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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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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不敢 鸣放，我怕提了意见，老×会打击报复。”×××本人当时也头脑“发热”。上夜班在总编 室随便议论时，竟说：“咱们国家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了算，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议会制，参 众两院，各说各的，要多数人赞成才算数，我看人家还是讲民主。”杜绍宇在和景超闲谈中 把这些话告诉了景超，景超随口就丢了一句：“×××这不是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嘛！”
反右开始后，总编室的斗争对象是杜绍宇、杜博智。开头，杜绍宇自己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当杜绍宇被追问到与景超的交往时，×××敏感地意识到从杜绍宇身上也许可以找到 攻破景超的突破口，就口气和缓地说：“我知道你这个人心里也没啥，你嘴里一滑，随便啥 话就都说出来了，王景超那个人，和你有本质上的不同，你要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和王景 超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你自己到底有些啥问题，我还不清楚吗？”这些话使杜绍宇真以 为自己没啥问题了，开始，他还把这些话告诉景超。随着对他的批斗继续升温，火力不断加 强，情况便有了变化。景超在被迫交代同杜绍宇的关系时，写了经杜绍宇之口所说的××× 对西方国家议会制的议论。按当时的标准，仅此一句，×××就足够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了 ，这是把矛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而且，×××在值 夜班时随意散布的“右派”言行还不止此。但，无人对此进行任何追究，滑稽的是×××一 直还充当了报社反右斗争的急先锋。1990年，我为别的事找过×××，此时的×××倒也说 了实话：“在报社反右派斗争中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年，×××仅仅出于保护 自己的目的，也非把景超打倒不可，而且认为仅仅打倒景 超还不够，只有使我也闭住了嘴，他那些右派言行才会无人再提起，或提起也不起作用。经 过软硬兼施，诱供逼供，画框框，定调子，硬是逼迫杜绍宇扯出了个“黑社”，他才心满意 足。甘肃日报社有名的右派集团“黑社”，不是由文化部揭露出来，而是首先在总编室发难 ，然后波及到文化部（文化部共揪出三个“黑社”成员）及甘肃农民报（我一人）。×××作 为总编室主任、编委委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自明。我们在当时挨整似乎也属正常， 但3年后其血淋淋的后果却是谁也不曾料到的。×××会因此而内疚吗？
后来，杜绍宇意识到扯出“黑社”对自己只是加重了问题的性质，又推翻原来的交代，不承 认“黑社”。但此时此案已报省委，在《甘肃日报》上已公开披露予以批判，泼出的水已收 不回了。杜绍宇推翻原来揭发交代的“罪行”，属于态度恶劣不老实之列，最后落了个仅次 于景超的处分：取消工资，监督劳动。他原本打算自谋出路，所以没有和我们同行。后来又 改变了主意，所以，过了两个多月才姗姗而来。
