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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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浓重夜幕中出现了灯光。路边有一组组巨大的“林木”，在林木的“树梢”，长剑一般的“树叶”在随风挥舞。那就是马鬃山的“标志”——风力发电的机组。远处那一片灯光尽管算不上辉煌，可含有暖意。　　　
《黑戈壁》六（6）　　　
这时，已经是2003年10月2日夜里10点。这一刻将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活了过来”——肃北马鬃山镇到了。那儿不但有宿营之处、开水热饭，而且有“公婆泉”与“碉堡山”！　
……我回忆起1982年考上社科院后乘坐70次列车返回北京的旅途。当列车即将走出河西走廊时，同车的人都睡着了，只有我一个人凝视着车窗外漆黑的夜幕。突然，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点灯火，那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小山村。望着灯火，我萌生了这样一个错觉，我是这个无名村落的“漏夜归人”。一种奇异的失落感使我辗转反侧，夜不能眠。我想到，如果我有两次、三次生命，我会在每一个曾经落脚的地方生活几年，结识各式各样的朋友，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与他们分享喜怒哀乐，与他们分担艰难困苦。可我最想知道的是：此刻会不会有人在想着我、等着我。　
哦，马鬃山，你在耐心地等着我，一个迟归的游子、迷途的旅人。　
车灯前面出现了一个雕像，那是三只北山羊（红羊）。车灯晃动，北山羊们似乎争先恐后地走下了基座，迎上前来。一旦平安到达，路上的磕拌就不复存在。　
镇上的人一直在宾馆等着我们。至今我一想到站在大门口的副镇长，就如同再次回到久别的家中。大家住下来，略事休息，到街上一个餐厅就餐。早过了餐厅营业时间，可人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副镇长娜仁娜。娜镇长是女中音歌手。　
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写笔记，李总来聊了一阵。　
我的朋友往往是在患难之中结识的。可那时我年轻啊。我想，认识了李总，就不虚此行了吧。写完笔记，我的心情平复了。　
手机有信号了。我给在新疆的妻子打了电话。她的父母病重，她回家照顾。我又给留在北京的儿子打电话。他正在准备考研究生。一家三口，天各一方。今天是2003年10月2日，——不，已经是3日了。　
我独自一个人走到寂静的街道上。我没有再想自己与黑喇嘛的“不见不散”的“死约会”。这是在黑戈壁的腹心地带，可我却漫无边际地想起一些零星的、早该忘记的往事：　
——爸爸生前总是说，我自幼胆子最小，刚刚会说话，就爱缠着大人问：爸爸，山上有老虎，你怕不怕？据说，连一个小小的沟，都不敢迈，非得爬过去。　
——鱼缸里的巴西彩龟几天一动不动，我一看，原来已经成了空壳。我当着儿子把龟随便扔到了院子的树丛里。儿子大叫一声：“我的小乌龟！”然后恨恨地看着我。我忙说：“他死了，已经没有感觉了。”儿子抹着眼泪说：“可我有感觉！”这年儿子七岁。　
——我和妻子在议论学生们的“追星”，颇不理解，也颇不肖一顾。一边做作业的儿子突然插话：“要不那些追星的都是学生呢。到你们这个年龄，都崇拜开自己了。”这年儿子刚刚上中学。　
——从1983年起，我就不再过春节了。这年春节前夕父亲住进了医院。我每天去医院陪伴看望，并送去饭菜。这天，我急忙赶到医院，没锁自己的破自行车，就冲进病房，我已经比往常迟了一些。等回家时，却发现随手撂在医院对面树下的自行车不见了。这车已经骑了20年，早该扔了。可目前正是离不开它的时候，我家离医院不近不远，又要穿越北大的校园。除了骑车，我就保证不了随时看望父亲。刚才在病房里，因为父亲的状况不见好转，我五内俱焚。这时，我再也承受不了一点点的负重。“没丢过自行车的就不是北京人”，话虽这样说，可我此刻呆立在医院前，仿佛天已经塌了下来，一时不知该怎么办。这时，一个大学生骑着自行车从远处路过。他大概是刚下了晚自习，轻松得飘飘欲仙；他也许是应约去赴第一次约会，心中充满美妙难言的情愫；说不定他才从老师家里出来，老师的肯定让他激情难抑。他随口放声高唱着美国乡村歌曲《苏珊娜》。随着歌声远去，我流出了眼泪。从这一晚上起，只要我出现了绝望的念头，《苏珊娜》的旋律就开始萦绕在脑海里。啊，青春岁月。一去不复回的青春岁月！　
