脍炙英雄-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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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才发生了1953年政协会上跟毛泽东的冲突。　　　

　　那次会上讨论总路线问题，国家已经确定了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走向现代化、避免再度成为殖民地的千秋大计，而且国家并没有轻视农业。而梁老师和孔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总是喜欢说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问题，而且喜欢夸大一点地说。梁漱溟言道，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农民还很苦，一个在九天，一个在九地，所以国家不应该遗漏农民。此话单独看没有毛病，但放入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具体语境，就犯了“导向错误”。翌日，毛泽东未点名地批评此种论调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难道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倘若毛泽东直接批评梁漱溟，可能还不至于发生冲突，可是毛泽东采用了鲁迅笔法，希望给梁漱溟留面子，没想到梁漱溟最喜欢的就是单枪匹马挑战一个党，他偏偏要“顶风作案”，“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种“好强逞能”之举，孔老师也干过，很能理解那种“英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后，老毛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毛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人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坚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点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还辩论干什么呢？真正的儒家风范，不仅体现在事后反省能够承认错误，更可贵的是当场认错，拨开云雾见明月，晴光满天。二人谈得不欢而散，梁漱溟却还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这话里的意思不但坚持自己是对的，而且还有一层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压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这是俺们知识分子跟领导发生冲突后经常会产生的心理，先不考虑对错，首先就把自己确定为一个“遭受了冤屈压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正义。于是就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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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5）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部内容，又强调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梁老先生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当时没有人回应他。梁漱溟不知道，这次发言等于是他一个人向共产党发起了全线进攻，他就想着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执政党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受伤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倘若承认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说，共产党的全部功绩岂不顿时化为乌有？难道要把建国后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账，算到共产党的头上吗？　　　

　　但毛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出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党，你们咋不说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点的同时，还要指出你的优点，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性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识好歹”，准备决一死战——我们想想，换了邓小平或者华国锋，哪怕是许世友，都不会这样做的。中央一再给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给对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开始发言，就宣布要从历史上讲起，“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这未免过分了，从普通与会者的角度来看，这次政协会的议题本来是讨论总路线，但是却被“民主”成为梁先生的个人表演。如果你开过上百次的学术会、政治会，就不难明白会议中出现一个这样表演欲极强的人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有多么讨厌。别人的“民主”权利跟你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听你讲上五六七个小时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讲两天两夜都没问题。所以有些代表就轰他下去。其实这是梁老师最后一个下台阶的契机，可是他又一次选了错项，“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这是我闯下大祸，把错误扩大的开端。我在语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顾一切后果，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既然你讲民主，就不该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获取发言权啊，梁老师的行为逻辑自相矛盾，这是我们所有书生都该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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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枪法一乱，于是就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把让不让他继续发言看做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考验”，“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这话表面上很文雅，其实已经包含了严重的个人品格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有没有“雅量”，要由梁老师来判定，要由是否给他一次长时间发言的特权来判定，倘若答应了这个特殊要求，共产党的“骨气”何在？共产党的“人格”何在？梁漱溟当时一定是急得糊涂了，而不是故意对毛泽东进行“话语要挟”，更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反共妙计”。假如对蒋介石，梁漱溟敢这样说么？用老百姓的话讲，都是共产党给“惯的”。　　　

　　而毛泽东也是，干脆让他讲，或者不让他讲，任凭他说共产党没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论。可是毛泽东也像个大专辩论赛的学生似的，忘记了自己的领袖身份，在主席台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辩起来了，简直是“成何体统”。也许有人说毛泽东也是性情中人，不伪装，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毕竟是会场上的最高领导人，党和国家形象的代表，与一位著名学者任性争吵，影响肯定是坏的，而且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这种争辩延续下去，当然是对梁漱溟有利，对毛泽东不利，好比普通教员跟校长在大会上争论，受损害的当然是校长的形象。于是会场大哗，乱成一团，倘以局外立场看来，也够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没有什么伟人，也不给老毛面子，左手握着“雅量”，右手举着“敬重”，死活就是坚持要讲。老毛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协说，你不要讲长了，“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都三点多了，“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在俺们北大当过教授的，潜意识里不耽误学生的吃饭，就显得自己讲课没本事啊。一个政协委员在国事大会上跟国家最高领导人这般讲话，这种情况今天能有吗？不论梁漱溟的做法对不对，我们能说今天的“民主”比那时候进步了？如果说民主和专制都是相对的，那时候的民主不但胜过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也是今天难以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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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6）　　　　　　　　　