汪志英，甘肃渭源人，是个地下党员。他在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形势下 ，就《甘肃日报》的新闻报道、专栏设置、编辑人员的使用及上下班制度等方面写了个《意 见书》交编委会。他到报社时间不长，写成后，让文化部的有些人看了一下。景超当时在文 化部受到大家瞩目，是有一定影响的人，汪志英就一定要景超帮他修改。在难以推辞的情况 下，景超勉强帮他改了一下，为了节省他搞创作的时间，还让我代抄了几页。但汪志英向编 委会交的东西，又经他本人改过并重新抄写，景超再未过目。鸣放时，汪志英的《意见书》 交到编委会已几个月，汪志英因《意见书》受到编委会的冷落，在开会时曾发言表示不满。 反右斗争开始后，压在编委会办公室抽屉里的《意见书》，从反右斗争的角度重新加以审查 ，并打印出来供全社职工讨论，从而被确认为“黑社”的黑纲领。汪志英被迫交代写《意见 书》的经过。汪志英做梦也想不到，近半年前的一纸《意见书》，会成为反右期间凭空冒出 来的“黑社”的黑纲领。景超更是有苦难言。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批斗汪志英时，汪志英显 然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而在批斗自己由汪志英出面作证时，汪志英又变成了由景超任意摆 弄的十足的白痴。唉，唉，那个时候，哪个右派分子又不是被任意摆布的可怜虫。
汪志英倒是有些先见之明，宣布处分之后，他就不准备来农场劳动，而且把户口转到了当时 还很荒凉的兰州市西固区，打算另谋出路。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妇女干部得知他是右派分子 后常找他的麻烦，使他难以安身，逼得他不得不也到农场来，所以比我们晚来几个月。“黑社”的另一成员牛华生，宁夏人，回族。1954年宁夏省同甘肃省合并，原《宁 夏日报》总编辑张源来《甘肃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带过来几个人，牛华生是其中之一。牛 华生是回族中的进步分子，他曾是《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在《大公报》上曾著文指名道姓 地大骂蒋介石。鸣放期间，牛华生的著名“言论”是写了一副对联，对两位担任中层领导的 党员表现了不满，对联原文是：“萧俊德德不俊何为俊德，杜修文文不修怎称修文”，并征 求横额。当即有梁军欣然命笔，加了“唯资而已”四个字。梁军后来也未能逃脱右派分子的 厄运，只是比我们晚了一年，所以未来安西。牛华生的另一张大字报，是对报社为高干们修 的新宿舍楼有些看法，同他们所住的平房作了比较，题为：《高干楼、低干院》。景超同牛 华生无其他瓜葛，在当右派之前，我和牛华生从未说过一句话。牛华生只是因为也看过汪志 英的《意见书》而成为“黑社”的一名成员。最初，牛华生听说杜绍宇交代出了个“黑社” 时，曾在文化部的办公室里惊呼：“莫名其妙！”办公室里的十来个人全都默不作声。这突 如其来的信息乍一传开，使那些没有陷入右派泥坑的编辑们都感到难以置信，惊恐不安，所 以都谨慎地闭住了嘴。而当初惊呼“莫名其妙”的牛华生，到后来还是按照领导既定的意图 ，以“黑社”成员的罪名“认罪悔罪”。因为“认罪”态度好，问题也比较简单，对他的处 分最轻，只给了个行政降两级的处分。作为回民，他提出去农场劳动吃饭问题无法解决而留 在了报社印刷厂劳动。他在铸字车间干上了最重的活，每天把用过的铅字化为铅锭，一直干 了三四年。
我的这些难友们，个个都经历了残酷无情的批斗。残酷无情的批斗，使每个挨斗的右派分子 对共产党的意志不敢稍有违抗。参加批斗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党的意志的执行者。为了粉碎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们在斗争会上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穷追狠批，种种不堪入耳的詈 骂脱口而出。诸如：“耍死狗！”“背着牛头不认赃！”“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决心戴 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等等，等等，随时都会劈头盖脑地抛掷过来。挨斗的人不论内心 多么委屈，灵魂经受着怎样的凌迟，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并按照会上的要求“转变立 场”，痛骂自己思想反动，站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把自己的真知灼见，披肝沥胆向党提 过的宝贵意见和一些极平常的看法，通通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每个被认定为右派分子 的人都在这场残酷的闹剧中扮演了不幸的悲剧角色。