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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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你说得再形象，他也理解不了，所以可以略过不提。母校人大附中建校五十周年的校庆活动时，一个在我们之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的同班同学对我说：“听说，咱们学校去军马场的，你马骑得最好。”　
我听了一愣，说：“我已经忘了怎么骑马了。”　
我最怕这类“最”。什么叫“最好”？哦，首先，什么叫“好”？不过，我确实是所有到军马场的知青当中第一个上了马群，最早成为“草原新牧民”的。　
1968年8月，我在军马场十连（地名叫“青疙瘩”）成为牧工。十连只有一群军马，那是一两岁的公马驹群。当时的知青，想上马群成了“时尚”。既然从北京来到新疆的马场，当然要有点特色。而跃马扬鞭，作新牧民，谁不向往呢？　
从上了马群，到1971年这一年多，是我一生中的“痛苦时期”，至今想起来还要为之脸红。可以说，除了偷鸡摸狗，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会犯的错误，我都犯过。夸夸其谈自大到找不着感觉，志大才疏使人厌烦，懒得一个星期不洗脸不洗脚还自觉挺“酷”，虚荣心已经快要淹没了事业心。　
幸亏我年轻。幸亏我有一个“什么毛病也没有”的“对班”。　
军马场的马群，分为放牧马驹子与骒马两大类。骒马群，是生产母马群，在成活率第一的年代，骒马群是军马场的“重中之重”，而马驹子群，只要不死马，不丢马，几乎没有人过问。一群马，由六个牧工组成一个放牧班，六人再分成三个组，每组两人，负责放牧24小时。在这24小时之中，即便“天上下刀子”值班的人也必须跟随着马群在戈壁草滩游牧。三天一轮换。同组的两人叫做“对班”，可以说，除了对班，在马群、在连队，你可以不与任何人交往。　
我的“对班”老裴是真正的“老牧工”，已经结婚生子，但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是来自甘肃高台的“盲流”——60年代的饥馑时期放弃了家园，“自动”来到新疆。一上马群，我就不喜欢他。他大字不识，却是放牧班的副班长，领着我们早请示完汇报，一本正经翻到《毛主席语录》第15页，却背诵“老三段”。他的个子比我矮一头，但他从来不仰视人。我们两人冲突不断，可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因为刚刚跟我大吵一架，就不再帮我打扫马圈了。也从不会为了我不愿意听，就将话咽在肚里　
时间稍长一些，他的长处就显露出来：关于马，关于军马场，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我从他身上学到的，都是潜移默化的。特别是：从不轻言放弃；遇事能拿出办法来，这两点我必将受用终生。最终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只有一米六高的“文盲”，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什么叫西部，我就是从他那张粗糙的脸上读到的。　
我在一些小说中写过军马场的放牧生活，那里面的“老牧工”，“老班长”，都是以他为原型，可在小说中，他却是一个人高马大、快步如风、循循善诱的智者。前后我和他一起放了三年的军马。放的都是即将服役的马驹子。　
放牧马驹子，关键是要把马群“圈”牢。　
骒马当然不会乱跑，它们不是怀着沉甸甸的马驹，就是带着栽栽趔趔的马驹，而且，每十来个骒马，就由一位“副班长”“管理”——英俊潇洒的儿马（种公马）的责任就是照顾它的十几房“妻妾”。马驹子，则全靠我们了。每次当班，一般要数两次马。数马是绝活。不信你试试。马不是人，可以点名；马也不是树木，一动不动戳在那儿等你去统计。在草原上实地统计运动中的马群，除了需要精神高度集中，还需要耐心。而这两点都不是年轻人的“强项”。数得数字多了——这也是常有的事，你得找出混进来的马是哪匹；可数字如果不够，“天”就变了。也许你已经计划好，明天下了班去场部松树塘洗个澡、到邮局看看有没有新从北京寄来的包裹，也许你打算到“女子放牧班”或连部会会女知青们，显摆显摆你的新毡筒（毛毡制的靴子），也许你想到附近的天山公社或前山牧场小卖部卖点日用品，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刷牙了。但只要马的数字不够，在你当班时丢了马，一切便不同了。除了及时找回在自己班上丢的马驹子，没有别的选择。　
