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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76-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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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了。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憔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致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些？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众护士：周总理的最后岁月（3）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咽，“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锁。但他始终不肯哼出一声。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是怕我们看到他的样子而难受。他的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然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迸出一丝火花，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戎马生涯……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到年底，周恩来又做了一次大手术。
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
三
这次手术后，医生发现再也无力挽救了。
叶剑英元帅白天黑夜地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此前，自周恩来病重后，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要来请求汇报。开始，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3个小时。经月之后，谈话减到了两小时。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叶剑英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从听到的只言片语，我们知道叶剑英是在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副主席、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地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于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叶帅不可能天天守在周恩来身边，我和小高轮流值班守候。每时每刻都有一个守在总理身边，随时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什么。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应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河水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朦黯淡，时而闪灼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挨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巨痛的浪潮……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不愿露声色，也许是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那么，为什么又绝不肯再理发刮胡子？他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啊……终于，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不肯让别人分担痛苦。
众护士：周总理的最后岁月（4）
那天，他从昏迷中醒来。我们劝道：“总理，叫朱师傅来给你理理发吧？”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在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立刻夺眶而出。
我们的总理，从卧床不起后，再没有理发、刮胡子，就为了不叫朱师傅难过。他变得那
么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往日的风采再也寻找不回来；他的头发蓬长；胡子青灰，长有一寸；眼窝深陷，肤色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我们也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来看望过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只能在床脚立住远远望一眼，望一眼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便汹涌而出。有的女同志踉踉跄跄往外走，没出大厅便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不见想得要死，见了痛得要死。她们心碎了，她们哭晕了。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脚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浮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那天，周恩来又醒来，用细微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询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他在出汗，可是他还想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有过分的痛苦表情。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哼一哼，哼一哼可以减轻痛苦。他始终不出声。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样子，却终于没有做出。他好容易透过一口气，喘息未定，也许发现我们在流泪，也许发现自己握住医生的手表现出了痛苦的失态，他忽然以惊人的意志力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我心痛欲裂，却又不敢任泪水狂流。“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他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房都能觉察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他至死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1976年1月8日晨8点左右，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们的总理。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在正常年月里，他一天可以睡到4个小时；近10年中，由于天下大乱，他一般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你只须在周恩来身边呆一呆，便一切都明白了。
“老张！老张！”我躺下不到一小时，小高旋风似的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胁旁，声音随着目光一道颤抖，“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我像挨电打一样，从瘫软中一跃而起，赶忙往下跑。
片刻之后，我稍稍定一下神，看到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那里显示着周恩来跳动的脉搏。
终于，我开始慌了，那脉搏越来越弱，我心里那团火也越燃越小，后来几乎要化作一缕游烟……我受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像在抓着一个最伟大最美好的生命，生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把那生命拖回来呀！“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发凉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温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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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的日常收支