像这样在同一个时间段里，由于同一个 虚设的原因，对55万多知识分子采取同样的手段，使55万多忠诚无辜的人经受灵魂的凌迟， 它不是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而是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国土上，人类 历史将如何评价它？“阳谋”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绝不仅仅是55万多无辜灵魂的沉沦。500万 知识分子中既然出现了55万多猖狂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那么，工人、农民呢？反右斗争的 余波也扩及到工厂、农村。报社的印刷厂就对轮转车间的陈培清进行了批斗，陈培清一定也 是有些出了“格”的言论。我曾听到厂部办公室里传出批斗陈培清的怒骂、叱喝声，其火力 绝不亚于对我等的批斗。陈培清站着交代“罪行”，其委靡状也绝不下于我等。不过，报社 还算严格按照当时的政策界限办事，对陈培清的批斗，只是进行“教育”，没给他戴什么帽 子。在其他地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下达以后，报社曾开全社大会让我们每个人自己表态，让 已被打得趴倒在地的反动派们再一次地表示认罪悔罪。然后，由领导上做出对我们每个人的 处分决定，上报省委宣传部批准。就在我们等待省委批复处分的时候，又通知我们到资 料室 帮助清理新华社发来的新闻图片。这些新闻图片因为无专人管理乱得一塌糊涂，有些有图片 ，无说明，一旦需要就无法使用。而我在清理中竟意外地发现了新华社的一则通知，通知说 ，今后对赵桂兰的新闻图片一律不得见报。赵桂兰何许人也，50年代的人都知道，她是东北 某工厂的年轻女工，一次她在抱着某种烈性炸药行走时，因妇科病突发出现晕眩，当时，她 完全可以把炸药扔远保护住自己，但是，她为了保护厂房没有扔出炸药，结果炸掉了自己的 一只手，这在全国曾极为轰动。赵桂兰治好伤后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当时有一 幅名画画的是中央领导人接见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的情景，赵桂兰就站在周恩来总理的身旁， 周总理的神态显出对赵桂兰十分疼爱关心的样子。而现在，根据通知赵桂兰的新闻图片一律 不得见报。我立即意识到赵桂兰也许是在鸣放中出了问题。从此，她永远地消失了。
杜绍宇、汪志英先后来到农场后，和我同在三大队，常见面。汪志英从来不提反右斗争期间 的事，守口如瓶。杜绍宇对于扯出“黑社”，在来农场前就一再说悔恨已晚，对于景超和我 都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和亲近，我们也不再说什么，一切也就逐渐释然了，毕竟，我们都落到 如此的处境，主要并不是他个人的原因。在地头演出时和他相遇，我们随意说笑几句，亲 切自然。
在邹士杰的示意下，我们还在三大队的伙房里，为炊事员们作即兴表演，为炊事员唱了几支 歌，其中有歌唱大跃进的歌，记得有两句歌词是：
“跃进哟嗬，跃进哟嗬，大跃进哟嗬！
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
炊事员们大受感动，以后我们去打饭就备受照顾。
此次夏收期间，我们未能去慰问演出的在全场只有四大队了。四大队是个年产六七十万斤小 麦的单位，夏收任务很重。全大队2/3的劳动力都是我的难友，夏收这一关，使他们也 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从收割、拉运、打碾到入仓，他们都承担了下来。我的难友中有许多人 在农村长大，从小有劳动习惯，也是劳动里手呢，有老工人的带领，他们样样都行，干得很 欢。这中间，也出过危险，如原高台县税务局的陈增荣，站在大车上装麦捆时，一只脚没站 稳，就曾一个倒栽葱栽下。安西县因为风沙大，旧式大车为了便于在沙窝里行走，车轮特别 高大，直径要一米七，陈增荣一个倒栽葱栽下时，一只脚踝夹在上面的木制车辐条里，鲜血 直流，头已掉到地上，头发被压在车轮下，动弹不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一起干活的 难友眼明手快，死死拉住了套车的大马，车纹丝未动，陈增荣才幸免于难。陈增荣在多年后 想起这件事仍觉有些后怕。有些没拿过镰刀的书生们，在割麦中间伤了手脚的也大有人在， 累得躺倒在地里便不再想爬起来的就更多了。