马丢的原因有无数种，可能是跟着从附近路过的别人的马走了，可能是闻到了骒马的气息追踪而去（至今我一想到马驹子闻骒马马粪的情景，还情不自禁要失笑），可能是玩得忘记了归队，可能是遇见了狼或猞猁为其驱赶，也可能是因为体质较弱掉了队……对于放马的人，谁当班时少的马，谁负责找回就行了，没有人再顾及其余。　
我在马群上的的第一课，就是“找马”。几年间为找马，我和“对班”老裴走遍伊吾、哈密东部的隐密山乡和古老绿洲。说也奇怪，跑失了的马驹子，几乎没有往西、往南跑的，不是北山就是东山。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为了找马，为了消磨马群的空闲时间到过的许多地方，仅仅记录下地名，都足以使了解20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与兴衰的人惊叹不已：上马崖、下马崖、大石头、梧桐窝子泉、沁城、庙儿沟、穆孜里克、板房沟、大熊沟、克音、谢别里克、盐池……　　　
《黑戈壁》一（2）　　　
1968年－1969年之交，我们就是在找马的紧迫中度过的。　
马丢了，如果在一周内找不回来，就只有靠运气了。真正找不回丢失马匹了，是很少见的事。1969年元月底，我们放牧的马群为部队接走了。两个月之后，才能安排新的马驹群给我们放牧。可才放松了不几天，整个马场就进入了戒备状态，那气氛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作为一个普通知青，我们当然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如此惊师动众，只是间接听说与一个叫做“黑喇嘛”的土匪卷土重来有关。从此以后，直到“林彪事件”，离边境不远的军马场，总是处在一个一个的战备情况里。　
除了突然而来的“紧急情况”，1969年的春节前后，巴里坤、伊吾以及哈密县的东北部，又为寒流席卷。　
不久前，我在前些年新编的《巴里坤县志》中查到，这一带的极限低温，是摄氏零下39。6度，测量地点是军马场的场部松树塘。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1969年2月我们在巡逻中就测到了零下41度的低温。　
——哦，那真是砭骨酷寒。在戒备期间，一次，军马场的民兵受命出动，搜索北山的几个大的山沟。返程中，夜色浓重，突然在板房沟沟口一个无人居住的空马圈闪现出一点亮光，我们马上将其包围。为了听清楚里面的动静，一个知青将皮帽子的“耳朵”撩起来也就是几分钟，等回到家才发现他的耳朵冻坏了，肿得像一个乒乓球。我摘掉手套揪着马鞍的前鞍桥下了马，手指居然被铁鞍环“粘住”了，硬撕下来一层表皮。原来，躲在空马圈里的不是坏人，而是一个让酷寒弄乱了心智的南方支边青年，想跑回四季如春的老家，遇见我们以为见到了土匪。在我们包围喊话过程，他硬是用双手挖开了冻得如同石头的羊粪，将随身带的钱与粮票藏了起来。真相大白了。可他的双手全都残废了。哦哦，伴随那洞彻骨髓的寒冷实际是一种无力抗拒的恐惧。如果说，新疆有“寒极”的话，那它显然是在东天山的北麓。　
军马场到北京招收知识青年时，一个信息灵通的家长曾当面问负责招工的军马场人事干部：听说军马场所在的天山东部有土匪出没。人事干部老万用最慢的语速回答：哦，个把土匪是有的。来到马场很快就知道，其实人在马场是最安全的，而土匪，从清朝收复新疆以来就是这附近的一道风景线。所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这里几乎没有“专职”的土匪。如果你没钱没枪，遇到“土匪”你也失不去什么要紧东西。可那个黑喇嘛，是土匪中的土匪，杀人越货，而且从来不计工本。有了这个背景，便不会因为一个过了气儿的土匪头子重返旧巢的传言，就引起如此之大的返响感到困惑难解了。而这一切的起因——那个黑喇嘛，早已经从这一带消失了四十多年、属于两三代人之前的事了。“黑喇嘛又回到了黑戈壁”，这便是对一切的解释。就是天文学家们听说“哈雷彗星即将重返星空”，也不会让人那样失魂落魄。　
