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帝国的终结-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椭啵档降字挥兄摇⑿⒘礁鲎郑踔林挥幸桓鲂⒆帧Ｒ蛭诩椅ㄐ⒆印ǎ诠匚ㄖ页肌ǎ饩徒小ㄖ页汲鲇谛⒆又拧āＲ虼耍酃踔猎谥贫壬弦沧龀隽讼嘤Φ墓娑ǎ匆挥υ谖还倮簦蘼壑拔桓叩停缭飧改钢ィ匦肴ス倩叵纾诩沂匦⑷辏凶觥ǘ∮恰āＶ挥性诩厥獾那榭鱿拢ū热绻以庥鐾獾腥饲郑实鄄趴梢粤钇湟菩⒕≈遥餍⒕椭埃凶觥ǘ崆椤āＪ率瞪希煜鲁济袢绻寄芫≈揖⌒ⅲ罡叩本秩肥凳强梢院芊判囊埠苁⌒牡摹Ｋ裕」艿酃铣朔饨ㄖ疲醇坛辛俗诜ㄖ啤５比唬探邮艿模褂小桌碇喂ǖ脑颉�
不过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泛伦理。所谓〃泛伦理〃，就是把一切关系都看作伦理关系，把一切问题都转化为道德问题。比如明明是权力之争或路线之争，也要说成是道德之争，并把自己的政敌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和卑鄙无耻的小人。这丝毫也不奇怪。把原本用于〃齐家〃的伦理用来〃治国〃，这本身就是〃泛〃；而伦理道德一旦取代法制行政，成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和唯一原则，它又岂能不泛滥成灾？事实上，伦理道德变成统治工具以后，它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斗争的武器。在这些宫廷和官场的斗争中，敌对的双方往往都是饱读诗书的人，自然不难从中找到合适的词句来口诛笔伐。先圣们的经典是那样的要言不烦（也可以理解为语焉不详和含糊其词），解释权又掌握在政治家或者政客们的手里，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对手说成是〃小人〃甚至〃国贼〃。这样一类的斗争，几乎贯穿帝国历史的始终，给帝国造成极大的内耗，这大概是始作俑者没有料到的吧？
那么，帝国为什么还要坚持伦理治国？
第三章 伦理治国 四 文化大战略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即帝国取代邦国之初，便正是马克思说的〃革命危机时代〃。这个时候，帝国的领导人不可能不〃请出亡灵〃，也不可能不〃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问题只在于请出谁来，借用什么。这就要盘点。前帝国时代留下的治国之方主要有三种，这就是儒家主张的〃德治〃、法家主张的〃法治〃和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这三种〃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在帝国创立之初都试穿试用过了。秦帝国试穿试用了第二种（法家法治），汉之初试穿试用了第三种（无为而治）。前者被证明此路不通，后者则只不过权宜之计。剩下能够使用，而且行之有效又能久远的，就只有〃德治〃，即〃伦理治国〃。这是儒家的主张，也只有儒家这样主张。因此，伦理治国，也就是〃儒学治国〃。或者说，儒家思想治国。
事实上，尽管有王朝的更替，帝国制度仍能维持二千多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坚持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就连两晋也不例外。相反，正因为民间拒绝儒学，皇帝崇尚佛学，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才长达三百六十九年之久。无疑，历代统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儒学进行改造甚至篡改，会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以至于从董仲舒开始，儒学就已非孔子时代的本来面目，但他们不会放下这面旗帜，只会举得更高。即便是北方来的满人，也如此。
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天下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一个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不仅是为了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帝国从秦王朝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军事独裁和文化专制，只适合规模不大、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邦国（比如秦王国）；而管理现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还希望能够长治久安，就不但需要严刑峻法的威慑，更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而且，后者还应该是常规手段，前者则只能用于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这同样是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的，那就是周人的经验。周，作为一个文化、技术和生产力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却能推翻可能是垄断了青铜冶炼技术，拥有大量物质、财富、武器和车马的殷商王朝，靠的就是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这两种手段。殷商王朝因为横征暴敛和滥施酷刑，失去了人心；周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臣民和属国，包括周边原本附庸于殷商的其他部落国家大行怀柔之道，结果〃三分天下有其二〃，夺取了全国政权。周武王说自己是因为〃有德〃而〃有天下〃，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周人的这种做法甚至成为一种政治传统，即包括对待周边少数民族国家，也首先是〃以文教化〃； 〃以德服人〃；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对那些〃冥顽不化〃，实在不肯臣服的，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刘向《 说苑· 指武篇》 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所谓〃文化〃，就是〃文明教化〃。也就是说，对那些〃夷狄〃，要先用〃文明〃去〃教化〃（文化）。如果屡教不改（文化不改），那就大开杀戒（然后加诛）。总之，无论对臣民，还是对番邦，都要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不能〃不教而诛〃。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是摆在第一位的，或者说是应该先做的，因为它成本最低。
