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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大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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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时从邯郸被送回咸阳，到了39岁统一天下的三十年间，秦始皇似乎并无远游的习惯。但自从统一后的第三年起，步入中年、体力逐渐转弱的始皇帝，却反而展开了一系列巡幸天下的活动。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在他最后生涯的九年间，曾作过四次长途巡幸，最后甚至病死于途中。
第一次为始皇28年，统一后之第三年：咸阳→峰山（山东省邹县）→泰山（山东省泰安县）→黄（山东省黄县）→腄（山东省牟平县）→成山（山东省文登县）→之罘（山东省烟台市）→琅琊（山东省诸城县）→彭城（江苏省徐州市）→衡山（湖南省湘潭市）→湘山祠（湖南省湘阴县）→南郡（湖北省南方）→武关（陕西省商县）→咸阳。
第二次为秦始皇29年：咸阳→阳武（河南省阳武县）一之罘→琅琊→上党（山西省长治市）→咸阳。
第三次为秦始皇32年：咸阳→碣石（河北昌黎县）→上郡（陕西省北部）→咸阳。
第四次为秦始皇37年：咸阳→云梦（湖北省云梦县）→海诸（安徽省相城县）→钱塘（浙江省杭州市）→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吴（江苏省苏州市）→琅琊→劳山（山东省青岛市）→成山→之罘→平原津（山东省平原县）→沙丘（河北省平乡县）病死途中。
虽然有不少史学家认为，秦始皇大规模的巡幸天下，是为了好游乐及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势，后者或许有其必要，但只为游玩似乎不用如此辛苦的跑得那么远，况且巡幸的地方也几乎都是最不稳定的齐地和楚地。
秦始皇在年轻时，便非常认真于工作，统一天下后，要推动的政治、文化、经济上的改革又那么多，想必他更是日夜不停地繁忙着。《史记》上便记载有：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换句话说，秦始皇每天必须批示的文书，重达一百二十斤（一石）。当时纸尚未发明，公文都刻于竹简上，一百二十公斤的竹简大约有一个人的高度，而且自我要求，不批示完则日夜不休息，可见秦始皇的确是拚着命在工作的，这样的君王哪还有闲情去游山玩水？
不但长途巡幸，秦始皇也常微服出巡咸阳。
微服出巡，显示他并不急着显示自己的权势。29年他第二次巡幸时，险些在博浪沙遇刺，31年在咸阳微行时，也险些遇害。可见这些行动有相当高的危险性，如果不是工作上的绝对必要，绝不会有君王想去作的。何况，二千多年前的交通不发达，道路情况也不好，光是长途跋涉，已经是相当辛苦的了。
与巡幸类似，便是有关刻石的工作。
始皇28年，峰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
始皇29年，之罘刻石，之罘东观刻石。
始皇32年，碣石刻石。
始皇37年，会稽刻石。
刻石象征秦皇室的影响力，也代表秦国统治力量到达这些地区，可见秦始皇的巡幸和刻石都有其政治目的——宣扬秦皇室的公权力。
如前所述，秦始皇巡幸的路线，大多在齐、楚两地。由于这些地区一向和中原文化的差异性较大，地方性组织复杂且较富独立性，对秦皇室的公权力也较不服从，尤其是对有关经济和文化的统一政策，更是一点也不买账，当地的政府官员势必也深感头痛。为了贯彻中央集权的决策，也为了协助公权力的执行，秦始皇不得不以皇帝的声望，东奔西跑巡幸各地。以他在宫中庞大的工作量，加上长途跋涉的辛苦，秦始皇终于病死在沙丘的东巡途中，严格来讲，他应该是累死的。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俞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许多人喜欢把“大公无私”挂在口头上，却不知道只要有所喜好和厌恶，便不可能真正的“无私”。仁政本是儒家施政上的最高理想，但心里老惦着仁政，行事必有所偏好，有着自己的标准，便也不再是“大公无私”了。