——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走进我家的院子。他们走得慢慢地，手拉着手，仿佛在互相鼓励，而且下了好大的决心。他们问我：“老爷爷，你家有老虎吗？”“老虎？”我愣了一下。“没有啊。”“奥，没有老虎呀！”他们放了心又悬起了心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显然是他们的家长（在我家院外有一个小小的自发农贸市场）不愿意他们进入院子打扰住户，就以“那院子里有老虎”相吓。可这反倒引起了他们的好奇：他们决定宁被老虎咬一口也要看看活着的老虎。知道没有时，一块石头落了地，可那种遗憾又深深打动了我。　
——一个同事养了一只麻雀，爱同己出。她非要为麻雀上点眼药，就把麻雀紧紧攥在手里。等点了眼药，却把麻雀活活掐死了。　
——我整整三十岁，“四人帮”终于销声匿迹。我知道过去已经结束，但我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一天我路过乌鲁木齐河的干渠。那干渠相当“可怕”，因为它的水流太急，它的落差太大。突然上游有人呼救，一个在河边的人不知怎么回事竟叫渠水冲走，渠边立时集结了不少人，我意识到必须有人下去相救，因为那人不会水。我身边的一个年轻人急得团团转，他口吐白沫，只是重复“我不会水”“我不会水”。——可我会水。我脱下了棉衣，特别是摘下了手表。那上海手表，是妈妈为我买的，它已经成了纪念物。我把东西塞给年轻人，他明白了怎么回事，急急忙忙地说：“放心，我不会叫你失望。”救上来人，我已经遍体鳞伤，与落水者被一同送到了医院。等我想出院时，发现自己几乎是一无所有了。我没有敢告诉妻子出了什么事。可我知道，手表丢了，是不可长久瞒着家人的。想想看，在70年代中期，一块手表有多贵重。我已经不抱找回衣物的念想了。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一两周吧，我又从渠边路过。突然有人拦住我，激动地说：“是、是、是你！”那正是那个年轻人。他将衣物塞到我的怀里，一个劲说“你不会失望”“你不会失望”。他告诉我：从那天起，他天天在渠边等着我。我们就这样相逢，又分别了，从此再没见过，互相连名字也不知道。但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至今每遇到应该提醒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时，我总会说：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不会让你们失望。　　　
《黑戈壁》六（7）　　　
……　
这个时刻，只有那三只红羊伫立在马鬃山镇的街头，陪伴着我。我想到许多零星的往事片段，惟独没有涉及黑喇嘛和他的著名的要塞“碉堡山”。　　　
《黑戈壁》七（1）　　　
10月3日，8点早餐。　
餐后，我们前往几公里之外的碉堡山。我知道，以前怎样凭空想象，也想像不出目前我所见的景象。　
当然，在这之前我见过要塞的相片，而且不止一幅。最经典的，是哈士纶在1927年所摄的要塞废墟的主体建筑。另一幅则是1934年斯文·赫定的医生赫默尔所摄，刊布在《丝绸之路》书中。哈士纶的照片往往被说成是1928年所摄，可他路经此地的时间，是1927年11月16日。这两幅照片都拍摄在黑喇嘛覆灭之后不太久，要塞还保持着基本面貌。同时，取景与角度相当一致。关于要塞的毁灭，一般都说到是为外蒙古派人来焚毁。可这两份照片使人对此怀有疑虑。一是外观看不出火的破坏力，另外，这个要塞是由石头与泥土建成，能够引起燃烧的东西相当有限。火，不会造成破坏性的损失。照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个俯瞰要塞的敌楼（岗楼）；另外，是绵亘在山梁上的围墙。　