这其实也是儒家的主张。儒家的思想和帝国的思路如此一致，它也就没有理由不成为帝制意识形态。问题是，符合帝国思路的不仅只有儒家，还有法家。事实上帝国的统治也是兼用儒法，杂用王霸，内法外儒；或者像汲黯批评汉武帝的那样，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史记· 汲郑列传》 ）。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法家的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而一定要独尊儒术？这就要弄清帝国为什么要有统一的思想，它需要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
一般地说，帝国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高高在上的，是君临天下、乾纲独断、称孤道寡的帝王。匍匐在他权威之下的，则是只有奉献没有权利的草民。帝王孤身一人威加海内，草民数以万计一盘散沙。二者之间，则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三种人，都对国家意识形态有自己的需求：奉天承运的帝王需要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论为他的统治张本，安邦治国的官僚需要有一种大而化之的主义为他们的施政立法，逆来顺受的草民则需要一种讲得过去的说法来平衡自己的心理，以便心安理得地接受帝国的统治和奴役。这种统治和奴役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是他们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但有此说法，至少是一种宽慰。可以说，君王、臣僚、民众，都有一种〃理论要求〃。
不过，理论也好，主义也好，说法也好，都应该出自一家，才能自圆其说。儒家主张〃尊王攘夷〃，符合第一种需要；主张〃忠君爱民〃，符合第二种需要；主张〃尊卑有序〃，符合第三种需要。法家虽然也主张君主专政，但对官员和庶民并没有约束力和说服力；道家则是主张退回到原始社会，不要统治的。这都不符合要求。所以历史选择了儒学。
独尊儒术的政策一经确定，帝国便利用它强大的意识形态劝说功能来实施礼教。这其实也是儒学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儒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以礼乐代法制，以教化代刑律。据《 论语· 阳货》 ，孔子在子游（言偃）执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曾笑言〃割（杀）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武城这样的小地方，哪里用得着礼教？然而子游却回答说，学生听老师讲，君子学道就仁爱，小人学道就驯服。孔子立即肃然起敬，承认言偃所说是正道，自己所云则不过戏言。礼教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礼教的内容无非劝农桑，重耕读，崇孝梯。因为〃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闻也〃（《 论语· 学而》 ）。也就是说，一个老老实实在家务农，勤勤恳恳在家读书，从来就孝顺友爱的人，是不会犯上作乱的，因此务使军民人等身体力行。这就要普及道德教育。事实上这种教育也是全国范围的，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明代每年正月和十月，地方上都要举行〃乡饮〃（这也是从西周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半官方半民间政治活动），所有人户都必须参加。饮酒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表扬与批评等程序，实际上是一次道德教育、政治学习和礼仪演练。清代则于1670 年颁布了康熙皇帝亲自拟定的十六条道德训诫，即后来称之为《 圣祖圣谕》 的东西，并规定每半个月，地方官和当地士绅就必须向民众宣讲一次，以为全体臣民的做人准则和修养纲领。在这些活动中，士农工商均须恭聆圣训，体察圣心，从中获取道德的力量。有异心和劣迹者，则更应反躬自省，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以期能够和那些良善之民一起共沐天恩。
除组织这种常规性的学习外，帝国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树立典型。孔子是理所当然的〃大成至圣先师〃，是所有读书人的楷模。读书人见到孔子的牌位必须下跪，提到孔子的名讳必须起立，平时的言行如果能有三条和孔子一样，就可以认定是好学生。后来一个流氓便据此自封君子，因为他刚好做到了三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
