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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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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轮到庄妃占据主动了，说了许多体己话，比如她说：先生，你死是死了，死得很痛快，可是，您家娘子可怎么办啊，“其知深闺少妇，秋月春风，梦想为劳，此境此情，其何以堪？”这可说到洪司令的心坎上了。
洪司令没什么别的嗜好，就是爱女人，他的贴身警卫都说了，他除了老婆之外，另讨了不止六个小婆娘，他若死了，这些婆娘归谁去呢？洪司令长叹一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庄妃估计是学心理学的，她三言两语就让洪司令钢铁一般的意志开始崩溃。这庄妃乘胜追击，继续说：“先生身后，亦有遗语与家人否？我二人既已相遇，青鸟之职，后死者责也。”洪司令，你要死了，应该给家人留份遗书吧，财产应该怎么划分，那么多的老婆转嫁给谁为好？我给你当邮递员吧。说到这里，这洪司令已是老泪纵横，泪珠子不停地往下掉，“承畴闻言大戚，泪出如珠”。
看到洪司令这么多眼泪那么掉，这庄妃款款碎步，从怀里掏出香帕来，走到洪司令身边，给洪司令揩眼泪，“胡后手绣帕代为揩拭”。这庄妃十指纤纤，粉嫩滑腻，她还在胸前腋下洒了许多香水的啊，此时都散发出来了，真的是香水有毒啊，“脂香粉气，馥馥袭人，承畴心不觉大动”。而恰这时，庄妃有意无意间，那手触到洪司令身体的某处，“觉肤滑如脂，柔若无骨，斯时也，几自忘身为楚囚矣”。于是这一夜，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是夜联床共话，引臂做枕，洛浦巫山，其乐无极”。两人鸳鸯琴瑟，颠之倒之。一个是敌人那边的，一个是我们这边的，搞了一回联欢活动，一起过了一个特别周末。直到次日凌晨，洪司令依然奋勇，比跃马扬刀厮杀战场还有精神。洪司令自己觉得特别怪：喝了毒药，一天了怎么还不死呢？庄妃吃吃笑：先生，小女子给你喝的你真以为是毒药吗？那是千年老参汤，滋阴补阳，效果看得见吧？
“次日，大明国经略大臣，竞与胡后连袂朝清帝矣。”关于“连袂朝清帝”的时间问题另有说法，有人说，不是“次日”，而是“第四日”，持此论者以为，洪司令是明朝很有气节的英雄，一直是很硬挺的，不至于一时半刻就被女人弄得那么软塌塌。想必持此论者，大概是明朝遗民吧，让“大明国经略大臣”多坚持三两天，多少能给明朝争点面子：我们这边的人不是一天就投降的，坚持了三天呢！可是，老参汤固然不是伟哥，不那么立竿见影，但香水有毒，香水之毒力比毒鼠强还毒，洪司令中毒之后，马上发作，那是极有可能的。何况洪司令关在监牢里，关了那么久，突然之间，碰上了带香水的庄妃，激情之下一泄如注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是相信洪司令第二天就“朝清帝”了的，这不是我不相信洪司令的革命气节，而是谁都不敢不相信香水之效力。
21。非典型性文字狱
明朝才子解缙，其才气恐怕是可以放在列朝列代才子中间去比试的。
解才子天资异常聪颖，出口成章，援笔立就，造语奇崛，滑稽可喜。人聪明，其功名也早。其生于洪武二年，即1369年。洪武二十年，即1387年，得中江西乡试第一，次年，又中进士，其时仅虚岁20。据说他写几万字的稿子，不需起草，也不要修改，刷刷刷刷，倚马可待，所以得到了“爱才若子”的老朱“高看一眼，厚爱一层”，老朱经常把解缙带在身边。老朱对文人一直是没什么好感的，他不知制造了多少文字狱，独对这个解缙，天威顿霁，和颜悦色，恩渥备至，无限慈爱，谱写的君臣“情爱佳话”，让朝野侧目，文人妒羡。据说有一次，解缙写诗，老朱在旁边给他濡砚磨墨，端着砚台“伺候”着解缙，“服务工作”做得特别细致而殷勤。皇帝，特别是这个老朱，来给文人当“丫头”，容易么？但老朱给他当了。