我们的车子停留在山群的东边。镇上的人先招呼我们看了遥遥相对的那一座山的“坑道”。这些建筑不是黑喇嘛的杰作，它是水泥的结构，据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反修防修”时为防止“美帝苏修”“突然袭击”，建造的“三线工程”。这里离边境虽然有几百公里，但其间都是一马平川，能阻止一下苏联坦克的，就只有低矮的马鬃山了。我们进入了坑道，里面相当大。从山的另一面钻出来时，“碉堡山”就在面前了。　
从踏上黑戈壁开始，风就没有片刻停息。马鬃山像一幅巨大沙盘，风在精雕细琢地为盘上的建筑物作着修饰加工。我从要塞前面的山嘴，缓步走向中心建筑。可以看得出，这中心建筑就是哈士纶拍摄的那一组。明显的不同，是背后的那个高大的塔楼已经彻底塌毁，而且那显然是人为的。　
由于围墙已经残缺不全，从平面上几乎判断不出原来的格局，但是，奥勃鲁切夫、哈士纶等人的描写太逼真了，你很容易产生走进梦境的感觉。特别是黑喇嘛坚固窄小的私室，我站在它的门口，仿佛那场“终结者”的谋杀就在眼前发生，我目睹了它的整个过程。这时，我几乎认定：那个黑喇嘛的助手、秘书、副官——札哈沁贝勒，就是巴勒丹道尔吉（或南兹德巴特尔）的内应。关于这场谋杀，我自己的版本已经构思完成，在其他版本的隐映中，它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刀枪不入的黑喇嘛喝了放了麻药的茶，药性发作，粗瓷茶碗打翻在地上。黑喇嘛硬挣扎着才没有栽倒，被两个彪形大汉扑上来死死挟持，动弹不得，一柄利刃刺中要害，他睁大眼睛死死瞪着最信任的亲随札哈沁贝勒。他张开嘴想说什么，可一股黑红色的血从胸腔内喷薄而出，刺客被喷了一脸。札哈沁贝勒躲在一个墙角，面如死灰……　
在单独为黑马建造的马厩，背好银鞍的乌骓马正前蹄刨地，引颈嘶鸣。一个马夫想上前解开缰绳，被乌骓马一蹄踢翻。　
被毒饵药死的猛犬，就在厨房门前随意掩埋。　
……　
当然，这是我的想象。我长长嘘了一口气。汗水打湿了我的内衣。　
站在当年的塔楼遗址上，我看到这个“碉堡山”四面都是泛着白色碱花的洼地，当年想必是黑戈壁中的“湖沼”。“七道明水”，“巴音布鲁克”－“泉水丰饶”，“公婆泉”，这都是与水密切相关的地名。黑喇嘛的“水泊梁山”，比起玉麒麟卢俊义的“水泊梁山”离现实更近，也更容易理解。到了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聚义庭”“忠义堂”以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都还原成为一片废墟，等待人们凭吊。　
我注意到，在山丘东南方有一片平滩，在黄褐色的底色上布满黑色的细碎砾石。它的色泽与整个山体有明显区别。　
我不由自主地走向那儿，实际上刚才我就是从这儿路过的。它正在那个水泥的“战备工程”坑道与“碉堡山”之间。我走得太匆忙，我急着要赶到“碉堡山”的主体建筑那儿，居然没有注意到就在我走过的地面上，布满大字。那是用青黑色的碎石在大地上“镌刻”出了“敦煌天杰”四个大字。　
“敦煌天杰”的含义是明确的。马鬃山、黑戈壁，原来本属于甘肃的“安西道”，敦煌也是。其实在清代很长的时期内，连巴里坤甚至乌鲁木齐都属于“安西道”。我马上联想到黑喇嘛的“标准像”上面的文字：“任籍甘肃安西。”　
显然，黑喇嘛死了许多年之后，还有人专门来探访过遗迹，并铭志示感。这一切必然是人的意志的体现。那些组成文字的青黑色石头的大小基本一致，应该是特意捡拾或制作的，那片滩地的地面如同刚做了美容——面膜，与附近相比无疑细致平整得多，特别是，青黑色的砾石是一块块嵌入大地，不可动摇，几乎像从地里生长出来的一样，决不是随意摆放。在附近方圆数公里的范围中，大地上到处随意散布着青黑色的砾石，只有这一带反常，仿佛有人特意先清理了砾石，再重新组织了文字。　
我们必须走了。应我的请求镇上特意为我们组织了一个座谈会。专门邀请的老人们已经在马鬃山宾馆等着我们。而且，今天我们要赶到新疆的哈密。这是哈士纶走了30天的路途；这是斯文·赫定宁可让担架抬着，也要奔赴的目的地。　　　
《黑戈壁》七（2）　　　
返回镇上，在宾馆的前庭，几个了解情况的老人讲述了有关黑喇嘛的往事。当然，目前肃北马鬃山镇的居民中，没有见过黑喇嘛的，也没有经历过有关往事的人了。黑喇嘛在世时，拉铁摩尔、哈士纶穿越时，斯文·赫定两次路经时，马鬃山，甚至整个黑戈壁都没有定居的人，被视为“无人区”。除了黑喇嘛和他的部属。　
85岁的蒙古族老牧人达西，为我们作了介绍：　
