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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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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糇裟境腥险庖惶焐焙ξ夷衙窈蜕瞬”�20000人以上。
日军侵占南京曾多次在中山码头进行集体屠杀，其事实有被害者和幸存者证实。
徐康氏证实其子徐文鑫死于日军在中山码头的集体屠杀。当时她家住在东关头，后全家避居难民区大方巷兵工署内。12月14日，日本兵以搜查中国兵为借口，将其子徐文鑫及其同事3人指为中国兵，不容辩解，强行带走。全楼中共搜去200多人，下落不明。约一星期后，有隔壁邻居之张有仁逃回，言说所被搜去之人次日（即15日）用汽车装至下关中山码头，当时挑出10余人，余者全部用机枪扫射后将尸体推入江中。所挑的10余人用汽车装回中岛部队，留作奴役。张有仁趁黑夜跳墙逃回。
幸存者梁廷芳，白增荣证实日军在中山码头曾一次集体屠杀5000余人。他们当时住在难民区内五条巷5号。16日早饭后12时前，突有七八名日本兵到他们的住地进行搜查，随即将他们五人带到华侨招待所后面的大空场上，已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亦令他们坐在人群旁边。继之由日军又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上人已满，复送至对面两大空院中时，人多已容纳不下，即由日军带走一部分，去向不知。到下午5点时止，捕捉人数除带走外，所占面积计约5000人以上。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4人一排依次向下关而行，到达下关时已是6点多，即将这5000余人置于中山码头的人行道上。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装来满卡车麻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赶到，下车似一高级军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前向其敬礼，聆训语别，该带刀之人即令其士兵取麻绳一同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在7时光景大屠杀开始。屠杀至3小时止，东方已升起月亮。梁廷芳和白增荣议定：总是一死，不如跳入江中。因江边的水不很深，仅及大腿。但日军又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梁廷芳右肩窝中弹一粒，但白增荣未曾中弹。二人又在水中失去联系。二三小时后日军撤离江边。他们经过不同的艰难而逃出生命。
抗战胜利后，梁廷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用自己所遭受残害的经历控诉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8）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上新河、江东门、拖板桥、菩提阁、江滩、棉花堤等地广阔区域内屠杀我军民28700多人，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一大暴行。
当日军步步向中华门推进时，沿途被驱赶的大批难民向南京方向逃来。早期的一部分难民尚能进入南京城里。但在日军攻打雨花台战斗很激烈时，中华门外已成战区，难民们不能直接通过中华门进入城里，为了避死求生，便跟随当地的一些人向西迁移，或想避开战区，或想通过水西门、汉中门进城，求一安生之地。与此同时，滞留在下关的数万难民，眼见日军进攻猛烈，步步逼近南京，而下关又是南京水陆交通的枢纽，是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必定即将陷入敌手。向浦口渡江人多船少，与需相差太远太远了。迫于危急，与其等死不如劳其筋骨，到上游去另找渡口，于是滞留在下关的一部分人便向上新河方向移动。此外，在日军进攻雨花台的战斗日趋激烈的时候，城里的一些人知道中央军已将挹江门封闭，而又估计日军攻陷南京仅仅是时间问题。为了躲避日军的屠杀，有少数人便从水西门、汉中门出城，涌向城西，以为到乡间便可以避难。
上述这三部分人加在一起为数众多，加之从战场上溃退下来而已抛弃武器的士兵，他们准备从此为民而去逃生。
12月13日下午，日军谷寿夫师团侵入南京城里进行大屠杀，在向下关进攻的途中，即在水西门、汉中门外广阔的地域内与那三批难民相遇。此处东方城墙，西面大江，北面已是陷入敌手的下关，南面是南方追上来的日军第6师团，在凶虐的谷寿夫指挥下，对准数万难民开枪射杀，水西门外、江东门、三汊河广播电台、新河口、荷花池、江滩、棉花堤、东狱庙等等广阔的地带，尸横遍野，人血涂地，惨不忍睹。
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作为“战功”已有明确记载。
攻陷雨花台后的第6师团步兵第45联队绕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谷寿夫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复盖。”（引自《大屠杀》第26页）
这里谷寿夫扯了弥天大谎，把“上述三方面的难民”说成是“从南边逃出来的敌人”，这“敌人”无疑是指中国“难民”。须知，我们从前面 “芮芳缘等在花神庙附近掩埋国军尸体2000多具”便可知道，守卫雨花台的部队牺牲重大，撤退下来的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部队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撤退，水路撤退者手上控制有船只，陆路突围者有明确路线，方向和目的地。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们决不会指挥自己的部下钻进水网地区的死角——上新河一带待毙。把难民说成是敌人，这本身就是军国主义意识的反映。
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中国方面也有证人，主动掩埋尸体者清点了尸体的数目，证据确凿无疑。