我第一次听说“黑喇嘛”这个名字，是在最初的紧急集合时。　
黑戈壁就在军马场近邻。黑戈壁发生的一切，都曾深刻地影响了甘新交界的天山东部区域。早在50年前——1919年，当黑喇嘛刚刚在黑戈壁啸聚时，巴里坤、伊吾、哈密就出现过一次类似的“紧张”状态。当时，新疆的主政者杨增新严令立即刻不容缓地在伊吾上马崖、下马崖，哈密沁城、大石头，以致巴里坤的三塘湖等地严密布防，整个地区限时修复城池，整饬武备，加强巡逻，而且必须隔日报告“匪情”。在黑喇嘛被刺杀数年后，1928年7月7日杨增新也死于刺客之手。谁知时隔半个世纪，一切又重演了。这次如果黑喇嘛真的死而复生——据说他曾多次死而复生，重返黑戈壁，那他已经没有了那个视他为死敌的、有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的对手杨增新了。　
两周后，戒备解除了。当然，那时处在非常时期，“文化大革命”再加上“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一个流言蜚语也会引起社会动荡，更何况流言蜚语关涉到了那个没有人敢不当真的黑喇嘛。可细想起来，即便黑喇嘛真的没有死在1924年，到1969年，他也应该在85岁以上了。他来黑戈壁干什么？建老年公寓？这说明，关于黑喇嘛民间实际上有各种版本的生平与遭际在流传。　
……我们又接了新的马驹群。又开始走上草滩，每三天在野外露宿一整晚上，换来整整两天的自由支配时间。黑喇嘛已经不是威胁了，可是酷寒仍然驻守在草原与山区。正是从这时开始，关于黑喇嘛的种种传说成了我们枯燥的业余生活中最饶有兴味的部分。　
为了寻找我自己的坐骑“秃尾巴”，我和“对班”老裴沿着天山山脉的北坡，一个山村一个山村地走下去。　
“秃尾巴”是一匹三岁的马驹，它的尾巴少了一截，那时因为它自幼就以“调皮捣蛋”出名，一次马群检疫时，兽医抓住了它的尾巴，它用力一挣，结果把尾巴的末梢硬给揪了下来。但它确实是让牧人一见便两眼放光的骏马，“睛存怒脉，身有傲骨”，一位老兽医曾借用古代相马经中的成语评价它。它是我自己“压”的第一匹马，我得到特许：在明年它“参军”之前，可以归我骑乘。可它偏偏在我自己当班时离开了马群。我必须把它找回来。　
由于关于“黑喇嘛”的动荡刚刚平息，这个“黑喇嘛”就成了一路上比“秃尾巴”更受关注的话题。　　　
《黑戈壁》一（3）　　　
我们骑着快马沿天山北麓东行。在一个小镇住了一夜。那是滴水成冰的早春。许多年以后，我听到一个关于新疆寒冷的笑话，说是出去解手得带个棍子，省得在撒尿过程人与尿一起给冻在地上。我马上就想起了在找“秃尾巴”时路经的那个镇子。　
那晚上，我们本来在一个老裴的老乡那儿借宿。外面，穿着什么衣服也抵御不了严寒，可房间里暖和得叫人说着说着话就能打起呼噜。正要睡觉，老乡的亲戚一家五口来“串门”——没有那儿生活过，无法理解那儿的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走亲戚，不论什么民族都一样。我望着已经冻僵的、兴冲冲而来的大人孩子，主动提议：我们到马圈去过夜。　
老乡、当地马群值班的兽医、“对班”老裴、我，我们四人挤在马圈的背风处过了一夜。当然，整整一晚上谁也没有合眼。不是因为冷。　
值班的兽医特别健谈。听说我是北京知青（关于军马场的北京知青，早已是哈密、巴里坤、伊吾三县普遍关注对象），他说起自己世代是北京人，早年在北京工作过。“三反五反”时才来到这里。可听他谈北京，简直像是在说上一辈子的事。说真的，我怕自己有一天也会这样。　
话题很快就转到了“黑喇嘛”身上。　
其实我已经知到了：这个“黑喇嘛”，名叫“丹毕”1，是个外蒙古喇嘛，被外蒙古与苏俄政权驱赶到中国境内。半个世纪前就在黑戈壁占山为王。他曾向额济纳蒙古王爷保证，决不侵扰他的地盘，决不劫掠蒙古人。所以，他一直觊觎着新疆近邻的东天山牧区。也有人叫他“丹毕诺颜”，据说是丹毕王爷之意；他的更常见的名字则是“假喇嘛”。这一晚上讲的则是这些之外的故事。　