八九十年前，黑喇嘛丹毕在明水占山为王，外蒙古每年都有人来朝拜他，将他尊为高于活佛的“加拉曾”（坚赞），部属们都称他“诺颜”（王爷），“乎图克图”（能转世的人）。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外蒙派人来刺杀他。丹毕手下有500户死死追随他的牧民，他的队伍有300人，就在碉堡山建立了营寨。每年来朝拜他的外蒙古牧民相当多。一天来了四个人，拉着骆驼。说是其中一个的了传染病，不能到营寨里朝拜，就请丹毕离开了堡垒到路边前来为他看病——当时喇嘛都附带为人看病。在摸顶时，一个“病人”用力刺死了丹毕。刺死丹毕之后还割下了他的头颅，将他的残躯草草埋葬在营寨北边的红柳包之下。他们的援兵一把火焚烧了营寨，火熄了还拆了几天。过了不久，他们又来挖开了墓穴，但其中已经没有尸体了，怎么找也没有下落。他死后，他的部属一些跑到了阿拉善右旗，另一部分则跑到了南山，都没有回外蒙。成了零星的土匪在附近出没。　
达西讲述时，我和小邹（邹明华）匆匆记了要点。达西讲完，我问了几个相关的问题。我想找到两个马鬃山：肃北马鬃山与额济纳鬃山的联系。当然，我是指对黑喇嘛的评价。也许是时间过得太久了，停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往往是不可推移的生死恩怨。　
座谈会后，娜镇长亲自送我们上路。　
离开马鬃山，越走越荒凉。在穿越荒漠时，只偶尔遇见过零星车辙迹，但马鬃山始终伴随我们，给了我们遐想的高度。　
我只要求在一个地方停了车，其实不是为了方便，是因为在附近的地面上见到了羚羊的足迹。足迹走成一列，显然那是属于它们专有的小路。地势一直在抬升，我们的视野也一直在抬升。我认准明水（地图标出的明水）应该在我们的上方。　
这一路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困难可言。什么也不缺，路出奇的平坦坚实。与新疆的沙漠戈壁之行相比，这简直是一次秋游。我一再想到斯文·赫定在《丝绸之路》中写的坎坷路途。与赫定相比，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车的车况与零件上，而是出在了人的精神状况上。我想到了另外一次探险，那时1992年的穿越和田河。费了那样大的周折带的饮用水，有的人就是要用来洗脚，只是因为他在家里每天习惯了。这本来都是不应该出的问题——你干什么来了呢？所以，问题在于组织者，明明不应该将“业余”与“专业”混在一起。混了，就必然出现是照顾业余，还是遵重专业的问题，叫你做两难选择。　
中午时分，到达了明水。远远看去，路边有个由生土夯筑的巨大的建筑遗迹。应该就是斯文·赫定在《丝绸之路》一书中写到的明水古城。　
其实，除了古城目前在明水还会见到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原来计划在这儿吃午饭，因为据说这儿距离肃北马鬃山只有80公里，地图上标明，明水是一个居民点。至少应该有道班吧？可明水除了古城，还有一个边检所，此外没有居民，没有路边的小食宿站。原来计划在此午餐，只有作罢。　
在明水边检所办了手续。用了快一个小时，可却没有吃上饭。有人责备：为什么早餐时不在马鬃山镇要一些馍馍饼子。我的难处是，马鬃山的早餐，是镇上请客，娜镇长说什么也没有收饭钱。我怎么好意思白吃完再要路上带的干粮？我未曾把没有吃饭的地方当作问题，因为这在我来说是“家常便饭”——这毕竟野外考察呀。再说，其实每个车里都带着在额济纳买的食品，有巧克力，有饼干，有糖，还有水果。可不管怎么说，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应该向团员们道对不起。　
必须承认，一到明水我的思路就没有停在吃饭上。我一直在思考观察明水的古城。这个古城，近年来从未见提及。1934年，斯文·赫定从这路经，作了短暂停留。　
在《丝绸之路》中，赫定说道：　
（在明水）贝格曼发现一座汉代古堡，里边是一个边长80英尺的正方形结构。外面有七八座20英尺高、底座直径为17英尺的烽火台，看上去很敦实。北面的建筑物由一道长49英尺的低矮防御墙保护。南面是一条自然沟壑形成的壕沟。四周的地上可以找到汉代惯用的根据弓的不同尺寸而大小、形状不同的铜制箭头。　
我在附近看到了零星的箭头、陶片。粗浅地看，应是汉唐期间的。斯文·赫定说是汉城，显然是根据贝格曼的意见。　