当地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就上新河这一带市民被大屠杀的问题，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提供事实说：
这里集中大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兵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个方面一齐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洪水吞没。”（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5页）
第二部分第17节 铁证如山（9）
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的江东门木桥上。据说：
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桥上的人全部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兵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人左右。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4页）
以上两点转引自《大屠杀》第27至28页。需要澄清的是：后一点在文字表述上存在问题。比如“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没有说清楚从断桥上落水的到底是多少人？这种文字上表述不准确，后来被田中之流等人钻了空子，强词夺理地说“从断桥上落水三千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考证历史时只能从事实出发，而不是在文字上做游戏。侵华日军第6师团步兵45联队在江东门一带屠杀市民3000人左右，谷寿夫作为“功绩”已载入《军情报告》。日军陆军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概要》中对第6师团此次军事行动也有明确叙述，任何别有用心者都推翻不了。
关于江东门的集体屠杀，幸存者刘世海也可以证实：刘世海原是守卫雨花台部队的士兵，退到下关后，想过江又没有船，一行50余人沿江到上游找船。12月16日，从三汊河转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逃命，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横陈，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他们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他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并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明知他们已放下了武器，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他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个日本，其中有十几个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他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立即昏死过去。等他苏醍过来时，天已经黑了，而他身上却压着两个死人，便使劲推开尸体，站立起来。幸亏脖子上的伤口还不很深，而且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有亮，他忍痛离开那块菜地，经历艰险，辗转逃出生命。
他现在脖子上仍有约10厘米长的伤疤作证。
盛世徽捐资埋尸28730具更是铁的证据。他就日军在上新河地区大屠杀一案，在1946年1月9日的《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呈文》中说：
事由：为日寇残害我军民二万八千七百三十人于上新河附近，被俘毙命由。
窃民等籍隶湖南，以木业行商，旅居上新河历有年所，家业财产全在，为财未离。不幸于民国二十六年冬间，日寇沦陷南京时，惟上新河区甚险。东方城墙，西方大江，北方下关，敌在追射南方雨花台大军，退下兵多混乱，四方无处措身，被俘遭敌戳杀。就江东门、汉西门、凤凰街、广播电台、自来水厂、皇木厂、新河口、拖板桥、菩提阁、菜市口、荷花池、螺丝桥、江滩、棉花堤、双闸、东狱庙各地，尸横遍野，人血染地，凄惨万状，而人民被害者多系别地逃难来此，本地居民早已逃避。民等在死尸丛中躲出，耳闻目视日寇杀害我国军民。……民等被拉扛掳物，心惊胆跳，可怜死者抛尸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将尸掩埋。每具尸体以法币四角，共费法币一万余元，此系安慰死者聊表衷心……
（9）在蒋王庙附近诱杀虏500余人
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附近，由大汉奸高冠吾出面，诱骗散兵约500余人就地放下武器，当场集体屠杀。
当时有1000多名教导总队和83军官兵，由于12日夜间慌忙撤退，或掉队或与部队失掉联络，躲藏在紫金山北坡和蒋王庙附近的丘陵深草丛中，处境相当危险。
中午时分，日伪督办高冠吾皆同其爪牙10余人，分乘三辆打着美国星条旗的小轿车从太平门开出来到蒋王庙，冒充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招来散兵代表“谈判”，诈称“只要散兵们放下武器，美国使馆将出面和日军交涉，保证安全，负责用汽车送进城里难民区避难。将来再出去报效祖国”。散兵被集体屠杀，只有吴炳生等几个人死里逃生。
（10）在下关南通路的集体屠杀。
胡春庭证实：1937年12月18日，日本兵将我这放下武器的军人和难民300余人，集中在南通路之北的麦地里，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将尸体弃在麦地里而去。胡春庭联合有劳动力的难民，就地掘土掩埋了。但后来日本人在此挖土填垫海运码头，至将所埋尸骨痕迹毁尽无余。
