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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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掠之风在废城刮起，惩罚的枪声不断响起

我在站前街拍照时，周围一些人在斜楞着眼睛盯着我并议论说：“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思照相！”“这个人是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再照把照相机给他砸了！”

由于天气炎热，我没有穿军装，受灾群众不了解我的身份，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在一般人眼里，照相这玩意儿，只能在节假日和喜庆的时候才派上用场，而绝不会在大灾大难、家毁人亡的时刻拿出它来。我要想坚持拍下去，只能改变“明目张胆”的拍摄方法，采取隐蔽措施，趁人不备，快速抢拍，有时是偷偷地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拍完后即刻把相机装进一个随身带的黑塑料包里。

但是这个塑料包还是招来不少麻烦，很多伤者见我背着包，都以为我是大夫，不时向我伸出手来哀求：“好大夫，给点止疼药吧！”他们求药，不是因头疼脑热，而是高位截瘫、腰椎损伤、骨盆断裂等重伤。

大伏天，酷暑热浪无情地袭击着“死亡之城”。街区道路的严重破坏和阻塞，使救援车辆开到市区边沿却开不进城里，因而使救灾工作严重受阻，灾民得不到粮食和饮水，重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停在路旁的尸体也无法运走。头两天见到的尸体，僵直、呈蜡黄色，后来变得臃肿，呈酱紫色，从被子里往外流黑水，凡是停尸的地方到处流淌着一滩滩的血水，散发着一股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尸体上和血水中爬满了一群群绿头苍蝇，行人经过时，便轰起一片“嗡嗡”作响的苍蝇。废墟中尚有大批尸体没有挖出来，同样散发着尸臭味，使得唐山市区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人们不得不将口罩、湿毛巾捂在嘴上。在废墟旁，铁路边，在市区通往机场3。5公里的道路两侧以及机场跑道北端，堆起了无数座坟墓，多数坟堆前都插着木牌，上面写着被埋葬者的姓名和年龄。

站前街马路上，架有高音大喇叭的广播车缓缓穿过人群，女播音员提高调门朗诵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反复播送着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告，大意是，“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全体市民要保持镇静，提高警惕，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擅自进入工厂、矿山、银行、粮店、仓库、商店等地方，严禁抢劫，违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人们刚刚挣脱了死亡的羁绊，伤口尚在淌血之时，一股抢掠之风在废城刮起。这股罪恶之风是任何善良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令人极为痛心。

地震当初，一些人把本不属于自己的衣物、食品拿来遮体充饥，似乎还在情理之中。然而，一些利欲熏心的人贪婪地把肮脏的手伸向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在路北区，我见到一个防震棚，全部材料用整匹黑白条的长毛绒覆盖着；有些人扛着整箱的香皂、牙膏、五金工具等，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我在经过靠近铁路的一个百货商店时，见到门脸儿的玻璃窗都已支离破碎，里面陈列的各色商品已荡然无存。

郊区的一些人，他们开着拖拉机、赶着小驴车，更多的是骑着自行车，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市区涌来。他们在废墟上掘地三尺，无情地掠夺无辜者的财物，遇难者的尸体也逃不过这些人的搜刮。

在这抵御天灾的非常时期，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令人悲哀，因为它严重地剥蚀和残害着善良人们的心灵。当公安人员和民兵警觉地发现抢掠者的犯罪行径时，他们从瓦砾中爬起来履行职责，废墟上空响起了枪声。枪声从不同方向传来，在告诫那些梦想发“国难财”的抢劫者。

唐山机场成了荒漠中的绿洲

7月28日下午6点40分，我正在帐篷里整理照相器材，突然，地面猛烈颠簸，发出隆隆响声，帐篷呼啦呼啦地摇晃起来。我已无力控制自己的行动，死死把相机搂在怀里。我知道这是一次较大的余震，不知几十万灾民是怎样挨过这暴风雨之夜的，又想到北京的妻子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不知安身在什么地方。唉，现在顾不了这些了！

　

　　

　　

