代的倾向性随处可见。经过分析我以为，《上报库伦蒙军侦察部的报告》中所说：刺杀是由蒙古来的6人小组执行的，在为人摸顶时黑喇嘛叫刺客擒拿住，刺杀成功后发生过“分赃不均”的争执，并且有人因此受到责罚，杀死了黑喇嘛之后，将他的死党纳甘堪布喇嘛、刽子手索诺木多尔济，一个叫“土莫第巴雅尔”的汉人（厨师？）等5人当众处死，以镇慑余众，将黑喇嘛在黑戈壁多年聚敛的牲畜全部驱赶到蒙古“充公”，他的这个“旗”的部分牧民也返回了蒙古，这许多情节，应该是真实的。实际它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刺杀行动是在有内应的背景下采取的了成功（听到动静，转身就跑的黑喇嘛的“亲信”就是内应之一）。至少，它解答了一个疑问：黑喇嘛死时，他那个忠心无比、凶猛无比的爱犬在哪儿？——为救助主人与刺客搏击时被击毙。可以看出，《假喇嘛的头颅》的作者罗玛金娜对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的有关内容并不认同，主要是对那个自称是黑喇嘛的副手的札哈沁贝勒有所保留。
与《蒙古的人和神》相比，他们之间明显的不同是：黑喇嘛被杀的时间。《蒙古的人和神》说是1924年。而《上报库伦蒙军侦察部的报告》是在刺杀黑喇嘛之后由卡努科夫执笔撰写的，因为他是这次消灭行动的设计者，而且，1922年12月底，他仍然是乌里雅苏台的城防司令。报告发表在1924年1月（未署具体出版日期）的库伦《曙光报》上。所以，此前一般公认的黑喇嘛死于1924年，可能是晚了一些。除《上报库伦蒙军侦察部的报告》，罗玛金娜还引证了哈·卡努科夫的“自传”，“自传”写于1932年，其中一个段落说：“丹毕坚赞于1923年1月被毙。……1923年2月，我被调往库伦，再一次领导一支行动小组去剿灭由博格达汗的妻子发动的，企图推翻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反革命）组织被及时击溃，所有主要头目以及几名活佛被逮捕或被击毙。”21
另外，罗玛金娜还引称了另外一则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保存的档案中发掘的史料。1924年，在中亚考察的苏联学者卡扎克凯维奇特别关注到黑戈壁。他曾记下了向导的一则故事。有一次，向导正在给骆驼饮水，来了5个土尔扈特蒙古人，把他和牲畜都赶到了马鬃山的要塞。在那里，给他派活，让他放牧。他曾带着一袋水试图徒步离开，但被抓了回来，还挨了200板子，就是说，用竹板子打了他200下。尽管只伤在腿上，仍不能下床。卡扎凯维奇在考察日记中写道：“因此，这个人摆脱悲惨境遇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第二次逃跑。这次，他偷了一峰年轻的母骆驼，在那数九寒天只靠吃雪充饥，从撒克逊查干博克多向西北方向走了5天5夜，穿越了黑戈壁。骆驼在途中倒毙，他只能徒步前往北方的阿济山，由于害怕离黑喇嘛太近，他未敢在阿济山区停留，而是继续上路，逃往西方的古城子（新疆奇台）。在这里，他给一家汉人放牧，直到听到黑喇嘛的死讯后，这个可怜的人才回到家里。”
《黑戈壁》十一（6）
如果卡扎凯维奇的笔记时间不误，黑喇嘛应该死于1924年之前。
罗玛金娜的结论是，黑喇嘛－假喇嘛是在1923年1月被击毙的。按阴历，是黑水狗年（1922年）年底。同时，罗玛金娜评述说：关于此次事件——刺杀假喇嘛，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作家、惊险小说作者（或由于意识形态，或因为这假喇嘛个人物的确被人们遗忘了）错过了一个写一部关于假喇嘛及其被杀的侦探小说的绝好机会。据说，蒙古国在80年代拍摄了一部反映此次刺杀行动的故事影片《洞穴》。我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但片名本身已经证明了影片的片面性：既不是在要塞里，也不是在城堡里，而是说，在一个洞穴里……打死了危险的野兽（假喇嘛）。
不管怎么说，在1923年前后外蒙古曾经派出专人越界追杀往日的“英雄”，为内陆亚洲翻覆的政治格局增添了一个注释。1912年，需要一个挑战权威的民间“草莽豪杰”，黑喇嘛应时而生；1914年中国、沙俄、蒙古，就已经纷纷将其视为最大的威胁，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权威。1917年，民众企盼黑喇嘛－丹毕坚赞能打破僵局，推动转机。但1918年的红党、白党在中亚（西伯利亚）的以死相搏，转移了全部注意力。谁也不再需要更多的问题。留给“回归”的黑喇嘛的，只有黑戈壁那空旷的无人定居区域。是20年代初蒙古的重大变革，预定了黑喇嘛的死期。
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附录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大事记》：1921年，3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苏联红军进入蒙古，库伦“解放”，人民政府成立；11月，苏赫巴托尔率团访问苏联，苏蒙签订友好条约。1922年，7月，成立“内防局”，专制取缔反革命和间谍；9月，蒙古各地“武装干涉者和占领军被肃清”。——只剩下了在边境那一边的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了。黑喇嘛绝不是等闲之辈，他已经感觉到危机邻近，所以他极力想通过投靠中国民国政府来作为依托。实际正是这个举措促使“内防局”下了必欲除之的决心。
最初了解了刺杀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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