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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戈壁-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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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反侧的一夜终于过去。
第二天天一亮，哈士纶很快发现，他们处在另一种境界里：
白天又来了，暖暖的太阳微笑地照射着大地，我们在黑暗之中偶然扎营的地方，原来竟是一片意想不到的绿洲。在那么多天抑郁单调的日子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美丽的环境，尽管它的植物受到霜害。一条小溪弯弯曲曲流过谷地，在此流入了它的目的地——几百码远的湖泊。我们看见了如阳光本身一样美的十分可爱的景象。
在岸边有五只库兰（kulan，即野驴）正在游玩，样儿和动作都非常可爱。它们在结冰的湖边饮水，友好地互相擦身，相互夹着脖子，用后腿直立起来，在草原上欢快地跳跃并相互追逐，后来又继续饮水。它们时而停下来瞅着我们的营地。它们的耳朵好奇地动着，它们矫健昂扬地挺着脑袋，在荒漠中无拘无束地上下左右摆动着，灿烂的金色阳光照在它们淡黄色的皮毛上，从大小和形状来看，使人们想起了大的矮种马，但却又长着驴耳驴尾。
《黑戈壁》四（3）
我们久久地欣赏着这个漂亮的景色，直到雷鸣般的蹄声消失在山谷之间，才走向新的无人居住的地方。
头天晚上所见的城堡，依然屹立在阳光之中，我们的营地在其阴凉的遮蔽处。
这就是直到最近还在整个中亚广泛流传的神秘力量的中心。这就是丹毕坚赞最后的主要据点，一块诚实忠厚的人所从未见到的地方，但却是蒙古牧民篝火之旁的细语声声中，数以千计的传闻轶事的焦点。从外表来判断，这个沙漠中用木料修建而现已烧焦的城堡，可能是千年之久的废墟。但事实上，很多在石头上修筑这个城堡的人，至今依然还是年轻的家伙，他们的暴行在那些穿过黑戈壁的旅行者中唤起了恐怖的记忆。
在白昼平淡的光亮下，城堡死气沉沉空无一人，看不到丝毫生命的迹象。我们从这个城堡的最高塔楼举目眺望，俯视着大片曾一度被亚洲的令人生畏的喇嘛匪徒支配统治的地方。向西南的视野被兰色的马鬃山山脉所切断，但是向北越过沙漠上低矮岩石山地，直到北方蒙古无垠的大草原，真实一览无余。
溪水在城堡脚下流过，使得丹毕坚赞极其一伙能在这冷酷无穷的沙漠之中生存。蒙古人称这快地方为“巴音布鲁克”（泉水丰富）。但是汉人称之为“公婆泉”。下面河谷尚有灌溉水渠的遗迹。到处都有生活见证的残破炉灶。证明不久之前这座城堡里还是由人占支配地位，而不是鸟兽栖身之区。
随着新的太阳升起在黑戈壁，因紧张和敌意，收缩成一团的神经，开始回暖舒张。谁也未曾想到的是，从这儿开始，哈士纶竟然走进了“黑喇嘛丹毕传奇”，也成了这个“无解之谜”的一个角色。位置在导演与群众演员之间。
也只有在阳光升起的这一刻，哈士纶才能够醒悟，昨晚与他们“短兵相接”的，也许并非怀有敌意，而只是另一批担惊受怕、忧心忡忡的旅人；也许只是黑喇嘛早年结识的多年不见的朋友，不知到黑戈壁发生了什么，贸然前来探望，却再也见不到人；也许只是仍然盘踞在高墙之下不想离去的、或无处可去的最顽固的黑喇嘛党羽，在此流连忘返。只是黑喇嘛丹毕的意外结局，让人与人失去了正常的交往和善意。也许是他在此前听到的关于土匪的传说都经过了渲染，才使他想像出一个无处不在的“黑喇嘛”。
