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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知道点-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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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近的论述还只是个“引子”，真正掀起这场辩论的人，还得要数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李退溪（1501—1570年）。
李退溪根据《朱子语类》，认为“四端”是通过“理”派生出来的，而“七情”是由“气”派生出来的。但是这个观点却遭到了他的一个学生的质疑。这个学生名叫奇大升。于是，他们师徒二人就以书信的方式相互展开辩论。
奇大升对他的老师说，人的四端和人的七情，都是理和气共同作用的结构；理和气是不会分离的，所以“四端”和“七情”也没有那么绝对的区别，没有必要非得说什么属于“理”，什么属于“气”，它们都是人的各种性情罢了。
但是李退溪却不同意，他回信说：四端和七情虽然都要经过“理”和“气”的相互作用，但毕竟是两个东西，还是有所侧重的：像仁、义、礼、智这些东西，都是人的道德品性，它们体现了宇宙的正道，必然要以“理”为主，“气”为辅；而“七情”，是人的一般情感，尚且谈不上是否符合“天理”，所以当然可以以“气”为主，“理”为辅。
除了这师徒二人进行争论以外，还有许多儒家学者参与了这场大辩论。比如说有一个叫李珥（1536—1584年）的人，他比李退溪要小30多岁，就比较同意奇大升的观点。他不仅反对李退溪把“四端”和“七情”分开，而且反对他对“理”的偏爱。李珥说，“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气”是物质性的东西，人所有的性情都是从“气”里面生出来的，其中甚至也包括了“四端”之类的道德品性。
后来，李珥的学生——宋时烈（1607—1689年）也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他的老师的见解。宋时烈固执地认为，朱熹的思想是不会错的，要是有错也是后人给弄错了。于是，宋时烈的思想非常迎合朝廷的口味，最终成了李朝后期的正统思想。这样一来，从16世纪到17世纪，朝鲜哲学史上的“四七论辩”才终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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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实学”的勃兴
当我们知道“四七论辩”是怎么回事以后，肯定会觉得，这些朱子学的学者谈论的东西，似乎和实际生活不太相干。可以说，他们是在“空谈性理”。
脱离了生活的哲学，注定要被生活所抛弃。
其实，在17世纪的朝鲜，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它的衰落期。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20—30年代，日本人的侵略、女真人的侵略，使得李朝元气大伤，封建的中央政权就没有以前厉害了。另一方面，朝鲜的商品经济、对外贸易发展越来越快，所以弄得封建的自然经济也越来越萎靡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朝鲜半岛上反对朱子学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实学”开始在思想开明的士大夫中兴起了。所谓“实学”，就是倡导自然科学技术，认为思想学术应该对社会起到积极的实际作用的一派儒家学说。实学家们希望能够通过认识朝鲜民族的历史传统，来改革当时的社会。实学家们强调事实经验，更强调实用价值。虽然他们也谈论一些比较抽象的哲学问题，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讲究实际的。他们想借“实学”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
在这群实学家里面，有许多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比如像柳馨远，他就能够通晓天文、地理、数学、音乐、医学、军事等西方学术。还有一个叫李翼的人，对儒学、天文、地理、历史、制度、风俗、文学等都有研究，而且他还了解西方自然科学和天主教方面的知识。
由于具有这些自然科学的背景，实学家基本上都是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所以他们在“理”和“气”的关系上，当然就认为世界中的一切，都是从“气”里面来的，而“理”是事物的“道理”、“规律”，是在事物内部的东西。
实学家不仅认为自然是“实在的”，而且他们追求实干的态度也很鲜明。在他们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中，也都和实际生活有关。比如说，他们极力建议改良工业和农业，主张大刀阔斧地对土地分配制度、税收制度、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改革。
实事求是，讲究实效的哲学思想，在当时是一种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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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东学：正宗的朝鲜货
所谓“东学”，就是“东方的朝鲜之学”的意思。
东学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其实是一种宗教性的思想，是相对于西方的天主教思想而言的。朝鲜人又把它称为“东道教”、“天道教”。
东学的创始人叫崔济愚。当时，他对正在没落的朝鲜社会感到很不满意，所以立志要改造社会。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他结合朝鲜本身的思想情况，杂合儒释道，创立了属于朝鲜的一种宗教哲学。而崔济愚之所以要提出这么一种思想，其本意是要对抗西教（基督教），于是，他便自号“东学”。
崔济愚的东学思想，既像宗教又不太像宗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支配万物鬼神的是一种叫“至气”的东西；而不是像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中那样，有一个上帝或者真主。但是他又说，这种“至气”就是“天主”，每个人心里都有“天主”，所以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此外，他还把自己封为“教主”。