（11）在姜家园南首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下午2时，日军在挹江门姜家园南首，将居民300余人集中起来，用机枪射杀，或纵火烧毙，无一生还。
（12）在鼓楼四条巷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鼓楼四巷难民区，将张义魁等50余人，集体屠杀。
（13）在下关又一次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大方巷难民区内，将青年单耀亭等4000余人，押至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4）在北圩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北圩将熊桂弟等30余人，集体用机枪射杀。
（15）在四条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10时，日军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将平民吕发林、吕启云、张德智、张德亮、张务海等100余人，拖至四巷塘边，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6）在大方巷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搜捕徐静森等10余人，押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扫射。
（17）在龙江桥口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9日上午，日军在龙江桥口，将我军民500百余人绑扎后，全体推于马路空地旁，以机枪射杀后，纵火烧尸，尚有气息者，更以刺刀连续戳毙。
（18）在大方巷广场上的又一次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难民区内，将平民王岩、陈肇委、胡瑞卿、王克村等数百人，驱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射杀。
（19）在大方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傅佐巷12号，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边枪杀，罹难者200余人。
（20）在石观音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4日，在石观音17号，日军将居民柯大才、柯徐氏、柯荣贵、柯方氏、柯荣春、柯根荣、小巧子、赵雪美等8人集体枪杀。
（21）在煤炭港的集体屠杀。
陆法曾陈述《日军集体屠杀首都电厂职工》一文说：南京首都电厂于南京沦陷之前，奉命维持供电业务，留有由副工程师徐士英率领的工人50人。12月13日首都沦陷后，乃退至煤炭港英商和记冷藏厂内避难。后日军到下关且到和记厂内检查，除有文件证明身分确为和记雇员外，余均被拘捕围禁于煤炭港下游之江边。是处被拘禁者约3000之众。徐士英得到和记友人之介绍，为敌军配制汽车电钥匙而得免难。另有赵阿劳稍懂日语被释出。正在赵和另一名被释放的工人设法营救同仁时，江边围禁之众忽被全部杀害：其初以机枪扫射；继将临近茅屋的驱进屋禁闭，再集薪油之类堆积茅屋四周，放火燃烧，致被害人一部分系被烧死。
幸存者陈德贵是日军煤炭港大屠杀的见证人，亲身经历了那场集体大屠杀。
1937年12月12日，陈德贵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13日，日军侵占下关，发现了他们这批难民。第二天早晨，200多名日本兵从几千名难民中抓出2800多名年轻人，要大家排成4人一排的队伍，并要难民们交出手表和银元等贵重物品，又进行搜身。下午，日本兵把这批难民从和记押到煤炭港一个仓库里关起来。第三天清晨，日军打开仓库的门，说“现在到工地上去干活，每10个人一组出去。”站在仓库门里的10个人马上被推出去，不久，陈德贵听到一阵枪声。不一会，门又打开了，再推出去10个人，又是一阵枪响。他心里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枪杀了。当日本人要第3批人出去时，陈德贵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8点多钟，一走出仓库，他看到日本兵列队两旁，斜举着步枪上的刺刀，后面的日本兵押着他们。当走到长江边时，陈德贵看到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30多个持枪的日本兵，他马上意识到屠杀就要开始了。当他站到水里，就在日本兵举枪射击时，陈德贵一个猛子栽到河里，潜游到河对面，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厢肚里，亲眼看到10人一批地被日本兵枪杀。从早晨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未被杀害，日本兵就把他们一起赶到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天黑以后，日本兵走了，陈德贵摸到岸边，偷偷地爬上岸来。因在水里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拣起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死人中间。第二天几个日本兵从栈桥头经过，发现他在抖动，便向他打了一枪。子弹头从他大腿上穿过，左手无名指也被打伤，至今还留下伤疤。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就走了。到第三天，掩埋尸体的人见他还活着，把他救上来，才幸免一死。
第二部分第18节 铁证如山（10）
（22）在宝塔桥、上元门和鱼雷营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屠杀被俘军民30000以上。
1945年10月1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职员陈万禄陈述《日军在宝塔桥惨杀军民》一文说：
余谨将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一、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余人。