老朱曾经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则父子。”前句说的是“公关系”，后句说的是“私关系”。在官场里头，有“公关系”不足为奇，有“私关系”才是好关系，才是关系好。
历史屡次证实了一个政治与文学“定律”：一个在文学上最显聪明的人，往往在政治上是最愚蠢的人，解缙也足如此。解缙写过许多“拍马屁”的诗词，如解缙与老朱一起钓鱼，解缙钓了一条又一条，而老朱一条也钓不到，解缙就做诗云“万岁君王只钓龙”……这些“拍马屁”，表明了解缙对“文学”如何在“政治”里生存，有些“低层次”的技术智慧。但这些拍马屁究竟也只是“闹着玩”的，文人的骨子里头其实更着意于“经天纬地”，更在意于“济世安民”；如果说在以文学讨好君主这个层面上，文学与政治是相成的话，那么到了文学经济国家这个层面上来了，文学就往往与政治是相反的了。文学与政治往往就是这种“相反相成”的关系。
在老朱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则父子”这话的时候，老朱其实是在给解缙“挖陷阱”了。老朱说这句话的背景是：老朱准备摆姿态搞一下“民主”了，他“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于是召开了一次“民主生活会”。谁知道老朱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老朱动辄“喀嚓喀嚓”杀头，把人给杀怕了，谁也不太敢提什么意见的。看到“冷场”，于是老朱就对解缙说了这句“掏心窝子”的话。文学上聪明一世的解缙到了这个“政治当口”就犯晕了，他不知道“民主生活会”其实就是“民主表扬会”，只不过这种表扬应以“文艺方式”进行。解缙不懂，他就“来真的”，发表了一通“时评”：“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这话几乎是全盘否定老朱之治国政绩，直指老朱暴政独裁，滥杀无辜。这，是实话，是真话，可是在老朱这里能够说实话么？能够说真话么？
按老朱的一贯脾气，如此诋毁革命领袖，那是格杀勿论的，老朱搞文字狱那是他的老本行，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时候的老朱脸上表情是不气不恼，而且是一脸的笑，其内心呢？哼哼！哼哼哼！解缙这话是以文字的形式写的，本来足可以文字定狱的，但是老朱对解缙的处理与以往大不同，以前是非叫人“洒热血”，老朱这回的方式是“冷处理”，从此对解缙不冷不热，将他打人了冷官。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借口解缙的父亲已经八十素有余，无人奉养，将解缙“免职”了，并且“充满关怀”地对其父说：你罂的儿子“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解缙是“大器晚成”？他分明是“早慧早熟”！所谓“大用未晚”，说得多蠡好听啊，分明是不用了！朱元璋至终，再也没起用过解缙。治暴如果说文字狱是一种“狱”，那么老朱对解缙的“处理”实在不能叫奢做“狱”，没做什么“案件”来办。在以前，老朱的文字狱就是杀人，以需这标准来看解缙以文字惹祸，解缙真够不上文字狱，但是，解缙这文字没怕给他造成什么影响吗？你看，他的政治前途因此而毁了，这不叫“影响”那什么叫做“影响”呢？因为文字而改变了命运，是另一种文字狱。凡是因为文字而被别人改变了命运者，也应该算是文字狱。命运，命运，命是运之根，运是命之花，命是运之花，运是命之果，只有根而无花，只有花而无果，那不惨么？一个人如果只有命而无运，那也殆同于无命，特别是对于“学而优则仕”的古代文人而言，更是如此，人家悬梁刺股，为的是啥？不是仕途么？而仕途给断了，真是要命。
