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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知道点-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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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创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的作品配合了现实的政治斗争。
雨果早期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叙述的是一个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的故事。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在街头卖艺，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对她心存邪念，指使圣母院里奇丑的撞钟人卡西莫多劫持了她，结果她被弓箭队队长费比斯救出，并且成了他的情人。弗罗洛出于嫉妒，乘他们幽会时刺伤了费比斯，并且嫁祸于爱斯梅拉达，使她被判处死刑。卡西莫多对爱斯梅拉达怀着爱慕之情，在行刑时把她抢救到圣母院里藏在钟楼上。弗罗洛在再次威逼爱斯梅拉达遭到拒绝后，把她交给官兵去行刑。卡西莫多出于义愤，把弗罗洛从钟楼顶上推下来摔死，自己抱着爱斯梅拉达的尸体逃入墓地自尽。小说在政治上揭露了天主教会的虚伪和黑暗，抨击了封建司法制度的不公和残酷；在艺术上则集中体现了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弗罗洛心如蛇蝎，而外形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却善良高尚，人物性格的夸张充分显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
雨果后期的作品与现实的结合更加紧密。拿破仑第三复辟以后，他被迫在国外流亡了19年，在流亡期间写出了《小拿破仑》等珍贵檄文，以及《惩罚集》、《凶年集》等气势恢宏、感情奔放的动人诗篇；吹响了反对专制统治、歌颂光明和进步的斗争号角，从而成为法兰西不朽的民族诗人。而他历时16年才完成的巨著《悲惨世界》，则完全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人公冉阿让由于偷了一片面包而在牢里被关了19年，出狱后在宽大为怀的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改过自新，改名为马德兰。他发财致富后乐善好施，当上了市长，并且拯救了沦为妓女的女工芳汀。这时警方断定一个小偷就是冉阿让，他为了不连累别人就挺身而出，在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被捕，芳汀因此惊吓而死。后来冉阿让利用抢救一个海员的机会假装坠海死去，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他终于把芳汀的私生女柯赛特抚养成人。小说通过对穷人苦难的真实描绘，对社会的黑暗和司法的不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宣扬了仁慈博爱可以杜绝罪恶和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如他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正因为如此，《悲惨世界》才堪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雨果的创作道路长达60年之久，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他在生前出版了19卷诗歌，身后又经人整理出版了6卷，总共约有22万行、1000多万字。他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有300万字之多。他写了9个剧本，还有10多卷政论、随笔和游记。因此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雨果是一位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
现代小说之父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曾雄心勃勃地宣称：“他（拿破仑）用剑开创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巴尔扎克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第二世界，他征服的精神疆土比拿破仑征服的物质世界要辽阔得多，所以他是一个更伟大的英雄。雨果在《巴尔扎克葬词》中这样评价巴尔扎克：“他的作品比岁月还多……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一生创作了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文学史上的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1799年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他因此债台高筑，拖累终身。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1820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巴尔扎克写出了一个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他在家里举行朗诵会，结果听的人都睡着了。第一次创作的失败没有动摇巴尔扎克的决心，他发现自己在悲剧创作上缺天才，决定转而写小说，但他同样失败了。