他当时没有想到、但后来想到的是，更大的可能也许只是人们不相信黑喇嘛已经死去，自发地聚集在这儿等待他回来。
这时，哈士纶心中的敌意开始“消退”，他试着将自己“定位”为丝路经行者。黑戈壁是个神秘未知的区域，黑喇嘛，则是黑戈壁最神秘未知的一部分。而我们也在阅读的过程中，将自己因紧张与敌意冻得硬梆梆的心，熔化为一汪清彻水泉。
哈士纶精通蒙古语和汉语，蒙古牧民将他看成“自己人”，而他又忠实地记述了离开额济纳抵达哈密前，在穿越黑戈壁的旅途中所听到的有关丹毕喇嘛的一切——不论是流言蜚语，还是倾吐衷情。特别是，以后在乌鲁木齐时（1928年间），哈士纶与黑喇嘛丹毕的副官、年轻的札哈沁贝勒结识，使他成为黑喇嘛的编外“追随者”。
札哈沁贝勒是在黑喇嘛遇刺身亡时就在要塞的重要人物。同时，他也在蒙古国特工的“黑名单”上。关于黑喇嘛丹毕的身世与结局，哈士纶依据札哈沁贝勒的见闻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版本”。正是哈士纶，才使黑喇嘛丹毕的身世、遭际，脱离“盲人摸象”、“隔岸观火”的误区，并为这个“丝路罗宾汉”“从不屈服于强权的勇士”或“失败的篡权者”“残暴的强盗”，重叠为同一个人，补缀成一幅完整的肖像。
据哈士纶的记述，丹毕出生在俄国，属于西蒙古的杜尔伯特部落，是所谓的喀尔梅克人。部落游牧在伏尔加河流域。他早年是激进的革命者，曾被沙俄当局关进监狱，成功逃脱之后，他来到西藏，研究密宗教义达数年之久。他曾自称自己在印度获得了托钵僧的超自然能力。一些早年见过他的欧洲人说他精通梵文、藏文、蒙文、汉文，以及俄文，曾在驻节北京的章嘉呼图克图衙门办事。早在1900年前后，丹毕开始从事政治权力之争，他衣着华丽，以一个年轻喇嘛的身份在草原牧区游历。自称“丹毕坚赞”，是铁木尔撒纳之子，阿睦尔撒纳的化身。他的踪迹遍及从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到北京之间的巨大空间里，以及出现在西伯利亚与印度。1910年，他来到新疆焉耆的土尔扈特部落，1912年，他出现在俄领中亚的杜尔伯特头人的帐篷。1911年10月10日，清朝的满族统治者退位，没有多久他又出现在与新疆比邻的科布多，成为外蒙古军队的统帅。就在这个时期，他与新疆的统治者杨增新成为死对头。在科布多呈的反复争夺中，他攻陷了这个原来大清的西部重镇，将城中的非蒙古居民赶尽杀绝。
这时，外蒙古的活佛与王公在俄国策动下开始脱离民国。就辛亥革命来说，外蒙古上层的反应确实快得出奇，在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1911年12月28日），清皇室退位为时不久，外蒙古的来自藏区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就宣布独立，建元“公戴”。在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丹毕受到当局礼遇，封为公爵，授以“呼图克图”称号，并委以西蒙古军事总督之职。在内陆亚洲的地覆天翻的巨变中，他以残忍好斗著称，而且广泛传说他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比如刀枪不入，有四条命（可以活四辈子），具有催眠能力等等。1914年，沙俄不再容忍这个反对一切权威的人，派出一支精锐的哥萨克抓获了他。这时，才发现他的宝座铺的是他的两个敌人的人皮。
《黑戈壁》四（4）