可惜诸如此类的笑话并没能阻止帝国树立典型的热情。继孔子在两千年间被一再加封直至享受王爵待遇后，刘备的爱将关羽又在康熙年间被册封为〃武圣人〃。当时的候选人还有南宋的岳飞，但因岳飞曾与清人的祖先金人作战，只好忍痛割爱。其实岳飞也好关羽也好，之所以备受帝王青睐无非因为他们忠心耿耿。不过民间对于关羽则另有一份情感，即推崇他的义气深重。按照陈寿（（三国志· 关羽传》 的记载，此公之重义，是连曹操都要被感动的，何况芸芸众生？自然奉为楷模。忠，是统治者喜欢的。义，是老百姓喜欢的。官方推崇忠，民间推崇义，关羽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崇拜，关帝庙香火旺盛也就不足为奇。这又说明，伦理治国的方略曾经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这其实是一个文化大战略，即通过文化的力量来维护统治。好一点的，不过但求长治久安；坏一些的，则还要实行专制。但不论是长治还是专制，帝国的统治者都不会忘记藏在皇袍里面的屠刀。于是，用文化来统治，就难免发展为〃用文化来专制〃；而〃用文化来专制〃，又必然发展为〃对文化行专制〃，其登峰造极者则为乾隆。乾隆在文化上的所谓〃建树〃主要有三条：一是编纂了《 四库全书》 ，趁机滥杀文化，荼毒心灵；二是写了四万多首狗屁不通的诗，当上〃中国第一诗人〃；三是大兴〃文字狱〃，制造人间悲剧。文字狱其实早已有之。汉律，〃吏民上书，字谬辄劾〃（刘勰《 文心雕龙· 练字》 ）。一个名叫石建的郎中令，只因为〃马（馬）〃字少写了一点，就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大兴冤狱，还数明清。其中，若论吹毛求疵，当首推朱元璋；论规模效益，则首推乾隆帝。朱元璋的特点是神经过敏。即便是歌功颂德的文章，只要出现〃则〃、〃生〃、〃殊〃等字样，一律格杀勿论。因为〃则〃就是说他作〃贼〃； 〃生〃就是说他当过僧人，〃殊〃则是骂他〃歹朱〃。乾隆帝的特点则是大开杀戒。乾隆的文字狱，一是时间长，四十年；二是案件多，一百三十起；三是范围广，平民百姓也杀；四是心肠硬，疯子胡话也不肯放过，马屁拍得不响也兴师问罪。然而就是这个制造文字狱的高手，居然厚着脸皮说什么〃联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真是恬不知耻！
这样的罪恶行径是不可能不遭报应的。乾隆以后，大清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直到被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打得瘫痪为止。明所遭到的报应则更具有戏剧性。有一则民间传说讲，明末，崇祯皇帝派太监到宫外测字，求问国运。太监说了一个〃友〃字。测字先生说，不好，反贼出头了。太监改口说是〃有没有〃的〃有〃。测字先生又说，不好，大明江山去了一半。太监又改口说是〃申猴酉鸡〃的〃酉〃。测字先生说，更不好，至尊天子砍头去脚了！这当然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但却也说明一个道理：谁要是用咬文嚼字牵强附会来屠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诅咒他！
第三章 伦理治国 五 一箭双雕
平心而论，文字狱在帝国的历史上不可能是常规，正如焚书坑儒只可能一次。伦理治国的本来目的就是要以〃软控制〃替代〃硬打压〃，岂能动不动就人头落地？所以，帝国的屠刀通常是藏在袖子里面的，就像狐狸尾巴多半藏在袍子下面一样。高高举起的，是让许多士人垂涎三尺的东西官与禄。
这个方针在西汉时期就确定下来了。自从汉代确立了对人民尤其是对读书人的怀柔政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也就出台。这就是让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到朝廷来做官，成为帝国的御用文人。汉制，地方官有向朝廷推荐人才的义务，不推荐者有罪，推荐非人同样有罪。汉武帝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 汉书· 武帝纪》 ）如果地方官牧民一方，居然一个人才也发现不了，那就是玩忽职守。这就是汉代的〃察举制〃，是〃独尊儒术〃之前就有的。董仲舒就是因为被举为〃贤良方正〃，金殿对问，才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天人三策〃。但尊儒之后，人才的选拔便明显向儒家的治国主张倾斜，道德品质被看作首要标准。比如〃孝廉〃，就要求孝于父母而廉于国事。因此被推荐者，一定要有孝行和廉绩。〃博士弟子〃（这是汉武帝应董仲舒之请设立的），则要求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总之是要求〃品学兼优〃。这正是伦理治国的原则所使然。
然而事与愿违。不到东汉末年，所谓孝行和廉绩，便已经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时谚有云：〃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地方官察举的秀才和孝廉，或者不学文化，或者不养父母，全都徒有虚名。于是〃察举制〃废，〃荐举制〃立。所谓〃荐举〃，又叫〃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各州、郡、县设〃中正官〃，由他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后按品授官。这种明显带有人治色彩和垄断色彩的制度，当然也弊病甚多。其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帝国的官职被士族阶级垄断，真正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于是到了隋唐，又被代之以〃科举制〃。所谓〃科举〃，就是通过全国统一的分科考试（科）谏选拔人才（举），所以叫〃科举〃。在这种考试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确有学问，哪怕出身寒门，也有可能由布衣而卿相。显然，从察举、荐举到科举（它们被统称为〃选举〃） ，帝国的人才网罗制度确实是日趋成熟。科举制一兴，天下士人趋之若鹜，帝国罗网疏而不漏。难怪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人，要高兴得手舞足蹈，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帝国得到了人才，士子得到了官位。但真正的赢家，却其实是帝国。它付出的代价，只不过几个官位和一些俸禄，可以说成本极低，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因为这些官位和体禄反正是要给出去的，不给儒生士子，也要给别人。因此帝国并没有亏损什么，甚至根本就没有亏损。