二、奸害妇女暴尸于市者约一万人。
单就宝塔桥一地而言，日军“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人以上”显然有些夸张。但宝塔桥与鱼雷营、上元门很近，日军在这一带进行多次集体屠杀，说其“总数在三万以上”未必不是事实。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在宝塔桥、鱼雷营和上元门说日军集体屠杀我国军民在三万人以上，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目睹者何守江证实：他家住在宝塔桥桥东。日本兵侵占南京时，宝塔桥一带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难民，大约有四五千人，十字会把难民分男女两边集中。日本兵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从女难民中拉走了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去奸污。第二天，把700多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由于桥很高，先跳下桥的人，大部分都摔死了。后跳下桥的人，没有摔死的，日本兵就用机枪扫射，无一幸存。
下关警察局《调查日军在宝塔桥集体屠杀军民的公函》（1946年1月8日）中说：
关于敌人在下关有组织之大屠杀，及大批军民在机枪扫射之下殉难，或堕江溺死之情形，……调查结果所得材料如下：据宝塔桥浴室老板陈汉森及金固乡梁思诚乡长等声称，彼等所见及之敌人在下关之暴行如下：
宝塔桥——此处殉难者多数为敌人自崖逼跳跌死及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体为582具，丛葬于煤炭港。
后者证实前者所目睹之事实。前者说，日本兵“把七百多个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或跌死，或被机枪扫毙，无一人幸存；与后者收埋582具尸体有无矛盾呢？应该说毫无矛盾之处。“或堕江溺死”者，有一部分尸体被江水冲走不是不可能的。
殷有余在军事法庭陈述日军在鱼雷营集体屠杀时说：1937年12月13日下午4时，日军在江边鱼雷营集体屠杀九千余人，先用机枪扫，后用刺刀戳，最后用火油烧。
1946年1月8日，下关警察局，同样通过陈汉森和梁思诚证实：
鱼雷营——此处被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为2508具。
这样一来，宝塔桥和鱼雷营两地集体屠杀我军民计9700余人，尚不足10000人，距30000人以上尚缺20000余人。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了：上述这9000余人是在13日下午和14日被屠杀的数字。前面提到“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后来，65联队的随军记者听到当时情况后说：
“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高潮。”
可以肯定，屠杀更多的军民不是在12月13日，也不是在12月14日，而是在15日才开始集体屠杀。那么这些屠杀对象从哪里来的呢？
属第16师团的65联队，曾于13日下午4时30分占领了紫金山以北的乌龙山炮台，接着于14日上午11时占领了南京北侧的幕府山炮台。中国军队从城里败下来，65联队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这支部队。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就当时情况报道如下：
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65联队归该部队统辖）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从南京城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有的大批俘虏，因而抓获的部队似有点吃惊发愣，以至我方由于人数少得无法相比，应付不过来。先叫他们丢掉枪支，然后把他们押进营房。虽说是一个师以上的军队，就是挤得紧紧的，也塞满了22栋大营房……
第一、这14777人中有相当数量是难民。在幕府山下，包括下关在内只有上元门和鱼雷营才有营房，后者的营房仅供上岸的水兵住宿，营房的数量有限。根据记者横田提出“22栋”营房的数量，可以肯定是上元门营房，而不是鱼雷营海军营房。第二、关于这14777名俘虏住在上元门营房内日本方面也有报道。
当时，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日华事变画报》第11辑就刊登了一幅两角部队抓获俘虏（部分）的照片，他们集中在一起，都被收容在幕府山下，扬子江岸边村庄——上元门的兵营里。这幅照片恐怕就是在屠杀他们的前一天拍摄下来的。（引自《大屠杀》第36页）
事实表明，这14777名被俘军民，经过请示司令部，在命令“处理掉”的情况下，两角部队借口没有饭吃，将被俘军民集体杀害了。山田旅团长曾狡辩说：打算把这批俘虏送到江北释放，因途中俘虏“暴动”，日军才开枪射杀。所谓“暴动”是日军面对大批俘虏开枪集体屠杀后，被屠杀者夺路逃命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暴动。山田还扯谎说，为了押送这批俘虏到江北释放，事先已经准备好了船只。持否认南京大屠杀观点的铃木明曾就渡船问题向山田问道：“船有多大？有几艘？”山田回答说：“大概有几艘。我看到一艘，能乘数十人。”14777人要乘多少条船呢？我们知道：从12月12日午到13日拂晓，江南岸边一条船也没有了，从上新河，包括秦淮河在内，下关各个码头、燕子矶、巴斗山，所有船只都已装载撤退下来的军人和部分难民驶往北岸，而且都到内河里隐藏起来。只要有船，撤退到江边待渡的军人和难民，无论如何，都要登船北渡，决不会眼睁睁看到能渡到江北而静静地等死。而且，到了北岸的船只，听到江南的枪炮声，明知日军在南岸已展开了屠杀，船老板再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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