这样一来，东学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成为一个组织了。这就是“东学党”。在崔济愚当教主的时候，虽然东学思想已经开始传播了，但东学党还不太明显。直到东学党的第二任教主，一个叫崔时亨的人出来替天行道时，东学党才开始盛行朝鲜。
崔时亨是朝鲜全罗道人，自号“纬大夫”。他从《老子》、佛经里面摘选出断章片句，自成一家，到处传授。渐渐地，跟随他的信徒一天比一天多。饥饿的老百姓们听了东学党的号召，都愿意揭竿相从，公然和朝廷作对。而在那个时候，朝鲜政治腐乱，财政困难，粮饷不发，军队当然也就没心思替王室作战。于是，在1894年，崔时亨率领东学党乘机起义，占领了全罗道，气势很盛。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东学党起义”。
至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就很熟悉了——
朝鲜朝廷向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请求出兵平定叛乱。6月，清军1。5万人在牙山登陆。日本以清军赴朝为借口，7月派1万人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策动政变，建立了一个亲日的政府。后来，日本又同该政府签订两个条约，规定朝鲜必须按日本的指示进行“改革”，给日本以特权。1894年7月25日，日本乘势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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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天竺之国的哲学传统
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吠陀》
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译，是智识的意思。《翻译名义集》说：韦陀，又名吠陀，此云智识，由此生智。雅利安人称此为七戢所作，是天启的圣典。黎俱吠陀的完成，大约以西元前1200年为中心。此后的一两百年间，又有沙摩吠陀、夜柔吠陀的编集，最后又有阿达婆吠陀的出现。阿达婆吠陀，是在该地土著达罗毗荼人中间流传的降福、攘灾或咀咒仇敌的咒语，为雅利安人吸收采用到祭典中，而取得第四吠陀的地位，四吠陀的完成，大约是西元前800年间的事。
四吠陀的内容，如下所述：
（一） 黎俱吠陀。四吠陀中，黎俱吠陀是最原始的一种，这是雅利安人居住在五河地区的时候，诗人歌颂大自然的诗句，及招请诸神至祭祀场所的赞歌。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下来，最后编集而成的，这是世界最古老的诗篇，由1017首诗组成，计10580颂，分为10卷。这是在祭祀的时候，献给诸神的赞唱。
（二） 沙摩吠陀。这是苏摩祭时所用的赞歌，由1549颂所组成，分为两卷。其中多是预祝丰年的赞歌。
（三） 夜柔吠陀。这也是纯为祭祀用的赞歌，它的出世较晚，约是雅利安人离开五河，移居阎牟那河拘罗地方的作品，它是由韵文与散文混合而成的。
（四） 阿达婆吠陀。阿达婆吠陀与前三者不同，前者是公认的圣典，而此则全是个人招福攘灾、咀咒仇敌的咒法，古代印度称前三吠陀为“三明”，视为三位一体，阿达婆吠陀则是后来附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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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四种姓
四种姓的产生是和婆罗门教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婆罗门Brahmana，梵文的原意，是“神学的掌握者”，亦有净行、静志的意思。而婆罗门教，则是由五河时代的吠陀教演变而成的。雅利安人侵入五河地区，征服土著，当时就有了种姓的分别。不过当时只是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间的差别。原来种姓梵语“Varna”，它原来的字义是颜色或品质的意思。本来，雅利安的梵语Aryan，就含有神圣的或高贵的意思，因此，他们认为白肤色的雅利安人是品质高贵的人，而深肤色的达罗毗荼族和其他土著，都是品质低贱的种族；这就有了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分别。换句话说，前者是白肤色的征服者雅利安人，后者是被征服的黑肤土著，即所谓的非雅利安人。后来因为祭祀的仪式愈来愈繁琐，非专业者不能胜任，于是有了专业司祭者的出现，而司祭者又演变成为世袭，这就形成了婆罗门阶级；另一方面，雅利安人不断地发动战争，于是有了专业战士的一个阶层，即所谓的刹帝利阶级；而从事农工商业的人民，被称为吠舍族，原来被征服的土著，就成了首陀族。首陀罗种姓中，也有农人、牧人，但大部分是仆役及奴隶。各种姓的职业都是世袭的，种姓之间不许通婚，尤其禁止首陀罗和其他种姓通婚。如果首陀罗男子和其他种姓女子生下了混血种，在法律上订有一种特别名称，称为旃陀罗，又称为不可触者——即不可接触之人。这种人一生只能从事最微贱的职业，如屠夫、刽子手、扛死尸者等。印度现在有七千万“不可触者种姓”的人，他们常游行请愿以争取自己的权利。
四姓阶级渐次形成，界限愈来愈森严。婆罗门阶级高高在上，专司祭祀，有解释经典的权利。刹帝利阶级主管军国大事，和婆罗门同为统治阶级。吠舍族是一般人民，受上两种姓的统治及压迫。而首陀罗族的地位愈来愈低下，成为贱民、奴隶，受上三种姓的奴役。并且，上三种姓是“再生族”，都是婆罗门教的信徒，首陀罗是“一生族”，没有信奉宗教的权利，死后没有来生。婆罗门教形成之后，四吠陀成为天启的圣典。建立了所谓“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纲领。婆罗门高高在上的地位更为巩固。这以后，印度文化进入梵书时代。梵书时代大约是公元前八至七百年间。如果把四吠陀视同佛教的经，梵书就是根据经所造的论。详细一点说，四吠陀本典，全是祭祀时的圣歌，而梵书是在适用上——即祭祀上加以明白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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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正统派与非正统派