他在俄国监狱关押了好几年，1917年“二月革命”，他也获得了自由。很快，他就出现在与新疆近邻的蒙古札哈沁部落。
在一二十年代之际外蒙古政局急剧变化期间，丹毕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丹毕在外蒙古向红色政权过渡时，站在了另一方，他与著名的白卫军将军恩琴男爵结盟，成为蒙古国的开国英雄苏赫巴托尔与乔巴山的死地。恩琴男爵（恩琴·冯·斯腾伯格）受到日本的资助，1920年，率领3000白党抗拒苏维埃政权，几乎使时局发生逆转，但不久就在远东败于红军，不得不退入外蒙古境内，1921年攻占库伦，拥立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不依附于民国政府，也不认同苏俄在外蒙古的支持者。为时不长，他的部下发动了著名的哗变，他只身逃亡，最后为红军抓获，处以死刑。恩琴男爵失败后，丹毕独木难支。红军在整个外蒙古与西伯利亚悬赏抓获他，死的活的都成。他又一次死里逃生，潜往中国境内的甘肃、新疆、内蒙古交界处的无人定居区黑戈壁，并在黑戈壁的隐密的、叫做“巴音布鲁克”的井泉旁边，开始避难生涯。于是，原来为蒙古上层广泛推尊的英雄，又变成一个流亡的匪首。
在黑戈壁这处不为人知的水泉绿洲，他很快就站稳了脚。各式各样在外蒙古不能立足的人纷纷追随他来到黑戈壁，一时间在黑戈壁驻札了500顶帐篷，使这无人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帐篷城”。
他知道自己结下了多少死敌，他也知道自己现在敌对的是苏俄与蒙古国整个红色政权，这个红色政权必将对立面置于死地。为在黑戈壁谋生，他利用战俘建筑了这个易守难攻的要塞。他成了黑戈壁的主人。而且从四方前来归附的牧民逐日增多。读过哈士纶有关的记述后，我相信：“黑喇嘛”这个称号，是与丹毕坚赞出现在黑戈壁有关。
几年之后，一切终于结束了。1924年，蒙古人与俄罗斯人组成了一支远征军，决定越界解决丹毕。这次行动由著名的蒙古将领巴勒丹道尔吉统帅。
巴勒丹道尔吉将他的600人的精兵，秘密潜伏在离开黑喇嘛要塞数百英里远中蒙交界的山中，他本人在两个最信任的同伴伴陪下，化装成喇嘛，越过边界直接抵达“碉堡山”。他们对黑喇嘛的岗哨说：他们是从库伦的失去权力的活佛那儿来，要见丹毕坚赞。因为活佛在与俄国人的斗争中，需要寻求他的帮助。
在要塞，巴勒丹道尔吉等人受到贵宾级的接待。在与黑喇嘛一伙接触的同时，他们仔细观察了要塞的防御情况，认定以他们的力量，硬攻恐怕攻不下这个地方。另一套计划开始实施。
……巴勒丹道尔吉一连两天没有起床。受托来看望他的人见到他躺在床上濒于死亡，他的两个朋友正在为他诵经祈祷。
第三天，丹毕获悉，巴勒丹道尔吉即将去世，他要求在弥留时刻得到呼图克图丹毕的祝福。丹毕来到客房，正俯身向巴勒丹道尔吉，巴勒丹道尔吉从他的黄色喇嘛服之中掏出了手枪，打死了毫无防备的丹毕。他用最快速度切割下丹毕的头颅，并且扔到院子里。当丹毕的随从匆匆赶到时，巴勒丹道尔吉当众挖出来丹毕的心脏，生吃下去。随从们看到丹毕已经身首异处，同时，他们相信生吞下他的心脏的人已经具有了他的法力，除了投降就只有四散奔逃。混乱之中很多人被杀，更多的人逃出了要塞。但巴勒丹道尔吉的部队已经接管了要塞，没有逃出去的人都成了俘虏。逃亡成功的人，就躲在黑戈壁中的一个个隐秘水源地，成了丧家之犬。在第一时间逃出要塞的人之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那就是黑喇嘛丹毕的亲信、助手札哈沁贝勒。
来自外蒙的军人将丹毕的头颅带回国，用长矛挑着，走遍了整个外蒙古牧区示众。