　　随后会场又多次大哗，老毛几次维持秩序，让他“再讲十分钟”，过一会又让他“再讲十分钟”，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时间不够，但又不说要讲多长时间。可以看出梁漱溟善于长篇大论，而不具备在短时间内把基本问题说清楚的、或者暂时维持一个可以下台的局面的能力。这也正是现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最后大会闹得一塌糊涂，老毛恢复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筹莫展。最后有人提出投票，表决是否让梁漱溟继续讲。毛泽东和中央委员都支持梁漱溟讲，而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梁漱溟无视民主投票之结果，还要继续讲——简直是疯了。主持会议的高岗只好请他另找时间再讲。　　　

　　其实梁漱溟这次与毛泽东的冲突，形式看上去很激烈，但内容并不严重。梁漱溟既不反共反毛，也不反对总路线，他就是喜欢标新立异，仗着自己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学问大，名头响，就大耍个人风头。越是以为自己受了冤屈，就越觉得自己英雄。好比一个热恋中的青年，越是以为对方误解了自己，就越是觉得自己的爱情坚贞无比，感天动地。　　　

　　不过，梁漱溟毕竟是修养高深的大学者，事后别人的攻击批评他不为所动，但儿子和学生、好友的劝告却使他省悟，他归结为“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孔老师觉得这句总结非常精彩，说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前提下，骂骂政府，骂骂领袖，其实是很出风头的一件事，能够博得社会赞赏甚至国际声誉。实事求是地说，政府和领袖也需要经常听到批评的声音。但是有些知识分子，首先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标新立异，不顾自己的言论是否对民众有利，是否对国家有利，其实是有胆量而没心肝的。而梁漱溟却能够从这件事中反思出自己的思想问题，他说看到中国共产党一举扭转了中国百年沉沦的恶运，让他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可嘴上就是喊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把狂妄当作“骨气”，把虚荣当作倔强。孔老师看到这里，反思自己也是如此。我虽然在文革中长大，但从未自己主动喊过“毛主席万岁”，反而有几次跟同学打赌，喊过“打倒毛主席”。这并非是什么“反对个人崇拜”的先知先觉，而是多读了几本书后，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肯面对另一个生命弯腰，隐隐觉得这是一种高贵的证明。有时候，我们明明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异性，折磨得自己寝食不安，却不好意思表露出来，装得镇定自若，甚至还要贬低挖苦对方，直到把事情弄得没戏了，或者把对方气跑了，才开始反省。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之一也。　　　

　　梁漱溟虽然跟毛泽东“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也从未戴过什么政治帽子。此后的几十年中，梁漱溟虽然不再“大闹会场”了，但遇事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观点，坚持“不跟共产党保持一致”。不论他说得对错，这种立场真不愧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比如60年代两会上，大家都说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而梁漱溟却说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尊重科学依靠群众的结果。其实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但梁漱溟一定要说点跟别人不同的才舒服。四清运动中，梁漱溟主张逐步用教育代替处罚，他认为让犯错误的人去打扫厕所是不对的，因为扫厕所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光荣的事，干部学生去淘粪是正常的劳动，不应当作为处罚。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比共产党要“左”多了，反正他就是与众不同。1966年，一群红卫兵来抄家后，他却开始撰写《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他不反对林彪，但反对把接班人的名字写进宪法。梁漱溟每次提出“反动主张”，都会引来批判。但是上级却指示说：“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看来说话做事光明正大，心底无私，就百毒不侵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更是“大放其毒”。一说林彪跟孔子关系不大，批林何必批孔——这也是孔老师的主要观点；二说毛主席虽然有反孔的一面，但还有赞扬孔的一面，不能偏废——这也会得到很多人支持；三说林彪根本没有路线，因为路线不管对错，都是光明正大的，而林彪并没有公开的系统的治国思想，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反动路线”也。这可是等于全面否定了批林批孔运动，于是遭到围攻。没想到批了他一阵子，他忽然一股邪火上来，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哼，你们不给俺面子，那俺也不给你们面子，这脾气跟孔老师何其相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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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向梁漱溟先生学习（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漱溟更来神了，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不过没有那么多的与众不同了。他的思想被太多的鹦鹉学舌者千万次地复制着。梁漱溟总结国家发展的三要素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这是他80年代的看法，今天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倘若他活到今天，肯定又有新的“异同论”吧。　　　