……黑喇嘛原来是准备在新疆立足，他看上了下马崖。可那地方离开外蒙太近；他又盯住了白杨沟，但新疆坚决不同意他的避难要求。他特别忌讳“老将军”——老人们都管民国新疆的第一任督军杨增新叫“老将军”。因为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就为阿尔泰与科布多的归属，作过较量。　
最初，当地人没把黑喇嘛当回事。慢慢他聚集了几十个同他一样在外蒙古呆不下去的难民，成了气候。一次，劫持一个官商时失了手，在甘新联合围剿下，黑喇嘛受了重伤，只身潜往东天山的主峰喀尔里克，被一个采药老人所救。恢复元气的丹毕又回到黑戈壁，在明水附近修建了一座扼守水源，坚固险峻的要塞，在这三不管的地带占山为王。据说他的要塞是在一处水洼环绕的山上，地名叫做“巴音布鲁克”——含义是水泉丰富2。靠劫掠很快聚积起富可敌国的财富。一个时期内，黑喇嘛让安西、额济纳、哈密的老百姓谈虎色变。直至“知青”到来前，哈密东北部山乡的居民吓唬孩子，不说“狼来了”！“老虎来了”！而说“黑喇嘛来了”！“尕司令来了”！尕司令指的是马仲英。而黑喇嘛就是丹毕。　
据说，黑喇嘛规矩极大，并非什么都抢。他不碰蒙古人，不吃窝边草，尤其是绝对不劫邮差。安西、哈密的一些村落、古驿，都有他的眼线，所以劫谁不劫谁，什么时候下手，拿捏得极准。那时甘肃、新疆、内蒙古、青海各有各的难题，谁也顾不上黑喇嘛丹毕。然而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必定为仇家环伺。20年代中期，黑喇嘛突然遇刺身亡。由于这之前官府与他的对头们曾多次宣称他已经死了，所以一开始人们并不相信这个消息。再说，蒙古人认为他有四条命，没有人能够杀死他。可很快就有人亲眼见到了黑喇嘛的头颅：血已凝固，但双目狞视，呲牙咧嘴。　
就在他死去的同时，几百从天而降的精兵包围了明水的黑喇嘛巢穴。他的部下立时四散奔逃，固若金汤的要塞被拆毁并成为狐兔出没之区。　
说到这儿，老裴的老乡插话：这一带的零星土匪，都是黑喇嘛的余党。　
接着，兽医用当地的方音吟唱道：　
说话的猛兽　
奔走的石头　
歌唱的沙丘　
凝固的河流　
他说：老人们讲，这是黑喇嘛在黑戈壁啸聚时期，附近流行的一支蒙古族歌谣。他没有解释这后两句是什么意思。在以后的放牧生活中我终于弄明白，“歌唱的沙丘”，就是松树塘脚下的著名的鸣沙山；“凝固的河流”，是东天山的余脉——喀尔里克冰峰。这是我第一次听人用河西汉语方音吟唱。它那特殊的韵味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去。以后，我还听人吟唱过“尕司令”马仲英的著名的军歌，以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士兵中流行的河西曲子。　
老兽医原来在伊吾县的下马崖工作，前不久才调到了条件相对好一些的这个镇子。如今荒凉寂寞的下马崖，在以前可是交通要道。那儿有一座古城，经历了“破四旧”保存还基本完整。当地人说那是清朝经营西域时建筑的。当地民风纯真，居民待人接物古朴得有些木讷。两年之后我随着转场的羊群住在这一带最好的牧场大白杨沟时，还专门去下马崖访古。在下马崖的牧民中，黑喇嘛是个说不尽的话题。　
关于黑喇嘛，这晚上我听到的最骇人听闻的故事就是：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死。有人说他一直潜藏在黑戈壁一处只有他才知道的泉水边上，还有人说，20年代他得知了杀父仇人的下落，离开了黑戈壁去报仇。一去不回。据说就在北京知青来马场前不久，他又出现在黑戈壁。有位找骆驼的牧人在马鬃山丘陵脚下的泉水湖沼见到一个正在饮马的大汉。大汉披着黑披风，那马黑得像煤炭，没有一丝杂色。人与马的装束都不大像现实的情况，看上去怪怪的。大汉主动向牧人问候，并打听“驼夫努尔拉的毡房搬到哪儿去了”？可牧人从没听说过这个驼夫。一只牛犊般大小的黑狗不信任地将前爪搭在牧人肩上，肚子里滚动着憋闷的咆哮。牧人发现，猛犬的声带是被人割断的，他吓得手足冰凉。大汉礼貌地告辞，并用呼哨引走黑狗。当他消失在夜幕里时，牧人忽然想起，据说当年正是一个叫努尔拉的驼夫出卖了黑喇嘛。而明水要塞陷落的同时，努尔拉刚刚置换一新的帐篷也被一把无名火焚烧干净。　　　
《黑戈壁》一（4）　　　