但是，蒙古牧民们不相信丹毕坚赞会死在敌人的枪下。
从那一刻起，人们更愿意相信，像丹毕这样一再绝处逢生的人物，不会轻易死去。所谓死去，只不过是暂时离开了明水一带，但他一定会回来。看来，哈士纶至少在内心深处是认同这个看法的。他在“沙漠中的土匪城堡”（《蒙古的人和神》第一卷第十七章）的末尾写到：
只是在游牧民们营火周围，才悄悄传说着那个好斗的喇嘛快如箭羽一般的黑马，在城堡总溃逃前已从马厩里失踪了，还传说他漂亮的雕花银鞍并不在巴勒丹道尔吉带回库伦（即今乌兰巴托）的战利品中。还传说在这个好斗的喇嘛住房前，常常用结实的银链拴住的凶猛的看门狗，依然潜藏在城堡附近，等待它主人的归来……
1927年11月27日，离开额济纳营地28天之后，哈士纶的驼队终于走出了黑戈壁。他们又见到了生意盎然的树木，炊烟在林间冉冉升起。在他们进入哈密的第一个村落之前，被新疆方面派出的军队紧紧包围。军人们呵斥着，要他们从原路退回去，折返回黑戈壁。他们拒绝了。
在离开哈密城仅两天路程的庙儿沟，他们被严密看押起来。看押他们的，是一支焉耆土尔扈特蒙古骑兵，代表新疆地方与他们接洽的，是维吾尔族官员尧乐博斯。最终，在一周之后，他们——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先遣分队——终于进入了哈密。
1928年1月23日，在黑戈壁滞留了73天之后，考察团“北方支队”的最后一部分人员抵达了哈密。这些人之中，有团长斯文·赫定。
《黑戈壁》四（5）
1928年，考察团在新疆省省会乌鲁木齐建立了大本营。哈士纶与斯文·赫定驻守在乌鲁木齐。当时的乌鲁木齐，有个不算太小的侨民社会，沙俄最后一任驻乌鲁木齐的领事，是侨民中相当有影响的人。他的一个爱好，是收集古钱币。哈士纶在拜访领事时，顺便参观了他的收藏品，并通过他的藏品与札哈沁贝勒结识了。
札哈沁贝勒是西蒙古札哈沁部落的世袭王子，但他已经失去了牧场、牲畜和家园，是寄居乌鲁木齐的“政治难民”。他们两人年龄相同，都出生于1896年（“火猴年”），有很多共同关心的话题——黑喇嘛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很快就成了密友。在乌鲁木齐近郊，他们一起出猎，一起游历，晚上的篝火边，成了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的“客厅”。
……逃出黑戈壁，札哈沁贝勒回到自己在阿尔泰山游牧的部落。这时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他成了新的头人。不久，苏联红军推进到他的家乡，他无力与之抗衡，就解散了卫队，带着最忠实的8户牧民来到新疆境内。他不认为自己流亡者，因为蒙古人自古就是这样“游牧”，他不过是带着世袭的头衔与“苏木”，游牧到了乌鲁木齐附近的南山。哈士纶认为，这个年轻的王公是乌鲁木齐的熟人之中最有趣的一个。
据贝勒爷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喜好文学，特别是喜好喇嘛教的宗教文学，在草原以学识广博著称。在民国初年科布多城的权力更迭时期，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应哈士纶之邀回忆其自己与黑喇嘛丹毕交往经过：