1821年，两年试验期已过，巴尔扎克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来，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恼羞成怒的父亲决定惩罚儿子，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1829年，巴尔扎克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也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放下第一块基石。巴尔扎克将《朱安党人》和计划要写的一百四五十部小说总命名为《人间喜剧》，并为之写了《前言》，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基本原则，从理论上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从1819年至1829年这10年中，巴尔扎克经历了艰苦的探索，思想上也有了深刻的变化，艺术上也趋于成熟。这以后，巴尔扎克进入了他创作的旺盛时期。从1829年到1848年，总共不到20年的时间，他竟创作了90余部中、长篇小说。最著名的就是《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他很需要钱还债是他开始努力写作的动力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有创作的激情，有远大的目标，他要在文学史上立起一块丰碑。
他经常每天工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黑夜，每当疲劳时，他就喝浓烈的黑咖啡来提神，据说他一共喝了5万杯。他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从半夜12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写作，也就是说要在椅子上整整坐12个小时；从中午到下午4点修改校样，5点半上床睡觉，半夜又起来工作。
他写作的速度相当惊人，有时候一天晚上写两个短篇小说，三天写一个中篇小说，两个星期就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据说，《高老头》就是他三天三夜赶写出来的。当然，写得多并不是粗制滥造，巴尔扎克非常严肃认真，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力求精益求精。
《欧也妮·葛朗台》主要写一个贪婪、吝啬的老头如何毁掉自己女儿一生幸福。老葛朗台原来是个木匠，在大革命期间，他靠着脑子灵活、善于投机钻营发了大财。他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成了百万富翁。他虽然有钱，却从不舍得花，家里过着穷酸的日子，甚至连自家的楼梯坏了也不修一修。他把自己的女儿当作鱼饵，诱惑那些向女儿求婚的人自己好从中渔利。他的女儿欧也妮像只洁白的羔羊一样纯洁，她爱上了自己的堂兄弟查理，老葛朗台却将查理从家里赶走，还把欧也妮关在阁楼上惩罚她，每天只让她喝冷水，吃劣质面包，冬天也不生火。后来，老头死了，给女儿留下1800万法朗的遗产，可女儿已失去了青春、爱情和幸福。
《高老头》主要写一个退休的面粉商人高里奥的故事。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大贵族，一个成了银行家的太太。女儿出嫁时，高老头把自己的钱全分给了两个女儿做嫁妆。但女儿出嫁之后就把父亲抛弃了，连理都不理他。高老头一气之下得了重病，临死的时候希望见女儿一面，可两个女儿都参加舞会去了。高老头死后，两个女儿连棺材钱也不出，甚至都不来看一眼，还是一个名叫拉斯蒂涅的穷大学生想法安葬了他。
巴尔扎克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在小说结构方面匠心独运，小说结构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并善于将集中概括与精确描摹相结合，以外形反映内心本质等手法来塑造人物。他还善于以精细入微、生动逼真的环境描写再现时代风貌。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童话大王安徒生
1805年4月，一个婴儿出生在一张由棺材板拼成的床上。他大声啼哭着，仿佛抗议上帝将天使贬谪到人间。教士安慰惶恐的母亲说：“小时候哭声越大，长大后歌声就越优美。”果然许多年后，这个天使用夜莺般的歌喉向全世界唱起歌儿了，即使是圣诞老人，也并不会比他更有名气。他的名字，就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安徒生的父亲是丹麦欧登赛城的一个贫苦鞋匠，他读过不少书，想像力丰富并有点浪漫气质，他常常给孩子讲故事，在家里和孩子们一起做玩具游戏。安徒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丰富的想像力和对小孩的无限热爱之情。
欧登塞是个封闭的小镇，人们坚信上帝和女巫，许多神秘的传说在空气中荡漾不绝。纺纱室的阿婆们有时会把《一千零一夜》中的离奇故事讲给来玩耍的小安徒生听，使这个原本喜欢空想的脑子更加丰富了。对他来说，他所听到的一切都带着鲜明的神奇色彩，仿佛真的一样重现在眼前。有时他会被树林中自己想象出来的精灵吓得飞奔回家，魂不附体。多年以后，这些古老的传说和童年的幻想，都成为他创作的源泉。
在上小学时，安徒生经常偷看学校里惟一的女孩子萨拉，他把她想象成童话中的公主，渴望接近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有一次，他们一起回家，其实他的家早就走过了，可是他一声不吭。同样贫苦出身的萨拉发誓自己将来会成为某农场的女管事。安徒生睁大双眼：“那多没意思！公主怎么能当管事呢？我长大以后，要把你接到我的城堡里。”萨拉笑起来，这小家伙一定是疯了。第二天，一个磨坊主的儿子奥来揪着安徒生的头发嚷道：“日安，公爵大人！你漂亮的城堡在哪儿呢？”周围的人捧腹大笑。他的这段恋情也无果而终。