印度宗教与哲学中，所谓正统派一般指属于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所谓非正统派一般指非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或者，也把是否承认婆罗门圣典吠陀具有最高权威作为区分的标准，承认的是正统派，不承认的则是非正统派。
具体来讲，正统派指“六派哲学”，即婆罗门教系统中的数论、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常称为“正统六派”。非正统指佛教、蓍那教、顺世论，常称为“异流三派”。另外，印度哲学中的文法哲学派由于理论的某些成分接近婆罗门教的正统思想，因此也可以称为正统派，邪命外道（生活派）则由于产生于沙门思潮，不承认婆罗门教的思想权威，因而也可以称为非正统派。
印度之所以把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称为正统派，而其他流派称为非正统派，是因为在印度历史上，婆罗门教不仅产生早，而且通常是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教派。在印度的过去和现在，它影响的范围最大，拥有的信徒最多。而佛教、蓍那教等宗教流派，虽然也曾经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多次成为印度历史上一些统治王朝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它们从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印度社会中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能与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相比。这样，婆罗门教（或印度教）自然就被看成是正统，而其他非婆罗门教的派别则被看作是“非正统”或“异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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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老的哲学派别。它的形成与印度最早的文明——印度河文明——（约公元前2500—公元前1700年左右）有一定联系。但其真正成为一个有明确信仰或完整教义的派别，则是在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900年左右）。
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已流行对母神、动物以及男女生殖器的崇拜。这些崇拜虽然不能说标志着婆罗门教的产生，但是，却可以肯定婆罗门教在产生时吸取了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印度后世流行的婆罗门教崇拜有不少成分是由印度河文明时期已经存在的宗教崇拜演化过来的。
随着雅利安人的到来，印度历史上出现了新的文明（新文明在产生时当然也吸收了印度河文明的成分），新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吠陀文献的出现。吠陀文献被印度历代的婆罗门教教徒奉为经典。
吠陀时期，印度逐渐进入阶级社会。古印度阶级区分的基本形式就是种姓制度。最主要的种姓有四个，即婆罗门（祭司、负责主持宗教祭祀之人）、刹帝利（武士、王室贵族）吠舍（农民、商人或手工业者）、首陀罗（奴隶）。在四种姓中，婆罗门占据最高地位（如吠陀赞歌中的“原人歌”谈到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双腿，首陀罗则由原人的两足生出）。婆罗门教的演变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印度种姓制度的演变和发展。这一宗教主要反映了印度四种姓制度中婆罗门的利益和意识形态。
在吠陀时期的最初阶段，印度宗教主要是多神崇拜。而在这一时期的较后阶段，多神崇拜已经出现了向主神崇拜或一神崇拜发展的趋向。婆罗门教崇拜的主要神（如梵天、毗湿奴等）都是由吠陀宗教崇拜的诸神逐渐发展而来的。
吠陀从广义上说也包括梵书和奥义书。梵书集中论述了各种祭祀；奥义书则主要论述了婆罗门教的哲理方面，使婆罗门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在理论上得到整理、提高。
在吠陀末期（或奥义书时期），印度婆罗门教已经完全形成，无论是崇拜对象、祭祀礼仪，还是教义哲理都已经确立或系统化。它在印度古代社会中，在思想界的一般主导地位已经确立，构成了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婆罗门教的产生在印度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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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婆罗门六派
公元前2世纪—公元4世纪前后约600年间，印度婆罗门教哲学经过吠陀时期和史诗时期的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6个重要的哲学派别，六派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各派根本经典的确立。此六派被认为是属婆罗门教系统的哲学流派，是“正统派”；与之相对的非正统的佛教、耆那教、顺世论则被视为“异流三派”。
数论派是印度古老的哲学派别之一，约创立于公元前4世纪，创始人为迦毗罗，理论之定型与集大成者则为“自在黑”（约公元4世纪的人物）。除《数论颂》为该派根本经典外，《金七十论》、《六十科论》、《明谛论》、《数论经》亦为重要之论书。主要学说有：“二元二十五谛说”（是一种转变说理论）、“因中有果论”、“三德说”、“三分法量论”及“解脱论”。
瑜伽派“瑜伽”，本意是“对心作用的抑制”，又名“等至”、“止息”、“静虑”等。创立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创始人为钵颠奢利，《瑜伽经》为此派根本经典。此派具有特色的学说或理论为“心作用”、“三昧”、“八支行法”、“神通力”等。