严格说来，以流放、杀头为特征的“文字狱”其实是一种极端，而以冷淡、冷场、冷待、冷官、冷冻、冷处理、冷板凳为特征的文字狱才是常态，也是统治阶级用得最多的。他们运用这种方式付出的道德成本最低，谁能够对此说三道四？杀了人头，那历史肯定给他“记一笔”，就会遗臭万年；他没杀你，甚至没给你任何“处分”，你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连诉说的机会都没有，你奈其何？你用“文字”给我难堪，我把“官运”给你截断，你到哪里说话去？考诸历史，这种“杀运”的“文字狱”可能比“杀命”的“文字狱”更多，更真正富有“典型意义”。比如东汉的董仲舒，大思想家啊，他常常以儒学“讥刺时政”，汉武帝对他就很不“感冒”，本来董氏有“帝国之相才”，但却只给他一个“藩属之相”，而现茌几乎无人说汉武帝对董仲舒使用了文字狱，这就是“领导英明”啊！以“不才明主弃”而终生无“官运”的孟浩然；以“且去填词”而大半辈子晃荡于青街柳巷的柳三变，都可做如是观。其他因为没有“突出的”文字狱事迹而记人历史却以文字而导致终生没有走上仕途者，更不知凡几了。
不让解缙“遭罪”只让解缙“遭弃”，对于老朱而言是“非典型性文字狱”，但以整个历史来看呢？这种状态的文字狱并非“非典型性文字狱”，而是“典型性文字狱”了。
22。交通事故引发的政治血案
马掌钉的故事说，覆灭一个国家往往只需要一只马掌钉。一头战马的马掌钉没钉好，就让马摔筋斗，马摔筋斗就让一个将军丧命，将军丧命就失去一场战争，失去一场战争就可能覆灭一个国家。这话确实是的，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只需要一根导火线；发动一次震动全局、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往往也只需要一个小案子。明朝朱元璋杀胡惟庸，不但“举国震惊”，而且改变了千年皇权与相权相反相成的政局，其起因却只是一个马掌钉。
洪武十五年，宰相胡惟庸的公子哥儿开着“轿车”在皇城里到处兜风，不管红灯绿灯一路撞去，“轿车”加速又加速，加到了最大码，结果失控，撞到了没来得及“回避”的另外一辆马车上，赶忙送“急救室”，刚到“医院”，公子也就呜呼哀哉。这本是一个平常的交通事故，但是由于事故中的一方非常不平常，是宰相的崽，宰相府里奴才都三品官，何况是宰相的崽？胡惟庸不管三七二十一，责任都没划分清楚，绕过“司法程序”，判了“肇事者”的“死刑”，乱棒把对方给打死了。朱元璋听说后，把胡惟庸喊来问情况，胡某大“诉衷情”，说自己是“老革命”、“开国功臣”，老朱一句话也不说，胡某最后搬出一招，“请以金帛给其家”，二十万或者再加一点买化的命，不行吗？老朱整个场面一直不说话，最后才说一句：“杀人者偿命。”这个“交通事故”就这样酿成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个“政治大事件”。
朱元璋从这里大开杀戒，前前后后花了十几年的工夫，把战争时期“深挖洞，广积粮”的经验改造成“深挖洞，广罗织”的“司法原则”，见一个逮一个，逮一个杀一个，累积杀了三万来人，并趁机端掉宰相府，把宰相的权力全部上收，一切权力归老朱。
自然，这个案子，交通事故只是“导火线”，这里有着特别复杂的“政治背景”。老朱对这个案子的定性绝不是定性为“交通事故”的，任何一个“交通案”或者其他民事刑事案子都不容许杀那么多人。能够杀那么多人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战争；一是政治。老朱在这里运用的是后一种。老朱给胡惟庸的最后定性是“谋危社稷”，就是“谋反罪”，这是不可赦免的十大恶罪之首，以这罪名杀人，杀起来才特别顺手。