高振普
周恩来总理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众护士：周总理的最后岁月（5）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周恩来卫士的回忆）
朱敏：爹爹临终惦念生产（1）
朱敏
朱敏，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的女儿，1940年12月14岁时辗转赴延安回到父亲身边，后到苏联到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学习，亲历了残酷的苏联卫国战争，被德寇抓进集中营。电影《红樱桃》主人公的原型即为朱敏。
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敏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朱德》中，朱敏写到爹爹1976年7月6日去世前怀念战友周恩来、抱病读新译本《共产党宣言》、拉着李先念的手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本文即摘自该书。
1976年7月6日，爹爹走完了90个寒暑春秋，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周恩来住院时，爹爹去看望了几次，看见周恩来还在医院里会见外宾，虽然瘦，但精神还好，没有过多地担忧。没有想到很快就传来病危的消息。
其实爹爹并不知道，每次周恩来伯伯见爹爹都是有备而见。有一次，爹爹接到周恩来秘书的电话，说总理很想看看朱老总，可否安排来一次。爹爹当然也十分想去看看他的老战友啦！可是，周恩来伯伯怕爹爹看见自己的病态会难过，事先特意换上中山装，将病号服压在枕头底下。周恩来伯伯又怕见面时间长了影响爹爹吃饭，便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下午5点半，一定要让老总回家，他有糖尿病，不能影响他按时吃晚饭。
1975年7月11日，周恩来伯伯已经知道自己病情可能拖不了多久，又一次提出见爹爹的要求。这一次，周恩来伯伯依然是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与他们50多年前相处一样，充满了真挚和信任。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爹爹不知道这是自己亲密战友在向他诀别，他期待周恩来好起来。临别时爹爹说：“下次我来看你，你一定要好起来！”周恩来伯伯一直站在门厅口，目送爹爹的汽车驶出视线才转身回病房。
这之后，爹爹再没有看见周恩来，也不知他的病情怎样了，直到得到周恩来病危的通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个传达不幸消息的电话是康克清妈妈接的。她没有一下子告诉爹爹，她知道爹爹和周恩来相识相知半个多世纪，感情很深，而且周恩来比爹爹年轻10多岁，一下子挑明了，怕爹爹经不住打击。到了第二天，离老帅向总理遗体告别还剩下一天时间，妈妈故意将话题转移到总理的病情上，然后一点一点地深入，爹爹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唯物主义的态度，知道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人难免一死。
妈妈一见，以为爹爹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便将总理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爹爹。爹爹立即站立起来，紧张地问：“什么时候……走的？”
“昨天上午……8点……”
爹爹扑通跌坐在藤椅里，两眼直直的。
妈妈一见好害怕，连忙推爹爹，喊：“老总，老总，你没有事吧？”
这时，爹爹已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妈妈知道爹爹心里难过，流流眼泪比憋在心里强，就没有安慰爹爹，让他痛快地哭一场。爹爹哭声越来越大，最后放声大哭。他的哭声使身边已经知道这一噩耗的工作人员，再也憋不住内心的悲伤了，跟着在外头房间也哭泣了起来。已经懂事的孙子，也哭着奔到爷爷面前，祖孙抱头痛哭……
第二天，爹爹到北京医院吊唁厅向周恩来遗体最后告别。
爹爹从出门上车就开始流泪，等到了吊唁厅走到总理身边，他已经泣不成声。他双腿颤巍，但还是并拢双腿，以军人的姿势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这是爹爹生前最后一个军礼！
开追悼会那天，爹爹本来是要去的，但连日的悲伤，影响了他的身体。那天上午，爹爹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爹爹伤心地拍打着自己的腿，好像是对自己说，又好像是对周恩来的亡灵说：“恩来，你先走一步了，放心去吧……”爹爹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听清楚。但是半年后，爹爹也走了。
我想，是不是他们在预约相见的时间？
总理去世后，爹爹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拼命地工作。他那时已经90高龄，我们晚辈劝也劝不住，他就是要去工作！
我做了个简单统计，爹爹从1976年2月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5个月中，共会见外宾l8次，找人谈话三次，其中最后一次和中央党校教授成仿吾谈话，是他亲自去党校看望这位老学者的。当时，身边工作人员说：老总，您的年纪这么大了，还是把他接来吧。
爹爹不肯。
“为什么让人家来看我呢？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大，还是我去看他吧！”
成仿吾教授从1975年初，根据中央批准，开始对马恩著作的中文译本进行校正，首先对他自己1938年从德文译出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校正工作（该译本曾经有人根据俄文修改过，这次根据1948年的德文原本，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进行了校正），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在各方面的协助下，《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终于出版了。
朱敏：爹爹临终惦念生产（2）
1976年的5月l8日，他把新译的《宣言》送给爹爹。爹爹大概l9日收到，20日就看了一遍。爹爹很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号字的他自己留下看，小号字的由秘书念给他听。21日的早晨，爹爹就按时来到成仿吾教授的宿舍。一阵寒暄过后，他们立刻把话题转到《宣言》的新译本上面来。
爹爹说：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做好这个工作也有世界意义。他并且说这个新译
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若是不好懂，他是不能一口气看下去的。爹爹还说，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一定要有好译本。
爹爹强调指出，这是根本性的工作，因为这部经典著作讲的都是一些根本问题，如阶级斗争问题、民族与国家问题、家庭与妇女问题等等，都讲得很清楚。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
接着，爹爹还详细向成仿吾教授了解他有多少个助手，这个新译本花了多长时间。他指示还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并说，这个工作很重要。爹爹对他说，他要把这里当个“点”，他要时常来。
在临别前，他希望成仿吾教授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要他保重身体，并深情地说，我们队伍中老同志不多了。
最后，成仿吾教授陪他坐车环绕校园看了一下，他们才握手分别。没想到这是爹爹的最后一次视察活动。
6月21日，爹爹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不知什么原因，礼宾司临时改变会见时间，又没有通知他，使得爹爹在有空调的房间等待很长时间，等会见完，爹爹感到身体不舒服。回到家，就发烧。妈妈让他去医院看看，爹爹说，不碍事，可能冷气吹多了，感冒了。可是到了25日，爹爹高烧还是不退，医生来家里看过后，建议立即住院，爹爹还是不肯，说明天还有一个会见外宾的事项。大家见拗不过爹爹，只好按他的意见，在家吃药治疗。妈妈那天照样去上班了。妈妈在办公室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爹爹病情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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