不错，我在军马场时，人们都说那个黑喇嘛的要塞，是在一个叫作“明水”的地方。从没听人提到过“碉堡山”。1996年4月——听说黑喇嘛这个名字27年之后，我重返哈密的军马场。进入新疆的途中，与一个年轻的母亲同行。她提起自己曾在明水生活过一年时间。我此行完全是随意性的，是个“没带地图的行路人”。但明水，我在地图上凝视过无数次了，从1969年春获悉那个“丝路罗宾汉”黑喇嘛曾在明水“占山为王”，我就想亲自去明水看看。年轻的母亲说：明水确实有个面积不小的遗址，当地人说那是个古城。城墙特结实，整个城池为溪水环绕。老有人在附近捡拾到箭头一类的东西。“箭头？”我感到她讲的有什么的方出现了问题。“是呀。”她说，“铜的箭头。”“没有子弹一类的吗？”我追问。她困惑地摇摇头。她还说，明水这个地方三面是丘陵，一些丘陵上还有“炮楼”，据说那是“尕司令”马仲英修的。　
这时，当年在马圈那一夜听到的传说，又回到我的记忆“内存”之中。　
这一路，除了黑喇嘛，我并没有找到“秃尾巴”。回到马群值第一个班时，我开始数交班的马数，发现“秃尾巴”臊眉搭眼地跟在马群最后，脖子和屁股上新添了叫儿马（种公马）咬伤的痕迹。下一年接收军马的，是中朝边境的部队。他们真的太爱我们的“巴里坤马”了，他们赶走的马群中有我的“秃尾巴”。　
至今我也不明白，当年战备紧张时期，军马场所在的那个空旷区域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信号弹”。　
只要我们轻松了不长的几天，刚刚忘记“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晚上，特别是半夜过后或黎明之前，戈壁草滩的某个隐秘地点就会出现信号弹，将人们惊扰得如同被窝里抓了一条蛇。连最沉得住气的人也成了惊弓之鸟。也有人说，那是一种没来由的“传染病”，所谓信号弹，可能是一颗流星，或是晃动着的火把。可我在一次值夜班时亲眼看到一枚信号弹（如同礼花中的“起花”）从几十公尺远的小山坳里腾地升起，同时，还听到了一声婴儿的啼哭。不但头皮发麻，还——别笑话我——尿湿了裤子。1971年秋，我住在“青疙瘩”的十连连部，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有人在室外凄厉大叫“信号弹”，人们全跑出去，每逢学习我从来坐在门口，所以还来得及见到一个拽着光尾的东西坠落到饮用水的水池子里。这件事还被当时的政治处立案追查。说真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马厂职工包括我自己，至今也没有见过真的信号弹发射起来是什么样，人们心目中的“信号弹”，一是来自电影，二是来自“炮打灯”一类的烟花炮竹。　
当时主管这个事的政治干事曾恨恨地说说：这些信号弹是定时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被现场抓住过。——可定时器有人见到过吗？也没有。当时推测，这些信号弹是“伊吾四十天”时期乌斯满或尧乐博斯留下的；也有人认定，那全是黑喇嘛的余党的“杰作”。可黑喇嘛在黑戈壁时，还没有信号弹吧？　
“信号弹”事件不管是谁干的，怎么干的，反正他的目的是达到了：在几年间借助边境内外的紧张形势，弄得黑戈壁附近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如果黑喇嘛真的还可以“回来”，那他一定会选择这个时候回来。如果乌斯满、尧乐博斯真的还有死党潜藏在东天山与外蒙古之间这个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那他一定会耐不住寂寞跃跃欲试。为什么不呢？　
……在军马场的生活太闭塞、太单调了。还有什么比黑喇嘛，比这些传奇故事更有吸引力？当年我记了几本子的笔记，名字叫《一知集》——一知半解之意。不，可能是“一叶知秋”吧。　
我们的军马场，就在天山东部南北两道大山之间。它有自己的林场、煤矿、水库、草场……完全是一方柱石。场部所在地叫做“松树塘”。　
松树塘是丝路古道上的著名驿站。纪晓岚、洪亮吉等许多名人都为它写有路经的志感之作。在笔记之中，我写过樊梨花与鸣沙山、樊梨花的拴马桩、喀尔里克雪峰之下的“冤案”、纪晓岚与松树塘、天山庙和那个唐碑、焕采沟、南山口的残破古驿、辟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