　　梁漱溟作为一代奇才，并非得益于早慧，也非得益于家学，更非得益于跟随名师名校或者留学东洋西洋。他的经验，孔老师总结为内外各四点，内四点：一是认真，二是正直，三是寡欲，四是自省。外四点：一是儒家的进取，二是佛家的悲悯，三是热爱祖国，四是社会实践。这八点，我们普通人能学习其中的四点，就足够“漱杯水于沧溟”了。　　　

　　孔和尚自注：香港传真08年78期，是孔庆东的《向梁漱溟先生学习》，怀着自恋的心情拜读了一遍，写得真好啊。司马南先生评论曰：“读学习梁漱溟文，大悦之，弥畅之，甚快之。亦正亦谐，相得益彰，嬉笑怒骂，遂成一格。孔门奇才，牛B之至也。”潘维先生评论曰：“和尚最近的文章妙趣横生，特立独行。从讥韩到赞梁，还有评开幕式的美文，都曾拜读。羡慕，钦佩。赞梁一文，当为文章典范。”青年作家信恒先生听我课后评论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意识，快乐的精神，宽容的原则。”各方朋友的赞美，孔和尚更愿意看成是鼓励。能做到的时候毕竟少，做不到的时候，朋友们多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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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41年前的国庆照　　　　　　　　　

　　41年前的国庆照　　　

　　配图：1966年全家福　　　

　　时代，跌跌撞撞进步了；人民，多多少少致富了；鸡鸭鱼肉，吃来吃去吃麻木了；九天长假，放得人心涣散百无聊赖一个个都沉醉不知归路了。　　　

　　国庆节放这么长的假，是许多外国朋友都羡慕的。我想政府除了刺激消费的商业企图之外，也是对人民群众发一份善心，显示一下大国气度——俺们中国银，9天不干活，照样有吃有喝！别说9天了，想当年文革初期，全国大串连，不但不干活，而且白吃白喝白玩白住白坐车，成千上万的少年青年壮年中年，愣是免费旅游了90天还不止。你想想，那是天天吃不饱饭的国家能做到的吗？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经过“调巩充提”，农业连续13年大丰收，工交商贸几乎一年一个新台阶。根据国家统计局现在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除了67年68年因为大面积停产不干活而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　　　

　　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更不要说两弹一星、八大油田、杂交水稻、成昆铁路、长江大桥、长沙马王堆一号、陕西兵马俑、农村合作医疗网、还有几十个世界级的冶金化肥纺织企业……这些，就是我们的父母一辈用激情和汗水给我们打下的赖以改革开放的雄厚基业和让我们能够吃喝玩乐的殷实家底。回首新中国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在那条阳光和风雨交织的大路上，站满了我们的恩人！　　　

　　不管父母怎样打骂过我，怎样冤枉过我，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让好人喜欢、让坏人和汉奸害怕嫉妒得日夜发抖的平民学者，除了要感谢北大、感谢老师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共和国的创业者，是他们给了我从肉体到精神最重要的营养。　　　

　　翻拍了一张老照片，是1966年的国庆，我刚刚两周岁时，父母带我，在哈尔滨一家普通的照相馆照的。姜昆有一个著名的相声《如此照相》，说文革时去照相馆都要喊毛主席语录，夸张得未免太离谱了。那是文革中的某一段，少数时髦革命青年的时尚创举，并非到处普及的“市民公约”。我两三岁时据说已经“记忆力惊人”，毛主席语录和“床前明月光”之类都过目不忘，我就只见过我们居民组的刘大娘和西大桥粮店的赵书记，还有和兴路百货大楼卖蛋糕的沈婷姐姐这几个人，有那么一阵子，见人就背毛主席语录，大伙都认为他们“有病”。过了几个月，他们也不背了。至于照相馆，从本质上说，历来都是隐隐代表着西方文明的“高雅文化场所”，安静地进去，温馨地出来，哪里会有那么多荒唐搞笑的黑色幽默呢？　　　