一个晚上，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令人生畏的强盗——丹毕喇嘛抓住了。被俘后，他的宝贵能力很快被全体成员利用。好多年来，这位年轻的王爷在假呼图克图的会议帐篷里，居于副手的地位，也一直是这帮强盗的领导之一。因为丹毕坚赞对他部下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控制术，以致经常能说动诚实的人违心地去实施暴行。他可以运用一种神秘莫测的强制力，使大家顺从他的意志去行事。
丹毕在要塞遇刺的那一刻，札哈沁贝勒马上就复原成了原来的札哈沁部落那个无忧无虑的世袭王子。看到刺客野蛮地切割下黑喇嘛的头颅，他竟然如同从多年的昏睡之中猛然醒来，解脱了一切束缚。
在丹毕之死造成的巨大混乱中，他成功地在第一时间逃出了即将发生惊天之变的要塞。他跳上要塞最快的马，一溜烟跑出了黑戈壁。一直跑向阿尔泰。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因为他的马是丹毕的坐骑，而马上备的鞍子，就是丹毕本人使用的那个珍贵无比的银马鞍。回到在阿尔泰游牧的部落后，他立即将那匹骏马放掉，看着它驰向天边。马鞍则成了他的收藏品。在穿越黑戈壁时，人们曾告诉哈士纶，黑喇嘛遇刺时，他的坐骑——一匹神骏的黑马——没有在要塞马厩中，实际是札哈沁贝勒骑着它逃出了黑戈壁；那个著名的珍贵马鞍不在巴勒丹道尔吉带回外蒙古的“战利品”之中，实际它一直带在札哈沁贝勒身边，在乌鲁木齐时，札哈沁贝勒将银马鞍送给了哈士纶。同时，他也将有关黑喇嘛丹毕生死的一切告诉了这个同龄人。
以上就是《蒙古的人和神》的有关黑喇嘛的主要内容。
读了这些文字，除了丹毕喇嘛—黑喇嘛，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那个札哈沁贝勒。
蒙古札哈沁部落，原来的游牧地在科布多，归属于科布多办事大臣管辖。在民国初期，札哈沁部由郡王衔的多罗贝勒车林多尔济统领。贝勒，是清朝满蒙八旗贵族的封爵。民国三年（1914），当科布多受到沙俄与外蒙古侵扰时，车林多尔济代表札哈沁部落，表示效忠于民国，不愿意“外属”。民国四年，车林多尔济病故，由新疆的督军杨增新呈请民国政府，“恩准”车林多尔济的长子贡布奥其尔（棍布倭奇尔）承袭为札哈沁贝勒。这是见于《补过斋文牍续编》卷十的史实。所以这个1915年继任札哈沁贝勒的贡布奥其尔，应该就是那个黑喇嘛的亲密助手、副官札哈沁贝勒。必须引起注意的还有：1913年－1914年间，科布多成为内陆亚洲的“争夺点”，代表沙俄与外蒙古一方的，正是丹毕加参（又译作“丹柏江村”）。正是丹毕加通率数千军队将科布多困成死城，那时在科布多的商人主要来自山西商号，最后，守城的满族将领独立难支，不得不向丹毕加参交出武器。在科布多的蒙古诸部，坚决不愿归属外蒙古的，就有札哈沁部落。所以，札哈沁贝勒与丹毕加参—黑喇嘛的关系颇耐人寻味。附带一提的是：我在乌鲁木齐时曾听说，这个札哈沁贝勒一直活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显然，《蒙古的人和神》写的黑喇嘛丹毕，要比当时的另外一些记载丰富，来源也可靠得多。特别是涉及一些有争议或是难以理解的事件，它大都采取了折衷的态度。出版后的几十年间，成了关于黑喇嘛丹毕的权威报道。这是因为哈士纶的记载，主要出自侥幸在覆灭前夕逃离要塞的、黑喇嘛的助手札哈沁贝勒，“距离”丹毕太切近。可正是这种切近，反使人看不清整个事件的背景。
