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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终结-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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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失败了，六君子洒血街头，立宪派如鸟兽散。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尽管集权不等于专制，专制不等于独裁，但帝国制度发展到明清已是专制制度，这两个王朝也都是专制政权。对于专制制度和专制政权而言，实行宪政无异于自杀，康、梁们的努力便注定是徒劳。尽管在〃庚子之变〃的刺激下，改革和变法又旧话重提，但已风光不再，机会不再。戊戍变法的出尔反尔，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已使清廷的威望丧失殆尽。人们对这个王朝不再抱有希望，各种试图取而代之的力量在暗中集结，跃跃欲试。帮派、会党、商界、社团，各怀主张当仁不让；尾大不掉的封疆大吏们则心怀鬼胎，见风使舵，〃藉人民之后援以抵制中央〃。他们甚至站在民众一边与朝廷对抗（比如1909 年爆发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就受到地方督抚的默许和支持）。就连帝国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不少也变成了帝国的掘墓人，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宣传革命主张。朝廷勉强做出的改革姿态，显然已不能满足民意。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也使原本只有一线生机的变法维新事业雪上加霜。光绪是改革派，慈禧是女强人；前者有开明形象（有号召力），后者有丰富经验（有威慑力），因此尚能维持，甚至给人指望。接手的两个人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隆裕是典型的妇道人家，懦弱无能，毫无主见；载沣是地道的平庸之辈，倒行逆施，鼠目寸光（比如竟干1911 年5 月抛出极其不得人心的〃皇族内阁〃）。更可笑的是，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们竟采取能拖就拖的无赖政策，以为只要拖延抵赖，就能蒙混过关。拖到1908 年，面对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才勉强承诺1917 年正式立宪，居然还想再拖九年。他们不知道，历史其实是有大限的。大限一到，机会全无。1911 年10 月10 日，来不及等到清廷兑现其立宪的诺言，革命就爆发了。爱新觉罗家族失去了最后一次救国也自救的机会如果〃君宪〃成功，他们至少还能保住一个大清帝国的国号，以及一个徒有虚名的皇帝称号。
说起这段历史，人们常常扼腕叹息于维新党人的书生意气，光绪皇帝的软弱无能，愤愤不平于保守势力的冥顽不化，慈禧太后的独断专行。其实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变革，实属无奈，也无法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知道，任何变革，都只能在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难以成活，清末民初便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的阙如，以及两种制度、文化、传统的格格不入，不但使维新变法胎死腹中，而且使共和的历程一波三折，一误再误。
第六章 共和之路 三 错失良机
公元1911 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这一次，在治乱循环中折腾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人，已不愿意重蹈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覆辙，他们决心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革制度的命。
帝国的历史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
民国其实就是共和国。民国或共和国，译成英文，都是RePublic 。因此，民国的灵魂是共和。民国时期〃反复辟〃斗争的口号，也是〃保卫共和〃。这可谓当时许多精英人物的共识，即拥护民国，必赞成共和。然而，刚刚走出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却并不当真知道共和为何物。袁世凯是不知道的。他即便不公然称帝，骨子里想当的也是皇帝，也会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作皇帝来当。在他看来，所谓〃革命〃，只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次〃禅让〃的机会，让他得以由人臣而天子，黄袍加身，君临天下。共和云云，则不过是他龙袍上另一种纹样的图案而已。也就是说，他要学的是司马炎和赵匡胤，不是华盛顿。
孙中山也未必十分清楚，他原本也是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为此，他曾于1894 年上书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变法。只是在诸如此类的努力失败之后，他才意识到〃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 1897 年孙中山与《 伦敦蒙难记》 俄译者的谈话），这才转而革命。可惜，孙中山虽然竭力主张推翻帝制，建设民国，但他对共和的理解也仍有局限。比如〃兴中会〃誓词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云云，便与共和精神相左，也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相悖。共和的要义之一，是各地区与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和平联合。合众政府当中，理所当然地应有满族的一席地位，岂能〃驱逐鞑虏〃？可见也有问题。