11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了。14岁时，安徒生只身远离家乡，来到首都哥本哈根，进了歌唱学校。但贫寒的生活使他得了病，嗓子受到极大的损害，没有希望继续唱歌了。后来安徒生进了文法学校，但常常受到轻视和嘲弄。幸亏学校里有个小图书馆，成了他精神上惟一的慰藉，同时也激起他生活和写作的热情。1829年他的《从霍尔曼运河到阿玛东部步行记》一书出版。不久，他写的一部喜剧《尼古拉塔下的爱情》也在皇家剧院上演了。但是因为安徒生出身“低贱”，他在文学上初步取得的成就受到一批无聊文人的妒忌和攻击。他难以忍受这种环境，于1830年夏天离开了空气沉闷的哥本哈根，到他的故乡菲英岛和同德兰半岛去旅行。
安徒生有句名言：“旅行就是生活。”从1831年，安徒生开始了他第一次国外漫游。他一生中共出国旅行29次，直到1873年，68岁的安徒生还游兴未衰，精神矍铄地去瑞士旅行；他携着一把雨伞、一根手杖和简单的行囊访问了欧洲的所有国家，先后完成了《阿马格岛漫游记》、《幻想速写》、《旅行剪影》等作品。1835年，他带有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出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为他赢得了国际性声誉，是他成人文学的代表作。
安徒生是诗人、剧作家、游记作者，他多才多艺，还剪得一手好剪纸。在纪念他的博物馆中，展出了他剪的各种图案，有挂在圣诞树上的舞蹈者，有各种花卉和动物，甚至大门上的门徽，也是他的人头剪纸。
但童话是安徒生一切创作中的皇冠。1835年，安徒生写信给女友说：“我要为下一代创作了。”从自己的童年体验中，安徒生深深理解穷苦孩子生活的寂寞和痛苦。他认为，在诗歌的领域中，没有哪一样能像童话那样无限包容。童话，会给孩子们一点快乐、希望和教益吧？他开始用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创作。
1835年，安徒生的第一本童话集问世，其中收入《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四篇童话。这些童话来自安徒生自己的人生经历，“它们像‘种子’一样藏在我的思想中，一股涓涓细流、一束阳光，或一滴苦酒，就能使它们破土而出。”
从这一年起，每一个圣诞节都有一本新童话来到孩子们身边。他整整写了43年，直到生命结束共创作了168篇作品。那诗一般的语言、婉转曲折的情节，使他的童话在他生前就已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读物。《丑小鸭》、《坚定的锡兵》、《野天鹅》、《夜莺》……他赋予一切事物鲜活的灵魂，让它们歌唱。他把它们献给一切人———孩子们为那奇异动人的故事而神迷，成人则徘徊在他深深的人生哲思之间，流连不去。
安徒生的童话中不仅充满了奇异的梦幻般的火花，而且这位从苦难中生长起来的作家对劳动人民和那些生活在痛苦中的孩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整天没有卖掉一根火柴的小女孩蜷缩在墙角划燃一根根火柴，在微光中，她幻想着圣诞夜的欢乐：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身上插着刀叉的烤鹅冒着热气蹒跚走来……可幻景一闪即逝，元旦的清晨，人们发现她已冻死街头。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同样的孩子赤足冬夜，安徒生没有办法解决这深刻的社会问题，只好带着深深的悲哀寄希望于天国。
安徒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体弱多病，幸运的是，他一生都生活在朋友的热爱之下。有一个大学生，寄给他一棵干枯了的四片叶子的三叶草。据民间传说，这种草会给人带来幸福。年轻人在信中说，这棵草是他小时候找到的，他曾听母亲说过，安徒生曾受过很多苦。但母亲并没有把这件礼物寄出去，而是把它夹到了一本书里，现在他遵嘱把它寄来了。
当安徒生在哥本哈根大街上走过，一些行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作家致意，还有许多人则目送着他，他们之中许多人就是在他的童话熏陶下长大的，他们知道他走过艰辛的道路，为他在世界上取得的声誉而感到骄傲。
英国小说之王狄更斯
在英国文学史上，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戏剧的成就为最大；在18、19世纪之交诗歌的成就为最大；而在维多利亚时代则以小说的成就为最大。查尔斯·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夏洛特·勃朗特、爱米利·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等人形成了一个群星灿烂的小说鼎盛时代。而狄更斯则是在众星之中最为耀眼的一颗。
狄更斯于1812年2月出生于英国普茨茅斯的波特西地区。他父亲是海军会计处的一个小职员。狄更斯幼时就常常溜到家里的阁楼上，津津有味地阅读一本又一本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天方夜谈》、《唐吉诃德》都是他喜爱的作品。以后他的家境日渐穷困，债台高筑，一家人不得不离乡背井，迁居到伦敦。但移居未久，家里旧债未清，新债又来，他父亲终于被投入债务监狱。11岁时，狄更斯就到一家皮鞋油厂当学徒。为了节省开支，他母亲带着弟妹们到监狱里和父亲住在一起，狄更斯单独留在外面，每星期领到薪水之后，就带着钱和食物去探监，和父母弟妹团聚。这些艰苦的日子在幼小的狄更斯的心灵中遗留下永不消失的印象，使他对贫苦无告的儿童、对穷人、对被迫害者充满同情，对英国当时的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莫大的仇恨。后来，他父亲获得一笔小小的遗产出了监狱，把狄更斯送到威林顿高等学校去读书。校长琼斯先生是一个又愚昧又野蛮的人，对学生任意鞭打、辱骂。后来，这个人物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曾经出现过很多次。不久，家里财政又入不敷出了，狄更斯不得不停学就业，为糊口而奔忙。他时而作律师的书记，时而为事务所送信，时而到法院当速记员，时而为报纸作采访。艰难的生活使狄更斯获得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知识，为他以后的写作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狄更斯是欧洲19世纪少数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之一。