由于这是一个从“民事案”转“刑事案”，再由“刑事案”转“政治案”的，这么转来转去，把案子转得特别扑朔迷离，使得后人对此各说各话，“同一案子，各自表述”。但大家对这个案子的“政治性质”都是认同的，都不认为这只是一个“交通事故”，而是有强烈的政治因素在里面，这个政治因素就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其主要分歧就在于胡惟庸到底谋没谋反。有人说胡惟庸的案子说是“谋反”纯粹是“冤假错案”，这里仅是皇权与相权斗争；有人说胡惟庸谋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老朱不是不应该“反胡”，其主要错误是把“反胡扩大化”了。其实不管这案是皇权要夺相权，还是相权要夺皇权，都是狗咬狗的事情，权力内部之间的斗争，有什么好事么？有什么对与错么？
许多人现在对胡惟庸充满同情，我们对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往往充满同情。其实胡惟庸是什么好沅意儿么？非也。他早年跟随老朱打江山，也算得上是开国功臣，“涉历艰险，勤劳簿书”，但这人革命目的是并不怎么高尚的，无非是“拉下皇帝马，我来当皇帝”。他为人十分阴鸷，特别喜欢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搞小圈子，搞大宗派。革命胜利以后，他当的是“外放之官”，对这种“分赃”颇有不满，在当地方官时，大肆搞贪污腐败，贪老朱的钱来买老朱的官，送了当时宰相、淮南老乡李善长300两金子，由此调任京官。到了领导旁边，极尽阿谀之能事，使尽浑身解数巴结朱元璋，什么时候都是手捧“朱宝书”歌颂老朱：“晨朝举止便辟，即上所问，能强记专对，少所遗，上遂大幸爱之。”他表面上一套，背面又一套，利用宰相之机会，极力拉拢文官武将当他的狗崽子。老朱如果对某人“打压”，他就暗地里与其通好，使其人对他格外感恩戴德，心甘情愿当他的马前卒，这样拉拢了一大批人在他的名下。他同时极力打压他的政敌，对刘基狠下毒手，趁刘基病重之机，派医生放毒药，将一代名臣毒杀了。
在宰相位置上，他积极扩权，使老朱的一把手地位有点晃荡。他更在暗地里拉死党死士，准备篡“朱”夺权，“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堕死马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胡惟庸造反是迟早的事，只是交通案子一发，让他提前罢了。老朱的眼睛是特别毒辣的，这点小伎俩，他当然看得破，于是老朱盯住胡惟庸的后背找机会，胡惟庸的交通案子一发，他就发起了反攻。
这里有谁是谁非么？为权力而你争我斗，不是你搞死我，就是我搞死你，这里有什么谁对谁错可言？老朱搞赢了，老朱继续当皇帝，胡惟庸搞赢了，他会改变“家天下”的体制么？他会“民主共和”么？他会搞“三权鼎立”吗？他会“制度创新”么？纯粹是他来当皇帝而已。朱元璋是暴君，胡惟庸是乱臣，对暴君我们固然痛恨，对乱臣又有什么值得同情的？
为大家的民权而斗争，我们大家应该誓死拥护；为自己的皇权去争斗，我们看把戏得了。
中国古代历史有一个独特的“景观”，那就是杀开国功臣。这介问题特蹊跷，为什么老是在开国时杀呢？是因为开国帝王是从杀人游戏里头玩出来的，所以对杀人杀上瘾了么？其实原因不是那么简单，他们对战壕里的战友痛下杀手，是事出有因的，其中的一大原因是那些“功臣”都是“能臣”，都是“英雄”。老子是枪林弹雨里面干出来的，老子吃的是真本事饭，老子打下江山凭什么让你来坐？他们对“胜利果实”如果分赃不均，特别在乎，恰好手下又有一班人马，所以是很容易来造反的。而建国以后则不同，你是怎么起来的？是我提拔起来的吧。我一纸任命书，可以把你提起来，我一纸撤职文件可以把你搞下去，你有什么皮可调的？开国皇帝可能找不到打仗的，建国皇帝找不到当官的么？对刘邦、朱元璋起身草莽的皇帝，对他们不服气的更多，所以刘邦他们杀人也就最多。赵匡胤不杀人是个特例，其实这个特例之外另有特例，因为他用人近乎开国皇帝那般用人罢了。老赵黄袍加身，一夜之间当上了皇帝，那手下的将领是出生人死打出来的么？是他平时提拔起来的。若是靠拼命拼出来的，会不会如此听老赵的话，打发叫花子一样用几个钱打发了？不给权力以分赃，能不能让那些大将那么听话？不好估测。