真正懂得共和精髓并身体力行的是宋教仁。为了共和，他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竞选议席；为了共和，他坚持政党内阁，拒不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为了共和，他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相约〃你上台，我愿在野相助，我执政，请你善意监督〃。最后，为了共和，他献出了年仅三十二岁的生命。宋教仁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是永垂不朽的；他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也是万古长青的。
可惜，当时的中国只有一个宋教仁。更可惜的是，〃一个宋教仁倒下了，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骆驼刺《 重读宋教仁》 ），站起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锟、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皖系和直系打，直系和奉系打，中央和地方打，南方和北方打。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走到哪里，就用苛捐杂税把那里的老百姓盘剥敲诈得精光（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 ），正所谓〃洒向人间都是怨〃（毛泽东《 清平乐· 蒋桂战争》 ）。
于是，重归统一，就成了时代的要求；铲除军阀，则成了革命的必须。1923 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1926 年7 月9 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八个军约十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
这当然是一件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的事情，然而共和的历程却注定是艰难曲折。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之后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民国〃变成了〃战国〃；北伐战争的结果，却是〃民国〃变成了〃党国〃。1927 年，蒋介石宣布进入〃民国建立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第二阶段，即〃训政时期〃。1928 年，国民党通过了《训政纲领》 ，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行使。1931 年，国民会议又通过《 训政时期约法》 ，再次肯定了由国民党〃代行〃中央统治权的体制，并明确规定国民政府的主席由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五院院长亦然（后改为国府主席提请中执会选任）。于是，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思想就变成了法律规定，民国也被〃法定〃为党国。
实际上，〃训政时期〃的民国不仅是〃党国〃，而且是〃军国〃。因为国民政府也好，国民政府的五个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也好，都要受军委会钳制。军委会即军事委员会，原本是国民政府的直属部门。1937 年，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会）的决定，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军委会）委员长行使海陆空最高统率之权，同时还授权军委会对党政军统一指挥。于是军委会就不但管军（军事）； 还管政（行政）、管党（党务），俨然政府之政府（太上政府），中央之中央（太上中央）。至于军委会的委员长，我们知道，一直就是蒋介石。而且，他也曾担任过国府主席（1928 年），兼任过行政院长（1930 年）。显然，这位蒋委员长，是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的柱石和灵魂；他的党国和军国，则无妨看作一个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的〃后帝国〃，一个由不叫王朝的新王朝，我们通常称之为〃蒋家王朝〃。尽管这个王朝实际上是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他们手上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但不等于就没有帝国遗风和王朝气息。实际上，当国民党像对待〃先帝〃或〃太祖〃一样，将孙中山奉为〃国父〃时，这些意思就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如此看来，共和绝非易事。更何况，我们还错过了好几次机会。
第一次是〃东南互保〃。
1900 年5 月，慈禧太后以大清帝国的名义向世界各国宣战，八国联军登陆天津危迫京城，朝廷号令各省驻军进京〃勤王〃。然而手握重兵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却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癸、铁路大臣盛宣怀和署理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等疆臣互通声气，声称廷谕为〃矫诏〃，拒不从命。不但不从命，相反，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擅自与敌国签订条约，相约〃互不侵犯〃，公然置清廷生死于不顾。更有甚者，张之洞等人还暗中策划，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东南诸督抚就共推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东南互保〃。