唐禹民：唐山大地震空军摄影师见闻（3）
　
唐山机场饮用水告急，由于地震引起地下水下降，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是糨糊糊的黄泥汤，只好把泥汤灌到水壶里，沉淀后再喝。机场北头有从全国各地空运来的堆积如山的各类食品，谁也不去动，依然嚼着分配给自己的难以下咽的那份压缩饼干。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那些食品的分量。

地震发生后的头三天，是唐山市灾后最为严重的时刻。饥渴、伤病无情地袭击着人们。　
　
　
“去飞机场，找解放军。”人们在危难时刻总是首先想到人民子弟兵。

灾民们把唐山机场视为荒漠中的绿洲。人们扶老携幼，用平板车拉着伤员，用自行车驮着老人和儿童，更多的人则是挑担挎篮，步履艰难地，潮水般地涌向绿洲——唐山机场。

机场的营房及四周草坪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灾民，人们为横躺竖卧的受伤者架起塑料棚，以避风雨和日晒。战士们架起了几口大锅不分昼夜地熬着米粥，饥渴的人们排着长队在粥锅旁耐心地等待着。机场唯一的水源是一池发绿了的游泳池的水。果园里，七月的青苹果如核桃大小，已被“扫荡”一空。几辆开往市区的卡车，从机场还未开出去，就被饥饿的人群拦住，爬上车强行搬运着食品，押车的战士上前劝阻，没人理睬，只顾往车下扔着一包包的饼干，战士们也无可奈何。

从全国各地调集的一万多名医务人员组成的200多个医疗队，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展开抢救工作。在机场营房的周围逐渐出现医疗队架起的顶顶帐篷，帐篷旁插着白色的红十字旗，标牌上写着：解放军总院、空军总院、上海六院……伤者在亲人的护送下，在医疗队的帐篷外边排起了长队，而且越排越长。重伤者不时发出刺心的惨叫声……

手术帐篷里，医务人员如同处在战争状态下，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做着医院里都少见的大手术。照明用的是汽灯，消毒用的是游泳池里的水……尽管广大医务人员怀有对灾区人民极端负责、极端热忱的革命精神，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仍不能挽救众多人的生命。几十具尸体停放在不远的草坪上，作为医生，他们深感痛心和惋惜。

手术帐篷外的土坑里，在血染的药棉和纱布中，堆积着截肢下来的、鲜血淋淋的胳膊、大腿、手掌……几天来我见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尸体，我没感到恐惧，然而，看到这些从活人身上截下来的残肢烂肉，顿时觉得惨不忍睹，甚至不忍心把镜头对向那里，希望它从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停放尸体的草坪上，大部分死者被装进了深灰色的装尸塑料袋里，一少部分则用棉被裹着。

遭受重创的唐山机场，此时已难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唐山由此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经国务院批准，唐山自7月30日开始了一场向全国范围内转移伤员的壮举。此时大批飞机、列车、汽车从各地陆续调往灾区。作为空中大通道的唐山机场，马达轰鸣，各种飞机呼啸着像穿梭一般，时起时落，出现了空前的繁忙景象。飞来的飞机卸下满载的救灾物资，飞走的飞机满载着负伤的兄弟姊妹。在停机坪上，可以见到十几种机型的飞机。所有飞机舱内的座椅已全部拆除，舱内地面上铺满了塑料布，伤者一个挨一个躺着，很多人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单位、姓名和年龄。一架大型飞机可载一百五六十人，小型机载几十人不等。两天后，运送伤员的秩序有明显好转。

在人流中，两个满头大汗的中年人用门板抬来一位老人，急着要上飞机。问及诊断书，小伙子说：“没有诊断书，行行好救救我爸爸吧，他快不行了！”医生上前撩开被子一看，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脸色苍白，瘦骨嶙峋，喘息细微，已处于昏迷状态，瞳孔已开始散大。医生说，老人已不行了，如果上了飞机，到不了目的地，人就会死的，还是抢运那些能够活下来的人吧。两个中年人无可奈何地把老人抬到一旁，趴在老人身上大哭起来。

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问：“北京怎么样？”

指挥部安排了大批直升机到交通不便的边远郊区，专门运送受伤的农民兄弟。我曾随机去开平、古冶等地采访。一次，我随乘中国民航806号直升机飞往东北方向。飞机在村庄上空盘旋一圈后，在一个高高的土岗上徐徐降落。土岗下不远处一个不大的村落，房屋已变成一堆堆黄土。村子旁用新土堆起来的几十个坟头。