三大队在夏收结束后，立即组织100多精壮劳力去西湖收撞田（撞田：即在远处 的荒地里种上庄稼，不再管理，到收获季节再去收割，碰到气候条件适宜，就能有收获；撞 不上，也就无收获。）小麦。西湖在十工农场的正西方，距离五六十公里。 那里收割小麦的人住帐篷，因系抢收，劳动的时间也要长一些。场里安排组织劳动力的时候 ，就强调要派去身体健康的精壮劳动力，身体差的不能派。此时，原服务厅的会计韩冬柏， 解放前西北大学毕业，已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患肺结核。当他听到宣布的名单里有自己时 ，就向三大队的队长权志英提出，自己有病，请求不要派自己去西湖参加抢收。权志英当大 队人马去西湖后，对留下的韩冬柏就猛批一气，说：“你个右派，让你去西湖你不去，你还 想干啥？你今天就去翻地，一天翻三亩地，翻不完三亩地，不准你吃饭。”站在一旁的大队 统计高仲君听他这样猛批韩冬柏，心中有气，当面也不好说什么。韩冬柏和他原是一个单位 ，他知道韩冬柏是肺结核患者，如此不让吃饭翻地，他怕韩冬柏累倒在地里。到吃中午饭时 ，就将自己打来的两个馍送到地边让韩冬柏吃，并说：“一天翻三亩地，不要说人了，就是 套上牛犁地，一天也犁不了三亩，你慢慢干，能翻多少就翻多少，不要挣坏了身体。”这样 宽解了几句，韩冬柏才减轻了思想负担。
谁知，权志英知道高仲君送馍给韩冬柏吃，竟大发脾气，在队部批评高仲君说：“你的权也 太大了，你管得也太宽了，韩冬柏表现不好，我扣他的饭，你为啥要给他送馍！”高仲君也 火冒三丈，回嘴说：“韩冬柏没犯死罪，犯死罪就不会送农场来了。他是劳动改造来的，你 扣他的饭，不让他吃饭，他还怎么劳动？他是个病人累得躺倒了，你权队长先脱不了干系。 我是为你权队长好，才给他送的馍。”正争吵中间，吴玉璋场长来到了队部，听到他们的争 吵，就问高仲君：“你怎么知道他有病？”高仲君说：“我们是一个单位，他有肺结核，大 家都知道。”吴场长就对高仲君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高仲君跟着吴场长来到他的办公室，吴场长才语重心长地说：“你说韩冬柏没犯死罪，话也 太硬了些，权队长他怎么会接受？同样的意思，换一种说法，让他心平气和地听取你的意见 ，不是更好嘛。你和权队长相处中间，说话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
高仲君说：“权队长说我的权太大了，我有啥权？我就是给了他两个馍，这算啥权！”吴场长 回答：“中国的法律就没有不许给人吃饭的一条，权队长不让韩冬柏吃饭肯定不对，当然要 纠正。”
过后，吴场长又找权志英做工作，纠正了他的过激做法，让韩冬柏回到组里参加劳动去了。
自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 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宣布，中 国要在15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11 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首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吹响了“大跃 进”运动的号角。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 进”高潮。
我们一个个不明不白地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获罪，在受苦受难中连做梦都想着如何争取 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号召，在内心深处 谁也没想过可以打个问号，绝对地只是响应号召，绝对地只是跟着党走。这样，我们在劳 动改造期间又成为“总路线”、“大跃进”的热情宣传者。功欤？过欤？背着沉重的十字架， 埋头劳动改造的人，是根本不去考虑的。以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用自己的思维去想，也 无法把这些事情想清楚。反右斗争期间对“独立思考”大加挞伐，凡是曾经主张独立思考或 有过此等表现的人先后都遭了难。我们当了右派后的处世原则只能是进一步地唯命是从，“ 但求无过”，谁还有兴致对这些国家大事用自己的脑袋瓜儿再去思考一番？