毫无疑问，抗旨，在历代王朝都是抄家杀头的大罪。私立〃总统〃，就更是要株连九族的。张之洞们胆敢如此，显然是有恃无恐。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仅仅依靠满人力量已无法镇压，只好大量启用汉族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且，出于战时的需要，又不能不把许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其结果，一是各省督抚的汉族化，二是地方势力的独立化，三是国家军队的私人化，比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便实际上都是封疆大吏的私人军队。他们首先是听命于长官，其次才是效忠于朝廷。朝廷对于地方，已是鞭长莫及；地方对于朝廷，则无疑尾大不掉。拥有相对独立财权、人权、政权、兵权的督抚，早已和地方士绅结成利益共同体，俨然独立王国。诸侯割据的局面，其实暗中已然形成。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因为地区与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正是共和的内涵之一。我们知道，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政治见解，又与李鸿章不尽相同。这就再好不过。因为这样一来，即便李鸿章出任总统，他也只能和这些人共治共享，不敢独裁。这些汉族督抚们拥有实力，敢于共和；互相制约，只能共和。东南互保，李代桃僵（由李鸿章替代犹如僵尸的清朝皇帝），联省共和，岂非夭赐良机？可惜未能如愿。
第二次是〃联省自治〃。
1920 年7 月，湖南谭延辏壮∽灾危⒂�1922 年l 月1 日开始实施省宪。这个倡议，得到了众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除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和广东省议会外，支持者还有四川、浙江、云南、广西、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肃、直隶等省的政府、总司令或省议会。知识阶层更是连声叫好，支持者众，因为它体现了共和制度的精神。实际上，孙中山也曾有过类似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在巴黎接见记者时就曾说，中国〃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变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并称〃舍此别无他法也〃（《 孙中山全集》 第I 卷，第562 页）。1912 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亦发表宣言，称〃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挚，条目自举〃（《 孙中山全集》 第2 卷，第2 页）。可惜后来并未坚持。
袁伟时先生认为，联省自治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个选择。他提请大家注意，谭延辏А⒊戮济魉撬档摹ㄗ灾巍ㄊ怯惺凳翟谠谀谌莸模焊魇《加惺∫榛幔贫ㄊ∠芪等怀煞纭６腋魇《加胁簧俣懒⒌拿窦渫盘澹∫榛嵋膊皇窍鹌ね颊隆Ｔ诔戮济髦蜗碌墓愣踔料爻っ裱∫惨丫肌Ｕ庋闹贫认匀挥欣诟魇∶裰骰不崞仁怪醒胝鹬氐胤饺ㄒ妫婪ㄐ姓薹ㄗㄖ贫啦谩Ｕ饩褪窍执氖敌邢苷墓埠汀８慰觯谌嗡狡毡椴桓叩那榭鱿拢植渴敌忻裰飨苷匀槐热婵ㄈ菀椎枚啵桓鲇上喽远懒⒉⑹敌忻裰髯灾蔚氖》萘掀鹄吹墓遥匀槐茸陨隙路⒉济畹闹醒爰ü腋菀资迪止埠汀Ｒ虼耍绻飧鲈硕晒Γ泄拿婷苍缫汛蟛灰谎ㄇ氩慰丛笆薄丁≈泄杂擅裰骱头ㄖ蔚目擞氪彀堋贰。？上в治茨苋缭浮�
第三次就是〃国共合作〃了。
1945 年，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国共两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千百万抗日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果实，因此弥足珍贵。当此之时，山河破碎，亟待重整；人民颠沛，亟须生息。举国上下，人心思治，无不盼望和平。为此，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并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达成协议。这时，主导着中国前进方向的政治家，如果能够产生〃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以国民党为执政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为在野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以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为〃政治特区〃，化干戈为玉帛，以竞争代战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则中国政治，便会又是另一番景象。可惜，两个曾经并肩作战，打败军阀，战胜敌寇的政党，却未能再次携手，同建共和。
共和的历程，岂非步履维艰？
这也并不奇怪。在我看来，中国不能一蹴而就地走向共和，恰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反倒可能是偶然的惊喜。因为共和也好，共和国也好，都毕竟是我们民族的政治传统中不曾有过，也不可能产生的东西。因此，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下究竟何谓宪政，何谓民主，何谓共和。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回答，中国的共和之路为什么这样曲折而又漫长。
第六章 共和之路 四 缺失的传统
先说共和。
共和是一种政体（共和制度），也是一种主张（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共和制是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它在原则上要求其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必须由定期的选举产生，而非一家一族之世袭。但是，废除君主制度，并不等于就实现了共和；保留帝王职位，也不等于制度依然君主。某些保留了君主的国家，其实是共和国（如英国）；而某些名义上没有国王、皇帝的〃共和国〃，却其实是〃君主国〃，是不叫帝国的帝国，不叫王国的王国（如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事实上在〃后君主时代〃； 以〃共和国〃自居的国家不在少数。但这不过世界潮流所使然，并不意味着都懂得共和之精髓，也未必都当真实现了共和。所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共和国〃。有名副其实的，也有名实不副的。名实不副的又有两种。一种是无其名有其实的（包括〃虚君共和〃与〃实君共和〃） ，另一种则是有其名无其实的。后者不过〃假共和〃，前者反倒是真。如此看来，共和与否，显然应着眼于其实而非其名。