飞机停稳后，社员们一齐拥向土岗，将重伤员用门板抬入机舱。大多数伤者是骨盆、脊椎砸伤，不能坐立。舱内机务人员把伤员排列好，最大限度载入8人。关好舱门，马达隆隆旋翼飞速旋转，机身垂直拔起。借助舷窗向下看，土岗上又一次卷起黄尘，社员们迎着风沙，仰望着飞机，泪流满面，手握着毛主席语录本不断高呼口号。我听不见喊什么，不外乎“毛主席万岁！”“感谢亲人解放军！”等口号。

　

　　

　　

唐禹民：唐山大地震空军摄影师见闻（4）
　
我挤在机舱的尾部的一个角落里，扫视着所有的伤员，发现在邻近的门板上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泪水洗面，抽泣不止，我赶忙俯身问他：“哪儿不舒服？”

“……”他摇了摇头。

“那你哭什么？”

　
　
　
“解放军同志，您能去北京吗？”

“能。”

“您到北京时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捎个话，就说我们唐山农民感谢他老人家，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你的心愿我一定带到北京去。”

“我爱人被砸死了，我的腰椎砸伤了，下肢不能动弹。那是我五岁的儿子，脑袋也受伤了。”他抬手指着一个军人怀里抱着的孩子，孩子头上缠着绷带，眼泪汪汪，紧锁着眉头。

“我们一家人在地底下埋了大半天，多亏了解放军来到村里，才救出我们，要不然全没命了。听说毛主席派飞机来接我们去治伤，很多人都哭了。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这是一个普通农民掏心窝子的话。

强烈地震后的唐山，不论是在机场、矿山，还是街头、路边，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刚刚脱险的人们急切地询问：“北京怎么样？”唐山人民始终牵挂着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人民。

扒运尸体的战士们身上长了毒疮

当我8月6日再次返回唐山时，抗震救灾工作已开始步入轨道。

各路救灾大军陆续进入市区，由于道路得到了迅速清理和疏通，大批运送救灾物资的汽车开进街市。来自各省、市的医疗队，乘着大卡车，车上插着红十字旗，不时驶过街面，帐篷里、马路旁边成了救死扶伤的场所。食品车、水罐车停在路旁，市民们提着各种容器有序地排着队，解放军战士们用木料和油毡为灾民搭建临时防震棚，以避日晒和风雨；军队大型吊装车辆分布在各主要街道，在废墟上不停地吊起残裂的水泥柱和楼板。

唐山震区附近的230公里铁路线遭到严重破坏。经过广大铁路工人和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短短10天的奋力抢修，北京至山海关路段于8月7日下午7时40分修复通车。

人们这时似乎可以松口气了。

不。

又一吞没生灵的猛兽——瘟疫，在不知不觉之中向唐山袭来，将唐山再次推入不亚于大地震的苦痛之中。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唐山出现的疫情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灾难都要可怕。

酷暑。

24万具尸体。

城市生命管线中断。

粪便、污染物堆积，蚊蝇肆虐。

……

人们都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活下来的幸存者和10万救灾大军，很可能被这第二冲击波——瘟疫击垮，使唐山再次陷入绝境。

我再次到市区时，如火的骄阳悬在头顶，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尸臭和焦土味，战士们都戴上了防毒口罩，几乎所有人都用口罩、毛巾堵在鼻子和嘴上。马路旁、废墟上，特别是在那些有人居住的防震棚的四周，遍布着粪便和垃圾，走到哪儿都能听到成群的绿头苍蝇轰起的“嗡嗡”声。

远离市区的机场也受到了瘟疫的严重威胁。机场生活区用席子临时搭起的厕所里，爬满了一层苍蝇，便坑里多是带脓带血的稀屎……黄连素、痢特灵成了紧缺药物。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直线上升。