景超在夹边沟挨饿常使我担忧，而此时的我还认为这只是出现在夹边沟农场的个别特殊的情 形。我尚无法得知，远在天涯海角富庶极了的海南岛，及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这一 年里竟已出现饿死人的事。“大跃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多么响亮而辉煌的口 号！但，辽阔苍茫的中国大地上的生灵们已有多少因而开始了痛苦的挣扎？悄无声息地埋在心 底的深沉呼号已通过生物电波震荡在中国的天宇，而且不断扩展！
第五章“瓜州”的瓜熟了
安西的太阳最温暖最壮丽最灿烂最辉煌最多情也最动人心魄！
我们初到农场每天在田野里劳动时，太阳温情脉脉地对每个人的注视，使我白皙的面孔很快 变得红扑扑，继而满面绛红，只是由于塑料眼镜框的遮挡，才在脸上部留下了几道白印印， 劳动的双手变得黑黑的，粗糙而有力。我和早两月来的书生们变得一模一样了。有时，田间 小 憩，我倒头便睡在地边，棉袄盖在身上，每当这种时刻，太阳便热烘烘地抚慰我，和我说着 悄悄话，送我在一半分钟之内进入梦乡。我睡得极安适、极快乐。也许，一觉只睡了十来分 钟，耳畔已响起组长的喊声：“起身了，干吧！”醒来的我浑身热热的，血脉的流动极畅达 ，每一个毛孔都是熨帖的。在此之前，我真不知道人世间短暂至十几分钟的睡眠竟会如此惬 意、如此幸福！设若太阳也像世人那样对我们另眼相看，我躺在冰冷坚硬的地头就不会有这 样的福气了。
天气渐热。太阳的光芒直射大地，无数金色的线穿透空气，丝丝作响进入大地，拔节猛长的 麦子长饱了籽粒，由青转黄，然后被收割个精光。光着上身挥动臂膀在田间劳作的书生们汗 水直流，晒成了黑人，脊背上的皮成片地蜕下来。书生们戏谑地说：“这是‘脱皮（胎）换骨 ’。”一次下工后，我曾从一个小伙子的背上撕下几张两寸见方的皮，问他：“疼不？”小 伙子笑笑说：“现在不疼，正晒的时候像针扎似的。”书生们对“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想 得很认真，一切都向劳动人民看齐，殊不知，烈日曝晒下的安西农民也从不光着脊梁劳动。
有一次，我伸展四肢躺在田间，眼望辽阔无际的蓝天，一轮红日当空，她望着我，我望着她 ，太阳好像俯身要和我单独说点什么，她面庞赤赧肥大，仿佛要听我诉说絮叨人世间亏欠我 的一切，沟通点什么，抠出我心里的痛楚，抚平我的创伤，让我宁静快乐。周遭几个正在 说话的人，水渠，田地，似乎都从身边渐渐隐去，明净深远的蓝天之下，就只有一个我，我 的脑际突然涌出李白“天地一腐儒”的诗句。记得有位中学同学曾拍了张照片，在浩渺无际 的穹隆之下，别的什么一概没有，只有她的上半身身影，她眼睛深邃明亮，不知对这个世界 正在思索些什么。她在照片后面就题写了“天地一腐儒”5个字。我觉得她的奇想是一种智 慧，很佩服她的聪明。可如今，我能说自己是个“腐儒”吗？我算是个什么样的“腐儒”哟 ，我不禁好笑，更觉得心酸。如果我有权把握自己，潇潇洒洒地活人，我真正属于我自己， 一切该有多好，但我分明不能够。
尽管我受苦不像景超在那边那样无法言说，不可名状，可我连一丁点儿的自由也没有啊。茫 茫尘世，苦海无边，我内心深处涌动着的只是寂寞孤独无奈，我渴望得到党的理解，重新回 到人民的怀抱，堂堂正正地做人，这一切却都无法向谁诉说。然而，此时此刻，挂在湛蓝天 空的太阳是属于我的，她依然亲热地俯身向我，对我说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热人肺腑的话 儿。太阳创造并给予了我热烘烘的氛围，温馨可人，我的头脸上渐渐渗出了汗珠，我独自个 儿咀嚼消融着连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的内心复杂激荡的一切。
有一次，我偶然来到了夏收后的田野。此时，地里已一片光净，只残留着尚未运走 散落各处的少量麦捆，地埂、渠边及未来及平整耕种的田边小块高地，都长起了半人深的芦 草。由绿色划分的土黄色方阵，伸展得很远很远，再远处，则是未开垦的荒野，更是一片苍 翠。极目望去，田边长满芦草的小小高地像是一片片丛林，远处无际的苍翠海子，不时涌起 阵阵波涛，闪着忽明忽暗的光波。已近黄昏，西坠的太阳大极了也红极了，涌动的苍翠波涛 倏忽间抹上了鲜明的火焰，太阳在火焰上跳跃滚动，灿烂无比，瑰丽无比！这落日的景观， 使我心头发热，觉得有许多话噎着，一下却又说不出来。刹那间，太空中似“”然有声， 跳动的红太阳忽然不见了，苍翠波涛上的火焰又烧了一阵，便也渐渐熄灭。荒野的风兀自忽 紧忽慢地吹着。
就在这时候，安西的瓜熟了。
安西旧称“瓜州”，因为地方荒僻，生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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