老子以“无”为处世的最高境界，便在于将万物一视同仁，无所偏私，这是不仁，也是大仁。
刍狗是用草扎成的狗，只是一种装饰陪衬物，无所谓的喜恶。是以天地不懂得何为仁，将万物视成刍狗，完全一视同仁，没有喜爱或憎恨。圣人也是大公无私，将所有百姓一视同仁，如同刍狗一般，也是没有喜好、没有憎恨的。
橐音陀，禽音悦，橐龠是打铁匠用来焗火用的风箱，风箱的特色在其中间是空虚的。因为空虚，所以才能蕴藏空气，任其流动而产生风力，当其摇动愈大时，风力便愈强。天地有如橐龠，廓然空虚，所以才能生化万物，养育万类，因其没有任何偏见，包容并蓄，使万物万类滋生繁衍，愈来愈多，无穷无尽。
由此而得到的人间启示，也在于为政者宜清静无为，让一切自然发展，养成自生自得的力量。多所作为，多所设施，反而容易导致失策，所以不如无为不言，谨守住心中的空虚世界，宽宏容忍来得合乎正道。
以现代的效能主义来看，或许很难同意这样的政治理念，但老子是楚国人，楚国是幅员广大的分权式部落国家，着重的是任凭各地方自然发展，以保持其本性，人为的干预，可能带来更大的祸害。
三国时魏人刘邵的《人物志》中，也明白指出：“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整理制作，并提供下载）
以无味和五味，指的是水以无味，故甘、酸、苦、辛、咸等五味皆能与其和。如果为君王的，能体会为政之平淡。清静、无为，便能使百官各施其用。是以统合一国的君王若宽和，天下之理反而易得也。在中国这种复杂又幅员庞大的国家，君王的清静无为，拱己身而南向为王，不正也是儒家理想中的尧舜圣君吗？
秦始皇在治理工作上，不能算不认真。面对华夏文明崩溃后的乱局，秦始皇急着有所为，积极主动想引导新文明的建立。心中有强烈的理念和使命感，正好也是秦始皇和李斯为主的外籍政团执政时的最大问题。
秦孝公的变法使秦国的发展实力大增，但秦惠王以后的过度膨胀也带来了新的危机，昭襄王中期后不断采行恐怖的屠杀政策，已充分显示这股新的文明，也发展到了力不从心的瓶颈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个问题更形严重。战争结束后，本来也有机会让秦始皇去思考新的策略，规划长治久安的制度，但秦始皇本人和宰相李斯心中的政治理念太强，反使他们看不到问题所在，甚至曲解了问题的征候，使新成立的帝国，因行动力的僵化而面临崩溃的危机。秦始皇的勉强力行强制式中央集权，其实只是使问题更加的恶化而已。
刘邦大传第三章 动乱再起
第三章 动乱再起
陈胜提出他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
力不从心，统一前后判若两人
秦始皇13岁时即位为秦王，由于年纪太小，由吕不韦摄政，一直到即位第9年、22岁时，才以嫪毐事件发动政变，掌握实权。他在执政门年后完成统一大业，到50岁时去世，一共作了11年的皇帝。但由史料记载观察，统一前后的秦始皇可以说是判若两人。统一前的秦王政，勇武过人，做事积极又冷静。但统一后的最后10年间，他变得暴躁、情绪化，并显然地倾向神秘主义，对自己的身体失掉信心。太大的工作压力，已使秦始皇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
统一后的第一年，秦始皇在廷议时，对皇帝名称及政治制度的决策，仍充分显现敏锐的思辨及创意。
第二年，工作的重点仍放在咸阳，最大的工程是着手规划并兴建全国的驰道。大兴驰道的目的，便是为了有效推动中央集权的政务。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年度，秦始皇和李斯是如何积极展开行政、经济，以及文化的统一工作。
不过这一年却也是秦始皇一生的转折点。幼年期痛苦的环境，使秦始皇个性中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更加深了他极端的自尊心，使他在政策的推动上倾向完美主义，经常过分强制属下在执行政令时的彻底。但是统一政策的推行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使秦始皇尝到执政以来最大的心理挫折。