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深刻地暴露了英国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实况，而且也在于他掀起了真正的文学革命。在他以前的英国文学中，普通人民是没有地位的；狄更斯虽不是第一个改变这种现象，却是最有效地改变了这种现象的人。他用生动而热情的笔触描绘了下层阶级的人们和他们的悲惨生活。他把贫民窟、小客栈、贫民收容所、债务监狱等等悲惨的生活景象写入了文学作品，而且对那些穷人，那些正直的劳动者给予最大的同情。另外一方面，他以讽刺的笔法，对新兴的工厂主、银行家等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政治”和“党派活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资产阶级法律的非人道本质，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生动的细节描写，反映了英国19世纪初叶的社会真实面貌。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光辉四射、妙趣横生的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这使得他的人物形象有许多能使人一读之后，就长久地活在心中。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描写劳资矛盾的长篇代表作《艰难时代》和描写1789年法国革命的另一篇代表作《双城记》。前者展示了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并批判了为资本家剥削辩护的自由竞争原则和功利主义学说。后者以法国贵族的荒淫残暴、人民群众的重重苦难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威力，来影射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预示这场“可怕的大火”也将在英国重演。其他作品有《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等等。
狄更斯生活在英国由半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其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写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形象，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揭露批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及其反抗斗争给以同情和支持。但狄更斯主观上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不仅不能理解，而且是反对的。他同情工人，却不同情工人的革命。他是一个阶级调和论者。他幻想可以用道德和教育把那些残酷的剥削者改造过来，幻想可以依靠好心肠的人的施舍，来消除世界上的贫富悬殊。他揭发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却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憎恨金钱对人类灵魂的统治，但是找不到为什么金钱会变成全能上帝的原因。他始终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一方面具有深切而有力的批判、揭发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含有不少的消极因素。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人民引以自豪的戏剧大师、欧洲近代戏剧新纪元的开创者，他在戏剧史上享有同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一样不朽的声誉。
易卜生的父亲本是木材商人，在他幼年时破了产，这为造就一位天才开了绿灯。易卜生15岁开始自谋生路，在药房里当学徒。工作余暇，经常阅读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的作品，随后自己也动手写诗，写剧本，并学习拉丁文。六年艰苦的学徒生活，磨炼了他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培育了他的创作兴趣，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个重要阶段。
1850年，易卜生前往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参加医科大学入学考试。因希腊文、数学和拉丁口语成绩不佳，未被录取。在席卷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的激荡下，易卜生结交了文艺界的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朋友，积极地为《工人协会报》等刊物撰稿，参加了挪威社会主义者马尔库斯·特兰内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并和两位朋友合作，出版讽刺周刊《安德里妈纳》。他还以《觉醒吧，斯约的纳维亚人》为题，写了一组十四行诗，号召挪威和瑞典共同出兵支援丹麦，抗击普鲁士侵略者。他在第一部历史剧《卡提利那》中，一翻旧案，把罗马历史上的“叛徒”写成一个为维护公民自由而斗争的优秀人物。剧本既反映了1848年的革命，也表现了他个人的反抗精神。这个剧本由他的一位朋友集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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