　　小时候照相是稀罕事，我从出生到上大学，所有的照片加起来，可能也没有我如今出门一次被偷拍的数量多。那时候虽然科学知识普及了，明白照相不会“伤了元气”，更不会让洋鬼子把魂儿摄走后晚上来吃小孩儿，但人们仍然是“无事不照相”，把照相一事看得很庄重。现在人们随便照相、随便“走光”、随便上床，把很多有意思的事儿都给整得很没意思啦。　　　

　　那时候因为照相少，所以每一次都记忆犹新。那天是文革时期的第一个国庆，虽然不放九天假，但因为恰逢礼拜六，所以放两天假还是让人挺高兴的。更巧的是，那天如果按照农历算，八月十七，是我的两岁大寿。因此母亲提议去照相。父亲因为对文革有意见，有点不乐意去。他参加的那个组织是保护老干部的，立场比较保守，被红卫兵批斗了几次，所以老骂红卫兵是“小兔崽子”。他说不乐意去照相，其实是想去喝酒。父亲曾经有一部照相机，在当时够奢侈的。可是在我出生之前便换酒喝了，他对照相之类远没有对喝酒感兴趣。但可能看见母亲和我都情绪很高，他就灵机一动，跟母亲要了两块钱，除了照相和加洗用去一块二之外，他可以贪污八毛钱，足够买四两烧酒和一荤一素两个菜了。　　　

　　父亲胳膊上的赤卫队袖标和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都是为了照相戴上的“道具”，他平时是不戴的。但那支钢笔，真的是他天天别着的。父母写字都比我漂亮，喜欢记点笔记、抄点资料什么的。父亲厂里的木匠，写字都比我现在还要好。我给读者签名时，心里经常说：这臭字真拿不出手啊，对不起啦朋友！　　　

　　父母照片上的衣服，就是平时的衣服。母亲的小花翻领，大概是那年的时髦打扮吧。哈尔滨人很讲究穿戴，我的父母算是很不讲究的普通工人，但他们从来没有穿过邋邋遢遢的破衣烂衫，他们60年代就比80年代的北大教授穿得挺括整齐。而我，上了北大，还有几件衣服是带补丁的。我一度不大理解我的父母，抗议说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活在旧社会！父亲却骂道：“你一个熊孩子，讲什么吃穿？老子南征北战那时候，鞋都没得穿，我今天享受享受是应该的，你他妈的能跟我比吗？”就冲父亲这种居功自傲的思想，我就觉得红卫兵批斗批斗他是应该的。对事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的习惯，我从很小就养成了。　　　

　　父母的头发是不是当天新理的，我想不起来了。他们都很讲个人卫生，特别是父亲，在部队医院里工作过一段，简直是个卫生专家。他把理发当成享受，经常埋怨理发师给他服务的时间太短了。他最看不惯长头发——大姑娘的长辫子除外。我大学时，受资产阶级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留了很长的头发。假期回家，父亲就骂：“大学生，跟流氓一样，跟长毛鞑子一样！文化大革命，教育出你们这些不忠不孝的兔崽子！”我又气又乐，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呀？父亲挨过几次批斗，就把一切对人生的不满，都发泄到文革身上。我由此理解了很多文革中受过委屈的人，为什么一提文革，就火冒三丈地失去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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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我手中的花皮球，是母亲给我买了不久的玩具。我小时候的玩具，连买的带自己制造的，那是相当地多啊。要不是后来听说文革中很多高干高知受了迫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真觉得我们的童年是生活在天堂里。可惜天堂里也不太平，我的那些玩具，大多都被刘二他们给偷去了，最心疼的是一把彩色手枪，一搂扳机就嗒嗒嗒喷火，是那时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玩具了。　　　

　　看看这张41年前的国庆照，自然朴素，又端庄大方。有对国家的感情，也有家庭内部的温馨。构图的每一个因素，都在诉说着那个时代普通市民的心声。一个国家刚刚建立短短的17年，一个普通的工人之家，就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