这个贝格曼，绝对不能忽视。他是“居延汉简”的发现人，当年“居延汉简”与“敦煌文献”，被并列为“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抗日战争前夕，北京（北平）即将为日本人占据，这批汉简（包括“华夏第一笔”）被运到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陆解放后，美国将它还给了台湾。同时，他还是“小河”第一个科学发现人。他在中国西部发现了成吨的文物，从新旧石器到纸木文书，无所不有。发现“小河”后，他一直不顺利，二次大战期间瑞典是中立国，1942年，他死在瑞典。我曾说，他是个“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的人，那就是在中国西部作了八年考古探险，这是打一次战争的时间。1927年加入西北科学考察团时，他刚刚从大学毕业。24岁。他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研读中世纪的北欧海盗秘密铭文的。这个论文得到了老师的一致好评。可那些学问他是一点也没有用上。他的工作范围，是中国西北的荒漠。他只属于中国西部。至今，在瑞典的百科全书一类的资料里，就找不见他的名字。几个月前我曾对瑞典驻华公使说过这个事，他半信半疑地马上就抱出来一本厚厚的大书，查了半天，摇摇头说：还真是这样。　　　
《黑戈壁》七（3）　　　
当然真是这样，因为我在10年前就查过了。　
我们在编译“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探险与发现”等丛书时，专门收入了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与《考古探险手记》。　
……我注意到，在明水，风似乎小多了。在黑戈壁，你几乎感觉不到风，因为你随时都在风的裹挟中。我突然想起，七八年前与一个年轻的妈妈在马莲井对我说，她曾在明水住过。她提到有个城堡，但她说是马仲英时期的。我一直以为黑喇嘛的要塞在明水，这是依据之一。　
这无疑是个古城，不是现代城池，至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古城当年一定是坐北朝南，一条小河似有若无、时断时续地从城南流过。我看第一眼的直觉是，这条小河实际是一条护城河——运河，它流经的区域，如今像一个沼泽。与其他的护城河不同的，是它只负责防护城池的南方，北方应该是防守者的重点，却见不到河流的踪影。古城基本上可以看出轮廓，但它与许多同时期（两汉）、同用途的建筑并不相同。城墙厚得不成比例，几乎像一个高高的台基。紧紧依着城墙，是几个十余公尺高的巨大土丘，应该就是斯文·赫定所说的烽火台。可烽火台干什么要离城墙如此之近呢？烽火台在西部见得多了，从汉至清可以说就没有一处是这样的格局。这涉及烽火台是为什么而建，所以，这个“破格”绝不是偶然的。在城的北面，有两道低矮的土墙，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挡马”，可它离城墙确实是太接近了，起不到挡马的作用，而且两道之间近得就像是一个拐了两道湾儿的死胡同。它显然是为了阻挡骑兵而建。　
这个古城给我的直观感觉，是“过度防卫”。可是……可是在这西面濒临山脉、东面连接戈壁的兵家必争的要冲，在这西部的旷野，为谁、有什么必要作这样的防护措施？我仔细研究了《考古探险手记》中贝格曼画的“明水遗址平面图”，百思不得其解。实际在我之前贝格曼肯定也感到奇怪。但是他是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他在中国西部作了长达8年的野外考古调查，他见过的比我多得多。　
贝格曼这样介绍自己的见闻：　
在额济纳河和哈密中间的明水，我绘制了遗址的平面图，并采集到以前从未见过的汉朝类型的青铜箭头。遗址看起来最终是由方形围墙围成，不太规则，边长约22米。在它的外围，还有一个方形围墙，边长约55米，外围墙外部有五座烽燧，西、北各两座，东侧一座。城堡南面有个小深沟，北面是低矮的双层城墙，可能城墙当年曾把整个要塞围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