然而红利却相当可观。首先，它换取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对帝制意识形态的认同。当然，没有这一认同，帝国也可以强制性地独尊儒术，并把所有的反对派都赶尽杀绝，就像秦始皇做过的那样。但这样做是没有意思甚至没有意义的。不识字的草民原本就别无选择，帝国自己又不能生产知识和思想。它真正要钳制的，是那些读书人的头脑。只有知识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帝制意识形态，帝国〃用文化来统治〃的战略方针才真正获得了成功。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所谓〃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奉帝制思想为圭臬（guinie），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它的脚下（其实是拜倒在帝国的脚下），争先恐后地为它效劳（其实是为帝国效劳），岂非〃天下归心〃？更何况，这些头脑被儒学占领后，就不会胡思乱想，接受和产生什么异端邪说了，而这，恰恰正是帝国担心的。帝国在得其利之余还能去其弊，岂非〃双丰收〃？
何况还另有收获，这就是找到了维系天下一统的最佳方式。一般地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农民、地主、商人、贵族的社会，应该是封建小国，邦国时代和西欧中世纪都如此。因为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并不需要大范围远距离的接触、交往和流通，完全可以做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么，他们凭什么要统一为这样庞大的帝国？帝国又凭什么来维系它的一统？现在我们知道，中华帝国靠的是文化，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化的中国。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生产方式，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风俗礼仪，共同的语言文字，再加上共同的思想观念，共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的中国，居然能长期维持大一统的秘密。中国的思想家甚至还有这样的观念，即无论你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要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相反，如果你放弃中国文化，那你不是中国人，当然也不是外国人，只能算是〃假洋鬼子〃。这就叫〃夷狄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行夷狄则夷狄之〃。这一观念，无妨称之为〃文化高于种族〃，与现代西方人主张的〃人权大于主权〃迥异。
显然，在这里，共同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是最重要的，甚至比共同的语言文字还重要。〃车同轨〃只是物质基础，〃书同文〃只是文化基础，〃行同伦〃才是心理基础。事实上，也只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统一也才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强制性的。这是一个文化大战略，需要不知多少代的人的努力，尤其需要承担着文化传承和传播任务的知识界热情投入。这当然并不容易。然而，由于帝国成功地处理了它与知识界之间的关系，就不但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还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现在看来，让儒生充任官员，并不仅仅只是对知识和知识界的赎买，它还有更为长远的意义。我们知道，由于帝国过于庞大，它在事实上不可能像小国寡民的邦国那样，实行国家元首对属下巨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而必须假手于他人。这就是前章已经提到，后章还要细说的〃官员代理制度〃。广义的官员包括两种人。一种是专门负责处理具体事务（比如征税和司法）的行政工作者，这就是〃吏〃，也就是现代所谓〃技术官僚〃、〃职业官僚〃或〃事务官〃。另一种是可以承担立法、决策、牧民、教化等任务的政治工作者，这就是〃官〃，也就是现代所谓政治家、政客或〃政务官〃。秦王朝主要由吏员而不是官员来治国，甚至在焚书之后下令〃以吏为师〃，结果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帝国要解决的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富足，国家的强盛，都需要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人来思考，来解决。就连七品县令这样的〃芝麻官〃，也需要有政治头脑，方能清醒明白地领会中央和上级的意图，将帝国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底。当然，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这些头脑必须和帝国的思维同步。如果他们自以为是甚至自行其是，或者大唱反调，则帝国同样会崩溃，而且崩溃得更快。也就是说，帝国的官员必须有政治头脑，但又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必须以帝国的头脑为头脑。这显然是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却因儒生充任官员迎刃而解。儒生是儒家道德观念和国家学说培养熏陶出来的人，他们的思想和帝国完全一致。而且，由于他们寒窗苦读，对儒家经典已融会贯通烂熟于心，用于治国，自然长袖善舞得心应手。因此，当他们进入中枢或派驻地方时，便能根据儒家学说推行礼教，处理事务，并自动进行控制调节，保证各地区的步调一致，统一协调。另外，由于深受〃忠君爱民〃信条的约束，他们一般都能忠于职守，以保境安民为己任。贪赃枉法昏庸懒惰的也有，大逆不道起心谋反的却极少。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腐败，却不会谋逆；可能弱智，却很难造反。至少，在所谓〃承平时期〃是如此。当然，国难当头之际，兵临城下之时，也会有人临阵脱逃、里通外国、苟且偷生、卖主求荣；但同时，更不少人会挺身而出，受任于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