读过哈士纶的书，关于黑戈壁与黑喇嘛本该没有什么疑问了。然而，它同样留下了新的问题，其中之一那就是：外蒙古“内防局长”（“公安部长”）巴勒丹道尔吉显然是有备而来，以当时红色蒙古政权的周密苛酷，他怎么能够让札哈沁贝勒这样的关键人物活着逃出要塞？而且怎么能够容忍他逍遥自在地在乌鲁木齐做“寓公”——没事人一样？宝马银鞍成了黑喇嘛身份的象征，又怎么可以由札哈沁贝勒如此“轻松”地盗走并随意处置？而札哈沁贝勒又怎么能在那样的危急时刻全身而退，还来得及轻而易举地带走了黑喇嘛的鞍马？除非他早就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
《黑戈壁》四（6）
实际正是札哈沁贝勒自己将自己置于替代黑喇嘛的位置上。可，黑喇嘛是不能替代的。
有了哈士纶和他的《蒙古的人和神》，关于黑喇嘛丹毕，关于黑戈壁传奇，似乎可以划上句号了。事实上，一种特殊的疏离感又使句号扭曲成问号。
《黑戈壁》五（1）
1927年10月30日，额济纳河岸边密林中的松杜尔大本营。
经反复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决定，将自己的庞大的、多学科的队伍分为三支。一支直穿黑戈壁；一支折向黑戈壁的南缘；一支走黑戈壁的北缘。下一个集结地，是新疆“天山第一城”——哈密。首先启程的，是哈士纶的穿越黑戈壁的驼队。
当时考察团中谁也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兴冲冲地憧憬着地平线上的古老林带井渠时，哈密已经处在紧张的戒备状态，成为战区，全新疆可以调动的军队，几乎全部开赴了哈密，就连200年来从未派上用场的、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骑兵，也重装上阵。所造成的内部紧张情况，使人联想到1912年的“察罕通古事件”。哈密的每个集市，每个居民点，都有密探出没。所有交通要冲，都驻扎着荷枪实弹的军队。新疆主政者杨增新，是“辛亥革命”以后最练达吏治、洞悉民情的官员，可他也不知道“西北科学考察团”究竟是干什么的，来新疆是祸是福。
最后出发的北线支队，是考察团的核心。不但有21位不同学科的科学家，负担着主要的科考任务，有大量的辎重给养、各类科学仪器设备，还有拉尔生亲自担任驼队队长的、多达127峰骆驼的庞大驼队。考察团的两位团长：瑞典斯文·赫定博士；中国徐炳昶教授，都在北线支队的序列里。据当地人说，在哈密与额济纳之间的广袤区域，有数十个强盗出没，其中包括黑喇嘛的游兵剩勇、甘肃的逃兵、其他在这无人区藏身的亡命之徒、等待进入或刚刚逃离新疆的流亡者。一种夸大的说法则坚持，目前强盗已经达到了100人。事实上，相比之下北线最安全，因为北线离开官府与强盗都比较远。在丝路经行者心目中，这两类人都不大靠得住。可是实际上北线最不安全，因为它太靠近外蒙古。谁也说不上外蒙古政局这一刻会发生什么变化。不出问题则罢，出问题就是一去无归。
11月8日，北线支队最后离开了松杜尔。从此，这热闹一时的林地，就成了空营。
1927年－1928年间，是黑戈壁最寒冷的冬天。11月13日的一场沙尘暴，几乎将整个驼队淹没。那场风暴一直停留在队员们的记忆中，使人们恐惧的不只是如同一堵墙壁一样从西边压过来的风头，还有一下子就如同置身于冰洞之中的突然来临的酷寒。
黑戈壁的下马威，似乎预示了此行的艰难。
他们的既定路线是，尽可能沿着中蒙之间的无人区域向西，进入新疆，再南下哈密。这是一条已经不常有人路经的古道，只是由于黑戈壁的艰险，由于河西走廊的传统古道为军阀阻断，才又有人铤而走险，踏上北线。一路，行旅们必须找到了为人们废弃已久的古井，疏浚为驼粪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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