共和之实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请参看刘军宁《 共和· 民主· 宪政》 ），也就是〃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共和国一词英文为Republic ，其核心则是public 。public 有公共、公开、公用、公立、公众、向所有人开放等义。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乃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分享，就意味着权力不得世袭、独占，而且可以让渡；开放，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政、议政、从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政见是否与当局相同。分享和开放甚至意味着不排除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联合执政、共同执政的可能。这就是共，也是和，即pubhc 。
显然，共和制度的这一性质，是以〃夭下为公〃为前提的。正因为〃天下为公〃，即国家权力是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政权才公共，政治才公用，政府才必须公立，政务才必须公开，并向所有人（公众）开放。这就是〃共〃共有、共治、共享。共，就不是独（独占、独享、独裁）。因此，执政者不能永不退休，也不能世袭罔替，反倒必须有一定的任期。任期一到，立即改选。如果当选，可以连任，但连任也要有期限。期限一到，立即交班，交给新当选者。这个新当选者在任期或连任期满以后，又要将政权交给更新的当选者。如此定期改选，换届执政，绝不家族世袭，一人独占，正是共和制的紧要之处。
共和制〃公〃与〃共〃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特征必然是〃和〃。也就是说，在共和政体下，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必定是和平的，也必须是和平的。因为按照共和体制，任何人都完全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比如竞选）获得执政的机会，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当然，他们当不当得上，是另一回事（也未必一定要成功），但可以想，可以争取，而且有希望。有希望，因此不必武装起义；有权利，因此不能暴力镇压。政权的交替既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朝野双方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了。故〃共和〃者，必是因〃共〃（共有、共享、共治）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这样一种制度和传统，是中国古代史上前所未闻，从未有过的。不错，我们是有〃天下为公〃的说法，而且被视为最高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惜它只是理想，不是现实，而且是一种对原始社会并不完全准确的远古回忆，正所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 贺新郎· 读史》 ）。即便是事实，也与现代意义上作为共和前提的〃天下为公〃相去甚远。共和制度讲的〃天下为公〃，是指政权（国家权力归公众所有）； 帝国制度讲的〃天下为公〃，则是指产权（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产权是不能全部归国家所有的。因为一旦如此，那么，谁掌握了政权，谁就占有了一切，就像历代王朝的皇帝或朝廷那样。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一旦占有了一切，他还愿意和别人共享吗？不可能。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为公〃，是不可能导致共和的，事实上也做不到。当然，〃公天下之端〃一定要被说成是〃自秦始〃（柳宗元《 封建论》 ），国民党也一定会标榜〃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而且，他们也都只能自命为〃天道〃或〃民意〃的代理人，并不敢公然声称〃天下为己〃。毕竟，在理论上，帝国的天下是上天的；在名义上，民国的天下是国民的。然而大大小小的秦始皇们却又理直气壮地独霸代理权，并不认为有别的什么人可以代理，也不能容忍别人和自己一起代理。结果，秦始皇的帝国是〃天下为公，一人代理〃，国民党的党国是〃天下为公，一党代理〃，都不是〃共和〃（共同代理或选举代理）。
这样一种〃一人代理〃或〃一家代理〃的制度，绝不会允许异己政治力量的存在，更不允许他们觊觎政权。因此，历代王朝必然会将任何有颠覆嫌疑的可能扼杀在萌芽状态。当然，事实上存在着〃轮流坐庄〃，这就是〃改朝换代〃。但是，任何一个新的朝代都只会宣扬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断然不会承认自己也将会被取代和可以被取代。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反复强调任何改朝换代或轮流坐庄的念头都是大逆不道和痴心妄想，必须同样扼杀在萌芽状态。甚至谁想建个小朝廷，当个儿皇帝，也是不行的。道理很简单〃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也就只能是出兵将其〃剿灭〃（如南唐之亡于宋）。当然也有倒过来的，即剿灭者反被剿灭（如明之亡于李自成的大顺或多尔衮的大清）。反正，谁要主张〃皇帝轮流做〃，谁就得亮出自己的拳头来。
显然，没有共，也就没有和。在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既然没有〃共和〃（选举换届）的体制和机制，那就只有〃革命〃（革除天命），而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改朝换代），则无一不是〃暴烈的行动〃（暴动）。即便是晋、宋那样的〃禅让〃，其实也是有武力作后盾的。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是成王败寇，你死我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非如此则革命不能成功。所以，主张共和的孙中山最终也得办黄埔，建党军。总之，中国历史上只有〃互斗〃，以及互斗之后的〃臣服〃，没有〃共和〃（和平竞争，共享政权）。
事实上中国历代王朝，包括两个朝代之间和他们周边的小王朝，几乎无一不是靠武装力量打出来的。这个传统至少从周代就开始了。周人得为〃天下共主〃，就是战争的结果。尽管周人在夺取了天下之后也希望和平，并创造了类似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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