始皇28年，政策的推行问题重重，特别是齐、楚两地一直未能稳定下来，逼得秦始皇不得不展开宣示皇威的天下大巡幸。他由咸阳直至东方的齐地，走到海边，便转南向楚国的江苏，再往西向湖南、湖北，然后回到咸阳，几乎绕了大半个中国。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泰山封禅及派徐市（福）东海求仙两件事。
齐国原本便是文明发展最早的地方，神秘主义盛行，祭祀的仪式最为完备。秦国的祖先早年便来自齐地，因此泰山封禅对皇权的宣导颇有意义。
但派徐市东海求仙，则显然和秦始皇早年的纯理性思考不合，或许是因为重大的成功让他冲昏了头。但求仙是为寻找不死之仙丹，一个健康的人，脑中是不容易装进“死亡”概念的，这显示秦始皇对自己的身体已丧失了信心。或许太多的工作要做，样样推动又不那么顺利，使他在身心上遭受太大压力，健康上也严重遭到损害。
尤其东方的不稳定，让秦始皇觉得最没有面子。虽然秦皇朝的主流派是李斯为主的法家，但秦始皇对齐鲁两地的儒生和方士，一直给予相当的尊重，主要也在寻求解决东方问题的答案。始皇29年再度东巡，却在博浪沙险为韩国遗族张良派人刺杀，幸好刺客只击中替身的车子，始皇幸免于难。31年又在咸阳微行中遭到袭击，显示统一后的治安情形反而日益恶化，连首都的安全都有了问题。特别是始皇高度的曝光率，使自己的生命倍受威胁，这对一向缺乏安全感的秦始皇来说，相信已造成他心里的严重压力。
一句谎言，兴建万里长城
始皇32年，面对国内外重重问题，秦始皇不但失掉了信心，也逐渐失去了耐心，或许健康恶化也已经日益严重了。虽然先前有徐市求仙一去不回的先例，但在这年的东巡中，他再度派出燕人卢生前往海上求仙人指点，以了解他个人和国家的未来，结果自然得到的是一篇冠冕堂皇的颂扬和安慰的隐辞。秦始皇虽稍感安心，但仍无法满足他想追寻的答案，于是他要求卢生再入海求鬼神指示，卢生被逼不过，便取回了一句“亡秦者胡”的警语。
依照当时的常理，秦皇朝既已统一天下，国内任何势力自然不可能有所威胁了，因此卢生很巧妙地把可能的危机推给北方的异族胡人。对自己统治已丧失信心及耐心的秦始皇，立刻情绪地想扑灭北方的敌人，他不但立刻派遣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征匈奴，并下令修筑中国史上最大的工程——万里长城。
自春秋时代以来长期威胁华夏文明的戎人和狄人，力量虽然逐渐衰竭，但不久北方又有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他们擅长骑射，机动性极强，更收编了戎狄的残余部落，组成了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联合阵线。这便是所谓的胡人，也是日后大汉帝国的宿敌——匈奴。
早从战国初期起，北方的燕、赵便常受到胡人的侵扰。由于游牧民族神山鬼没，驻军防守根本没有用，为了不必分出太多兵力影响中原争霸，两国便采用筑城墙防守的方式。到了秦昭襄王时，胡人也多次威胁秦国北方，为了不分散东战线的兵力，秦国也开始沿山建筑防守用的长城墙。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胡人也常内侵，但规模都不大，忙于推动统一政务的秦始皇，自然没有兴趣关注这件事，因此双方大致还能相安无事。但为了卢生这句搪塞责任的“亡秦者胡”，使秦始皇一口气动用30万大军北征，并以70余万的劳力来修筑万里长城。
蒙恬的北伐军事行动历时两年，第一年攻略了河南地，第二年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34县城”。
30万大军在人数上虽有绝对优势，但胡人机动性极高，长征军补给困难，蒙恬不敢采持久战，只好也选择险要的地方修建长城以防守。他一口气完成34个城池，可见防守线拉得相当长。因此秦始皇干脆下令重修赵、秦、燕、魏等国的旧有城墙，将它们完全连在一起，以应付胡人的扰乱战术，这便是所谓的万里长城了。
秦国传统的“企业文化”本是勇猛而积极的，从建国始祖的秦仲、庄公、武公时，便常以极少的兵力和戎人周旋到底，并不断采取主动突击的战术，这也才是秦赢一族的立国精神。但统一后的内外不利局势，使秦国的作战力软化了，他们无法面对机动式的战法，只好修筑静态的防御城墙，充分显示秦赢传统文化的衰退。万里长城表面上固然可以防止敌人的随时入侵，但也限制了自己的北上发展。秦始皇修筑长城虽然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他对胡人的过度恐惧，以及对自己作战能力的丧失信心，都象征着秦赢一族赖以统一中国的活泼文化，已经荡然无存了。