胜论派音译为“吠世师迦”、“卫世师”、“毗世师”等，创始人传为迦那陀，约为公元前2世纪人物，此派根本经典有《胜论经》、《摄句义法论》、《胜宗十句义论》。主要学说或理论是关于“句义”的解释，在认识论上的基本理论集中表现在对“现量”、“比量”的论述。此外，尚有“极微说”、“因中无果论”等。它的学说和思想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不仅对中国古代思想界产生了影响，还受到中国近代一些思想家的重视。
正理派音译为“尼夜耶”，创始人相传为“乔达摩”，约公元1世纪人物。此派最早的经典是《正理经》，基本学说为“十六谛义”，在逻辑学方面的重要建树是确立了“五支论式”的推论方法。
弥曼差派音译为“弥息伽”，创始人相传为“奢弥尼”，约公元前2世纪人物。著述为《弥曼差经》，主要理论有“声常住论”、“量论”，此派还以反有神论著称。这里的“声”，指语言、观念或知识，特别是关于吠陀方面的言语知识。他们认为“声”是先天本有的、常住不灭的，并且是绝对正确的。
吠檀多派为六派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其理论或学说在古印度思想史上占有统治地位。创始人为跋达罗衍那（约1世纪人），著作《梵经》为该派最早之经典，主要理论为“梵我同一说”。商羯罗是此派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印度史上最负盛名的重要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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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沙门思潮
沙门（Samana）；意为勤息、息心、净志，是对非婆罗门教的宗教教派和思想流派的总称。沙门思潮兴起于列国时代，是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思想流派，其哲学思想为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
沙门思潮的兴起是有深刻原因的。从宗教方面来说，古代印度长期流行的婆罗门教，在宗教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婆罗门教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教义也越来越不为人们所信服。婆罗门教宣扬吠陀天启，可是，《吠陀》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并不能使人们满意。它鼓吹祭祀万能，要求人们履行名目繁多的祭仪，结果是祭司捞取了大量钱财，而广大人民的经济负担则越来越沉重。
婆罗门教强调婆罗门地位至高无上，与列国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不相适应。在列国时代，王权在战争中不断加强，国王成为强大的统治者，然而国王属于刹帝利种姓，居于婆罗门种姓之下。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当然是不满意的。另一方面，属于吠舍种姓的商人，不少通过经商、放高利贷而致富，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也表示强烈的不满，力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声称，财富是决定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沙门思潮诸派兴起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国王和大商人的支持。
沙门思潮最初兴起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统说法认为，婆罗门教在这一地区已经走向衰落，从而为反婆罗门教各流派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沙门思潮兴起时，婆罗门教在这一地区虽然已经流传，但还没有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更不存在衰落的问题。当时婆罗门教的中心地区是在位于喜玛瓦特山与文底耶山之间的维那舍那以东和钵锣耶迦以西的地区，即《摩奴法典》中所说的“婆罗门中国”。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土著文化仍然有很大的势力。婆罗门教传入后，对土著文化及其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也受到土著文化的强烈抵制，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激烈的震荡，促使了思想文化上争鸣局面的出现。所以，沙门思潮的兴起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反映了雅利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冲突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文献记载，沙门思潮的派别达64派之多。它们的学说重点不一，具体内容有异，但也有共同的特点，即反对婆罗门教，猛烈抨击婆罗门教的纲领。当时的印度思想界十分活跃，出现了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
沙门思潮有“六师”，其中主要的有顺世论、佛教、蓍那教和生活派（“邪命外道”）。顺世论是印度甚至东方最大的唯物主义派别，这派认为世界的基础是物质，物质由“四大”（地、水、火、风）构成。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均由“四大”结合而成，死后还归“四大”；因此，它否定灵魂的存在，认为灵魂和肉体不可分，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在社会观方面，顺世论主张种姓平等，反对祭祀和业报等。佛教是最大的沙门思潮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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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印度教
印度教是印度影响最大的传统宗教。它由婆罗门教发展、演变而来，因而又称为“新婆罗门教”。
就印度教的宗教崇拜和思想观念的渊源来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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