又一场战斗打响了。

中央从全国调集了21个防疫工作队，共1300人开赴灾区，他们身背喷雾器，走街串巷进行消毒，为病员送医送药。军队调来了防化车，缓缓驶在主要街道上，向道路两旁喷洒着雾状消毒药液。机场南头停着四架土黄色的运五飞机，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忙碌着，一架架轮番起飞，低空掠过市区，消毒药液化作迷雾洒向废墟。

24万在高温下极度腐败的尸体，变成了灾区最大的污染源。挖尸、运尸、埋尸的艰巨重任落到了人民军队的肩上。震后的头几天，部队是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进行挖尸工作的。后来尽管装备了一些防毒器械，许多战士仍未能避开疫病的侵袭，他们从楼板底下已抬不出完整的尸体，只能将死者一只胳膊、一条大腿地往外掏，支离破碎的尸体，淌着黑褐色的血水，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味。很多战士身上长毒疮，顺着疮口流着黄水，拉痢疾，一天跑几十次厕所……为了人民的利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年轻战士，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战斗着。

由于防疫工作及时有力，全体军民抵住了瘟疫的袭击，灾区安然度过了灾后的传染病暴发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8月12日，在唐山的采访告一段落，我从唐山飞回北京，在空中透过飞机舷窗下的废墟，我仿佛看到了唐山的明天。旧的唐山毁灭了，但唐山人还在，有唐山人和全国的支援，新唐山一定会崛起……

　

　　

　　

唐禹民：唐山大地震空军摄影师见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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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地震：震前准确预测遭冷遇

全国强

　
　
　
“震撼世界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唐山作家张庆洲经过长时间调查，向世人披露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地震前，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张庆洲援引1986年《地震报》统计数据说，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就达85个。

“各种异常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光监测地震用的微安表就不知道烧了多少块。”张庆洲说。据他调查，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

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

那晚耿庆国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

“可到了21日，国家地震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也高度关注着华北震情的发展。汪成民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预测。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领导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内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无一人死亡。

　

　　

　　

韦君宜：想当青天大老爷，难！（1）
　
韦君宜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投身“一二·九”运动，并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从事新闻宣传及青年工作，解放初期曾在共青团中央、北京市委担任宣传部长和市文委主任。195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曾任《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著有长篇回忆录《思痛录》，长篇小说《母与子》、《露沙　
　
　
的路》，中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女人集》，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梦》、《我对年轻人说》等近200万字的作品。本文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思痛录》。

“四人帮”垮台了，十年的黑暗结束了。

严冬过去，寒风不再吹了，最后终于吹来了温暖的风，吹开了夭桃秾李。群众为了这迟到的春天，在天安门前拍手欢歌，中国有救了。

多么好啊！青年说：把十年来的不公平、冤狱，把拿人不当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下子清除吧。中年知识分子说：把解放以来，1957年以后，把人不当人的规章都解除掉，让人们真的解放吧。还有人则想得更多更远：我们这个辛苦创建，身上还带着不少旧痕的国家，要彻底变革，行吗……

人们一面欢呼歌舞，一面没有从前那么天真、容易放心了。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碰见的第一件别扭的事，是诗人郭小川之死。

小川之死这件事本身还查不清楚——他好好地睡在招待所被窝里，怎么会被自己抽剩的香烟头点着了自身而活活烧死？——只说我们这些刚刚得到“解放”消息，还没有“安排”的文艺界朋友，听到了无不惊讶，痛心。应该追悼他呀！可是这时候，既没有作家协会，也没有任何文艺团体（除了那些样板团）出面来召集追悼会，奔走来奔走去都不成。后来听说办成了，凭通知到八宝山入场。我收到这么一张油印的小条，问我们社其他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不知道。开会头一天，我接到冯牧一个电话，说：“人家通知的范围非常小，只好这样，咱们分别口头通知大家，你也通知一些人吧。”我说好。于是见人便讲，动员了一车。赶到八宝山一看，满满地站着一院子人。不管是作家还是名人，全都站在院子里，我忙挤进里边休息室去看，才知原来只开了一间第六休息室（按八宝山的规矩，一般要开六、七、八三间，给吊客休息，规格再高点的，增开一、二、三三间）。今天如此，吊客只好都站在院子里，在悲哀之上又加了气愤。

我听见站着的吊客们窃窃私议，今天的规格不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