政治斗争，惹出千古焚书奇案
对宰相李斯而言，最让他担心的是秦始皇对齐、鲁两地儒士及方土的特别照顾。或许有血脉相传的亲切感，本土派部落领袖对来自祖先所在地的东方学说也特别感兴趣，尤其受邹衍“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很多儒生都成了方士。
或许统一后的工作压力太大，秦始皇也逐渐迷上了这些神秘主义论。韩终、侯公、石生、卢生、徐市都成了他的宠臣，他们以请求神仙寻找不死仙丹，来吸引信心和体力皆严重衰退的秦始皇。从28年首度东巡到32年间，秦始皇在这些人身上的确也花了不少钱财、人力、物力，其中尤以徐市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的规模最大。
“法家流”的李斯，师学自“性恶论”的苟子，思考模式上倾向理性推论，对于来自东方的儒学，一向便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排斥心理。加上秦始皇着迷于刻石、封禅及求仙等行为，更使李斯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着高度不安感，这些阿谀迎合的儒生和方士，无疑是他最具威胁性的敌人。
始皇34年，由于经济及文化统一政策推动的困难，引发不少政治危机，为压制各地方反对情绪，始皇不断展开长途的天下巡幸。但由于他自己经常不在皇宫指挥大局，也使朝廷的行政效率大降。与此同时又有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修筑长城、海外求仙等活动，加上修驰道、建宫殿和骊山陵工程，到处都在花大钱，使刚从数百年战乱中稳定下来的秦帝国，难免要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了。
就在这一年，爆发了秦帝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庆祝对匈奴和百越的军事胜利，秦始皇在咸阳皇城大摆酒宴，特别邀请齐鲁一带儒学博士七十余人共宴。
主流派的外籍政团主将——官任仆射的周青臣，首先对秦始皇的功德大加称颂，秦始皇虽明知这不过一堆废话，但相对于困难重重的政局，这些表面上的成就也稍堪安慰了。
但博士集团领袖淳于越，对这些肉麻的歌功颂德颇为不满。他首先以殷周两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目前的政局不稳作比较，指出症结在于制度，唯有封建子弟并依各地需要实施分权治理，才能解决当前问题。淳于越更直接指责主流派的官僚体系不正视问题，一味媚主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
秦始皇也深知问题的确严重，乃将淳于越恢复封建制度的提案，交付廷议讨论。
对这件事最受不了的便是主持廷议的左丞相李斯，当年他反对封建制度，强力主张郡县体制和中央集权。如果接受淳于越建议，便等于承认自己错误，不但颜面有损，自己的地位、权势都有可能大幅度削弱。
因此，李斯立刻展开严厉反击，他向秦始皇表示，制度没有所谓的好坏，最主要在是否合乎时代环境的需要。秦国目前的体制，在当代是最为理想的，因此更需要贯彻到底以竟全功。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百姓）。”
他直接攻击其政敌，当今法令不行，问题重重，主要便是大家都以私心来批评执政当局。因此要提高效率推动政务，便要设法压制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使公权力可以完全贯彻。他指出：
“古时候天下散乱，缺乏固定标准，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制度，因此研究学问的人，也喜欢以古讽今，以华美的论调来扰乱实际的治理……。如今皇上已并有天下，世间黑白分明定于一尊，如果私人为学再像以前一样的混歧，则政府命令一下，各学派争相议论，以批评皇上来提高虚名，以不同意见来显现自己高人一等，率领着学生批评政府，这样子皇上的权威必遭到破坏，朝廷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党争……。”