所以说，开国皇帝杀功臣的事情，很多是说不清楚的，更多的是，这里边没有是非，只有成败，或许以现代眼光来看，全都为“非”，没一个是对的。对暴君当然要保持批判，但对乱臣也用不着同情。为什么？因为大局既然已经稳定，你干吗还来挑起事端？从战争的废墟中走了出来，应该想的是“生产什么，消费什么”，是一心一意去抓“经济建设”，你却还想着“推翻哪个，取代哪个”，仍然去搞“阶级斗争”，如果你挑起事端，杀你也是活该。杀“功臣”只是“控制在内部”，“内部解决问题”是混乱政局相当经济的解决路径，总比让百姓被卷进来要好得多吧！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胡惟庸真的起来造反，那刚刚喘口气的百姓还有活命么？朱元璋肯定不服气，他吆喝一声“老子再上山去打游击”，你以为是朱元璋与胡惟庸单挑么？还不是拿平民子弟的命去打仗！胡惟庸上台了，他不搞清冼？他那么一个阴鸷的人，靠那样的手段上台，他不清洗行么？朱元璋与胡惟庸实在是狗咬狗的事情，比起狗咬人来，我们社会为之支付的成本最低。只要没咬着人，没咬着百姓，没让社会再卷入战争，权力与权力狗咬狗骨头，由他们咬去吧。
如果把权力比做狗，公民称为人，那么会有这样四种状态：人牵狗，狗咬人，人咬狗，狗咬狗。人与狗之间，最大的道理当然是人牵狗，人民与权力互相制约，相安无事；其次，人咬狗当然也是好的，人民站起来去推翻恶权；最坏的情况是狗咬人，权力欺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比起狗咬人来，让狗去咬狗，情形要好一点吧。
23。解缙之横死与杭世骏之暴卒
明代文人解缙之死与清代文人杭世骏之死，除了有一点不同之外，其他“情节”几乎雷同。解缙是横死在冰天雪地里，杭世骏是暴卒于寻常床箦上。但是，两人之死有太多的类似之处：都是属于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都是因为皇帝的“惦记”，都是因为向皇帝“朽言乱上”，都是因为犯了“妨害皇帝快活罪”。
解缙曾经因为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传统没有“深刻领会”，只是单单对朱元璋同志搞“批评”，所以被老朱打发回老家去“反思”，面壁思过，闲挂在家。这一挂就是十来年，直到老朱终于“千古”，才“发挥余热”，再入朝廷。可是他十年思过是白思了，一点长进都没有，先是“趁皇帝外出之机私见太子”，被戴上了“无人臣礼”之帽子，被贬逐“督饷化州”。一贬而再贬，应该识趣懂味了，而他的文人脾气顽劣不改。
“戴罪之身”本来是“剥夺政治权力N年”了的，他却还要搞“政治”，在化州又上书，请用数万人凿通赣江以利南北交通。对于“犯人言政”，明成祖气不打一处来，立即下令将解缙解归京城，严刑伺候。大概是皇帝手下人对“领导意图”领会不够，“法院”的“法官”对解缙判的是有期徒刑，而非死刑。永乐十三年，锦衣卫把在押“政治犯”名单递绐皇上审阅，明成祖在“花名册”上看到了解缙居然还活着，于是就问了一声：
“缙犹在耳？”于是锦衣卫的头领纪纲马上就对解缙进行“处理”，用酒把他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将他拉到荒山野岭，用积雪将其活埋，纪纲回去回答皇上，“缙不在了”。
清朝的杭世骏也是这么死的，也是皇帝问了一句：“杭世骏尚未死么？”于是这个杭世骏就“是夕卒”。
杭世骏与解缙之死的“近因”都是因为皇帝直接过问其“生死”，而其“远因”也是相同的，都是因为给皇帝上疏添堵。杭世骏被乾隆抬举提拔，当上御史那年，打算建言以建功，洋洋洒洒，下笔“为五千言”，其中有一条云：“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我打江山你来坐？人家是满人“打下的江山”，要你汉人来享受？简直是“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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