为了避免学者以古非今，造成公权力损害，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了。
因此，李斯提出了他的构想：
“除了史官保存的，秦纪以外的历史全应烧毁，不是任博士官者，藏有诗书及诸子百家的，全加以烧毁。有随便谈颂诗书内容的，处死。以古非今者全家抄斩。官吏知道却不检举者视为同罪。此焚书令下30日内不烧书者，处以黥刑并发为奴隶。不必烧毁的只限于医药、卜筮、种树等书。若有想学习法令者，必须以吏为师。……”
商鞅以来的秦国政策，是以中央集权来集结各种力量，使秦国国力迅速增强，进而能统一天下。但统一后的秦皇室却因幅员过大，环境太复杂，丧失了执行政策的掌握力，进而造成统制上的无效和混乱。
但是当事者的秦始皇和李斯，虽感到问题的压力，却看不到问题的核心。以焚书政策来作思想的统一，已充分显示秦国当权者无力反应当时的环境，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秦帝国崩溃的危机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报复儒生，衍生坑儒大悲剧
淳于越的建议，原想让秦始皇放弃过于严厉的法治而以封建制度来解决各地区问题，特别是组织结构一向复杂的齐地。但想不到却换来了更严重的思想统制——焚书。
由于新法令非常严厉，再也没有儒生敢以身试法，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只好把不满的情绪转入地下活动，却反而使这股批评力量传播得更快。秦始皇和儒生的关系，也因这件事迅速恶化。
始皇35年，为突显秦始皇在皇室中的地位，决定在阿房宫加建“始皇登天台”。由于此事与宗教有关，始皇乃再度要求候公和卢生为其工作。
卢生等在求取仙药上绩效不佳，为害怕始皇追究，乃趁机先提出他们的建议：
“臣等为皇上求取灵芝仙药而屡次不获，是因皇廷内部有不良因素之所致……。为人主者应隐蔽自己的行为以避恶神，能避开恶神，仙人才肯到来。人主所居所行，臣下都很清楚，便会有碍神明降临意愿……因此，希望皇上日常所居及言行切勿随便为人所知，然后不死的仙药才能顺利获得。”
经过7、8年密切相处，卢生等人的确相当能掌握秦始皇的心理。对一向缺乏安全感又好疑的皇帝，最害怕的便是别人窥视他私底下的言行。卢生这些话，秦始皇不见得相信，但正好让他有足够理由来刻意掩饰其私下的言行。
没多久，有天秦始皇在新建成的梁山宫山上，看到宰相李斯的车骑阵容庞大，心中十分不满，便作了几句埋怨。侍从人员便将此事告诉李斯，李斯立刻减少跟随车骑。想不到秦始皇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表示有人泄露其私下言行，便将当时在场的太监及侍从人员全部处死。虽然这件事所牵连的大多是嬖人而已，但所有的重臣和近臣都因而大感不安，再也不敢过分的亲近秦始皇了。
最感到害怕的，却是始作涌者的卢生，他和始皇间秘密的事情最多，万一哪天有所泄露，就准死无疑了。因此他和诸儒生相为谋道：
“始皇天性刚愎自用，并吞诸侯取得天下后，更是意得欲从，自以为功业冠古今。他重用狱吏及执法人员，虽有博士70人，备位而已。丞相等大臣也仅接受命令，一切以皇命为主。
“始皇喜欢以刑杀为威，天下人因为害怕犯罪，更想保持禄位，根本不敢真正尽忠。他从未听过批评，所以日益骄傲，下面的人只好以欺瞒掩饰来取得皇上欢心……天下事大小均取决于上，皇上每天处理公事以石（120公斤）计算，日夜不得休息，贪图权势如此，是不可能帮助他求得仙药的……。”
这虽仅是卢生逃避责任的借口，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秦始皇到了晚年，由于受卢生等方士的影响，变得非常孤独；加上工作量庞大，日夜不得休息，更使他成了紧张而神经质的人。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会作出怎么样的事情，其实已很难预料的了。
卢生这段话，自然很快在儒生及方士间传开，很多人更表示，连最亲密的战友卢生都跑了，始皇帝的确已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当这话传入秦始皇耳朵时，他暴怒了，立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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